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学习型政党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困难，它是党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长期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大革命失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党内宗派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尤其是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危害至深，加之党内领导集团更换频繁，一直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统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抗战爆发后，党又同时面临着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国内外、党内外矛盾交织的复杂斗争局面，广大党员干部一时还很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为此，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安定和政治路线的逐步解决，中共中央便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学习运动，前后历时约八年之久。尽管在这一时期党并没有明确提出“构建学习型政党”这一概念，但其关于构建学习型政党的基本方略、基本思想业已形成。综观党内的各种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学习”已成为当时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词。这一运动不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之际，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在学习主体上，坚持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第一位
　　注重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致，也是延安时期党强化自身建设所采取的首要方略。关于此次学习运动发起的原因，毛泽东将之归纳为三点：第一，直接原因“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而“要领导革命就必须学习”；第二，“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第三，“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要建设一个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①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最好的干部”②，“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③。而“现在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④。正如马克·塞尔登所说：“干部们的背景差异很大，他们在反日民族主义和建立自由强大的中国这两点上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但各自的思想信仰则千差万别。除了最上层的干部之外，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读过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⑤这种状况，同中国革命正处于由低潮向高潮转变的关键时期，党自身面临着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国内外、党内外矛盾交织的复杂斗争局面的形势任务很不适应。因此，重新教育干部，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坚强的、独立的干部，成了党在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⑥
　　党在延安时期的干部学习教育，采取干部在职学习教育和干部培训教育两种形式。为了加强党对干部学习教育的领导，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担任正副部长，领导全党的学习教育工作。由于党的工作紧张而繁忙，加之干部人数众多，不可能都脱离工作去各类学校接受系统的学习教育，因而“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就成为干部学习教育的一种基本方式。1942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⑦为了促进在职干部学习教育的开展，党中央从1939年至1942年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制定了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学习小组制度和检查考核制度等，并把每年的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学习节”，用以总结经验并表彰学习先进，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在做好在职干部学习教育日常化工作的同时，党中央竭力推进干部学校正规化工作，促使更多干部尽可能地到各类干部学校进行培训，接受系统的学习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中央在已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又陆续在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二十所干部学校。为了加强对各类党政军干部学校的领导，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林彪、王明等还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的校长，绝大多数的中央领导或在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经常到这些学校演讲、做报告。如毛泽东不仅担任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而且在多所学校作了很多报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⑧这就为延安时期大规模培训教育干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教学条件和组织保证。
　　延安时期党对干部的培训教育，着重于“德”和“才”两个方面。“德才兼备”是党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的干部标准，在干部的学习教育中也体现和贯穿着这一要求。延安时期对干部“德”的教育培养，主要靠理想信念的灌输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来实现的。为造就一大批甘愿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先锋分子，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话中首次对“先锋分子”作了界定：“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⑨他认为，“陕公是有许多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⑩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抗大，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第二是学做干部，第三就是要下抗日救国的决心。(11)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衡量干部思想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通过对张思德、白求恩等理想人格的塑造，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把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作人生的终极价值目标。这就明确了干部应具有的道德素质和理想境界。
　　在“才”的培养方面，一是向书本学习，二是向实践学习。参加干部学校的培训就是较为系统地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渠道。按照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干部教学计划，一般干部要参加1—3个月的培训，中高级干部则要参加3—6个月的培训，所学科目主要是社会科学常识、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军事常识。(12)而实际上各干部学校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校教学大纲规定，学员要在18个月内完成18门35种课程，共计922课时。(13)除去假期、生产、纪念日历占4个月，实际上课时间只有14个月，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多的课时，难度相当大。由此也可以看出，党对干部学习新知识、新文化要求的迫切性。向实践学习方面，广大干部主要通过参加日常工作锻炼来完成。
　　二、在学习内容上，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学习的核心
　　坚持马列主义是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延安时期，为了培养大批熟知并能熟练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员、干部，党所采取的另一个方略就是把马列主义作为党员、干部必学的核心内容。党之所以高度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是由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培养大批熟知并能熟练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员、干部以适应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14)在他看来，指导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有胜利。在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时，毛泽东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15)张闻天也指出：“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真正精通的马列主义者，中国革命问题就可以说解决了一半。所以必须用一切方法使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校中学习马列主义。”(16)王稼祥认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17)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谈到党员为什么要学习马列时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18)194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强调：“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19)1940年底，在接见从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时，毛泽东再次谈道：“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20)延安整风运动发起后，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21)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鲜明地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22)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论述是有深刻的历史缘由的——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的挫折，根源就在于我们党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真正搞懂马克思主义。
　　为此，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党员、干部无不把学习马列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一时间全党上下学习和研究马列蔚然成风。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毛泽东本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经常挑灯夜战，发奋攻读和研究马列经典著作，并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稿，其中仅收录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991年版，共159篇)的就有112篇，占总数的70%以上。(23)这些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写成的理论篇章，不仅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许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虽然因工作在外地很少参加延安的学习活动，但同样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自觉地坚持学习马列理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和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等理论著述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与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即使是在敌后和国统区，党的一些领导人也仍然把学习马列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如博古和周恩来于1939年4月在重庆机房街70号和红岩嘴13号举办了党员训练班，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作为集训党员干部的主干课程。与此同时，南方局还要求各省特委分别在各地举办党员训练班。(24)这些培训班的开办，为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国统区党的工作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为投入隐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中央专门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和学习总委员会。1941年9月，中央书记处颁发了《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成立高级学习组，决定第一期为半年，主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党的二十年历史，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25)1941年11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决定将高级学习组分为政治组与理论组，政治组以研究政治实践为目的，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26)1942年6月，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成立了学习总委员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和康生负责，领导延安的学习运动，并规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等干部的学习会。(27)此外，1941年7月，中央将马列学院改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同年9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强调研究院主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时期的马列学习并非盲目地笼统地进行的，而是“有的放矢”的。从当时中央下发的学习文件来看，学习内容都有专门的规定。1941年9月，毛泽东和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组的同志下发通知，要求看圈定的六大以来的70篇文章，理论方面首先看《“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和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的“序说”。(28)同年11月，中央学习组下发了《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要求各地高级研究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规定本年内先把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大的报告和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以及《六大以来》的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29)整风运动发起后，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作为必学内容，其中多数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1944年2月，为配合审查干部的需要，中央宣传部对延安一般机关及若干学校的马列学习内容做了严格的规定，要求把马恩的《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列宁的《论国家》、斯大林的《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14篇(部)文章作为干部学习的材料。(30)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31)
　　三、在学习方针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构建学习型政党的一项根本方针。它是我们党在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建立就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的。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首先必须对这一理论采取科学的态度。这里的关键在于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即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根据中国的情况，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寻找和开拓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不是躺在马列的书本上，以为背诵了马列的若干词句就得到解决中国革命的现成方案。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左”倾错误和右倾主张的干扰。这两种错误倾向从思想根源来看，都是由于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造成的，从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惨重损失。因此，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毛泽东1937年七八月间先后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基础。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命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2)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作出了科学的界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里所说的“实际”，首先是指中国革命实践，同时还包括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1943年5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3)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在不同的人身上各有侧重，为了扬长补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建议：“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34)1945年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首。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在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为了使干部的学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中央提出了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制度上加以规定。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提纲中即对党校的教育方针提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35)此后，理论联系实际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项基本方针而得以确立。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解释学习理论与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但在革命运动中，尤其领导着军队和政权的党，共产党员决不能离开各项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同时也决不能单单埋头实际工作而完全不学习理论。因此借口学习理论而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埋头实际工作而不在工作中抽暇学习理论的倾向，都必须纠正。”(36)1941年12月，中央在《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中专门就在职干部学习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①凡实际经验多而理论缺少者，以学习理论为主。②凡缺少实际经验者，以学习实际知识为主。③凡文化水平很低者以提高文化为主。④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⑤一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己的本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37)同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中批判了延安干部学校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弊端，要求在马列主义的学习方面“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践，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用启发式、研究式、试验式教学方法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38)而检验教学的标准则是：“学生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39)
　　加强社会实践、注重社会调查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1941年3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针对那些不做调查，又好发表意见的人，毛泽东认为，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40)《〈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党内传达后，8月1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再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克服“不管实际只管条文”和“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相互脱节的恶劣现象”(41)。同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除表示中央要设立调查研究局外，要求各地均应设立调查研究室，以调查研究国内外一切重大事务。(42)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事物是不断变化的，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43)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干部学校中要求学生(员)能够经常对自己负责的工作部门进行有系统的经常的调查研究。(44)1942年3月，中央书记处下发通知要求对各地贯彻落实调查研究的情况进行检查。(45)
　　延安整风运动发起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成为重点整治的对象，各级机关和各类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社会实践的比重，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也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和思想改造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张闻天甚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陕、晋两省数县进行调查，并撰写了数份调研报告。在《出发归来记》的总报告中，张闻天以自身感受表示：“‘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在他看来，调查研究要比一切这类辞句的空谈要大得多。因而得出“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的结论。(46)
　　四、在学习的主题上：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和信奉，主要是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真正发挥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这是延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初还只是个别人的朦胧主张(他们既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也未认清中国的国情，与我们今天所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存有很大的距离。)，尚未成为党内主导思想。那时，党的领导人多数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谈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更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从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正式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成为中央领导层的共识，并经过延安整风为全党所接受。
　　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党之所以把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主题，显见的原因就在于要清除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危害，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概括：“教条主义脱离具体实践，经验主义则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47)在历史上，由于我们党多次吃过教条主义的苦头，深受其害，因而对教条主义尤为痛恶。毛泽东就把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斥之为“蒙昧无知”的人。他怒斥道：“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48)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是死的教条，而不是当作行动的指南，那就会阻碍理论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因此，毛泽东指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空洞理论的人，毛泽东建议：“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49)。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教条主义成为整顿党风的主要目标，同时也附带地批判了经验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经验主义者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而缺乏理性的和普遍的知识，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50)但他同时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1)。这就划清了实践经验与经验主义的界限。
　　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为了取得理论上的突破，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政治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2)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全会上都赞同或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张闻天在10月15日的报告中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53)。陈云在10月30日的报告中表示：对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报告及“泽东、洛甫的报告都同意”(54)。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央领导层已形成共识，就连王明也不得不在10月20日的发言中作出个人的表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55)根据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的精神，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要求全党“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56)。
　　1942年2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再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做了阐述。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57)1943年5月，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又一次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58)。经过数次如此反复的解释与强调，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成为全党的共识。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首次有了自己的完整的革命理论。这一重大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之后所得到的又一次质的飞跃。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结 束 语
　　在迄今为止的中外政党建设史上，把学习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这也是我们党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延安时期这场空前的全党学习运动所取得的历史功绩，胡乔木曾评价说：“这个学习运动，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了起来。”(59)杨尚昆也指出：“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60)应该说，他们的这些评价都是极为中肯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学习型政党基本方略的实施，有力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素质，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全国政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党在延安时期构建学习型政党的实践，不仅为我们传承和创造了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延安精神，而且其本身也已构成为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其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不断学习，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葆先进性，从而获得人民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⑤[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4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3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⑧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0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8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711页。
　　(13)参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内部资料)，附录表二、表三、表四、表十三。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7)《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1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1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内部资料)1979年，第433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21)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页。
　　(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23)本数据来自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馆藏资料。
　　(24)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206页。
　　(26)黄士安等编：《毛泽东和延安时代》，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77页。
　　(31)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819页。
　　(3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页。
　　(3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3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3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58、260页。
　　(3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4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363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1941年7月7日，中央发出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51页。
　　(4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4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357页。
　　(46)《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322页。
　　(4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48)该段话在此后毛泽东的各种版本著作中都被删去。参见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刊印：《毛泽东集》第8卷，一山图书供应1976年版，第75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5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51)《中国共产党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页。
　　(5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53)《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454页。
　　(54)《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55)《六大以来》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7页。
　　(5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757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820页。
　　(5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
　　(59)《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60)《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