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时代精神的昂奋；民族复兴的前提之一，便是民族心魂的重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要如期驶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彼岸，不仅要靠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更要靠十一亿中国人民的埋头苦干、百折不挠和奋发进取。
　　是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进步，要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没有一点精神。固然，先进的技术设备，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可以从国外引进，然而，优秀的国民精神和良健的国民心态却决非能靠引进得来。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伟大的创业精神如果遭受冷遇，必然带来民族心态的老化和民族精神的衰疲，进而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的心理障碍。
　　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十年内乱的历史颠倒岁月，“自力更生”成了“闭关自守”的代名词，“艰苦奋斗”成了“越穷越光荣”的同义语，作为中国民族精神之最高表现形式的延安精神，曾何等严重地被歪曲、篡改和摧残!
　　人们曾经觉察到，正当古老中华从恶梦中惊醒，刚刚开始酝酿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时候，激浪冲天的传统观念变革，却带来了违悖初衷的副产品；一时间，似乎延安精神真的成了改革开放的绊脚石，似乎革命传统全然成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精神潜网，延安精神被卷进荡涤之列，遭到了主观任性的误解、曲解和贬斥!
　　人们也曾注意到，正当延安精神在其故国遭受磨难或不大吃香的时候，国外却兴起了有声有色的“延安学”。美国哈佛大学1971年出版的马克·赛尔登著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一书，对延安精神的实质以及延安时期的全部经验和传统，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地探讨。作者一语道破天机地指出：“延安时期的整个经验教训和传统，激励着中国革命取得最大胆和最有意义的发展。”尽管该书的观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它无疑标志着美国人对延安精神的重视和见爱，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延安学”研究进入了跃进时期，研究人员有四、五千人之众，研究机构有200余所，研究经费10年超过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延安学”研究也不甘落后，且大有异军突起之势。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值得发人深思的吗?
　　人们还曾了解到，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日本人，至今仍然以“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只有靠技术、靠奋斗，才能不断发展，否则就要亡国”为内容来教育自己的国民；过着富足生活的美国人，却不断被告诫美国衰落了，他们大声疾呼：“21世纪将是亚洲人的天下”，“欧洲正在崛起”，其目的是为了唤起全体国民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开头，就“直率地说，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府危机”，“国家已经处在濒临危机的状态”，以此来呼唤苏联人民投身改革和积极生产的建设热情；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新加坡，国民的生活水准比起日本毫不逊色，但至今仍不敢轻言什么“高消费”，而是追求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在如此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前，发达国家尚且不敢怠惰，我们中华民族就更不能掉以轻心。
　　从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充满艰辛的历史时期，使得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遇到了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许多难题，新旧体制的转轨变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利益分配的新矛盾和新旧观念的大冲突，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等方面疑难顽症的存在，直接诱发并不断弥漫着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现象。安贫乐道，不求进取，保守而又自私，狂热而又急躁的社会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正日益成为当前改革大业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难道我们就眼巴巴地看着这种种消极因素空耗和抵消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能量吗?
　　不难看出，振奋民族精神，重筑中华民魂，确已成为现时代中国的一个不可小视的重大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研讨又必然涉及到对延安精神价值效应重新估量的一连串的问题。
　　延安精神的真实本质和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她果真象某些人所解释的那样，是“地域观念”，是“禁欲主义”，是“僵化的教条”吗?延安精神与改革开放、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果真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吗?延安精神对于四化建设、党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难道没有可供借鉴的有价值的成份吗?延安精神在80年代难道就“过时了”、“不灵了”吗?如果说延安精神还没有完全过时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从中继承些什么、发展些什么、改造些什么呢?又怎么建构其扬弃机制呢?……。
　　探讨这类问题和迎接这种挑战正是本书写作动机之所在。我们希图通过自己严肃认真的思考，得出一个既合乎历史逻辑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并为中华民魂的重筑提供一条必要的思路。
　　坦率地讲，这一课题的研究，很难摆脱复杂而又多变的理论和现实的扰困。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曾有过焦虑的等待，也有道微弱的呼唤，也正是在这交织着烦乱与迷惘的境况之中，我们终于看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八个大字醒目地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之中。这不正是曾经激励着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吗?
　　尽管争论还未彻底平息，尽管“延安学”的研究还荆棘遍地，但是，毫无疑问，“延安精神不可丢”的结论已经或正在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和参与者们所接受。
　　环顾今日世界，人类历史正处在最伟大的转折过程之中，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国际间的实力竞争日益剧烈，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不断高涨，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潮流。现代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特别要求人们接受和具备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价值观念、现代人格素质和现代思维方法，因此，我们的延安精神研究必须面对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作为本书的基本构想，作者打算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视度，对延安精神研究中目前尚未深入而需进一步探究的课题展开全方位讨论。历史的研究，以突出理论“反思”；现实的研究，以昭示实际“应用”。前者是主体对延安精神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的历史渊源、早期演变、形成标志、思想基础、本质和特点、内容和形式、结构和系统的再思考，用以回答延安精神“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则是对延安精神的现实效应和承续机制的尝试性探索，用以解决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反思”是为了回答历史的呼唤，“应用”面对着现实的挑战，历史的反思是为了现实的应用，现实的应用必须从历史的反思中获得教益，这便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遵从这种构想，作者将视线回旋于从延安时代到现时代的半个世纪的历史区间之内，着力探讨延安精神与现时代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对这一课题的科学而又冷静的思考，必将深化人们对延安革命传统的理解，也必将更加明晰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精神风貌走向现代化。这似乎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中华民族走着自己独有的历史路途，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更有自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困难。因此我们既不能无视天下大势而消极怠惰，又不能在奔向未来的大道上忘却了自我的优良传统。
　　从党中央进驻延安算起，历史的步伐已经过去整整50个春秋了。波澜壮阔的延安革命已经载入史册，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正在通向未来，延安精神还要发扬，延安传统还要继承，“延安学”永远是年轻的。
　　中国大地上的延安精神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本书的观点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暴露出某些谬误和不成熟。但是，只要这本小书能对我民族心魂的重筑有所裨益，能对我改革大军有所鼓舞，作者便会感到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