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从广义上使用“精神”范畴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医学家从狭义上运用“精神”概念，是特指人的思维状态；我们则是从常义上来研究“精神”现象，着重于讨论人的意志、气度和风貌。然而，谁都难以否认，任何个人、阶层和社会集合体的精神状态都不能不受到特定的思想观念的制约和支配，明确地讲，主体的精神风貌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紧紧地与特定的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总要打上思想观念的印记。正是基于这般思考，我们才设定了“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的论题。
　　我们已经明确，延安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表现，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因此，作为延安革命时期培育起来的延安革命精神也必然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对于全面理解延安精神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原因在于，延安时期，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进一步传播、消化和吸收的重要时期，而且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化和走向成熟的时期。那么，延安精神的理论前提或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得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说起。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人们知道，从1899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节译基德的《社会进化》一书开始，马克思之名便见诸国人。从此，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知识界大量度接受，应该说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其开端的。“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也表现为早期传播的高潮时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延安革命开始的15年间，这个传播不但从未中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尝试。但是，从总体而言，由于环境的险恶，战争的忙乱，加上理论准备的不足和错误思潮的侵袭，使马列主义的健康渗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遇到了障碍，在系统性和理论性方面也受到了限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曾使马列主义遭受扭曲，也使革命斗争屡遭挫折。
　　延安革命开始之时，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日，理论界异常冷落，一片死寂。一方面，由于新的事变突然来临，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被集中到抗日战争的具体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冷淡了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忽视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零星的理论研究本身与抗日斗争的实际相脱离的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回避现实的空范理论和公式主义的东西较多，而对于那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倒是很少，大多限于介绍的性质和通俗化的格局，有的研究还囿于概论知识的圈子。面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感理论的空疏，从而增强了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的关注。因此，使及时地利用了相对和平的地域环境，开始了马列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工作。
　　1937年初，中央党校就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等马列主义课程；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和党的建设4个研究室，同时创办了马列学院，成立了新哲学会，开始了系统学习、介绍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工作，用马列主义武装党的各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1939年5月，又创办了自然科学院，开始了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科学研究工作。
　　延安时期学习和研究的马列主义著作主要有：《联共党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左派幼稚病》、《新哲学大纲》、《反杜林论》、《资本论》等等。在繁忙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的具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112篇重要论著和重要文献。特别是在哲学研究方面，毛泽东同志更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公之于世的《毛泽东哲学批注》，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耕耘。该书收集的10本哲学批注，其中就有8本是在延安时期反复研读过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始终是延安时期所有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心，这一课题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500页)此后，延安新哲学会的几位成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收获：①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②解决了民族统一战线问题；③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④解决了革命军队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⑤解决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⑥解决了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过延安整风和对党的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酝酿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成果。毛泽东思想，涉及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法律、文学、艺术、教育等广泛领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军事理论，哲学理论，经济理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丰富内容。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为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命名，决非偶然，因为它集中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华民族、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巨大的创造性理论贡献。毛泽东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化和完全成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从而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发扬和光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其中，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主杆的战时经济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政治化了的伦理思想，更为直截了当地为延安精神准备了理论前提，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