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之所以能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13年中得到充分发展并逐渐臻于完善，完全是由当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独特原因和条件所决定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延安精神产生的决定性条件。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延安时期的20多年间，党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已经成熟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比较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党有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和公认的领袖毛泽东，并且在中央领导层已形成久经考验的领袖集团。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不仅建立了近一亿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党的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而且，为了提高全党的成熟程度，正在创造性地进行从延安开始，以延安最为典型的全党整风运动。特别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其科学体系臻于完善并日益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逐步形成的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无不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体现着党的苦心经营。从而使实事求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自觉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的总特征，成为延安精神形成的决定性条件和重要基础。
　　第二，特别严重的经济困难，锻造了延安的广大革命者战胜艰难困苦的奋斗精神。
　　延安时期，曾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极端困难的阶段。从1939年以来，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后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则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共高潮，搞反共摩擦。从1940年冬天起，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断绝了对我党我军的抗日经费的接济，而且对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当时华北敌后根据地相当地区自然灾害的侵袭，使我们的革命队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如此严重的困难面前，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广大革命者毫无畏惧和退缩之色，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终于胜利地渡过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岁月，经受了艰难困苦的磨练，并开始形成了一套新的精神风貌。因此，这是延安精神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里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第三，长期的相对的和平环境，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能够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和思想政治建设。
　　从1937年到1946年的连续十年内，在陕甘宁边区以内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争。连续十年的相对和平环境，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能够在自己局部政权的支持下，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经济上，除开展大生产运动外，还白手起家，创办了纺织厂、兵工厂、石油厂、化学厂、造纸厂、小煤矿、炼铁厂等一系列小工业企业，兴办供销合作社，等等。文化政治教育上，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二十几所院校，大规模地培育和造就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英才、志士。思想政治建设上，由于广泛地政治文化教育，加上延安的各种报刊杂志的广泛宣传，使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远大的革命志向普及到每一个革命者中间。尤其是以思想教育为中心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有效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使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从1935年秋到1948年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这一突出的政治地位，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工作能及时直接地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者的指导，并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国形势，在把握全局中更稳妥有效地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这个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就使延安精神不仅能够迅速在延安形成，而且能够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很快地得到传播和发扬。
　　第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富有革命斗争的传统，造就了延安精神特别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地带，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这里的人民极富革命斗争传统。陕北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乡。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延安和陕甘边人民在共产党员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和保持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中，边区的广大革命者表现出了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善于创造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不屈的精神，这些都成为延安精神得以形成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