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既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出了历史困境，不断壮大，为不久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当前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上，取得了广泛而巨大的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性，即对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之外，实际上还因为他们在实践中提出并解决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从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全面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本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不管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但是否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并很好地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却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二是对本国国情及革命或建设实践的深刻把握，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并不是说有此二者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但没有这二者，则成功是绝对不可能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思想上的自觉，并取得对中国革命产生积极指导作用的理论成果，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这两者条件的缺乏。如在中共党内很早就有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局限性，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李大钊在1919年就指出：“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①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他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更多的成就，原因就是上述两个条件就李大钊而言都不完全具备。换句话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尚处在学习阶段，还不能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具体结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中国广大的农村也知之甚少。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性，他们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和苏共革命的一些具体经验当成神圣的教条，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不仅较少，而且其理论色彩也并不强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人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这一点从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根据逢先知、王炯华等的统计，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阅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只有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②这些书籍当然不能完全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如果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更是可想而知了。
　　到了延安时期，情况则不同。无论是党自身的教训还是外在的环境都迫使中共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自身乃至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于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来说都太低了。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③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再次指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要求在全党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竞赛。并提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④同时，毛泽东本人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方面也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据统计，他在这一时期阅读的马列原著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多卷本和《理论与策略》(收入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以及列宁著作单行本《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⑤除此之外，还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哲学选辑》等等，而且做了大量的具有创造性的读书笔记，毛泽东的很多著作都是在这些阅读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毛泽东等人的带动和督促下，不仅中共党内的高层干部纷纷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各类院校的几乎各种班次都设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课程，甚至在敌后的野战部队也利用战争间隙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保证这种学习的效果，从中央到基层，从地方到军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同时，为了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张闻天在马列学院亲自领导成立一个编译部，集中了一批人才，其中有张仲实、王思华、何锡麟等，专门从事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十卷本《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而且还规定每天译1000字，一年36万字。为了保证翻译工作，学院派了专门的服务员照顾工作人员的生活，每人每个月发四元五角津贴，仅次于政治局委员。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也专门提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这些翻译工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教材。
　　正是在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中，毛泽东和广大党员干部摆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与党的领导人能够抓住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并着力解决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革命实践的成功，而革命实践的顺利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同时，“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⑦因此，理论探索必须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因为如果理论探索和创新脱离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将意味着它脱离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无疑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同样的道理，这种理论探索和创新也将必然缺乏实践的支撑和强大的动力源泉。
　　在延安时期，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的确要比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更加繁多和复杂。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任务从内战转为抗日，作战环境从根据地的反“围剿”变成敌后抗日游击战，自身地位由非法变为合法，国共关系从对抗转向既合作又对抗，党的对外交往也大大拓展了，以往的帝国主义变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局面，也使中共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党的队伍的扩大，小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干预仍然在党内产生作用，等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既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上述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共领导人很快就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毛泽东为例，他在1935年11月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就提出：“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我们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卖国政府是大威胁”，红军力量的发展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⑧。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中日民族矛盾正在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指出了发展壮大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决定抗日战争以及中国革命能否最终彻底胜利的方面。1937年8月，他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并揭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后，几乎在整个延安时期，他都是紧紧围绕抗日战争和壮大革命力量这两个主题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方面，他从抗战开始就反复告诫前线的中共高级将领：八路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专门阐述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游击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等，从而确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军事战略。同时，还通过《论持久战》充分地论证了抗日战争将是一场以中国的胜利告终的持久战，从而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抗日力量，他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思想，改造党的作风，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撰写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本来源，也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⑨，实践与认识之间循环往复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和发展真理。而任何实践都具有特殊性，认识这种特殊性才是解决实践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只能从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中获得。对于中国革命而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结论并不必然正确。在1938年10月又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在同年11月撰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从民族斗争和阶级基础的角度论证了在国共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1939年10月和12月，又分别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并特别指出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在随后掀起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整风运动，使党的作风、党的领导得到大大改善和加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总结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党的建设的期望。
　　不仅是毛泽东，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著作，也说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展开的，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任弼时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战线》，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种集中力量、集中目标进行理论探索的做法，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创新活动，无论如何都是少数理论家的事情，但中国革命的胜利无论如何却不可能依靠少数理论家或领导者，而是依靠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和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战士去实现的。如何使那些抽象深刻的理论通过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战士转化为成功的实践?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即以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为媒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原则内化为广大群众、战士和党员自身行动的指导思想。在延安时期，尽管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或口号，但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却是存在的。毛泽东在1937年6月谈到克服党内的左倾错误时说：“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⑩而且从中共领导人到正规学校的教育再到各种各样的干部培训班，几乎都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贡献。这也是延安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首先，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通俗化的特点，他们经常在著作和授课中引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谚语、成语或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中的故事和语言，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浅显易懂。据当年曾在延安学习的人回忆：“毛主席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常是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如手的拇指和其他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和内线的关系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11)“主席的报告很大众化，很容易听明白，他就像和你拉家常话一样，慢慢讲解，对我们这些没啥文化的工农干部来说，听起来格外亲切明了。”“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这个还不会记笔记、文化水平很低的人，都记忆犹新。”(12)陈云则“善于把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13)。
　　其次，干部学校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的重要基地。在延安的各种学校，在教育原则上都坚特“教学一致、学用一致”，在教学内容上都把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土地政策等作为重要内容，如陕北公学，政治理论课甚至占到了整个课程的百分之七十。在授课方法上也多采用学员容易接受的启发式、渐进式、讨论式等，比如抗大，其授课的基本方式是启发式，即由近讲到远，由具体讲到抽象，讲课时也多采取联系的方法，“这种联系的方法，主要是多举实例，多打比喻，多设情况，特别是多诱导学员与当前问题的密切联系等等”(14)。据统计，在抗战时期，有约20万人次的干部进入上述学校和训练班进行学习，这些干部后来多成为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
　　第三，在职干部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在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极为重视，不仅对其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而且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针对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中下级干部(甚至也有少数高级干部)普遍出身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在延安的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同时八路军则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分分区、营团、连三个层次，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层次设置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以自学为主，辅以讲解，对于文化和理论水平较低的干部，则采取文化课与政治课、理论课并进的办法。而且为了方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中央还号召“把各种政策条例印成浅显的读本，分发给各级政府”(15)，作为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而且考虑到敌后的战争环境和中下级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中宣部还提出要设立专任教员或学习辅导员。同时，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在对在职干部教育的实践中也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逐步提高”、“多注意具体事实与活的例子的教育”(16)的方法，从而大大促进了在职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效果。
　　第四，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延安时期这种大众化的教育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党得到普及，从而为全党主要是中下级干部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如李维汉所说：“当时，学习马列主义，对一般学员来说是新鲜事，有的虽然入了党，但还没有正式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学习，对他们说来确实是一种启蒙教育，时间不长，收获很大。”他们在延安“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找到了一个自学的门径，帮助他们在往后的工作中继续深造”(17)。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动力和检验标准。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目的就是把党的指导思想从对马恩列斯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的依赖转为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探索，其本质就是树立实践是真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8)此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这一思想。他在1938年给陕北公学毕业生的临别赠言中说：“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19)在1941年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20)1943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21)1945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还给真理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22)
　　为了能够在全党引起对实践观点的重视，1941年，毛泽东决定重新出版他的《农村调查文集》，而且专门写了再版序言和跋。他在再版序言中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并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23)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又严厉批判了那种不注重“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观主义，说这种人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并要求全党“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24)。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而且为了保证《决定》的落实，《决定》中还明确要求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都要设置调查研究机关，调查相关情况。而且还要求“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25)同时，《决定》还规定了七种涉及范围极广的调查办法。为了清除党内根深蒂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向全党灌输重视研究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具体问题的思想，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发动了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并在1942年2月扩展到全党。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绝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和《决定》上，在实践中他们也能够根据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实际情况不断修改一些思想观点和有关政策。如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变化就是典型。抗战伊始，中共中央曾承诺放弃土地革命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但在国民党内的反共倾向增强后，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6)。但很快由于国共关系的缓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回到“减租减息”的政策上来了。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明确说：“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27)然而，到1946年春夏之交时，由于国内局势已经明朗，为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开始改变一直强调的减租减息政策，要求各解放区通过“清算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剥夺地主的土地，使其转到农民手里。5月19日，毛泽东甚至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北满分局，要求“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28)。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种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思想和政策，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且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做法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要诀，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体现。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有益营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一种文化现象，其理论成果也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不仅涉及了革命、政治、经济，而且还涉及到哲学、历史、文艺、教育等很多方面。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思想产物。它在文化背景上、实践基础上、逻辑展开上、语言形式上以及具体结论上，都与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专制社会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家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果缺少以中国民族文化为表现形式的媒介，缺少以中国民族历史为注脚的解读，就很难进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厚重历史文化，其中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文化形式，也深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社会心理、发展规律，如果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进行重新的审视、研究、整理和选择，那么，中国的继续发展就无法从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汲取经验，中国的民族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就很难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和中国的历史实践、传统文化结合，那么它就只能是空洞的教条，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和民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续发展，都需要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来充实。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上述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从孔子到孙中山为止的中国历史，而且还提出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9)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也率先垂范，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特点、矛盾，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律以及中国文化革命的特点等等，毛泽东在与陈伯达、何干之等人的讨论中，还对中国古典哲学、民族史研究等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点，甚至还向何干之表示，自己“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30)，研究中国的战争史。而且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还广泛引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素材来说明有关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引用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谚语、俗语、名言、人物形象、戏剧曲目等等就多达100多次。
　　为了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延安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对中国古典哲学，民族关系，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传统曲目等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创造，比如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原载于延安《解放》1939年第69期)、《老子的哲学思想》(原载于延安《解放》1939年第63、64期合刊)、《墨子哲学思想》(原载于延安《解放》1939年第82期、1940年第102、104期)等，何干之的《中国历史上农村公社的再评价》、《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938年11月武汉生活书店出版)等，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1940年连续发表在《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中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1943年创作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1944年创作的《三打祝家庄》等等。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展开研究，并决定由范文澜、陈伯达、艾思奇、周扬分别研究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由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研究军事方面。同时，他们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出版了一些优秀的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出版)、《法理学大纲》(1947年脱稿)等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探索和成就，一方面给中国历史发展指明了方向，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国丰富的文艺形式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为中国的文艺创作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了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31)。另一方面，这条道路让中国最贫苦、文化生活最贫乏的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丰富的文化生活，焕发出了新的精神面貌。更重要的是，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以中国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广大人民自身的生活，让他们明白了自身生活困难的根源，从而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亲和力，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然而，这并不是说目前和将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一帆风顺。相反，就当前中国的情况而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延安时期距今已经有六七十年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也与延安时期迥然不同，然而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言，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有着很多共性，因此它对当前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揭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保障，而广大党员、干部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决定着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也决定着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能力。众所周知，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而且规模有增大的趋势。这些群体性事件本质上大多都属于司空见惯的经济矛盾，之所以最终酿成数十人乃至上千人参与、具有破坏性的、违法的群体性事件，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党政机关干部缺乏分析和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和能力，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以致矛盾积小成大、积少成多。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这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太差。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经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中共中央在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32)
　　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起步晚、基础差，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对西方现成理论和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同时，我们有近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特定阶段的历史经验，既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但也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国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包袱。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姓资姓社、私有与公有的争论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世界形势是瞬息万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和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矛盾也将会更加复杂多变。处理好上述情况，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明确：“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33)的道理，明确只有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原则，才能提高自身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廓清历史与理论的迷雾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理清发展的思路，真正把握到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鉴于上述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明确提出要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且还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号召“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为了保障各级党员干部的学习，中共中央还提出要“加强对全党学习的指导和服务，加强理论宣讲队伍建设，完善和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国民教育体系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的重要作用”(34)等一系列措施，试图加强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但要把上述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切实得到全面提高，对于拥有近八千万党员、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存在、腐败成风的一个大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因此，应该借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方式、教育方式和检查机制，既要阶段性地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又要常态化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事业，不断探索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同时推动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和理论条件。
　　(二)切实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把各种具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能力，也需要在实践中能够正确贯彻理论政策的能力。因此，各级各方面的党员、干部必然成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因为广大的党员、干部既是各种具体实践活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又肩负着制定各方面政策并为中共中央制定全国的大政方针提供参考的责任。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关键就在广大的党员、干部是否具备优良的思想、政治、工作作风。换句话说，就是“干部决定一切”。这一思想最初来自斯大林。1934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后来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35)的口号。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普遍接受了这一思想。如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6)周恩来在1943年向中共南方局干部作报告时也提出：“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37)刘少奇则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引用了斯大林的原文。因此，延安时期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教育非常重视，锻造和培养了一支听党指挥、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从而为彻底贯彻执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是延安时期中国革命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共中央文件这样描述：“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38)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样一支干部队伍是很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把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和科学决策落实下去的。如果那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就功亏一篑了。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三大作风，严格党的纪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治理党内腐败，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作风廉洁、令行禁止、团结奋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而才能实现实践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解决民生问题是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发展方向。民生问题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距继续扩大；老百姓的教育、医疗、住房负担太重；待业人口特别是大学生待业数量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社会治安条件不容乐观；物价上涨幅度较大，等等。几乎所有问题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到了党中央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以及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换句话说，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以后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核心问题。近几年来，民生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提出“要全面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并且指出“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不断地推动下，旨在解决民生问题、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项政策陆续出台或得到进一步完善。如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5955亿元，其中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1030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增加1753万和2028万，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也继续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每月新增110元。救助城乡最低生活人数达6619万人。农村新合作医疗覆盖人口8.14亿，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也达到1.17亿。国家助学制度也在不断完善。2009年中央政府继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七项主要工作之一，并决定“投资总额9080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教育、卫生、文化等民生工程建设”(39)，从而使各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进一步发展。
　　党中央和各级政府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但并没有彻底地解决目前的民生问题。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全面彻底解决民生问题，仍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将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紧紧围绕这一重大课题和最主要的社会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的理论总结，为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提供必要的指导，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作者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党的建设学系讲师、博士)
　　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参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页；王炯华：《毛泽东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另据曾志回忆在1932年红军攻取漳州后，她和毛泽东龙溪中学找到的马列著作中有《资本论》，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中读过《反杜林论》。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658页。
　　⑤王炯华：《毛泽东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⑥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2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369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
　　(11)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12)王兆相：《回忆抗战时期我在延安的学习生活》，《中共党史资料》第55辑，第99、98页。
　　(13)宋平：《缅怀陈云同志》，199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14)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卷)》(试用本)，第235页。
　　(15)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卷)》(试用本)，第428页。
　　(16)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卷)》(试用本)，第399页。
　　(1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87、292、296页。
　　(1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2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2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802页。
　　(2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1—36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2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186页。
　　(28)《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3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31)《延安文艺丛书(小说卷)总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3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3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3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3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3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39)此段中的引文和数字皆引自《国务院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