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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五四”精神的三根主弦

宋觉,袁福堂,张铎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以“五四”运动为界碑,如果说在此之前,这种民族精神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或历史局限性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则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既是一次文化革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又是一次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尽管“五四”运动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它的气势和作用,它的规模和意义却远非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所能比拟。“五四”运动,对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对于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五四”前夜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五四”运动中所强烈体现的反帝爱国精神,都有着全新的内容和崭新的形式。
  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反帝爱国精神,我们可以总称其为“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她不但是对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和优秀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对以延安精神为典范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先看“民主”精神。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可悲的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所篡夺。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袁世凯依靠封建主义旧势力,一步一步地加强他的独裁统治,再一次将整个中国推进了黑暗的深渊,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当时情况下,提倡民主革命的刊物被封禁,革命的国民党人无辜地被逮捕和屠杀,袁世凯的特务、侦探遍及全国各地,明文载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全然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这黑沉沉的“五四”前夜里,以《新青年》为轻骑兵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的大旗,向着“专制”势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民主”,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法国革命为榜样,根据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理论,用以同封建主义的“君权神授”说相抗衡;极力倡导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反对以“孔子之道”为根据的一切封建道德原则,号召人民积极参与政治,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精神,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扫清了道路,他们开始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使“民主”思想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得以改造,进而用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代替资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用人民民主主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使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再看“科学”精神。
  袁世凯为了加强他的专制统治,一方面利用“刽子手”的职能,残酷镇压和屠杀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又极力运用“牧师”的职能,用以禁锢国民思想,削弱人民的革命斗志。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他公开命令尊孔读经,很快地,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十分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真是沉渣泛起,甚嚣尘上。1913年12月的《宪法草案》公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各地绅士便纷纷组织“孔教会”、“尊孔会”和“孔道会”等等,封建买办统治势力,以“礼教之防”和“鬼神之畏”愚弄群众,甚至在上海这个殖民化的近代城市,也居然出现了设坛扶乩、出版《灵学》杂志的怪现象。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和崇拜鬼神的封建迷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的精神罗网。为了冲破反动罗网的禁锢,《新青年》高举“科学”的旗帜,向着“迷信”势力猛烈撞冲。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次彻底反封建、反迷信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主要是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用以反对宗教的迷信、道德的迷信和政治的迷信,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信仰,积极主张破除愚昧落后,发展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启发人们以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来观察社会,变革社会。
  “民主与科学并重”,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响亮的口号,“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是“五四”前奏曲的主旋律,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的精神动力。作为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历史必然性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反映,它必然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所继承、发扬和光大。
  最后,我们再来看“五四”运动中强烈体现的反帝爱国精神。
  “五四”运动,惯称“五四爱国运动”不无道理,因为在“五四”运动中,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最为强烈持久的体现。
  “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代表本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这次所谓的“和平会议”,但是,竟连接管收复山东的主权也要被日本所截占。消息传到北京,激起了规模空前的学生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约3000人齐集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同学们手执白旗,慷慨陈词,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高举“头可断,青岛不可丢”的标语,矛头直指“巴黎和会”和军阀政府。许多教员、市民、工人、商人也纷纷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同呼口号,激愤异常。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涨,天津、上海、济南、武汉、长沙等五十多个城市的学生积极响应,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学生的爱国行为,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上海的工人阶级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使“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继而,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更加高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运动遍及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以之为核心的三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统一阵线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最后取得了国贼免职和拒绝“和约”签字的初步胜利。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高贵品质,表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无产阶级自我牺牲、英勇顽强和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而也积淀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深层。
  

延安精神导论/宋觉,袁福堂,张铎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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