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的追述，为我们进入延安精神的辉煌殿堂打开了方便的门径，使我们能够在民族精神历史演进的逻辑中，对延安精神从何处来有所把握。然而，作为富有个性的延安精神，所以能在延安时期得以形成，除了历史继承性方面的原因之外，最直接、最重要的根源却是深藏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国情——即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客观背景之中。为了深入而又全面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中国表现形式在延安时期能够得以急剧升华和迅猛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我们有必要继续对延安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一番周密的考察，并尽可能详尽地展示其具体的萌生、发展、成熟与完善的全过程。
　　早在1935年，延安及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就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建立了乡村政权；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则标志着延安的首次解放。我们的考察就从这里开始。
　　和平解放前夕的延安城，仅有3000多人口，且大多数是农民。这里驻有国民党东北军67军的一部分，并驻有敌安塞、延安民团、剿共义勇军、保安队等反对武装约千人。其自然条件是：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山川沟塬，样样俱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地区一样，地瘠民贫，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荒凉遍野，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真可谓全国罕见的落后地区。
　　工业方面：解放前的延安，根本没有近代工业可言，只有设备简陋的小手工业作坊。据延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调查统计，当时仅有小炭窑4处，小瓷窑l处，砖瓦窑2处；城内有白铁铺、铁匠铺、裁缝铺、照像铺、理发铺、鞋帽铺、木匠铺约26家，从业人员66人；小炉匠、铁匠、木匠、石匠，泥水匠、砖瓦匠等技工100余人；乡村流动的皮匠、毡匠、木匠、铁匠等约40人。全城手工业年产值在2万银元左右。
　　农业方面：属山梁农业区的延安，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生产工具简单而又落后，体力刨掘、“刀耕火种”式的原始耕作方式占主导地位。由于耕作粗放，加上常有的旱洪灾害，粮食亩产只有几十斤，有的地区甚至“放荒”无收。加之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大都过着糠菜半年粮、衣裳不遮体的悲惨生活，遇到自然灾害，竟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至于拖儿带女、逃荒他乡更是多见。废弃的庄舍，遍布山川沟坡，大片土地荒芜。
　　交通运输方面：延安历属古驿重镇，是中原通向塞北的交通要道。春秋时期的秦赵激战，秦兵北上，如果从捷取道，想来必经此地。但是，长期的封建割据，各霸一方，沿途广设关卡堡塞，必定切断过顺川畅行的官道而逼迫另避途径，因而也形成了“长安岭”、“丰林梁”和“汾川道”的传说。这几条便道均为当时关中通往陕北的“丝绸之路”。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业的改进，在民国23年，曾由东北军北上修通过南达西安、北通榆林的简易汽车路，但行车极少，长年废弃，当时百姓的运输仍以“挑脚”(即肩挑)和“高脚”(即畜驮)为主，“赶牲灵”、“走西口”就是当时交通运输状况的生动写照。
　　文教卫生方面：解放前的延安，由于经济的贫困，文化教育相当落后，分散的农村民设私塾，是劳动人民子弟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当时多以手抄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教材，兼学记帐、打条、书写信件契约，以达到“识几个照门字”、“能应付一般门户”的目的。所谓官办的洋学堂，只在县城才有。当时延安城内仅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和县立六年制小学各一所，学生约220人。当时的延安，没有专门的群众文艺场所，仅在城内火神庙旁有一所“民众俱乐部”，但很少活动，每逢庙会多是从山西请来的戏班演戏。医疗卫生事业更是落后，封建迷信和求巫祈药相当普遍……。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之时的延安，就是这样一幅愚昧、落后、悲惨、凄凉的景象。要在这样一块地盘上，站稳脚跟，稳住局势，壮大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武装，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延安精神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之下萌生出来的。具体而言，对延安精神的历史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或因素主要有如下四点：
　　条件之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延安革命所面临的现实本来已经够严峻的了，而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1939年以来，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日本侵略者集中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来攻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战争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竞争，也是精神力量的角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和德国法西斯精神遥相呼应，大有灭亡中国之势。战争转嫁给中国人民只能是灭顶之灾!正是这种帝国主义对中国所进行的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3页)。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所激怒”，所以便下定决心“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4页)。可见，中国人民抗击列强的英勇斗争精神正是帝国主义者自身的侵略扩张行为所激发起来的，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爆发的原动力。
　　条件之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起，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他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给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根据地军民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从1939年起，国民党蒋介石仅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就陈兵20多万，修筑了由沟墙和9200多座碉堡构成的5道封锁线，还有20多个飞机场，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从1940年冬起，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完全断绝了对我党我军的抗日经费的接济，反而更加加紧了对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无情侵袭，“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而根本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自给自足”，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不难看出，延安精神又确是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摧毁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使命感便是延安精神生发的催化剂。
　　条件之三：相对和平的地域环境和边区人民的革命传统。
　　土地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从1937年到1946年的10年间，边区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使得根据地军民能够在自己政权的领导下，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也就是开辟一条坚持在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只有通过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建设，才能有力地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实证明，长期的相对和平环境，为延安精神的哺育和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但如此，边区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效应。陕甘宁边区，是十年内战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革命“宝地”，这个“李闯王”的故乡，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人民的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延安和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分子。他们组织革命武装，举行兵变和暴动，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边区人民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出色体现的联系群众、不畏强暴、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条件之四：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延安重要的政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但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形成了极其可贵的革命传统和作风。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曾有过详细的讨论。延安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日臻成熟，我们党有了人民信得过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党所领导的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全党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作风，为根据地军民做出了表率，有力地促进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花结果。因此，延安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便没有延安精神。与此相联系，延安的优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延安精神的大面积丰收也密切相关。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在这里，因为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她可以最快最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成为一个模范的根据地。事实也正是这样，延安的经验能够在全部根据地及时地加以推广，延安精神能够在各解放区迅速发扬光大，都与延安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
　　延安精神形成条件的分解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延安精神历史形成的客观必然性，不论是外部条件，还是内部条件，不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都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必要条件。延安精神是多条件、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或因素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片面地强调一点或僵化地固守一面，都有损于全面而又辩证地理解延安精神的历史形成。
　　尽管，上述分解研究说明了延安精神历史形成的必然性，然而，作为对这种伟大革命精神的一种主观反映或理论表述，却是经历了一个由表面而深刻、由自发而自觉、由零散而系统的演变过程。“概念形成的最初标志”的论题，就是对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