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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精神的历史渊源 1.民族精神的五条基线

宋觉,袁福堂,张铎


  “历史反思”的论题要求我们的讨论必须从对延安精神的历史渊源的追述开始。
  延安精神有着丰厚而悠长的历史,中国民族精神、“五四”精神、井岗山传统和长征精神,都以各自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性质和特点,为延安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当我们立足于现时代,要对延安精神进行渊源探微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去追索这种时代精神的历史连续性。
  1.民族精神的五条基线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优秀民族,是一个内在精神异常丰富博大的民族。作为“东方最优秀的民族”(日本当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吉田茂语),她“甚至可以同欧洲那些最文明的国家争辉”(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语)。在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文明史上,这个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劳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曾以自己的强大而雄踞于地球东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陶铸之下,这个民族煅造了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
  所谓民族精神,“国民性”是也。如同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一样,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呈现为优劣掺杂的胶着状态。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呢(消极方面暂且不论)?应该说,只有实实在在的中国历史方可提供最标准的答案,而对其进行集中概括的文字,我们却能够在毛泽东论著中见到。1939年冬季,毛泽东和范文澜、王稼祥同志合作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高度凝炼的文字对我民族精神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综合分析,全面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大体融贯着如下五条基线。我们不妨分而论之。
  基线之一:朴实无华的求实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面向现实、力求事功、积极入世、注重人生的。这种文化传统浸透于民族精神之中,便表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正视现实的态度。中华民族多有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鹜于空想,不驰于虚声;他们也善于思考,但一定要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他们虽富于理想,但一定得立足于现实的土壤。其二是朴实无华的性格。中国人无论务农、做工、治学、施政,都讲究“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对于华而不实、浮而不入、脆而不坚、说而不做的言论、思想、行为、作风,总是表示极大的反感。(参考《南开学报》1987年第6期周德丰文《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精神》)这种求实精神以实利实效为依归,始终贯穿着“实践第一”的原则。
  基线之二:刻苦耐劳的自强精神。
  刻苦耐劳、自强不息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周易》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箴言,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写照。我们的先民们,正是以这种精神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广大的土地上。在古老的过去,中华民族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这种伟大精神的体现。早在殷周之际,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克服水患的治水斗争,历法的发明、工具的制作,都远在世界其他民族之先。在数千年历史上,中华民族就有着“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5页)。仅就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虽然理论总结不够理想),就曾受到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评价,他在《中国科技史》中明确写道: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点也没有退步,一直在稳缓地前进着。事实确实如此,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许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贡献,诸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就是勤奋的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造着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的技术成果。在李约瑟博士的指导下,罗伯特·坦普尔著的《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以简明通俗的文字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科技发明的100个“世界第一”,这无疑也是中华民族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精神的见证。中国传统文化培植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愈是在挫折厄运面前,中国人愈能被激发起抗争的勇气和力量;其二,它不是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轰轰烈烈的大场面,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深沉的奋斗、坚韧的探索和持久的忍耐。“愚公移山”的寓言所颂扬的愚公精神,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它永远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
  基线之三: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精神。
  中华民族是不甘忍受黑暗势力统治的民族,每当统治阶级繁重的经济剥削和残酷的政治压迫达到极限的时候,中国人民都毫不犹豫地运用革命的手段以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页)正是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无愧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地主和贵族阶层的黑暗统治,打击着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动摇着集权政体的根基,推动着朝代的更替,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基线之四: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精神。
  也许是中庸之道的“和为贵”观念长期陶冶的结果,中华民族一向注重国与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正是这一点,培植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酷爱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进一步扩充便表现为一种浩大的民族之气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故此,中华民族历来不愿听任任何外来民族的干涉和摆布,在大敌当前之时,中国人总是要极力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总要用战争的手段来解除这种压迫。正义所在,拚命为之,不畏横逆,前仆后继,这早已成为中华民魂。在古老的过去,中国人虽然也曾遭逢过异族的入侵,但这些入侵民族毕竟因其更加落后而或者被战胜,或者被同化。但是,近代以来,西洋的坚船利炮却炸开了古老中华的大门,举国上下被推进了血泊与屈辱之中。1840年,英国军队突然在中国沿海登陆上岸;1858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我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都市;1884年至1885年,法国侵略者武装进犯我广西、福建、台湾、浙江等地;1894年日本对我陆海军悍然发动武装挑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占领了天津、北京。相继地,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践踏,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中国历史加添了血迹斑斑的一页。然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都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肆意蹂躏的民族解放斗争。林则徐、洪秀全、李秀成、冯子材、刘永福以及义和团的勇士们,都是在反帝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这种英勇顽强的抗敌斗争精神,这种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帝国主义永远未能实现灭亡中国的美梦。
  基线之五:襟怀豁达的乐观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豁达乐观的民族。著名哲学家罗素说:“中国人似乎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这一点与欧洲人不同。”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并不值得“快乐”,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又确是十分乐观的。中国人一直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活得痛快潇洒,郁郁寡欢没有必要。十分明显,这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采取入世主义态度,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相联系的。中国人清楚地懂得,艰难、困顿和挫折本来就是人生课题中的应有之意,故而儒家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著名格言。中华民族的豁达乐观还闪耀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些格言,表明了中国人确信人生终有出路,天无绝人之路,眼下纵然有多少不利和困难,也一定能够出现转机,只要恒久努力,耐心坚持,转化的“契机”一定出现。所以,中国人很少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道家文化虽然每每出现“无为”的字样,但其实质却是注重聚积自身力量,“无为”是为了“无不为”,“无为”必定胜“有为”。虽然这种豁达乐观掺加有若干消极因素,但相信未来、乐观进取则常常是占上风的主导观念。
  五条基线的简要归缕,可以看作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古老根系的大致疏理。虽然它尚不足以概括民族精神的全貌,但却无疑会把我们引入民族精神的殿堂。民族精神后继演变的进一步接叙,也许会对这种暂时的“片面”有所补救。
  

延安精神导论/宋觉,袁福堂,张铎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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