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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中外 革命者向往

武继忠 贺秦华 刘桂香编






  毛泽东同志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从第二期开始,抗大公开招生。在《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上,规定了抗大的宗旨是:“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材”;报考的条件是:“凡有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报考。”正因为抗大是党领导的最革命、最进步的学校,所以各地爱国青年、爱国军人及其他进步分子,纷纷奔赴延安,要求进入抗大学习。二期四大队的大部分学员,就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平、津等地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学生。为了加强对这批学员的领导,党中央派董必武同志担任四大队的政委,聂鹤亭同志任大队长。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也进入抗大学习,其中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诗、张学明,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延安成了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广大青年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纷纷奔向延安,投考抗大。根据中央的指示,抗大从第三期开始大量地吸收革命知识青年。第三期开学后,仍有不少新生陆续到校。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有些学员提前毕业上了前线。
  抗大第四期,是空前大发展的一期。这一期共有学员5562人,编为八个大队。第八大队为女生队。由于学员空前增多,原来的校舍已容纳不下,除原在延安的四个大队外还在瓦窑堡、洛川、蟠龙及甘肃的庆阳分驻了四个大队。这期学员的来源比较广泛。其中既有知识青年、专家、教授,也有工农干部;既有年过半百的长者,也有十三、四岁的青少年。有的是慕抗大之名,举家来校的。当时叔侄同学,母女同队的事,曾被传为佳话。学员中还包括东南亚、美洲等地的爱国华侨。
  这些学员到延安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要摆脱家庭或亲友的阻拦,有的要冲破名利的引诱和礼教的束缚。在途中,他们克服了许多艰险和困难号特别是要冲破敌占区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忍饥挨饿,爬山涉水,才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知识青年的增多,给抗大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课题。为了更好地培养教育他们,抗大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针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38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作了“民主问题”的报告,着重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11月6日,刘少奇同志作了“共产党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要推动革命事业前进,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便首先要改造我们自己。”这些报告,对于抗大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此外,抗大还通过各种群众性组织和活动,丰富学员的生活,团结教育他们。抗大三期各队成立的“救亡室”,经常组织学员举办各种生动活泼的问答晚会、讲演会、辩论会、讨论会和座谈会;开展学习、歌咏、体育、内务、军风纪等竞赛活动;设置墙报栏和举办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紧密地结合学校教育和其他任务进行的,对正课学习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1938年2月,第三期女生队发起赞助母校的募捐运动,得到全校教职学员的热烈响应,也得到全国各界进步人士的积极赞助。仅这一年,抗大就收到各地寄赠的捐款二万七千多元,金银手饰一百余件。这次活动,高度发扬了抗大同学爱护母校的积极性和舍己为公的精神。
  抗大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到延安考察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知名人士如卫立煌、郭寄峤、邓宝珊、梁漱溟、李公朴等,均先后来抗大参观与讲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尼姆·威尔斯,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武官伊凡斯·卡尔逊,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大夫柯棣华等,都曾到抗大参观,并给抗大以高度评价。1938年7月3日,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女)、傅路德、富克兰到抗大参观,受到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并赠予他们以名誉学员称号。这样,抗大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誉越来越高。
  学员们经过学习和锻炼,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对党的方针政策也有了正确的认识,有些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统计,抗大四期学员入校时,在4655名知识分子中,仅有党员530名,而到毕业时,党员就猛增到3304名。另外,他们在思想意识与生活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正如有的学员说:“我在这里三个月的学习,比我过去两年的进步还要快。”
  

延安抗大/武继忠 贺秦华 刘桂香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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