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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自然科学院:科学向愚昧低下了头

高浦棠 曾鹿平


  194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天刚麻麻亮,坐落在延安市南郊自然科学院内的自然科学馆黑黝黝地像一座小山似的耸立在院子中间,朦胧中颇有点虎踞龙盘的气势。烧水的老校工习惯地早早起了床,一边缠著黑粗布腰带,一边向科学馆旁边的水房走去。
  推开虚掩的房门,一个黑糊糊的人影映入了他的眼帘。老校工心里一阵欣喜,近来总有调皮的学生到水房偷热水,到供水时水常常不够供,弄得师生很有意见,老校工也很恼火,可又抓不住,今天他乐了。
  “我让你灰小子(陕北方言,意为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再偷水,尔格(陕北方言,意为现在,当下)你跑不了啦。”说著老校工就伸手去抓那人。
  “啊!我的天大大,死人啦!”老校工连喊带叫地跑出了水房。
  院领导和学院的师生被惊动了。纷纷赶到水房,上吊的人也被放下来了,大家一看都大吃一惊,这不是英语教师庄湘吗?这位武汉大学肄业的年轻知识份子,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不大与人往来,学院里的审干又严重地冲击了他,但大家对他的死仍然非常的震惊和悲伤。而且他死得那样从容,衣服穿得乾乾净净,为了不使舌头吊出,口里还特意含了一条毛巾。人们把庄湘的尸体抬进了他住的窑洞,又意外地发现。窑里也收拾的乾乾净净,桌上放著几堆书籍和一些生活用品,所借的书籍和用品,分别写著主人的名字。
  看著这一切,人们默然了。
  四十多年后的1988年9月23日,亲自目睹了这一惨景的北京某大学离休干部、当年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师秋朗,回忆到这里,依然是那么悲切、那么沉重。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她那双老泪纵横的双眼,怎麽也忘不了她那似乎自言自语的话语:他死得那么从容,死得那么从容……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老(特立)闻讯从杨家岭骑马匆匆赶到学校,要求召开全院大会,要对全院师生员工讲话,可西北局驻自然科学院工作组力“劝”他不要讲话,并故意搪塞敷衍,一向温厚和蔼、轻易不动感情的徐老,此时却发了脾气,他眼里噙著泪拍了桌子:“人都死了,还不让我讲话!”①从不争名誉地位的徐老,此时却要坚持“争”他院长的地位:“我还是院长,我就要管!我就要负责!”②他责问工作组成员:“你说他们是特务,有什么根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举出个例子来!你们不要挂在天上,要下到地球上来!”③迫於徐老的崇高威望,工作组不敢对徐老进行公开对抗,对他大发脾气也表现得“宽宏大度”,但背著徐老却说:“这老头划不清界线。”④会议还是找种种藉口就是不让开,徐老则犯起“犟”脾气,会议坚决要开。工作组无奈,请示了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周兴答复可以让徐老在自然科学院讲话,徐老从组织原则出发,只是原原本本的宣读了中共中央《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简称“九条”)。这个决定今天看来还是过左,但在当时却是足以救人性命的,就这样当时工作组仍然有人说徐老“泄密”了。⑤徐老怕再有悲剧发生,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挨个去看望被隔离审查的同志,鼓励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最终会弄清问题的,千万不能失去生活的勇气。
  然而,徐老个人的力量无法阻止审干运动的狂潮巨澜,灾难仍在继续。头一天还同他特别锺爱的青年教师武衡(建国後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室而眠,过了一日到校他就再也找不到武衡了,不知武衡何以失踪了。
  那么,武衡到底去了哪里了,请看武衡五十多年後,自己在回忆录《无悔》中的叙述:
  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又去徐老家看望他,并且住了一个晚上,次日返校时,将一个小手提包忘在他家里,其中没有什么急用的东西,没有立刻去取,打算过几天顺路去拿,不料这个小包我再也没有见到了。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从徐老家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夜里,当我睡着以後,忽然有人敲门,我急忙起身开门,一看是党总支书记刘平同志,他身後还跟著三四个人,我问刘有什么事吗?刘未开声,在他身後的一个高个子的人向我说:“你被捕了!带上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不容分说,後面的几个保安队战士立即将我的行李卷起,让我背上,然後给我带上手铐,一声令下“走”,我就跟著他们走了。到校外不远处,走进一个院落,让我钻进土窑洞内,哗啦一声,将门锁上,送我的人就走了。
  这间窑洞只有我一个,地上铺著麦穗,我躺下睡了,窑内有一盏菜油灯,门外的“警卫”告诉我说:“你睡觉,不许熄灯。”点著灯睡觉我很不习惯,同时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拘捕百思不得其解,翻来覆去,一夜几乎未能入睡,不过,第二天、第三天习惯了,便照睡不误。
  在南门外的这个窑洞里就这样住了大约有一个星期。一天夜里,忽然有人打开窑门,进来两个战士,喝令我起来,“穿上衣服,拿上行李,走!”我在心里琢磨,这是怎么回事?拉出来枪毙麽,那还叫我背上行李干嘛?我不拿行李,就跟他们走,战士再次命令:“你自己的行李,你不背上,还想叫别人拿么!”我只好又转身取了行李背上,跟他们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爬上半山坡。在这里,站岗的战士打开“牢门”叫我进门,但见窑内已有四五个人正睡在那里,我挨边铺上行李睡下。这里虽然也有长明灯,但我已经很习惯了。
  住在窑洞的“犯人”我都不认识,我想他们一定都是“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我以藐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不和他们讲话。在一个窑洞里一住就是一二十天,之後又换了一个窑洞,又是另一批“特务”。住的时间长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不免说说话,而他们之间也是无事闲聊,因此在“牢房”里我认识了不少人,也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新中国成立後在农业部任副部长的蔡子伟同志,他已经在牢房里住了几年了。后来在财政部任部长的吴波同志,他进保安处比我只早个把月。还有後来在黑龙江省任农业厅长的金浪白同志,他是日本留学生,日文很好,在“牢房”里无事,我就跟他学日文。我认为学习日文是不会牵涉到政治问题的。时间久了,话也就多了,大体上都谈些生活问题、男女关系问题,或是从社会上听到的小故事等,一般都避免谈政治问题。在将近一年的“牢房”生活中,我了解了下少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坑蒙拐骗、明枪暗箭的伎俩。这些都是我这个生活经历十分单纯的人所不了解的。这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和社会经验,对我以後的为人处世,判别是非,有不少好处。
  大约住“牢房”四五个月以後的一个天色将近黄昏时刻,一位看守人员(战士)叫我跟他出去,走路时还要用布蒙上脸,不知道是怕我看见外边的情况呢,还是怕别人看见我,总之是见不得人的。到了保安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内,有一个青年,请我坐下,先问了几句生活情况的闲话,然後要我交待历史“罪行”。我如实地将我的经历、工作讲了一遍,然後他说,要你说出你的特务活动、你的罪行。我说我在学生时代就搞抗日救国活动,入党後严格按照党的指示工作,我不是特务,没有罪行!审讯员听後火了,照脸上给了我一巴掌,当然我不能还手,只是一言不发,两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不久战士送来夜餐,我未予理睬,这位审讯员对我不客气地说:“吃吧,为什么不吃?”我只好勉强吃了一点。这顿夜餐比在窑洞供给“犯人”的伙食好多了,有肉、鸡蛋,这些都是我很久没吃过的了。
  这次审讯後,又过了很久,再无人过问,同窑洞的人有的也很久得不到任何音讯。这样大家也就愈来愈不太顾忌地相互交谈了。
  一天,看守人员令所有在押“犯人”整队出发,去边区政府礼堂开会。我想,这次肯定又是什么大特务坦白交待了吧,不然不会到保安处以外的地方开会。我们大队按时到达,准时开会。康生出席讲话,历述国民党、日寇如何利用特务打入共产党内搜集情报,破坏抗日战争,在抗战阵营内制造谣言,破坏团结。他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你们是受敌人欺骗的‘失足者’,我们相信你们中大多数人是会改邪归正的,是愿意抗日,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只要你们讲清楚了,就宽大处理,我以二十年的党龄向你们保证。”散会後我们整队走出礼堂,正巧碰见自然科学院的队伍。看到他们也在这里开会,我不免有了许多疑惑:他们也是来听报告的?自然科学院的年轻学生很多是干部子弟,怎么也都成了特务呢?
  我们回到保安处,不免再讨论检查一番,保安处的工作人员一再地劝说,希望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不久又接到通知,全体“犯人”到礼堂开会,并通知我在大会上坦白交待。看守我的人告诉我,你好好地交待,交待好了,可以放你出去。这次上台交待的都属重要的大案。我到礼堂坐下,想了想,说什么呢?必须交待自己是“失足者”,是国民党特务,打到共产党中来的特务?我想,好吧,我就这样说吧。在前面有三四个人“交待”后,轮到我上台讲了,我说,我是“民先”队员,打到共产党里来的,我的领导就是民先总队长,後来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党的总支部就是“红旗党”,党总支书记就是我的领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以前,我们在窑洞里已经听说过,几个省的中共省委都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红旗党”,在这个省委领导下的党员不管是否知道他是为国民党干事的,都是国民党特务,打著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失足者”。这次抢救“失足者”就是为了挽救这样的人而进行的。
  大会开完後,各回各的窑洞,我检查的不好,“囚犯”生活一切如故。不过,从此以後,我对於所谓“抢救失足者”倒是有了比较清楚的“理解”了。
  大约从下半年开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架纺车,可以在窑洞内纺纱。纺棉花,我一天可以纺棉纱四两。纺羊毛半斤。生活有所改善,有点活干总比无事闲著好。
  情况不断地变化,过去每天只“放风”一次,大约半小时,後来天气渐渐冷了,放风的时间长了,可以出来多晒晒太阳。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久不见天日的“囚徒”对太阳的感情是怎样的,非常非常亲切的感受!不仅放风时间长了,下午又增加一次放风。伙食似乎也好些了,总之情况在逐渐好转。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在8月以後,保安处召集大部份“犯人”开会。保安处长周兴讲话,他说,这次搞的“抢救”运动出现了偏差,前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会,向全体学员讲话,他说,“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对不起同志们,我要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我向你们敬个礼。他将手举到前额,他说,你们如果不原谅,我这个手就无法放下来了。说完全体被“抢救”的对象热烈鼓掌。周兴说,对於你们也是这样,希望同志们谅解。在对敌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中央釆取的审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毛主席都向你们承认了错误,我想同志们该满意了吧。
  会议开完後,我们从“牢房”里解放出来,暂时还住在原来的窑洞里。自由了,解放了,再没有战士把守了,再也听不见看守战士的吆喝声了。被拘留的人虽然政治上没问题了,但每人都应有一个结论,而做出结论并不是一次大会就能够解决了的,所以仍然需要住一段时期,等待结论。
  在我恢复自由後,听说毛泽东对审干曾作过这样的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是我们党在多次肃反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我被抓起来了,当然是属於“小部”的“大案要案”了,像我这样出身於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份子,抗日战争爆发後,在参加救国运动中接触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各类人士,社会关系又很复杂,如果不是毛泽东在“抢救失足者”之前就有所指示,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从这以后“监狱”改成“干部训练班”,组织上号召我们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在这次学习中,特别是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给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是永远难忘的。
  首先,我认为让我们学习这几篇文章,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这是一个被如此严重误解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所需要的。
  ……
  1944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开展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简称“劳模运动”。我被保安处选为模范工作者,这是我在延安荣获的第二次模范称号。这对於一个政治上曾被怀疑,“抢救”、审查尚未做最後结论的人来说,更是意味深长,是非常难得的。我感到这次获奖比戏上次被选为“模范青年”,接受毛主席亲自授奖,更加宝贵和值得珍惜。⑥
  武衡在边区保安处一边工作,一边等组织给他做结论,直到1945年9月中旬,组织上才给他做出了结论。武衡回忆道:
  “结论”很简要,“结论”的全文我记不清了,我记得结论明确指出:经过审查,武衡同志政治上、历史上没有问题;在被审查中也未犯错误。我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结论说我政治历史没有问题,对我思想触动不大,因为本来就没有什麽问题。下一句说我在被审查中没有犯错误,指的是我未因组织的怀疑、审查的压力而胡说八道,把自己说成坏人,把同志诬为敌人、特务。抢救运动高潮中,乱说、乱哄是不乏其人的,而乱说乱哄的结果,给以後做结论带来许多麻烦,给组织上增添了大量不必要的工作。有的甚至长时间得不到平反,做不出结论。⑦
  审查结论宣布後,武衡被编入西北局前往东北的干部大队,踏上了进军东北的征程,在东北,他见到了驻自然科学院工作组组长陈伯村,他回忆道:
  六年以後,1949年的七八月间,我因工作调动,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转党的组织关系,碰见了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很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延安整风运动後的抢救运动中,把你关押错了。”这一突如其来的道歉,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在双方沉默良久之後,我说:“过去的事就算了,我是不会计较的。”
  我在东北工作的这几年,从来没有人向我谈过我在延安捱整和被关押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谁决定逮捕我的,而这次陈伯村的公开道歉,我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次谈话後,我并未介意,谈过也就算了。
  最近因为写回忆录,才有同志告诉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曾派陈伯村到自然科学院领导“整风”和“抢救”,陈伯村的极“左”的错误做法,把不少自然科学院的教师和同学打成“特务”,我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
  陈伯村同志已经逝世了,但从这件事看来,他还是胸襟坦白的。当然,有毛泽东承认错误在先,陈伯村向被迫害者表示歉意在後,不管怎样,还是共度党人的批评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的体现,依然是应该肯定的。⑧
  值得深思的是,1954年陈伯村被宣布为“高饒反党联盟”成员,长期受到迫害,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才被解脱。这是後话。
  除了武衡,自然科学院最早受到迫害的还有大学部的一位叫彭尔宁(钱家骥)(建国後曾任西北林学院院长)的同学,他是在北平上大学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时候,打听到有个机会可以去延安,他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同时又信仰共产主义,对延安早就从内心向往,於是就毅然放弃学业,投奔了延安。到延安后,他又被组织分配到自然科学院学习,由於自然科学院开办不久,大学三年级前的课程,彭尔宁都已学过,所以,他在自然科学院基本上不上什么课,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社会工作上,学院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院学生会壁报委员会的活动。当时自然科学院的壁报搞得很活跃,各班都有自己各种名目的壁报,全院学生的壁报名为《向日葵》,这个壁报在彭尔宁的主持下,办得内容丰富,生机勃勃,颇受全院师生的青睐。师生员工投稿也积极踊跃,每期一出刊就围满了观看的人群,就连院长徐老都很赏识,也投稿。可是,审干一开始,就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硬说《向日葵》是“向日本”,因此彭尔宁就成了“日本特务”。当时甚至有“城北有个《轻骑队》,城南有个《向日葵》”之说。《轻骑队》是延安城北小砭沟青干班的壁报,它与兰家坪马列学院的壁报《矢与的》一样,当时是延安整风和审干时期的著名的反面教材。因此,《向日葵》与《轻骑队》相提并论,其“罪”自然是不轻的。工作组要彭尔宁交待“罪行”,彭尔宁义正辞严地说:“我没有什麽可交待的。”他们说:“不交待就把你关进监狱!”彭尔宁说:“关监狱我也不去,我可以坐国民党的监狱,但绝不坐共产党的监狱!”⑨当然,这是由不得他的,后来他还是被投入了“共产党的监狱”。
  其实彭而宁遭此劫难的真正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尔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43年3月,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介绍带著女儿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秘密投奔延安。钱来苏抵延後,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其女儿女婿则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面。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儿子更见不上,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坐牢也不远。恰在这时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王世英无言以对。此後,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毛泽东给交际处金城处长写了封信:“金城同志:钱拯(按:即钱来苏)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此时已到了1944年的2月8日。也许正是这封信,才使这件事最终得以平反。
  庄湘自杀的那天,徐老也专程看望了彭尔宁。当徐老走进彭尔宁的宿舍时,彭尔宁正捧著一本《共产党宣言》读著,徐老看看他手中的书,再看看彭尔宁的脸,轻柔地说:“我看看你的东西可以吗?”彭尔宁说:“当然可以。”於是他起身打开箱子,一样一样翻给徐老看,徐老看到的,都是读书笔记之类。看完之後,徐老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但彭尔宁心里却暖融融的,感到有一股力量从心头升起。虽然徐老最终也未能使他避免牢狱之苦,但他理解徐老的一片苦心。直到1988年9月23日,年逾古稀的彭尔宁接受采访时,提起徐老,提起这件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依然心潮滚滚,泪水不能自抑地夺眶而出。⑩
  徐老的这一举动,对於那些被错误审查、满腹苦水的师生们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和慰藉,但是那些积极份子却更加认为徐老思想右倾,和敌人划不清界线。
  其实,从整风转入审干起,上层的一些决策人物就开始对徐老不怎么信任了。
  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但站在“左”的立塲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他曾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即张闻天)(11)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大错而特错。显然由徐特立这样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在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了。
  自然科学院的前身是1939创办的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自然科学院扩大,并改为工、农、科性质的教育机关——自然科学院,并由李富春兼任院长,副院长由陈康白担任。学院设大学部(本科)、高中部(预科)和初中部(补习班)。1942年初,中共中央又任命徐特立兼任院长,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以她母亲的1万美元养老金捐献给自然科学院作为开办经费。自然科学院在创立时就有“要不要办”和“如何办”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是抗战时期,不宜办学制较长的正规大学。另一种意见认为自然科学院要么不办,要么就应当像国统区的大学那样,办成正规大学。前一种意见主要是以当时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为代表,後一种主要是以边区外来延安的知识份子为代表。1942年整风开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自然科学院“要不要”以及“如何办”的问题,再度被提出来在全院进行一场广泛的讨论,10月底,徐老就这场讨论做了总结。他指出自然科学院应该兼顾未来和当前两个方面,不顾条件地办正规大学是不对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现在的自然科学院主要任务是培养独立工作的干部,应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於“博”与“专”的问题,要到社会上钻研,实际中去锻炼。(12)徐老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拥护,於是,学校制定了一个既照顾现实又照顾将来、既抓住中心又照顾全面的教学方针和改革计划。
  应当说这是自然科学院整风取得的一个重大成绩。但也就在这时,延安的许多机关团体和学校就开始进入坦白运动阶段,许多学校都搞出了“特务”,而徐老认为:第一,整风运动应当由学校原有的组织来领导,不要成立新的组织;第二,宁可轻放一个敌人,也不能伤害自己的同志。(13)所以这一阶段自然科学院的审干运动明显“落後”於其他单位。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实际工作由副院长陈康白主持。4月份,西北局派出以陈伯村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自然科学院。当时延安的整风审干绝大多数单位都是自己搞的,只有个别单位由上级派驻了工作组,自然科学院就是一个。工作组进驻自然科学院後,就把徐老挤到一旁,由他们代包一切,徐老只好回杨家岭中央宣传部。徐老走後,工作组很快就提出普遍审干的方针,并正式在各单位开展坦白运动,除武衡,彭尔宁等人之外,他们在干部中抓出的第一个“特务”就是前段时间院整风学习领导小组组长、自然科学院党总支书记、干部处处长卫之(建国後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之是东北人,因此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卫之自然是不承认,於是就被学院特别关照起来——隔离审查。据丁玲儿子、当时自然科学院的学员蒋祖林回忆:卫之隔离审查後,被专人看守著,一个公安人员扛著枪,时刻不离卫之左右,连上厕所也跟著。在隔离审查期间,卫之的爱人提出要与卫之离婚,卫之对自己的所谓问题原来并不在意,因为他心里最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可这下不得不在意了。他对爱人说:“党审查干部是应该的,但现在我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特务,问题总会搞清楚的,请你耐心的再等一等。”卫之的妻子已没有耐心再等,何况当时卫之自己的保证又算得了什么,妻子坚持要离婚,卫之也无可奈何,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14)对於这种妻离子散的结局,多少年後,卫之似乎并没有什么抱怨。据蒋祖林回忆:
  1947年我在晋察冀边区,正好这时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土改工作会议,卫之作为东北地区的代表也来参加会议,我去看望自己这位过去的老师,当谈到当年在自然科学院受审的情况时,卫之老师很开通地笑著说:“作为党的干部在整风中受审查是应该的,我现在不是还在为党好好工作吗?”(15)
  此是後话。
  卫之被隔离审查後,自然科学院就全面开始了抓人、点名、“车轮战”等等,气氛顿然变得更加紧张而激烈。
  4月11日,自然科学院师生参加了在八路军礼堂召开的坦白大会後,第二天就有人开始坦白。
  坦白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院审干运动的道火索,而且还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庄湘自绝於党,自绝於人民,他的死是畏罪自杀。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堂皇的面纱遮盖著的荒唐的结论。更荒唐的是这个结论又引出下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江成天,原名江罗维,重庆大学肆业,到延安时才21岁,因为给许多单位研制日晷而在延安闻名。他是徐老非常赏识的一个教师,人们称他为自然科学院的“小百科”。他在重庆大学上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有一次本该由他去某地取一件东西,可因他有事,就临时派了另一个人,结果那个同志一出去就被敌人抓走了,这是其一;其二,当时自然科学院由四川地下党转来的都被打成了特务,因为康生曾说过四川党是“红旗党”,所以,江成天在劫难逃,特务的桂冠算是戴定了。他虽然自动要求做了自新报告,但仍没有取得信任,送到行政学院集中审查去了。1944年甄别平反後,立即被徐老调到身边,帮助徐老编写教材,建国後曾担任过国家计委轻化局局长,1957年反右时他有感延安审干运动,对反右扩大化消极抵制,因而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贵州山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5月初,刘平向中学部师生传达了审干运动的有关报告,中学部随即转入审干。
  孩子们的政治热情决不亚於成人,他们的想象力往往要高出成人数倍之上。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幼稚是天生的。中学部“抢”出的第一个特务叫邓维琛,而且是自己极其主动地坦白的,说起来还颇有些戏剧性。
  1943年初,延安的生活仍然是十分艰苦的,没有肉,没有面,开水煮萝卜白菜加小米饭就算好生活了。人们饿得发慌,对食品的欲望异常的强烈,在有些学校曾发生过这样的事,老师们看到老乡扔在延河边的羊头羊蹄,馋得直咽口水,可自己又放不下架子去捡,於是就动员学生们去捡,学生们饥饿程度和老师们是一样的,所以兴高采烈地将那些羊头羊蹄捡回来,洗乾净後放在铁锅里煮,煮熟後大家就都顾不得面子了,抢著啃骨头喝汤。这种对食品的强烈欲望,竟然也被审干的领导们所利用,成为诱供的一个有效方法。当时延安和边区的好多地方,在坦白大会的会场,摆上几桶香喷喷的面条,号召大家坦白,谁坦白了就可以饱餐一顿。自然科学院也未能免俗,如法炮制,也在坦白大会上摆几桶面条。邓维琛是从四川来的一个中学生,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看到面条就馋得发慌,於是就主动坦白说他是特务,而且是刘湘派来的特务。邓维琛做梦也没想到,为了两碗面条,他替刘湘背了一辈子黑锅,虽然後来他官至炮兵师长,但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查一查他和刘湘的关系,可做为四川的一介草民,而且是个孩子,刘湘长得什么样,他都一无所知。
  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补习班的学生,大多数是从延安保育小学来的,而保育小学的学生多数是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女,有些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女,而且年龄又小。照常理讲,他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在中学部转入审干的最初的一个月里,补习班的确也很平静。审干对这些孩子来说,还只是看热闹而已,而且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还无法也来不及弄清楚。自然科学院初习班的学生,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刘幼雪後来回忆道:
  1943年初夏,爸爸把我送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他所以不顾我的老师贺绿汀的劝阻,坚持要我离开鲁艺的原因是:鲁艺已经由整风转为审干,整天开会。我一个小孩子没人管。爸爸说:与其这样,不如到中学去学点文化。钢琴嘛,以後再弹。那时的科学院补习班似乎还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没有受到“审干”风雨的侵袭。
  谁知,到自然科学院没多久,“抢救失足者”的浪潮也席卷了整个学校,课是上不成了。大一点的同学集中编到整风班,剩下的,除了吃饭就是四处游荡。有时开大会,我们也去凑热闹。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激愤,而我们这些在主席台眼皮底下席地而坐的小不点儿,竟然忍不住打瞌睡。经常是,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大喝一声:“前边这一排,出去!”於是我们来了精神,飞快地冲出会场。久而久之,我们知道了:延安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什么三青团、复兴社、CC份子……
  有的坦白交代了,有的还在狡猾抵赖。现在就是要把坏家夥统统揪出来。当时最大的乐趣莫过於参加全院的斗争大会了。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或者正在津津有味地嚼著偷来的马料——炒黑豆;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趴在地上弹珠子;或者正提心吊胆在老乡的西瓜地里……只要一听说斗争死不交代的特务份子,就会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飞奔到礼堂。
  喊口号最积极的,叫“捆起来”最响亮的,前前後後最忙活的,就是我们这些“审干”的等外品。狗特务,想来破坏边区,还死不认账,怎么不叫人生气?要不是大人拦著,早就拳打脚踢,让他受个够了,谁叫他不老实?(16)
  然而,那些专门从鷄蛋里挑骨头的积极份子们,竟然连这群孩子也不放过,一个多月後,他们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补习班。从谁身上打开缺口呢?经过一番筹措,他们找了一个平时在班上特别调皮的学生,平白无故地说他是“特嫌”,这个孩子不仅调皮而且非常聪明。他想,你们既然想从我头上开刀,那我就先整整你们这些积极份子,让你们也吃点苦头。於是他就对那些积极份子说,你们说我是特务,我真的是特务,但我的联络綫索很重要,我要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你们没有资格听。那些积极份子也都是些青年学生,所以不敢怠慢,马上就将那位调皮学生带到了院领导那里,结果这个调皮学生反咬一口,对院领导说,那几个积极份子就是他的联络人。於是,学校立即对那几个积极份子开始审查,这一审查就审出了问题,这几位学生也互相乱哄,很快就在中学部弄出了三十多个“特务”。这时已到了夏秋农忙季节,大生产运动中开垦的土地需要去管理,那些中学生,特别是补习班的学生思想简单,一旦审查到自己,就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特务”,承认了也就没事。当时全校都停了课,所以他们仍旧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生产劳动去了,但结论并没有做出。其实对这些孩子的甄别并不复杂,请听甄别时周扬同一个中学生的谈话:
  问:你为什么承认自己是三青团员呢?
  答:因为党号召坦白,坦白光荣,所以我就坦白了。
  问:你是怎么想到说你还填了表呢?
  答:我想参加一个组织总要填表的,光承认是三青团,不说填表恐怕大家不相信。
  问:那你为什么说你填了表格一半呢?
  答:因为一般表格都有姓名、年龄、籍贯之类的,可三青团的表格下面该填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所以只能说填了一半。(17)
  其实荒唐的并不是这一位同学,刘幼雪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是这样说的:
  以後,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了延大中学部,搬了家。可是抢救运动还在继续。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同学,不管是从大後方来的,前方回来的,都查出了问题。居然混进了这么多坏人,不“抢救”还行?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交代了问题,立即就可以成为运动的积极份子,帮助那些“失足者”。顽抗到底的,只好送到保安处去了。当时,只有我们为数不多的人,还在世外桃源逍遥自在。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44年初的某一天,忽然有人把我找去。昏暗在窑洞里坐著的都是平时要好的夥伴,此时神情严肃,要我“交代问题”。真是疯了,要我交代,我有什么问题?
  有人说:“你没问题,为什么用《复兴小学课本》?”天哪,上哪儿去讲理?所有蒋管区的小学生都统一用这种课本,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我怎么辩解,怎么抗争,都没有用。总是那两句话: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学们轮流帮助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我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我请求,我哀告,最後有人透了底:“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态度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组织这个概念,对我无比神圣,具有无上权威。是组织把我从“育才学校”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送到延安,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是组织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帮我们父女团聚的;是组织考虑我年龄太小,怕我营养不良,在鲁艺让我破格吃小灶的……我随时都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一毫的质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我有问题,那我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哦,对了,1941年初在重庆,“育才”开过音乐会之後,有几个三青团的人带著糖果、饼乾来找过我,要我离开“育才”,说他们可以送我去美国。以後又找过我几趟,意姐(後来知道她是“育才”地下党的负责人)不让我再见他们,特地派几个同学“保护”,生怕我被绑架。是不是这些家夥替我加入了三青团,我不知道,而组织上却掌握了?对!一定是这样!
  “到延安什么任务?”人家一定讲过,只是大概给我吃过药,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如果没有任务,算什么彻底坦白?怎么办?
  妈妈很早去世,爸爸到延安後又结了婚。对,就说这是我的任务。和爸爸吵架,搅得他不得安生!
  这么交代以後,我整天提心吊胆,怕人追问。可是居然没有人再理我,而且不久就允许我回家了。外公一见面就问:你怎么成了三青团?我说不清道不白,急得直哭。
  从前,我是班上有名的瞌睡虫,上课的时候,经常趴在老师的讲桌跟前睡觉,可是那些日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好容易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过来:我是特务,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可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噩梦啊!我失去了欢笑,十一二岁的孩子,尝够了熬煎、迷惘、焦虑、痛苦的滋味。
  没多久,那些帮助我的、在延安土生土长的同学,也都纷纷被“抢救”了。
  过了些日子,有两个“叔叔”来到学校,说是保安处的,找了好多人谈话。一天也把我找了去,要我讲清楚是怎么参加三青团的。我害怕极了。“叔叔”很和气,笑嘻嘻地,可一句接一句:
  “你填了表吗?”
  “什么时候给你吃了药?”
  “帮你填表的人到延安来了,你知道吗?”
  “你41年到延安,你爸爸42年结婚。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往延安给你交代任务?”
  我吓傻了,前言不搭後语,一个劲儿地说:“我不想顽抗,我要坦白。”早就在眼睛里打转儿的泪水终於夺眶而出,又不敢大哭,只是不住地抽泣。“叔叔”说:“别哭了。我们看过你弹钢琴,现在你就唱个歌吧!”
  唱多少都可以,只要别再问我!
  过了几天,全校召开大会。我头一次听说“平反”这两个字。保安处的“叔叔”在会上念了一长串名单,里边有我。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散会以后找“叔叔”问:“怎么我又不是三青团了,不是说组织掌握了材料吗?”“叔叔”摸著我的头说:“我们才代表组织。”(18)
  5月中旬,彭尔宁、卫之分别在全院大会作了自新报告。
  6月中旬,连续三天开大会斗争叶万青,会後即将叶万青公开逮捕。
  期间,物理教师陈文吞食了一盒火柴,自杀未遂,随後又在自己的门前吊死,成为自然科学院的第二个冤魂。
  6月下旬,学校宣布:陈文之死,是畏罪自杀。结论与庄湘的一模一样。
  7月16日,全院师生在边区政府礼堂听了高岗传达康生作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第二天,召开全校大会斗争武可之,拉开了抢救运动的帷幕。当武可之终於承认自己是特务後,一时群情激昂,大家竟自发将斗争大会变成了规劝大会。你劝我坦白,我劝你交待,会场上煞是热闹,当场就有人被劝动了心,自动上台坦白了,而且还有几个又供出了卫之的问题。
  卫之是已被定为“红旗特务”和“日本特务”的要案,这一供,学校立即给卫之一案加温。20日、21日接连两天开大会斗争卫之。当卫之被宣布公捕後,斗争会又转入规劝大会。有 16人上台坦白了自己的“特务”罪行。
  在短短十余天的抢救过程中,共有47人坦白,加上前面坦白的共20人,共计坦白者67人。
  从8月初开始,自然科举院的审干从抢救运动转入了反奸反特斗争,行政单位又开始了集中审查伙食人员的工作。审查伙食人员采用的是“短、平、快”战术,先从一个叫高小九的炊事员身上突破,采用“车轮战”,让这个高小九站了三天三夜凳子。高小九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案件,伙食人员中有一个以炊事员陈焕之为首的放毒暗杀组织。於是,陈焕之受到了残酷的批斗。陈焕之不堪折磨,跳井自杀了,成了自然科学院审干期间第三个冤魂。其间又有13人坦白。
  总共100来人的自然科学院,至此已经挖掘了80个“特务”,学校已经找不出看守特务的人了,也找不出做饭烧水的人,不管是积极份子还是坦白份子,眼看就要把嘴吊起来了。但是审干比吃饭更要紧,不管能不能吃上饭,运动绝不能就此停止。
  11月,自然科学院从杜甫川马家湾旧址搬到桥儿沟,正式和延安大学合并。这时陈伯村奉命撤离自然科学院,院学委会竟然感到这下自己可以放开手脚地干了,异想天开地做起了“自建奇功”的梦来,於是搬到桥儿沟後立即又开始大会小会地斗争起化工系系主任乐天宇,审查农业系主任阎沛霖及张子鱼等所谓的“大头子”了。
  11月30日下午,自然科学院召开全院审干总结大会,当晚将张茜等4人送行政学院临时班审查,并将阎沛霖隔离出院。至此,自然科学院群众性审干运动开始逐渐降温。
  自然科学院预科班班长兼学生党支部书记谢绍明,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谢子长的儿子,他从8岁起就随父亲参加了陕北游击队,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他的出身和经历,完全可以证明他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当1943年11月,自然科学院合并到延大,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与延大中学部合并后,在中学部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抢救运动。“特务”人数又迅速的翻了一番,从30多名猛增到70多名,续范亭的女儿受到了审查,连谢绍明自己也受到了怀疑,谢绍明实在是无法理解,更无法忍受。於是凭著他父亲的老关系,他直接找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反映情况,高岗听了也感到实在太出格了,他恼火地说:“这简直是胡日鬼嘛。”但对延安大学的事,他不便直接插手,因为此时延大属边区政府管辖,他就向谢绍明建议,让他直接找边区政府主席林老反映。听了高岗的建议,谢绍明回去做了点准备,乘著1944年元旦学校放假,他就从桥儿沟出发,直接去边区政府找林伯渠主席反映学校的情况。
  阎安和刘青霞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将军之子》一文,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这年元旦,一大清早,太阳刚刚升起,远远望去,红都延安城外的田野和道路,还有紧靠著田地一直伸延到远处山根大石壁下的山坡,一律笼罩著一层细微的霜雪。这时,在凤凰山南麓的一座大石砭上,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後生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的大门口,要求警卫员把他带进去,他要见西北局领导。正好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也来到这里。
  林主席一眼便认出来,后生叫谢绍明……虎著一张脸的谢绍明,个子低矮,但敦实刚健,浑身上下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执拗劲。一见林老,便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向林老问好,林老问他来干啥,他说:“我们学校这一向成天斗人、整人,很不正常。我想给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反映一下情况。”
  ……
  那天,从早上到下午,谢绍明口不干,舌不燥,打开的话匣子关也关不住。当天晚上,林老特意留下他,招待他吃了一顿陕北的年节饭。为了配合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和宣传部长李卓然整理记录,晚饭後,谢绍明又将白天的汇报有条有理地复述了一遍。他还连夜赶写出一份书面材料,并在材料後边按了指印,表示不论任何时候,他都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与责任。
  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局被惊动了。
  “假如连这些娃娃都成了特务,我们陕甘宁边区早就完蛋了!”
  这是林伯渠在听取汇报时和汇报结束後气愤地重复了几遍的一句话。
  “看来,谢家的龙脉还没有被井岳秀这个老杂种砍断!”
  林伯渠的愤慨和感慨,已是一个重要的暗示。(19)
  谢绍明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将自然科学院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情况,向林伯渠做了详尽的汇报,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人和事以及细节,这是林老从其他渠道难以获悉的。因此,他的仗义执言,对於自然科学院及至整个延安大学乌烟瘴气的抢救运动的终止,特别是对那些被审查和“抢救”对象的甄别平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应该说,他为自己的母校也算是立了一大功。
  自然科学院审干运动期间,共审查97人,其中87人坦白,5人送保安处,5人送行政学院。
  艺术离不开政治的制约,历史早就注定了它为政治作嫁衣裳的命运;科学则不然,虽然它有实用价值,但它本身却与政治的功利没有丝毫的联系。祖冲之、张衡、哥白尼、牛顿,他们不仅属於自己的国家,更拥有著人类和世界。但是,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所培养过後来共和国总理和许多共和国部长的科学教育机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面对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政治冲击波,却迷惘了,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向愚昧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书写了一页可悲的历史。(20) 
  ①②③④⑤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红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⑥⑦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⑧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
  ⑨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⑩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
  (11) 江圆:《难忘的嵗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
  (12)(13)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
  (14)(15) 1999年8月蒋祖林访谈录。
  (16) 贾芝主编:《延河儿女》,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 1988年9月22日陆标访谈录。
  (18) 贾芝主编:《延河儿女》。
  (19) 閆安、刘青霞:《将军之子》,载《新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20) 本章除注明处,其他材料来自延安大学《延大自然科学院两年来审干工作初步总结》,刘平执笔,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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