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博大精深的理想力量，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世界便展开了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1921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共产主义便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最美好、最崇高、最科学的理想。中国人选择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各种救国方案破产后所能做出的惟一选择。这种选择不是“舶来之物”，而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必然延伸，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产生在40年代的延安精神，正是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这种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既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向，又扎根中国大地，从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足以成就旷世伟业。
　　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①毛泽东所以强调扩大共产主义宣传，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还是由于抗战时期延安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指导中心，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涌向延安，党的队伍发展很快，40年代初就达到80万。这些新党员和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但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还不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因此，向广大党员和革命者进行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自觉地为党的远大理想和现阶段的纲领路线而奋斗，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此外，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国民党顽固势力向我们发起进攻，推行限共、溶共，反共政策，在思想上极力抹煞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叫嚣什么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叫嚣，广大人民十分忧虑，许多人尖锐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
　　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明了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片面路线的原则分歧，揭露了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的言论和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告诫全党警惕其“溶共”活动。相持阶段到来后，针对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的喧嚣，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最高纲领，全面论述了新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差别，分析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揭露了国民党以倡导三民主义为名，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在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部分进了历史博物倌、其余部分也快进历史博物馆的情况下，“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因此，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②这段精彩透彻的论述，今天读来还是那样令人振奋，它使顽固派的反共叫嚣显得苍白无力。诚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那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运动，在中国惟有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足以救国救民，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共产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指导革命斗争的。
　　为了对广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1939年7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了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中心，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和理论修养问题。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是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理想。”③陈云还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著名文章，在谈到共产党员的标准时，陈云把“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第一条提了出来。他说：“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④刘少奇和陈云的文章，后来都被列入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对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延安各干部学校都把党的纲领列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广大党员和倾向于党的革命分子，明确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的各级组织还通过上党课、思想整顿、进行入党宣誓等途径，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回击和对党的最高纲领理直气壮的宣传，使广大共产党员在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的同时，始终牢记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也使广大革命群众认清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越来越多地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需要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才能逐渐地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党在确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同时，还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明确提出了各个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作为团结、动员群众的社会共同理想。只有把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才能使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使共产主义运动变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党和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十分注意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路线政策的宣传结合起来，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分子自觉地为实现党在当前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奋斗。毛泽东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⑤为了向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军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毛泽东与其他同志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课本，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前途等基本问题，对在群众中普及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起了重要作用。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我党还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口号。如在抗战开始后，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又制定了开展整风、发展生产、对敌斗争等十大政策等等。在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等重要历史关头，党都及时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并深入教育，以统一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及时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推动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共同理想的深入教育，增强了广大党员和革命者对党的纲领和路线政策的理解，使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共产主义觉悟不会自发产生，而必须依赖于革命理论的启迪。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生，才能确立远大的社会理想。在革命理想教育中，党和毛泽东还以极大的注意力抓了革命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要求在“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⑥会后，党中央于1939年2月设立了干部教育部，组织领导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在此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他们从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理论著作，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路线和政策，成为向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进行理想政策教育的基本教材。在环境艰苦、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我党还努力创造条件，创办《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许多报刊杂志，不断向广大革命群众传播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党的纲领政策。我党还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民族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各干部学校在政治理论教学中，都首先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入手，帮助学员弄清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弄清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认识只有革命到底，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才能翻身解放，从而把保田、保产、保饭碗的民主主义觉悟上升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思想境界，初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又以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为基本教材，把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编成政治讲义，对学员进行教育，帮助大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弄清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纲领，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增强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一场空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中，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指定的整风文件，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联系党的历史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认清了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在个人思想总结阶段，大家还对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和条件，结合个人实际找差距，进一步增强了党性观念和共产主义觉悟。通过上述努力，马列主义理论在全党和革命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宣传和空前的普及，极大地启发和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的自觉性。
　　延安时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不是随便贴上一张漂亮的政治标签，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活泼的教育，使之渗透融化到各项工作之中。党中央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同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结合起来；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同贯彻党规党法，纠正革命队伍中的不良倾向结合起来；同教育、文化艺术工作结合起来；同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结合起来。共产主义思想真正成为各项工作的统帅。党中央多次表彰和赞扬许多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先进人物。毛泽东大力倡导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的共产主义精神，号召大家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亲自树立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两个光辉典范。他号召学习“对党忠贞不二”的刘志丹烈士，学习徐特立同志“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精神。使人们学有榜样，从他们身上，找到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
　　共产主义教育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结合，使延安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表现出一种迥然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勃勃生机与崭新风貌。正如一位“老延安”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所说；“延安时期那么淳朴，那么美的生活气氛，就是由于大家抱着一个遥远的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好的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1938年10月，以柯乐满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在短暂的几天里，深为延安的精神所倾倒，在其主动要求下，成为抗大的名誉学员，每人领到一套粗布军装，以及抗大领章和校徽，对此他们欣喜若狂，极其珍爱这些物品，细心收藏，留作永久纪念。一位当年曾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这样说：“在延安，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他们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另一位在延安访问过10天的美国记者斯蒂尔作如此感慨：“如果我要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也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当年的延安的确是一座共产主义思想的熔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陈云文选》(1926年～1949年)，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10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