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是我去延安的出发地
　　在史迪威“徒步退出”缅甸以后，为了以后反攻缅甸，在印度拉姆加建立了中国军队的训练营地。对中国军队进行了战斗技术训练，教会他们使用步枪、机枪和火箭筒以及使用作战需要的其它特殊装备。1942年8月，对“徒步退出”缅甸时幸存的9000名士兵的培训计划正式开始。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这些兵员由美国训练和装备，并由英国提供住房和支付薪金。
　　盟军在缅甸遭遇困难的根源，是国民党军队不可靠。即使国民党军队决定要参加作战，但他们是否会执行作战计划，仍是一个没有肯定答案的问题。为了协助国民党军队提高作战效率，从拉姆加派了6名美国军官，包括我在内，到玛格丽塔。这是史迪威位于印缅边境的印度作战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我们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并受第38步兵师师长孙立人将军的指挥。孙是一名优秀的军官，深受史迪威的器重和他的中国部队的高度尊敬。据认为，由于他和国民党部队密切的个人关系威胁到蒋介石的控制，从而导致他从1949年开始在台湾遭受了40年软禁。
　　为了在1943年10月实施反攻作战，我被任命为孙立人将军的联络官。在缅甸查姆柯克，我建立起活动基地。1943年2月，中国军队进行了整编，我们也建立起一个情报收集网。在后来反攻开始时，这个情报网得到了利用。就在这个时候，战略情报局开始指挥我的小组，并给我取了一个“流浪汉”的代号。当时，我负责指挥缅甸西翼的情报收集和游击作战活动。
　　飞机向我们空投包括罐头食品、大米、食盐、包裹物品、弹药和信件等食物和补给品。空投器由柳条筐编成。这些筐长3至5英尺，宽18英寸，绑在一个人身降落伞上。我则用降落伞材料，制成一个T字(英文流浪汉的第一个字母)，放置在合适的地点，指示空投的位置。指令空投要投在T字的连接处。
　　由于空投的柳条筐分量过重，有些在接触地面前就在空中迸裂，饥饿的部队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当包裹裂开时，士兵们就冲向空投点，抓到食物坐在地上便吃了起来。否则，这些食物也就很快会腐烂。主要由于受气候的限制，空投大约每周进行一次，有70%的空投计划取得成功。在1943年10月开展反攻前，空投变得愈益频繁。
　　空投的其他必需品还包括当地民兵的薪饷。这些薪饷就是由英国人用鸦片和银卢比两种形式支付。鸦片在空投时分成2磅重一块，用白宣纸包装。土著人可以选择，要不领取5个卢比，要不领取相当价值重量的鸦片。
　　当反攻终于开始时，如何促使国民党部队去作战，成了盟军部队的极大难题。我决定用30天的行程步行到印度玛格丽塔，向孙将军报告此事。我到达玛格丽塔后，便向孙将军报告了我们碰到的他部队的一个营的糟糕情况：这个营的营长拒绝调动部队进入阵地同日本人作战。孙将军叫我返回缅甸。我回来不久，这名“少校”就碰到了一次致命事故，意外地被一颗手榴弹炸死。
　　1944年5月，我被战略情报局局长调出缅甸，作必需的休息。6月初，我接到电报，要我向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纳扎拉的战略情报局总部报到。我在那里获知，我已经被挑选成为使团的一名成员，要派到中国延安去调查利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可能性。
　　当时，有关延安中国共产党及其总部，流传着种种传说。国民党人对延安的所谓武装土匪制造了许多诋毁性的谣言。而其他渠道则同声赞扬共产党人是一支有效的抗日战斗部队。据报道，共产党已经拥有一支60多万人的游击军，并且有潜力发展到200多万人。同时还有报道说，共产党在敌后控制了几千个村庄。事实上，日占区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控制在共产党游击队手中。日本人已经用了八年多的时间力图制服共产党，但结果毫无效果。
　　在战争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少不引起争论。派遣“迪克西使团”当然也毫不例外。1944年5月，罗斯福总统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已经告诫过蒋介石，要团结共产党人一致抗日，并说美国不愿卷入中国内战。他还在3月间曾透露说，蒋已经批准派一个美国观察组去延安。但在7月间，当我们在重庆集合准备出发时，我们又接到通知说，蒋介石总司令不准我们前往。
　　当我们正在进一步待命时，在美国国庆节的棒球赛上，使团的另一名成员同事赫伯特·希契介绍我认识了宋庆龄。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是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博士的遗霜。宋庆龄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宋氏三姐妹之一，她们三人嫁给了三个现代中国最著名的人物——孙中山博士、蒋介石和中国重要的银行家、孔夫子的后裔孔祥熙。她们的兄弟宋子文在不同时期，曾担任过蒋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等职务。
　　宋庆龄和“迪克西使团”并没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但知道我们的小组正准备去延安，因而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对防备以后发生的事情非常及时，也非常适宜。她告诫我们不要听信别人对共产党的说三道四，要我们到那里去不要带有任何偏见。她说，她最感关切的是中国的前途。她十分了解“使团”的真正难题是它成功的希望很少。
　　“迪克西使团”本来要由协助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外交官约翰·P·戴维斯领导。戴维斯1908年生于四川。他父亲是浸礼会的传教士。戴维斯在1933年派到昆明工作以后，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俄文、日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戴维斯挥动着一面美国国旗步行通过了日本战线，拯救了困在桂林附近休养山庄上的几名美国同胞。
　　是华盛顿直接采取了行动才最后使我们到达延安。经过多次未加说明的推迟，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就对蒋介石直接施加了压力，最后终于取得了去延安的许可。因此，“迪克西使团”终于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批准，在重庆中缅印战区总部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直接指挥下，派往延安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使团分两批派出，每批9人。第一批包括我自己，在1944年7月22日飞抵延安。第二批则在1944年8月7日抵达。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欢迎宴会上开玩笑说；“你看你们是多么重要!为了让你们到来，连美国副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做说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