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集合概念，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体。这种活力，乃是民族之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任何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她不认为物质派生出来的精神是万能的。但精神的东西具有能动性，它能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驾驭自然。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精神主体的建构，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开化程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夏商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之后，曾经历过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辽金元和明清的四次民族大融合高潮。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伴随着民族的长足发展和不断壮大，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品格和优良的传统，深蕴着中华民族博大的精神。延安精神，正是这种品格、这种传统、这种精神的升华和集中体现，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精神支柱。
　　延安精神作为一种奋斗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和传统。中华民族素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著称于世。夏禹治水，历尽艰辛，但他矢志不渝，历时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成就一番功业，福及一方百姓。西汉张骞为辟“丝绸之路”，历时13载，费尽周折，首通西域。明代郑和远航西洋，历时28个春秋，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①当人们感慨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所记载的这段不平静的文字时，无不感受到一种伟大精神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了这种精神，才得以创造了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根本。而延安精神正是继承了我们民族的这一传统。当然它没有简单地重复过去，而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和生命。优良的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新活力，生命之树才能常青。如果说传统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还带有迫于恶劣的环境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发的抗争精神的话，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则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不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意识，而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自觉行为的结晶；它不再是一般谋求生存的抗争，而是同整个人类的解放，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紧紧连在一起的奋斗精神。现实将成为历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却永葆青春活力。
　　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压迫和侵略的斗争精神。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国家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富强，不仅有赖于民族对自然界的改造，而且取决于民族对社会的改造。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度，皇帝的阴影笼罩了20多个世纪，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忍耐性，但更具有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精神。“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②正是由于中国人民这种不懈的斗争，动摇着封建黑暗统治的根基，推动着朝代的更替，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种革命不仅表现了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而且表现了我们民族高度的责任心和对于祖国的深深热爱。无论是古代的交战，还是近代的反帝斗争，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期间，多少爱国志士，为此而置个人生死、家庭安危于度外，英雄壮举，光照日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民族英雄文天祥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诗句，刻下了我们民族不灭的风流。民族英雄岳飞在一曲《满江红》中表现了“立功报国”的宏愿和“还我河山”的决心，感奋了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邓世昌，这位甲午风云中的将领，在黄海之战中，气吞山河的呐喊——“撞沉吉野!”永远使敌人胆颤心惊。历史的硝烟已成为过去，但人民却永远记得他们的英名：屈原、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洪秀全、冯子材、谭嗣同、秋瑾、孙中山……正因为我们的民族具有这种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精神、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死，屡遭侵略而未亡，才得以逐步走向兴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当它成为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时，中国共产党无疑从根本上继承并且升华了我们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它不再带有盲目性，而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它不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的体现，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在这种精神支配下，斗争不再具有狭隘性，也不再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斗争将是整个民族的斗争，胜利将是整个民族的胜利。面对长期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挑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永远是我们手中的精神武器。
　　延安精神作为一种奉献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朴素的民本思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清代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盖览古今中外，朝代之更替，民族之兴衰，莫不于此。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有识之士，开明之君，多有“民为邦本”之思想主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鉴于夏商之灭，孟子就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纵然那个多事之秋的时代，忌讳“犯上作乱”，但他还是认为，对于“贼义”、“贼仁”的君主，民众有权反叛、诛杀；尽管君臣纲常的清规戒律森严壁垒，但他还是认为，这样做，非但不是违反君臣伦理的“弑君”行为，而是“为匹夫匹妇复仇”、“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之举。魏征时常用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提醒唐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亦曾这样告诫过他的朝臣：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盘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亡。黄宗羲更是直言不讳，“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与臣在性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君臣之间应该是平等、师友关系。诚然，这一系列思想主张，还只是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且大多出于维护与巩固剥削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反动统治阶级也根本不可能真正为民，但它毕竟对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份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主义与为人民谋利益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并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观点。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正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实践这一根本观点的凝结。
　　延安精神作为一种科学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求实的作风。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开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绝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包涵着主观与客观的碰撞。人们不能超越时空，步入未来，但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的可能，加速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实的“条件”是客观的，“创造”则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一个民族，一部辉煌的历史，总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结果。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有无科学的态度。没有科学的态度，苦干则会成为蛮干，好心也会办错事。由此看来，当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时，它无疑包蕴了我们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哲理。虽然我们的先人不像今天的人们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中华民族朴实无华的求实精神却是明显的。凡事，他们强调脚踏实地，反对华而不实；他们善于思考，但一定要根据耳闻目睹的客观事实；他们富于理想，但不好高鹜远，必立足于现实的土壤。古人把“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作为治学的格言，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这一优秀的传统与作风。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它已不再是一句治学的格言，而有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在现实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人们难免有所困惑，甚至失误，但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将是我们民族开启成功之门的一把永不生锈的金钥匙。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