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历来是经济落后，生产不发展，出入口不平衡的地区，生产也不发达。即在未被封锁以前，边区这块地方的生产亦不够自给，每年入超很大。从国民经济上说，生产不够换回必需品之用，因而一年一年的穷下去，财政赤字每年增加，入不敷出，空子越来越大，这是边区在先天环境上留给财政上不利的条件。
　　(二)边区处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中，开支比平时庞大；但战争没有临到边区，还是比较和平的后方，可以进行生产和进行建设，这是有利条件。
　　(三)边区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象甘泉县过去只有七千人，现在发展了，也只有一万三千多人，每平方里平均不到一人，劳动力的缺乏使经济发展产生了困难，其次边区的交通亦非常落后，边区的交通主要是毛驴子，这也影响到边区经济的发展，如三边产盐很多，但因交通不便，不能大量的运出，在盐池一驮盐才能换一斤棉花，这是由于交通不便运输费大影响到经济发展的。
　　(四)最后，边区又是处在敌人与顽固分子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边区与日寇隔河相峙，物资不容易进来，而友党友军虽在国际国内形势好转之下，仍然对边区进行着严密的经济封锁与残酷复杂的经济斗争，这一无形的战斗，稍一不慎，就要受很大的损失，就要影响到全边区人民的生活，这就加重了我们财政经济工作上的任务，使边区必须而且一定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以完成财经工作的任务。
　　总之，边区财政历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而财政开支却因脱离生产人员众多，且系国家性的财政开支而非常浩大，这就是边区财政所处的基本情况。抗战前陕北旧治二十三县中，有不少县份的收入尚不足本身每月仅三百六十元的政费开支，其贫穷即可想见。陕甘宁边区自“双十二”事变前后，即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与出发点，皖南事变以前四年财政开支中有51.6%到85.79%依靠外援，皖南事变后即完全自力更生，财政收入完全变为地方性，但财政支出具有国家性。因为这里是党中央所在地，是解放区的总后方，因而脱离生产人员特别多，自1941年以来，边区每百人至少养活四个脱离生产人员，1944年最多时，每百人养活将近九个脱离生产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财政情况，随着政治形势，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到1940年皖南事变)
　　1、皖南事变以前的基本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
　　陕甘宁边区经过十年内战，封建地主经济大部被摧毁了，农民虽已分得土地，但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势必争取时间休养生息，才能担负全国解放区总后方的重担，当时敌人虽然几次打到黄河东岸，但始终在军民齐心捍卫下，未能渡黄河。靠近国民党区，由于反磨擦斗争胜利，尚能维持相对和平局面。中央及边区党尽量争取外援，减轻民负，外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边区人民的负担减轻了：
　　征粮的对象是中农以上及残余地主富农，不够吃了，即由财政上拨款买粮，计：
　　1937年购粮款81，505元 占全部岁出16.2%
　　1936年购粮款68，000元 占全部岁出8.3%
　　1939年购粮款524，342元 占全部岁出8%
　　1940年购粮款1，835，557元 占全部岁出18.86%
　　在力争外援减轻民负的财政政策扶持下，农村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从耕地面积的逐年增加就可见一般：
　　2、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政策是有成绩的，但对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却未引起大的注意，同时由于依靠外援，当时对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思想上也是不明确的。
　　3、当时财政政策已无案可查，依其执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收入上，是依靠中央协款、八路军军饷和国外华侨、后方进步人士捐款，总之是依靠外援；在支出上是规定一定的标准，在规定的标准下，经费开支绝对的统一，完全由中共中央财政部负责统一筹划，财政厅只做会计预决算等工作，就是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只有五百元以内的权限，超过五百元要由中财部决定。因此关于财政的开源节流，完全由中央统筹，财政厅并不主动的去想办法。
　　4、狭隘“仁政观点”与不合实际的“量入为出”政策增加了财政上的困难。
　　远在一九三九年中央就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春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开荒运动，发动机关学校参加，造成一时的生产热潮，但是因为没有体会到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原则，没有把一九三九年的生产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一九四〇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党就一度停发每月六十万元的抗日军饷(六十万元分到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官兵身上每人只合一元，当时延安物价指数为578.13，已如杯水车薪一般可怜了)，再加物价上涨，已造成财政上的支绌形势。
　　当时应付财政难关的方案是停发经费五个月；增加营业税、羊毛税。公粮九万石明明不够，但是由于仁政观点，怕群众负担重了，而不顾革命与战争的需要，造成一九四一年的粮荒，向群众借两次征一次，动员频仍，不胜其烦，形成严重的扰民现象。
　　第二阶段(1941年到1945年抗日胜利)
　　1、财政上的大困难关头来了
　　(1)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边区财政遭遇空前的危机：
　　①每月六十万元的军饷停发了
　　②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停止汇兑了
　　两项占1940年边区岁入70.5%。
　　③1940年，已经加强税收，增收羊税，但只解决了22.9%，仍不免以银行垫款3，587，099元，解决财政赤字(占36%)。
　　④物价继续飞涨，使预算突然膨胀
　　时期 1940年12月 1941年1月 1941年2月
　　物价指数 716.7 1，075.5 1，373
　　1941年3月
　　1，224
　　(2)怎样渡过难关的?毛主席提出饿死、解散与生产自给三条道路。
　　①确定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经费困难。
　　②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六十万驮，其中六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划归军委，作为军委费与军生产自给保证。
　　③加强税收工作，建立税收系统，成立税务总局，征收营业税，以全部税款作为中央及边区经费保证。
　　④变理公产，整顿地方税，将公产及牲畜买卖税(手续费)与斗佣之一半划归各县作为生产自给之保证。
　　⑤发行建设救国公债六百十八万(岁入表中只收405万)。
　　⑥征收救国公粮二十万石，公草二千六百万斤，解决人员马匹粮食草料困难，这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因此使边区粮食工作得喘过一口气，并成为粮草工作保证供给的转捩点。
　　⑦一月二十八日颁布禁止法币命令，发行边币一千〇五十四万元(其中有三百五十八万作为一九四〇年财政垫款)。
　　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
　　2、摸见了大路
　　一九四一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随着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实际上只有后者，并无前者)，给财政上带来了极端混乱局面，部队武装走私，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威信；机关自收自用，否定了予决算制度；生活苦乐不均，有办法的赚了钱穿细布衣服，没办法的县份，每个干部只发二斤棉花代替单衣，机关部队砍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到一九四二年不得不改弦更张。
　　一九四二年财政方针是统筹统支为主，生产自给为辅，保证粮食、草料、被服、食盐、纸张、书报六大项实物供给，这样可以减轻各单位生产任务，减少各自为政和苦乐不均的混乱现象，但因此加重了财政任务，怎么办?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缉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
　　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税收与公盐占35%，经建借款20%，其他5%，年终结馀108，733，000元，占全部岁入31%，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财政，改变了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临渴掘井的光景。银行透支并非现款，是一九四一年留守兵团向银行之借款。因年终结馀的是物资而非现款，故不能偿还银行透支。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不但如此，而且使支出更为合理，更符合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私兼顾的新民主主义财政原则。从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经建投资占全部岁出的百分比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机关部队生产也有伟大的成绩
　　中央各机关生产收入 25，810，000元 占全部支出48%
　　保安处生产收入 1，130,000元 占全部支出70%
　　鲁艺生产收入 280，000元 占全部支出32%
　　注：机关生产中，粮食被服未包括在内。
　　3、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
　　陕北从来就很穷困，但民国十五年前后，绥米一带曾有过商业上的畸形发展，那是鸦片贸易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宁夏与甘肃的烟土大批经陕北渡河到山西去，因而繁荣了绥德、米脂、镇川、义合、宋家川、螅蜊峪等市镇。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不叫它的特殊经济条件——地广人稀，交通困难，生产落后，入不敷出，收入地方性，支出国家性——困死，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以一九四三年的财政状况说明：一九四三年预算总支出501，900，000元，公盐代金、进出口税，盐税三项可能收入为170，000，000元，赤字为331，900，000元，占支出的66.1%，以精简办法可节省粮食、被服、办公杂支6，385万元；草料可节省l，540万元；蔬菜油盐自给，可节省10，000万元，共可节省下17，925万元，占总支出35.7%，尚有40.4%的赤字无法解决。当时外援已完全断绝，其他解放区正遭日寇残酷扫荡，自顾不暇，边区人民负担已无以复加，据调查，清涧、华池、曲子三县人民正项与附项负担已达总收入18.2%到40%。
　　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常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9%，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是更加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放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馀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4、丰衣足食的日子
　　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同志亲自领导，从此在财政思想上有了统一的认识，组织上有了统一的领导，财政政策方针有了明确的规定。
　　一九四三年的财政方针是统一领导，分区统筹，在统一的政策标准制度下，以分区为单位进行统筹，根据各分区脱离生产人员之多寡，生产基础之强弱，地方税收之情况，将任务包给各分区自筹，边区财政厅给以一定的补助。
　　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馀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
　　一九四四年的财政方针改为节约储蓄，克服浪费，积蓄力量，备战备荒。
　　一九四五年的财政方针是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
　　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财政收入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取之于民者最多占47.07%，最少占20.82%，总之均不及一半(只财政厅直接收入)。
　　(2)取之于己者，最多到75.5%最少占40.79%
　　(3)除一九四三年取之于银行透支34.71%，以后即很少拖累银行。
　　(4)一九四三年七月胡宗南亲到洛川布置进攻边区，内战一触即发，对外贸一时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输出，法币来源断绝，现存少数法币，又必需储待急用，财政上没有积蓄，为保证冬衣原料供给，被迫发行边币收买东三县棉花，八、九、十三个月银行透支十亿(折五千万券币)，边币从五元跌至十三元兑法币一元，直到十一月反共高潮过去，停止发行，停发经费，积极组织出口，方才稳定下来。
　　边区财政，抗战以来，经过两个大的阶段，采取过两种不同的指导原则。
　　第一阶段，是从七七抗战至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为止。这一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的特点是：由于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同情与拥护，不断给边区以财力物力的援助。同时边区在抗战爆发时，内战刚停止不久，政府为了培养边区的人力物力，以作支持长期抗战的打算，急需休养民力，恢复人民经济。因此，在这样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争取外援，休养民力。在争取外援上，这一时期边区财政支出，大部分是依靠外来的援助，其中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应发的八路军经费，每月份给后方一部分作为财政收入。在休养民力上，政府极力减轻人民负担，救国公粮一九三七年只征一万石，一九三八年也是一万石，一九三九年不过只征五万石。税也是很轻的，一九三八年只有二十七万元，一九三九年只有五十九万元。自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中央感于外援之不可靠。毛主席乃于三九年春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运动，发动春耕秋收，并动员各机关部队学校参加开荒运动，这是第二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内政治形势逆转，边区遭受封锁，不但国内外捐款不易汇到边区，外援逐渐减少，而且国民党应发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也拖延不发，而且为数很少，不敷甚距。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采取发展生产、准备自给之方针，由依靠外援转到半自给的道路。这时政府一方面紧缩开支(例如停发各机关经费五个月)增加税收(例如增加营业税、羊子税等，公粮征九万石)以平衡收支。另一方面开始注意生产建设，以作长期打算，例如一九三九年的生产投资为一百四十万余元，一九四〇年为一百九十余万元。不过这一时期边区所得到的外援，在全部财政收入中仍占主要地位。一九三九年边区全年收入共为八百八十余万元，中央协款竟占七百九十余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百分之九十。一九四〇年的中央协款为七百二十六万元，海外侨胞捐款为三十余万元。共占全年总收入的一半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总方针之下，边区大大的休养了民力，发展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发展了农业。仅仅三、四年之间(由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耕地面积便增加达百分之三十以上。粮食的生产由一九三七年的一百一十万石，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一百六十万石。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亦有很大的改善，农村富户增多，形成成分的变化，许多以前是贫雇农的，现在转为中农或富农了，而中农成为乡村经济的主要成分。
　　公营经济方面也有一些建树。年来由于公家提倡，纺织、造纸、肥皂、煤油等等公营工厂都建立起来了。
　　不过，我们在这一阶段中，当外援逐渐减少时，我们应付财政的主要办法是拖欠经费，减发经费，停发津贴，这仍是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面，而没有迅速的从更积极方面转变，使政府经费与军队给养不靠外援，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做到。不是不能做到，而是努力不够。当时，我们是有充分的政治与物质条件的，然而我们缺乏远大计划，缺乏建设经验，在经济战线上，没有更多的做到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一九三九年的生产热潮发动的很高，但在思想上没有认识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一九四〇年生产情绪又降低了，大家目标只注意到临时性的商业，而对最可靠的农工业生产没有努力去做。比如说银行在生产上没有计划的放款，没有响应中央发展生产的号召，利用发行政策，来打下边区的生产基础，而只成为一个收支机关；公营商业也没有起着应有的调剂出入的作用，而只注意赚钱，结果钱也赚得不多，而生产基础又没有建立起来，反因此而受到阻碍。
　　等到我们看清了形势，等待外援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才来一个突然自给的转变，这就使得我们财政感到异常困难。带着这个财政上难关，我们进入边区财政的第二个阶段——自力更生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皖南事变到现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对边区的封锁更加严密，一切外援都告断绝。另一方面边区经过几年来的休养民力的正确政策，国民经济的各方面都有了发展，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更奠定了生产自给的基础。这就是说，在这时期边区的生产力量、财政供给的力量加强了。因此这时期的财政政策便不得不同时也有可能由半自给转变到完全自给的道路。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自皖南事变到高干会为第一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发展生产，实行自给。一九四一年是边区财政上最困难的时期。那时，我们的财政政策转变未久，税收很少，全年总额只有八百六十五万元，且缓不济急。那时我们解决财政的办法，除发行五百万元公债，借粮五万石而外，主要的是实行毛主席的“亲自动手”的号召，大规模的发动各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实行自给。一九四一年各部队与各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各机关经费的自给部分竟达百分之七十，四二年中央各机关生产收入二千五百八十一万元，自给了百分之四十八，边区机关如保安处生产收入一百一十三万元，自给了百分之七十。鲁艺生产廿八万元，自给了百分之卅二。这样我们渡过了这一时期的财政困难。
　　就在财政极端困难中，我们也没有忽视发展经济。一九四二年经建投资更是突飞猛进。一九四一年经建投资还只有四百八十万，一九四二年增至七千万，增加十四倍以上，占全年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占支出的第一位。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支出的一个特点。
　　不过发展生产的观点，当时还有许多同志所不能了解，有些同志为“打出去”的思想所麻痹，没有做长久打算，没有建设根据地的信念，在这种不正确思想支配之下，他们并没有坚决的积极的执行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另外量入为出的保守观念也阻碍了积极发展经济。
　　我们在执行自力更生的政策过程中，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主要的如下述：
　　第一、建设投资的偏向。首先表现在工业投资多于农业投资。政府这几年来的投资，以工业商业居多，农业较少。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投资，因为投资的时间过晚(四月才开始这一工作)，使得很大部分资本，投到工商业方面。但根据目前边区物质的条件与抗战的需要来说，以发展农业为最相宜。其次表现在公营企业投资多于私营企业投资，边区的财政政策，原是要从发展国民经济中来解决财政问题，根据这一方针，政府的投资应该大部分投到私营企业，但实际上这几年的投资大部分是放在公营企业，这也是一个偏向。
　　第二、生产自给的偏向。一九四一年政府在特殊困难环境之下，大部分经费不得不由各机关实行生产自给，政府依靠这一政策渡过了难关。但在生产自给的过程中，由于各机关自收自用，各自为政，使财政机关无法确定收支标准，亦无从考查各机关经费用途是否合理，因而发生了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同时各机关为了自给，不惜在生产上作出无原则的竞赛，妨碍了财政政策的执行，没有按照政府的“分散经营，集中领导”的方针去做，结果只有分散经营，不只谈不到集中领导，即集中统计也要求不到。
　　第三、集中太快的偏向。为了禁止各机关自收自用，结束财政上的紊乱现象，曾决定于一九四一年六月间开始实行集中，因为当时分散经营刚有基础，集中的条件是具备着，不过因为集中的太快，事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发生了许多毛病，弄得各机关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供给。一九四二年有了一些改进，实行部分统筹统支，在不阻碍分散经营的原则下，逐渐做到实际上统一财政收支。
　　高干会以后到现在，为第二期，这一时期不但完全克服了以上所有的偏向，而且彻底清算了财政思想上的保守观点。高干会以后，发展的观点，得到明确的最后的解决。因此，经费开支，采取了以下四个原则：(1)生产自给与财政补助并重；(2)分区统筹，准备完全自给；(3)实物供给，保证丰衣足食；(4)照顾生产，保证最低投资。去年党政军民学会年开支，总计约六十万万元，其中百分之六十四，出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其次为政府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开支总额的百分之十九；再次为财政税收与公盐代金，占百分之三十，即取之于民者只占百分之十；银行透支则为百分之七。由于执行了毛主席“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总数竟达三十八万万之多，创造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