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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行政学院:令人生畏的准监狱

高浦棠 曾鹿平


  在延安东南干张家岗的山坡上,依山修建了四排数百眼土窑洞,层层叠叠,蔚为壮观。窑洞下面方圆50来亩的平台上,耸立著一座能容纳千人左右的大礼堂,这就是成立於1940年7月、专门为边区政府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培训干部的行政学院。学院依山面水,右上方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左下方是当时延安最为繁华的商业区——新市场,新市场旁边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
  1943年以前,比之“抗大”、“陕公”、“鲁艺”、“延大”,行政学院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弟弟,规模只有300人左右。行政学院院长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副院长,原副院长王凌波去世後,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六如任副院长。1942年9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由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专员王子宜(建国曾任国务院内务部常务副部长,1959年因所谓的小说《刘志丹》案蒙冤撤职、下放,长期受迫害,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平反),担任副院长,王子宜到行政学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行政学院的整风审干。王子宜到行政学院之际,行政学院共有四个班(五、七、八、十)178个学员。其中,第五班主要是老干部,进校前都在陕甘宁边区各分区或县政府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七班其实除极少数小学教员外,都是从延大调来的知识份子,全班70余人。第八班人数较少,共40余人,绝大多数是保卫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干部,多数是陕北人,只有6人是外地干部。
  王子宜到任行政学院之前,边区保安处已通知他,学院教育科长袁家柯、教员苏树铭、周慈铭等5人有严重的特务嫌疑。王子宜到任後,除5人外,又将学院党总支书记王仲言,教员秦明和蒋仁山等3人列为怀疑对象。因为袁家柯的问题比较明显,他将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两位成员——成全夫妇认做乾爹乾娘,所以自然首当其冲。但经过一周的激烈“抢救”,袁家柯却拒不承认任何政治问题。行政学院的领导认为,袁家柯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因为行政学院的特务太多,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特务相互包庇,因此首先要发动群众,培养积极份子,孤立特务份子。
  在发动群众填写“小广播”、学习文件、开展“自由交谈”的同时,行政学院调整了学院的整风领导班子。成立了由王子宜、高尚贤、杨玉亭3人组成的核心小组,随後调整了院党总支和各班支部的干部,使一批积极份子进入了领导班子,随後在全院各班用两周时间进行分组集体讨论,重点是解剖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同时,根据各组人员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检讨具体问题,如贪污腐败、群众关系、家庭观念等等。通过这些活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1943年1月,为了推广张克勤的坦白经验,行政学院决定由乔生瑞做坦白典型,以推动学校的坦白运动。乔生瑞在五班的坦白示范进行了五天,讨论时全班70余人,有52人发了言,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多,对这些问题,乔生瑞当众做了答复,大家都很满意。乔生瑞的公开坦白,开了行政学院坦白运动的先河。就在全院学习推广乔生瑞经验的高潮中,有些人开始了主动地坦白,“坦白光荣”的气氛很浓厚。因为乔生瑞曾做过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因此每个班的党支部书记,甚至小组长都感到必须亲自做坦白模范的压力,有的人甚至後悔自己在国统区没有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否则坦白了才光荣,还受优待,免得与组织对立。在强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下,学校党总支书记王仲言开始承认自己有政治问题,後来又说他在环县工作时,1940年在环县事变中被国民党逮捕了一天半,在云南老家时,曾和国民党特务份子谈过话。据此,王仲言便以被捕叛变的罪名被撤销了党总支书记职务,留在学校里担任秘书工作。
  王仲言坦白後,黑风也被迫坦白自己是日本特务,并且交待了他的同学吴宗音也是日本特务。这样行政学院的许多人开始了不仅自己坦白,而且积极检举揭发别人。4月11日,行政学院全体师生参加了由康生亲自主持的审干动员大会,会上张克勤等“悔过自新份子”作了坦白示范。第二天行政学院就召开了一连四天的全院坦白大会,在四天的大会中,李克达,高永权、秦世仁等11人公开坦白,或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承认自己曾“自首过”,将行政学院的审干推向了一个高潮。在此之前的4月1日,康生在延安大举逮捕“特务”,行政学院黑风、赵一峰等8人被保安处逮捕。
  从1942年底到1943年4月下旬,行政学院共有32人被打成“特务”,其中10人被捕,22人因为报名自首,而且被认为“坦白得彻底”,因而受到宽大待遇,并且从这些人的所谓口供中,又抓出了23名“嫌疑份子”,其中院内4人,院外19人。就在这个月下旬,康生视察了行政学院的审干肃奸工作。此後不久,这个隐藏在闹市中的边区行政官员的摇篮,忽然名声大振,非凡地热闹起来。宿舍整修一新,围墙被加固了,延安卫戌司令部还派来了荷枪实弹的战士,在四周加岗站哨。“学员”人数也骤然突破2000人大关,(最多达到3000来人)。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院、局、行及各分区专署、各县、区、乡政府的干部,过去是抢著上行政学院,可现在一听要送自己去行政学院,身上就不由得起鸡皮疙瘩。请不要误会,行政学院还是行政学院,既不是兵营,也不是监狱,送你到行政学院名义上还是让你去学习的,并非去蹲大牢。虽然实际上它已经成为边区系统集中审查被各单位确定有问题而且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的地方。因此,有人称它为一所“准监狱”,这倒是恰如其份的。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还特意点了行政学院的名。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讲话时,由於当时对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他讲到:党校也要争取领导权,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他还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都是特务。主要堡垒在人家手里,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这是很严重的争取领导权的斗争。①
  当然,行政学院审干的领导者果然也不负重托,在审干运动中,行政学院共审出691个“特务”、“特嫌”及其他有问题的人。②这麽多的特务是怎样弄出来的呢?1943年5月5日至8日,行政学院曾召开过一次为期近一周的全院“欢迎特务份子自新大会”。事後行政学院向上级写了一份《行政学院欢迎特务份子自新大会的总结》,③在这份总结的第二部份,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特务份子”反省出的“特务奸细如何与我们做斗争”的方法,从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些当时行政学院审干的恐怖气氛,同时对挖出那么多“特务”的内幕也会获得一些感性认识。
  特务与奸细有无数顾虑,不愿反省自己的问题,因此,他们便千方百计地想出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对我们顽抗,下面的办法是他们反省出来的。
  一、迷惑与欺骗负责人
  一些特务与奸细份子怀著投机的心理,利用我们目前说出一点组织便放松的弱点,采取了以反省小的以掩盖大的(如张红增逼到没办法,反省了十个问题以示坦白。兰照卿反省参加哥老会而不承认参加国民党做特务。寇来宝反省参加青红帮,而不说自首,说出自首而不说做特务)。反省假的掩盖真的(如张尊贤反省参加青帮代替国民党,参加同盟会代表哥老会,其余的人还有这种情况),用诸如此类的办法,瞒哄组织负责人。
  二、用尽一切办法去掩盖自己行动上的漏洞
  1.参加生产劳动。使脑子停止斗争,消除不安表现,同时也使自己晚上睡觉不致失眠(如王剑、寇来宝)。
  2.晚上睡不著,但不敢翻身(如王如明),翻身被人发现时则说有跳蚤咬(如寇来宝)。
  3.表现出满不在乎,镇定、谈笑唱歌,表示不愁闷很痛快(如刘冰郎、王如明、寇来宝)。
  4.多吃饭,使别人不怀疑有心事,吃不下饭则说自己有病。表现积极,在讨论会上发言踊跃,生产劳动中吃苦肯干(如寇来宝、张红增)。
  5.表示受到冤屈。谈话时和谈话後痛哭流涕(如刘冰郎),公开说自己是冤屈,是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捏造(如兰照卿),批评别人不实事求是,说自己受到冤屈,终有水落石出之日。
  6.表示自己已经坦白,送到保安处也不怕(如王如明、刘冰郎、张红增),将来查出没有坦白的问题,愿受任何处罚(如张红增、寇来宝),愿写保证书,如有没坦白的事情,枪毙也可以(如刘冰郎、寇来宝),以駡还駡,以表示自己有正气,不害怕,有理。发誓已完全坦白,不然可以骂祖宗(如张红增等)。
  7.争取喘息机会,以图谋对付我们的办法。如刘冰郎假装有病,争取休息时间,以便想法对付我们。
  8.散布怀疑空气,以分散大家对他们集中的注意力(如七班雷振东说“组织上乱戴大帽子,扣到谁,谁倒霉”)。
  9.秘密打听我们的谈话方式和内容,以便谋求应付办法(如六班张新法)。
  10.向温情主义者活动,从积极份子那里探听大家对自己的态度(刘冰郎、王如明、王剑、兰照卿),讽刺积极份子(如雷鸣)。
  11.反革命份子结成统一战綫(如雷鸣等)。
  12.解答问题时态度强硬,批评别人不实事求是,调皮,问东问西,使大家感到麻烦。
  且不说笔者从历史档案中抄来的这个东西水平如何,但在这样的审干干部面前,在如此的气氛之下,你除了承认自己是特务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
  在行政学院的审干运动中,比上述还要荒唐的事情还有许多,请听一听一位审干领导和一位被审对象的对话:
  “你是党员,难道你不信任党吗?”
  “我怎么不信任党吗?我入了党,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即使叫我今晚去死,我也决不会活到明天。”
  “那党说你有问题,你怎么不承认呢?”
  “……”
  “你是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向党靠拢,党号召坦白,你怎么不坦白呢?”
  “……”④
  对话的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那位被审者终於坦白了自己是“特务”,尽管他的特务问题纯属乌有。而那位审查者亦由此获得一个表功的机会。
  孟明是一个瞌睡虫老在眼皮底下爬的人,他看到学院审查对象使用“车轮战术”非常频繁,那些被审查者常常是几天几夜不能睡觉,颇有些心惊肉跳,生怕这一“酷刑”轮到他的头上,於是就主动找领导坦白说:“我於1937年加入三青团。”领导们大喜过望,马上召开大会,会上给孟明奖了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并且当场提拔他为小组长,他摇身一变由被审者成为领导者。殊不知他们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常识,三青团成立的时间是1938年。
  行政学院提拔的审干干部绝大多数是陕北地方干部,连小组长也差不多都是陕北人。他们对边区外面的情形毫不了解,社会常识差得令人吃惊,但他们抓特务的干劲之大、花样之多,却是其他单位很少能比得上的。
  抢救运动中,行政学院在全院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抢救竞赛周。哪个班抓的特务多,哪个班就是先进班。十三班和十四班一鸣惊人,竟然把特务的帽子普及到全班每一个人的头上,两个班近200名学员没有一个“漏网”,全部成了“特务”,而这两位“功臣”自然也受到了表扬和奖励。
  这种审查干部、抓特务的方式自然使行政学院的师生感到强烈的愤慨。1944年6月14日到19日,行政学院在全校各班开展了一场关於审干问题的漫谈活动。由於领导上做出了“尽情暴露思想认识”不予追究的承诺,因此,许多人都大胆地讲了一些真话,虽然有些话带有明显的个人情绪,也不免偏颇过激,但却真实典型地反映了审干给干部群众带来的沉重的心灵伤害,以及对整风运动造成的巨大损失。活动结束後,行政学院专门写了一份《行政学院审干问题漫谈总结》,⑤集中收集整理了在这次漫谈中,干部群众对整风、审干、宽大政策及行政学院审干的认识和意见。下面是我们从中摘录的几则:
  这次审查干部就像国民党四·一九清党一样(七班寇来宝)。
  我们如果检查出敌特组织,这是应该由司法机关去处理的(七班杨完康)。
  革命要大家干,如果不要非党同志,乾脆登报声名好了(八班程世英)。
  审查干部有左的机会主义作怪(八班田夫)。
  审查干部有经验主义,我很怀疑在审查干部中能百发百中解决政治问题(七班马传)。
  我是依靠组织的,如果组织上说某个人有问题,我就认为有问题(七班高X)。
  我刚到行政学院时把它看作一个集中营,并把它看成整风的最高机关。现在从表面上看起来它还是一个集中营,因为这里的同学都有问题。党外的同志只要把工作作风整好就行了,不要像文件上要求的那样来整。如果把非党人士的思想都弄成无产阶级化,那就是思想统治(五班陈明)。
  我认为行政学院是思想疗养院(五班李竹友、雷玉钧)。
  我现在还有三个怀疑的问题。第一个,行政学院既然不是集中营,那么为什么校规这麽严格,而且自从新同学来了以後,就有卫兵放哨。再说新来的同学都是有问题的,不然班上负责任的都是旧同学,就连担饭抬水的小组长都轮不上新同学。第二,布处长(指布鲁)来行政学院是否为了加强抓特务的工作,因为他过去是专门做保安工作的。第三,为什么行政学院有这么多的特务份子,有人说因为行政学院的本地(指陕甘宁边区——笔者注)干部多,过去由於内战被国民党逮捕、陷害,所以特务就多,那么外来干部为什麽也有那么多特务呢?(五班申振纲)。
  行政学院是政治疗养院,共产党的思想检查就是思想统治(五班赵德荣)。
  对被审查的人刺激多,鼓励少,斗争方式不好,只是打击,不进行教育,似乎怀有成见,乘机打击。对汇报的问题,组织上只听片面意见,不调查就做为证据材料,对被审查人另眼看待(九班雷明)。
  班主任总是以不入党、来边区不进步、来路不明肯定别人有问题,给人戴帽子(八班程世英)。
  不调查,不找人证明,有强权无公理,与国民党一样扩大事实(八班程世英)。
  不管材料硬戴帽子,主观式的盘问……把检查会开成公审会,监视别人行动,造成恐怖气氛,方式太左,不是治病救人的方法(八班姬新法)。
  别人说的情况完全不相信,一举一动都有问题,不说话,说你是苦闷有问题,说话又说你装腔作势,更有问题。抬起头不是低下头也不是,让别人连话也不敢说,睡觉也不敢动(八班周庆华)
  重口供,不重证据,拿手枪威胁强迫在口供记录上签字(八班刘冰郎)。
  这些话说得的确是尖刻大胆,因为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到了甄别的时期,如果在审干的高潮时期,拿这样的言论给你戴顶“特务”的帽子那是绝对不冤枉的。行政学院三班的姬秀文,仅仅因为是河南人,就在保育院受到了审查,她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因而写给丈夫的信就被保育院扣下,院长甚至亲自去延大找她的丈夫,挑拨她丈夫与她离婚,弄得他们夫妻关系很紧张,最後她还是被送到行政学院接受审查。而行政学院的学员当时也几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处处受到监视,班与班之间不能说话,熟人朋友见了面不许打招呼,大小便也得请假,娱乐活动也必须全部参加。总之,任何时候都不容许一个人单独活动。学员的食宿都非常差,生病不能参加劳动就开会斗争,直斗到生命垂危,送到医院才算了事。有孩子的母亲被审查後,孩子饿得直哭,也不让给孩子喂奶,病了不让送孩子去医院,有些就这样活活地饿死、病死……
  1943年的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虽然审干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著,但遭受了两年饥饿熬煎的延安,现在很有些喜气洋洋的气氛了。徵购公粮的干部们一批批地下乡去了,因为饭总是还要吃的。行政学院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的某一个早上,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欢送王仲言、荣孟源、贾志杰三个人都去鄜(富)县徵粮。会後三个人坐著一辆马车出发了。王仲言的爱人张殊是位从日本留洋回来的现代姑娘,对王仲言颇有点情意绵绵,每天都要往鄜县发一封信,向丈夫叙叙离情别意。荣孟源的老婆虽然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但对丈夫的情意也不比张殊逊色,她把知书识字的妹妹找来,让她替自己写了一封信,也寄往鄜县。可是这些深情的鸿雁却没有温暖的落脚处,一封封都被退了回来,那三位去征粮的人就像在人海里扔进去的三颗石子,变得无影无踪,杳无音讯。
  过了不久,边区开坦白大会,行政学院的全部人马都去了。王仲言、荣孟源、贾志杰在会上突然冒了出来,一个接一个地在台上坦白自己的“特务罪行”。行政学院的人们这下才大梦方醒,原来这三位“征粮”者,粮没有征回来,自己却被征到了边区保安处的监狱里了。那位感情丰富而又脆弱的张殊,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当场就哭了个昏天黑地。
  行政学院不仅演出过许多这样扣人心弦的小戏,而且使三位精明的知识份子的头脑变得一片浑浊。
  那个从云南昆明来的左启先,是教育系的老师,因为经常有人从国统区给他寄点钱,所以被当做“特嫌”,整得他死去活来,最後神经出了轨道,班上点名时,他竟一丝不挂地跑出屋子。另一位叫赵一峰,他是河南人,原来是边区建设厅的工程师,审干时被调到行政学院教书,他被整疯後,常常跑进厕所里用手掏出大粪往嘴里塞。还有一位是个班主任,广东人,我们采访了好几位当年行政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可没有一个能记起他的名字了。时间的流水无情地冲刷掉了人们的许多记忆,然而当年这所准监狱给人们心灵上刻下的那道血痕却是令人痛心疾首,永远难以忘掉的。
  1943年11月,行政学院集中了边区政府各机关54位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份子,成立了研究室,由罗迈亲自主持进行审查甄别,下面是在审查干部中几位受整的知识份子在研究室所谈的体会:
  抢救运动中硬说我有政治问题,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地瞎编一通,给自己戴上几顶大帽子,应付组织。坦白後心里真是苦极了,一心想到山沟里开几亩荒地,清清静静地一个人过日子(马乃庶)。
  坦白後,我在政治上完全动摇了:党要不要我?我要不要革命?别人老劝我相信党,我觉得相信党比相信耶稣还渺茫,世界上的真理都是骗人的(张养吾)。
  抢救运动时,我常想,你们为什么要把特务的帽子压在我头上呢?我何必来延安参加革命呢?我到外面去难道没有一碗饭吗(丁善新)。
  来到研究室,我的心头就像压著一块巨石,心里刀绞似的,直想哭(吴谦)。
  想哭的不仅是吴谦,吴英、燕军、方六白、王幸之等钢性男儿,到研究室後都偷偷地哭过。
  坦白以後,首先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怀疑、忧虑、徘徊、苦闷充塞著我的心灵,对将来的命运感到非常的渺茫(方雨人)。
  我坦白以後,精神上受到刺激很大,感到组织太不信任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算是被葬送了,所以就消沉厌世,听之任之,组织上说我是特务我就是特务,反正运动完了,乾脆回家当老百姓算了(段竹余)。
  想当老百姓的当然不仅段竹余一个人,当时研究室的54人中,竟有三分之一表示运动结束後,回家当老百姓。⑥
  看到这些,人们怎能不相信,行政学院在当年的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中,的确是一座“令人断肠心碎”的准监狱。实事求是地讲,尽管行政学院在审干运动中的确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集中审查干部之地,边区政府系统各单位在这一时期送到行政学院的干部均为本单位“嫌疑重”、“问题大”的人员,也的确是“准监狱”。但由於实际负责人王子宜与刘志丹是榆林中学的同学并一起在陕北从事士地革命,1935年在陕北肃反中与刘志丹、高岗等一起经历过肃反的“逼供信”,差点被活埋。因此,他还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做到谨慎,起码不对审查对象用刑,他曾亲自将一个对审查对象用肉刑的组长撤换。所以行政学院的审查对象在抢救运动中所受的精神折磨当然是十分严重的,但同其他集中审查机关(如西北工学、中央党校等)相比,所受的肉刑相对较少。尽管如此,在抢救运动中,行政学院所造成的後果是严重的。据说,1944年初春,毛泽东曾亲自到行政学院向师生员工赔情道歉,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事情虽然不是我干的,但是我没有管好”。虽然许多人的回忆都谈到了这次道歉,包括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也提到过。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这件事。1944年5月24日,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整风和审干,并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这件事,《毛泽东年谱》中有记载,这篇讲话也收录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1996年版)第三卷中。⑦
  ① 王玉贵:《两位杰出领导人的共识与分歧:毛泽东与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
  ② 延大干部处《一九四四年甄别工作初步总结》,1945年1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资料。
  ③ 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欢迎特务份子自新大会的总结》,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④ 1987年12月23日贾治华访谈录。
  ⑤ 行政学院《行政学院审干问题漫谈总结》,1944年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⑥ 行政学院《研究室审查工作总结》,1944年2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⑦ 本章除注明外,资料主要来源为:《行政学院生工作总结》1944年;王子宜《关於甄别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3月31日;延安大学《甄别工作汇报》,1944年8月21日;行政学院《甄别工作初步总结》,1944年2月21日;行政学院《如何了解与总结思想动态》,1943年2月19日。以上均为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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