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大学，最初创建於1941年，是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校长为吴玉章。1943年3月，中央决定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与延安大学合并，校名仍定为延安大学，校长仍为吴玉章，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周扬主持。
　　据说这次各成体系的五所院校的合并原因有二：一是为落实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政策；二是为了集中审干。①既然合并文件中决定由周扬主持日常工作，那么这时的日常工作除了合并过程中必要的搬迁外，最主要的所谓日常工作就是审干。而合并後的全延大的审干工作则由周扬一手负责。
　　此前，周扬作为鲁艺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并主持过鲁艺最初的“坦白运动”，即审干初期的写自传的思想自查下作，并查出了一部份有特务嫌疑的人，应该说已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次五院校合并以後，周扬立即决定在近期召开一次全校的坦白大会，而会前他将新延大分为四个单位(自然科学院审干工作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并指定由原单位的负责人在本单位努力发掘特务嫌疑份子，培养坦白示范典型。结果，除民族学院外，其他三个单位都发现了所谓的特务。这些人不但承认了自己的特务罪状，而且还交待了他们各自在特务组织中的联系人。其中，鲁艺的成绩最突出，共发现了12名特务，旧延大发现了2名，新文字干部学校只发现了1名。事情似乎很奇怪，学校虽然刚刚合并，新发现的三个单位的所有特务便有了联系。因为据他们的供词称，新发现的所有特务不是鲁艺在合校前抓出的特务石泊夫和东方鹰新的外线，就是内綫；不是爪牙，就是上级。
　　尽管当时的周扬并不完全相信这些供词，但为了发现更多的嫌疑份子，进一步扩大战果，周扬决定在新发现的15名特务份子中挑选7人，有目的地培养他们成为新延大合校後的坦白典型。与此同时，周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培养起的积极份子小又挑选了一部份精干人员，组成核心小组，并要求小组成员通过积极份子去说服或规劝有问题的人自动反省坦白。实际上这个核心小组就是直接向周扬负责的小团体，而所有的积极份子则在重大行动中要接受核心小组的指挥。这样就形成一个阶梯式的塔形控制系统，最高权力集中在周扬那里。特别在接近坦白大会召开的前夕，周扬通过核心小组成员指示所有积极份子，要他们注意每一个与会人员的面部表情和神态反应，一旦发现可疑迹象，不必向领导汇报请示，抓住时机，主动找有可疑迹象者谈心，实际上就是劝说和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反省坦白。如果积极份子感觉面对面讲话不方便，也可以写信劝说。总之，手段可以灵活，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让每一个可疑人物都能在坦白大会上反省坦白。
　　1943年5月21日，周扬预定的新延安大学全校性的(自然科学院除外)坦白大会如期召开。最先坦白的是蔡光华。此人平时老实厚道，坦白起来也平淡无奇。紧接著坦白的是陈寔，此人能说会道，坦白过程中也能不时掀起高潮。他首先承认他曾参加过国民党复兴社，可承认之後，却大谈他如何帮助国民党破解八种通讯密码，而对他到延安之後的特务行径却不著一宁。对此，亲自主持会议的周扬有两点疑惑：一是对陈寔的夸大言词辨别不清究竟是在坦白，还是在吹牛?另一个问题是陈寔避而不谈来延安後的行为，是他来延後脱离了特务组织，还是他故意在隐瞒?然而陈寔本人则根本不顾及周扬的疑惑，他越说越兴奋，竟然不知轻重地将“整风”说成是“清党”。然而周扬毕竟是周扬，对陈寔的这一绝不能相提并论的比拟，并没有当场发作，反而为了表示欢迎坦白，在陈寔讲完之後，还给以热烈的掌声。并表示只要坦白，纵然讲错了话，也要鼓励。由於周扬主动鼓了掌，陈寔坦白完之後，竟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坦白提出意见。面对这种情况，周扬灵机一动，又引导说，如果没有口头意见，书面意见也欢迎。这一及时的引导，一下子将与会人员的情绪调动起来了，紧接著便有数十人热烈响应，纷纷递上了他们的书面意见。通过这个过程，周扬真正认识到了负责人在群众运动中的特殊作用，於是他暗中紧急召集他的核心小组成员，并通过他们向积极份子布置：绝不能鼓完掌，就以为万事皆了；同时也不赞成鼓掌之後，立即对坦白者再施以诘难攻击。为了使坦白大会能按照原定计划顺利进行，周扬并没有在徵求书面意见之後，立刻要陈寔进一步检讨自己。
　　上午的坦白按计划顺利完成，下午的坦白则更加理想。最令周扬满意的是侯思基的坦白，不仅内容具体，态度诚恳，而且在挖掘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之余，还点名道姓地批评了那些不肯坦白认罪的特务嫌疑份子。比如侯思基的挚友陈放，就遭到了侯思基不留情面的指责。这位陈放其实早就成了积极份子们的重点怀疑对象，在一些人的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坚定的反革命份子、老特务。但是怀疑归怀疑，陈放就是不坦白，即使在上午大会上侯思基指责和积极份子强烈要求他坦白的情况下，陈放也没有立即向他们“兑现”。然而此地不亮彼地亮，侯思基的坦白虽没有在陈放身上起到感应，却启发了上午已作坦白的陈寔。当侯思基点到陈寔时，陈寔立刻要求大会准许他作临时发言。他除对自己将“整风”说成“清党”一事公开道歉外，还表示愿意虚心接受大家的指教，并保证向上级彻底交待自己的特务关系。
　　由於有前面这些人坦白的范例，当天晚上史汀和陈丕绪的坦白就更到位了。他们不仅内容更加具体，态度更加诚恳，特别是有陈寔不谈来延後的特务行径而受到指责的先例，他们对自己来延後如何进行政治秘密的盗窃活动更是不厌其详地一一作了坦白。不知是坦白的内容有趣，还是坦白者的说法有趣，总之在坦白过程中，不时有笑声传出。
　　次日，坦白大会继续进行，由白筠和毛宁两人坦白示范。白筠虽然是这次坦白大会中第一个公开坦白的女性，但她的坦白却缺少趣味性，而毛宁的坦白则颇富冲击力。毛宁由於受到前面坦白者的影响，连夜增补了原来拟定的坦白大纲。在坦白了自己的特务罪行之後，还着重谈了老朋友陈丕绪坦白得不够彻底，坦白的内容也与事实有很多不相符合。因此，他劝说陈丕绪应该再作认真的反省。
　　也许是受到侯思基和毛宁的启发，周扬认为近两天的坦白大会已经把群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於是他突然决定，在午饭前，号召积极份子展开三小时的规劝运动。至於规劝对象，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所以，这场长达三小时的规劝运动在完全放任的情况下展开，任何人都可以就其所认定的对象进行规劝，特别是那些曾被公开点名或被含沙射影的嫌疑份子以及那些在其他人坦白过程中表情神态异常者，都成了被规劝的人选。周扬突然发动的这场运动，不期然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短短三小时之内，共有7人在别人的规劝下表示愿意坦白。其中陈英被劝了半个钟头，就坦白出自己过去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形；许智敏在此之前已成为被怀疑对象，周扬指示积极份子对他进行过十多天的规劝，没有效果，然而在规劝运动展开的三个小时内，他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斗志很快被瓦解，立即答应愿在坦白大会上公开认罪。其他5人中还有张鲁和时乐蒙等。
　　7个人愿意坦白，还不能算是这场规劝运动的最大成就，最大成就应该是对王凌晨的冲击。按照原定计划，王凌晨於5月22日下午坦白。坦白时他不仅深切地反省了自己，而且也像侯思基、毛宁那样，公开劝说陈放认罪。陈放是他的同乡，他俩一块来延安，一块在延大工作，情同手足。现在听到自己的同乡兄弟如此动情的发言和劝说，陈放不禁为之愕然，接著便失声痛哭起来。当此时，周扬采取了“下紧上宽”的策略，即台上的人扮“白脸”，台下的人扮“黑脸”，一方面由预先安排好的许多积极份子递纸条，要求主席团对陈放这样一个据不坦白的顽固份子施行“镇压”，另一方面则由主席团宣读两张纸条的内容，再委婉劝告和督促陈放坦白。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陈放终於守不住阵脚，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5月22日下午的坦白大会一直开了将近13个小时，到深夜11时左右，主席团主席周扬作了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宽大政策的正确，然後要求凡参加大会的人员要以团结和争取为原则展开思想斗争。周扬在总结中特别肯定了这两天坦白大会所取得的经验，即坦白份子彼此批评、彼此劝说、彼此竞赛坦白。他认为两天来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可观的成绩，主要原因就在於此，并指出要将这种做法继续坚持下去。
　　这里应该指出，周扬的这套经验虽然在当时挖出了大量特务，但也给後来的甄别带来了大量困难。因为他鼓励嫌疑份子彼此批评、彼此检举、彼此劝说、彼此竞赛坦白，实际上就等於在鼓励他们彼此竞赛说谎。
　　由於规劝运动产生了奇效，周扬决定将坦白大会再推迟一天，并号召所有人员，突击三天，竭尽全力找出所有的嫌疑份子。这样，许多积极份子虽然已经开了十几个小时的坦白大会，但回到自己的卧室，还要苦思冥想，明天如何寻找对象?采取什么方法规劝?
　　第二天清晨一早起来，旧延大的师生便纷纷成立了规劝小组或谈心小组。这些小组里既有积极份子，也有非积极份子；既有希图戴罪立功的嫌疑份子，也有尚未暴露面目的所谓“坏份子”。这些小组大小不一，小者两三人，大者十余人，甚至还有单枪匹马的“独立大队”。乱纷纷的新一轮规劝运动又展开了。各规劝小组早上劝，下午劝，晚上劝，夜深人静还在劝，有些人更彻底不眠地劝。劝人者和被劝者多半是平日好友，他们晓之以理，激之以义，更动之以情。但他们的友情多半是来延安之後建立的，所以劝人者对被劝者大部份并不十分了解，只怀疑被劝者有政治问题，而并不知道具体有些什么样的政治问题。这样，尽管在劝人时苦口婆心，有时甚至声泪俱下，但却始终抓不住要害，以至於往往劝上几句，就无计可施了。更糟糕的是，劝人的人有时求功心切，遂难以避免出现心气浮躁的情形，他们对被劝者有时态度上有冒犯，有时言词上有伤害，致使引发双方争论，甚至彼此对駡。当时延大的一份总结曾这样说：大家劝，大家间；有的装黑脸，有的装白脸；七嘴八舌，场面异常混乱。另外据说：有些劝人的人根本不让被劝者有答辩的机会，在被劝者话还没说完时，就抢著指出其中存有矛盾，要求立即答复，否则抢著追问，使被劝的人感到并不是在好言相劝，而是在仗势欺人。这样的效果往往事与愿违，一些真的有问题的人，也会因此而拒不悔过。
　　据说在第三天的突击劝说小，被劝者的态度真是形形色色，窘相百出。有的面露笑容，洗耳恭听，既不多说，也不争辩；有的专在不重要的细节上磨蹭，谈到关键处，便听之任之，随便让劝说者下结论；有的只是重复以前坦白过的内容，既不增加一分，也不减少一分，万一说漏了嘴，或者解释一下，或者假装肚子疼，躲进厕所不出来；有的你软他硬，你硬他软，你唱“黑脸”，他嘻皮笑脸，低声下气；你唱白脸，他满脸寒霜，严词拒谏；还有的虽然承认自己是特务，却又死不肯交待具体细节；更有闹自杀的，旧延大有一个人跳井，民族学院则有人上吊，但他们都自杀未遂。
　　不过，总的来说、三天的突击，还是有收获的。据统计，又有27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27人中，有14人来自鲁艺，8人来自旧延大，4人来自新文字干部学校，1人来自民族学院。他们绝大部份都不仅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交待了各自的联系人。但也有几位翻供者，问其原因，一致都说经受不住强大的团体压力而不得不假坦白。这正好一语道破了周扬发动的突击式规劝运动的游戏性实质。换句话说，周扬在领导延安大学的审干运动过程中，想方设法甚至挖空心思地想扩大战果，但是後来的最终结果是劳民伤财，乱纷纷地闹了一场，战果仍然等於零。
　　1988年秋天，我们专门采访了旧延大校长吴玉章的秘书王嘉仁先生。如果说以上叙述只是延安大学审干运动面上工作的概括的话，那么我们从王嘉仁的个人叙述中则可看出以上粗线条勾勒中不能穷尽的细枝末节来。
　　王嘉仁，典型的南方人，瘦小而精悍，现已70多岁了，仍然热情奔放，精力旺盛，只是走动时东倒西歪。然而他练气功，一站可站到三四个小时。他为自己在延安给吴老(吴玉章)当过秘书而骄傲，也为自己在延安被打成“红旗特务”而感慨万分。他说：
　　我是1938年3月在复旦大学入党的。抗战爆发後，复旦大学从上海遇到了重庆，我也随校来到了重庆，又从重庆辗转到了延安，分配在陕北公学教书。在颠沛流离中，我失去了组织关系，到陕北公学後又重新入了党。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我从陕公被调出筹建延大。延大成立後我留在延大校部办公室，给校长吴玉章当秘书。
　　整风运动转入审干後，延大政治教员马彬第一个被抓了起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在学校批斗後被关到保安处。
　　1943年的3月份，自然科学院和鲁艺都合并到延大集中搞审干。从4月份开始搞坦白运动，当时认为开展反特斗争，最大的障碍是自由主义，所以学校从反自由主义开始入手，填写各种表格、自传等等。我按照组织的要求，直接给副校长周扬写了我的历史材料。因为我是在复旦加入地下党的，老丈人又是国民党内一位有地位的元老(慰文柏)，所以，我写了材料後，学校反而每天晚上派人找我谈话，要我交待更大的问题。我的爱人沾了统战政策的光，可我却要倒老丈人的霉。
　　7月份搞抢救运动，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延安到处都在开抢救大会，“日夜抢救”“全面突击”，延大的抢救也搞得很激烈。记得周扬副校长在学校的一次抢救大会上说：“特务对我们边区的破坏是无处不在的，他们缝棉袄竟然把纽扣眼开在右边，而把扣子钉在左边，这让我们怎么穿?他们就是这样破坏我们的大生产运动。”
　　连这都成了“特务”活动，其他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大家一提起开会心里就发抖，谁也不敢保证大祸什么时候降到自己头上。马彬从保安处放出来，回延大“现身说法”，启示大家自觉坦白。马彬报告後就被优待住在鲁艺院部。有一次上厕所，我碰上了马彬，在厕所里他悄悄地跟我说，他的坦白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假的。我心想怪不得学校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抓了那么多特务，连被保安处定案的马彬都是假的，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当即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扬，目的是想提醒校领导，这样抓特务恐怕有问题。没想到第二天马彬就不见了，我的汇报又把他赶回了保安处。而我自己也被正式开始抢救。
　　先是马培德负责审我，他们打车轮战，让我坐在板凳上，一批一批地轮换著审讯，却不让我活动更不让我睡觉。当时我有一个小孩要吃羊奶，他们不让我出去挤奶，而且晚上还把孩子放在我隔壁的室里，这边他们在不停地审问我，那边孩子连吓带饿哭个不停，哭得我心里发颤，鼻子发酸，揪心似的痛，可是又毫无办法。
　　就这样直折磨了我两天两夜，到第三天下午，我上厕所，真是老天发慈悲，恰好我老婆在隔壁的女厕，趁站在外面的看守不注意，我在手纸上写了：我撑不住了，孩子也受不了，乾脆假坦白吧。写好後悄悄地从墙缝里塞进女厕。
　　这天晚上，审问我的是何干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半夜一点钟左右，我按照何干之的提示，违心地做了假坦白，我没有说复旦党是“红旗党”，也没有供出其他人，只给自己头上胡乱地戴了四顶大帽子：“日特”、“托派”、“复兴社”、“军统”，真可谓五毒俱全了。何干之听了我的坦白，兴高釆烈地当即就把我老婆叫来，做了面条请我们吃。
　　回家後，我感到痛苦。坦白时我想的是在敌人面前我完全可以挺得住，因为牺牲了还是烈士，可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岂不太冤枉了?现在看来，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是对党对自己都不负责的行为。所以我又跑去向何干之翻供，何干之一听，气得火冒三丈，顺手扇了我一耳光。因为当时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似乎哪个单位的“特务”多，哪里就“先进”，搞不出特务就“落後”。所以负责审干的同志最怕坦白对象翻供，一旦翻供就会使得那些整日整夜逼出来的成绩前功尽弃，全部化为乌有。所以，何干之硬是不听我的申诉。没有办法，我只好听之任之。
　　坦白以後好像一切都了结了，我又成了有用的人，让我去规劝别人。我的第一个规劝对象是林迪生。我对他说：“你要是受不了，就假坦白吧，你看我假坦白後就没事了。”林迪生听了我的话，作了假坦白，第二天他就解放了。就这样硬是逼著我们党员向党说假话，我们在感情上实在是受不了，可又无可奈何。
　　甄别後周扬在向我赔礼道歉之时，讲“抢救”我的几个原因：
　　一、复旦地下党有问题，是“红旗党”，复旦地下党的杨永直也承认了，你是在复旦加入地下党的，所以自然脱不了干系。
　　二、鲁艺有个叫张帆的女学生坦白你是她的上级，还给过她50元特务活动经费。
　　其实这个张帆是舒群的爱人，在上海时，荒芜曾托我照看过她，她是被逼迫的，没什么说了，就只好把我拉上。
　　三、你的同学任洪也坦白说，你们在上海参加过军训的都是特务(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要求全国的大中学生都要参加军训)。
　　其实还有两个原因他没说：一个是我和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关系密切，为了把柳湜打成特务，想在我这里突破；第二个就是我那个倒霉的老丈人是国民党元老。
　　“抢救”我多少还有这么些满像回事的依据，可大多数的人被打成特务就只能靠莫须有的罪名了。
　　审干运动後我们觉得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这次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当婆婆的整媳妇，媳妇做了婆婆，又去整自己的媳妇。以此轮回，没完没了。
　　解放後我又被整过两次，一次是1957年反右，那是为了保我的秘书，我自己却被划成右派，从北京下放到江苏淮阴，文化大革命自然又脱一层厚厚的皮。
　　我三次受整，历经磨难，但信仰却一直未变，因为我信仰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真理，是马列主义。这就像儿女们和母亲的关系，不能因为母亲生了一个不成气的坏孩子，我们其他的儿女就不认母亲了。②
　　由此可见，连同王嘉仁这样有无数条“理由”使其成为特务的人，最後也不是特务，那么周扬通过突击式规劝运动搞出来的几十名特务，又有几个是真的呢?然而，在当时审干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形势下，周扬的做法都被看作是先进经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过推广，最起码在新合并後的延大各个单位中无疑是经典式的范例。据周扬自己总结，他的经验主要是：领导亲自动手，发动全体师生参加，通过组织核心骨干，指挥积极份子，发掘问题人物，加以规劝，使其自愿坦白。具体讲有以下三条：
　　第一，下紧上宽。就是说上级扮好人，下级扮坏人，上级扮“白脸”，下级扮“黑脸”。周扬反对用威胁暴力的方法整风，也反对从别人的发言中找破绽，然後不断追问。但他主张突击式的规劝方法，形成群体压力，迫使嫌疑份子很快就范。
　　第二，调动积极性。周扬不但主张在运动中发掘和培养积极份子，而且利用他们之间的彼此竞争来使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也主张利用坦白份子来做示范，让他们彼此竞争，从而激发其他嫌疑份子都来自动坦白。第一条中谈到的突击式规劝，实际上就是靠这些积极份子来落实的。
　　第三，孤立嫌疑份子。为了使突击式规劝获得效果，必须断绝嫌疑份子的心理援助，所以在使用积极份子之外，还要吸收自首份子也来参加规劝工作。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周扬的经验形成於1943年5月下旬，而6月初毛泽东在《关於领导方法的决定》中指出：正确的领导方法主要是，群众路线，同时也包括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培养积极份子，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同年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又说：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关於领导方法的阐述是周扬给他提供了具体的经验，还是周扬自己有一种先天的感悟能力，悟出了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领导方法?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主张与周扬的做法在审干问题上不谋而合了。而周扬也正是在延安时期逐渐成为左右在毛泽东周围的文化教育界骨干。
　　公平地说，在延安各单们负责人中，对於审干与抢救运动，周扬并不是最积极主动的领导人。在运动中他也曾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如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林默涵、贺敬之等，这些文学艺术家要比文抗集中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审查的那一批文学艺术家幸运得多(如艾青、白朗、罗峰、吴伯箫、于黑丁、萧军等)。周扬对审查对象也没有其他那些人那样冷酷热情。据他的学生骆文回忆：“1942年一个冬夜，周扬电话通知有关方面要我到山上(周扬住处)去谈话。我用小被子裹著一岁的孩子去了。到了他的窑洞，他要我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後，他看看我，问：‘紧张吗?’‘运动开始有点紧张，现在好些了。’‘你们到延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可是为什么在外面，在你们中间混进那么多坏人特务?’我很惊诧，说‘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请让我讲点情况。’‘可以讲讲，不要有顾虑。’‘我们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张颖交往很久，重庆曾家岩周副主席那里我们也去过几次。临了，是周恩来副主席要张颖通知我们立即到红岩村，准备去陕北。到了红岩村，龙飞虎帮我们搞了作为八路军家属的假身份证，为防止重庆青木关、内江、成都、绵阳、剑门关、汉中、褒城直到宝鸡的各个关口国民党和叛徒的检查，不得不用一套假身份来对付。’‘这么说你不是国民党?’‘如果我是，我就不来边区了。’我情不自禁地望了望床上的小女儿，他说：‘不会冻著的。’边说边用被角给小家夥搭上。‘那么，你没有什么事要交待?’‘我已说了多次实情。’我大著胆子讲，‘周扬同志您早年在上海待过，也接触过进步青年，您出一定了解他们……’我本想说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剧联和金山一起搞工人蓝衫剧团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那样，会被认为‘打著红旗反红旗’，罪名可就更大了。所以只说了上边几句，他听了‘嗯’了一声。而後，沉默片刻，他是不是在思考往事?我请示：‘没什么事我就走了。’他点点头，嘱咐‘反正正确对待运动。抱著孩子好好下山’。”③尽管如此，周扬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丝毫也并没有表现出对运动的根本抵制，还是比较主动积极地在延安大学推动了这塲运动。也许他的内心是复杂的，如果将当时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的表现与之相对照，我们就可能会进一步地认识这种左翼文化人兼政治家对这塲运动的复杂心态。此时吴玉章实际上已是挂名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但这位经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年已六旬的中共元老，对这塲运动仍然十分紧张，他曾多次拄著拐杖、流著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运动。吴玉章写道：“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份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份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於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份子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④
　　如果说，许多的工农干部、甚至年轻干部可以说是盲目无知的话，那么，像吴玉章、周扬这样的人绝不能说是盲目无知，那么他们又是什么呢?
　　四十多年後，周扬在延安创造的这一套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变本加利地发挥後又用在了他自己身上，逼他认罪，这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① 参阅王云风主编：《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② 根据1988年9月采访王嘉仁记录整理。
　　③ 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
　　④ 《吴玉章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