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规定了科学的奋斗目标，激励着人们为之奋斗。延安时期，经过理想教育，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共产党员和全体革命军民一切行为的自觉动机。正是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成千成万的人民群众团聚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战胜了内外反动派和重重困难，创造了惊天动地的旷世伟业。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广大人民献身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延安时期，党对自己纲领路线政策的宣传，以及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对全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广大人民从国共两党不同的纲领路线中、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不同结果中、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面貌中，深切地感受到：抗日救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延安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干部学校，也随之成为全国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全国各地及侨居国外的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一批又一批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有的离开温暖的家庭，有的抛弃优裕的城市生活，有的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戒备森严的封锁线，经过长途跋涉奔向延安。诗人王云风在《奔向光明》的诗中写道；“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冲破重重阻扰，行程万余里，历时13个月，终于到了延安。一位名叫樊成的广东青年，经西安奔赴延安，路上不幸病倒，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执著地把头朝着延安方向，双手抠进黄土地，艰难地爬了28米，倒在了通向延安的路上。从西安到延安700多华里蜿蜒起伏的山路，不正是追求者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吗?仅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抗大总校第四期和第五期即收训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9617人，他们中或母女相约，或夫妻相约，或姐妹相约，或兄弟相约，或亲友相约，或师生相约，不怕艰难困苦，经过长途跋涉，冲破种种限制和戒备森严的层层封锁线来到延安的。在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中，也有的是脱离国民党投入抗日救国洪流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冯玉样将军的侄儿冯文华，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明德、儿媳罗兰，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官黄烈等。是什么力量吸引如此之多的青年奔赴延安?是崇高的理想。请听历经艰险到达延安的上海青年小陈与华侨青年小文在延河边的对话：
　　小文问小陈：你家是上海的百万富翁，到延安吃苦为的啥?
　　小陈笑答：我抛弃万贯家产，是不愿做只知吃喝淫乱的现代猿人，不愿做金钱的奴隶，不愿做物质富有精神贫瘠、不识真理的盲人，我奔共产党来，是要做一个精神富翁、真理的巨人。
　　小陈问小文：你家是泰国的资本家，又有漂亮的恋人，又为何从异国他乡来到延安城?
　　小文答道：我确实有位长相很美的恋人，但她只愿做富人的花瓶，不愿同我干革命，我悄然离开她，离开父母，是要把我的爱献给亲爱的祖国，献给亿万劳动人民。
　　从这两位热血青年的对话中，我们仿佛摸到当年那些追求者强烈跳动的脉搏。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从延安，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心献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正是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才把这些民族的精华聚集在宝塔山下。当这些有志青年踏上“信仰之路”的时候，有谁不是抱定随时为人民献身的思想准备呢?当那些握惯了笔杆的手，抡起开荒的镢头披荆斩棘的时候；当寒风刺骨使人夜难成眠的时候；当那些曾是窗明几净的高等学府的学子再回到“桦树皮当纸，膝盖当课桌”的“窑洞大学”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当他们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带补丁的粗布衣的时候；当他们端起黑豆小米和不见油珠的饭菜的时候，有谁叫过苦呢?有谁困苦而退却呢?当他们奔赴抗日战场冲锋陷阵的时候，当战友血染大地倒在自己身旁的时候，又有谁为死亡的威胁而恐惧和畏缩呢?所有这些，力量来自哪里?答案是惟一的，崇高的理想给了他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智慧和勇气，使他们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正如诗人柯仲平1939年在《延安与青年》一诗所写：“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怕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正是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路线政策，靠着广大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得地瘠民贫的延安，成为理想的化身，未来的希望，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的纯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国民党的“溶共”活动，使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些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迷失了政治方向。其主要表现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和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因国共合作而模糊了共产党人的政治面目，在民族斗争中忘记了阶级斗争，对于国民党反人民政策妥协退让，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了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一部分共产党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拉拢腐蚀，不愿意继续过艰苦的生活，在干部党员特别是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中，贪污、腐化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清醒地觉察到以上倾向的严重性，深知如果听任这些问题蔓延发展，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抗日救国斗争和中国革命就会失败。为此，及时地提出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①这一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活动。
　　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教育，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坚定，思想作风上更加纯洁，战斗力空前提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始终把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党在当前阶段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就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实质上就是正确的政治方向教育。通过教育，广大共产党员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明确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用自己的纲领、政策、思想和生活方式，极力影响、腐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事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弄清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实质和危害，更加信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而迅速消除了右倾错误的消极影响，增强了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通过教育，广大共产党员认识到，共产主义既是极为美好的社会理想，又是空前艰难的革命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才能逐步实现。那种贪图享乐、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情绪，是与共产党员的称号格格不入的。各级党组织还通过思想整顿，清除了党员中的享乐主义、贪污腐化等消极现象，大大激发了广大党员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保证了正确政治方向的实现。通过教育，党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和巩固，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全党在共同理想信念的基础上空前团结统一。在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着共产主义的旗帜，始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中流砥柱和人民革命的领导核心。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鼓舞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创造伟业的强大动力。伟大的目标产生强大的动力。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确把握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无比的完美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因而成为鼓舞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广大革命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给自然条件本来就很差的陕甘宁边区造成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然而，广大革命军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抱着“抗日本，救中国”、“创造一个新的美好的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的坚定信念，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动员，人人动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农牧副业，兴办工业、交通运输和商贸事业，终于实现了丰衣足食，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创造了经济建设上的奇迹。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打败了内外反动派。抗日战争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雄健儿，毫无畏惧，勇敢地承担起“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向着骄横的敌人迎头进击。首战平型关，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后相继深入敌后，拣起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枪支，组织起国民党抛弃的同胞，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终于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调集23万人马，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发起了突然袭击，在拥有“飞机加大炮”美式装备的敌人面前，我2万多西北解放军将土，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毫无畏惧，横刀立马，采取“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与之在深山峡谷之中周旋，创造条件相机歼敌，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绩。他们在政治上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纲领，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创造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积累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的丰富经验；在经济上，规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提出了以农为主、全面发展，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等具体工作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军事上，规定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产生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逐步形成了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在思想文化上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从而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才战胜了地瘠、民贫、物资缺乏等自然困难，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创造了彪炳千秋的革命业绩。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②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共产党人始终怀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只剩下不足4万人，又面临国民党军队的追剿，有人主张“卷起苏维埃的旗帜”。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共产主义运动在抗日战争中走向高潮。延安时期，日伪军事进攻，国民党封锁包围，我们得不到任何援助。生活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外有压力，内有困难，有时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国民党顽固派也叫嚷要我们“收起共产主义旗帜”。中国共产党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驾驶共产主义航船顶风破浪，一往无前。今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在祖国辽阔大地上，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不容否认，社会主义在前进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曲折和回流是决然改变不了江河奔流入海的方向，历史的灾难又总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只能磨炼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信念。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多大困难和风浪，我们都坚持不懈地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捍卫共产主义旗帜，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可怕、最可悲的是迷失政治方向，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共产党的敌人，最害怕的则是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的信仰。长眠在延安土地上的叶挺、王若飞烈士，曾以他们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写就了各自不朽的历史。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在5年多的铁窗生涯中，面对敌人多次威逼利诱，表现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摇的高风亮节。流传后世的《囚歌》就是他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信仰之歌。1946年3月叶挺出狱后，当记者问他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时，他坚定地回答：“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叹道：“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这些地方”。王若飞在阴暗的牢房里度过了5年零7个月的漫长岁月，敌人劝他投降，并许以高官厚禄，他不屑一顾，奋笔疾书：“我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共产主义象滚滚上升的太阳，必然要驱走黑暗，大放光明”。面对刽子手的枪口，他大义凛然，态度自若：“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能为真理，为广大的劳动者而死，我就会含笑一赴。”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无数革命先烈，或在枪林弹雨的战场，或在反动派的黑牢里，或在敌人的屠刀下，出生入死，视死如归，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正如方志敏烈士所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种革命气节和坚定信仰，永远光照人间，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谁能不肃然起敬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