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不可能形成什么经济思想，因而对我们的论题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一种历史误会。延安时期经济建设的实践就是对这种见解的彻底否定。
　　我们知道，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打败日本侵略和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逆流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具体目标是：发展战时经济，充实抗战力量，改善人民生活，供应战时需要，争取抗日胜利。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达到这些目标，党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障战时生产品自给”和“有钱出钱，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的战时经济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属于地主，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动政策上，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在税收政策上，实行统一累进的合理负担，不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和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以政治动员方式解决粮食、夫役与新兵问题”。在生活上，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另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发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尽量争取外援的经济策略。在解放区，允许国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经济和劳动人民个体经济共存。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26页)在农村根据地内，允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有发展的机会。毛泽东同志还明确规定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排列的顺序：即农业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畜牧业第二位，商业第三位。鉴于农村根据地人力、物力都处于分散状态，因此对生产和供给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这些经济方针、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构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战时经济思想。而这些经济思想的贯彻落实，又不能不随着政治、军事的发展而显示出它的阶段性来，就是说，延安革命的不同时期又具体实施着具有不同特点的经济方针。
　　从1939年到1940年，是人民经济的恢复阶段，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行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政策，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逐步由依赖外援转变到半自给状态。1941年到1942年，是经济最困难的阶段，由于遭受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经济陷于极度困难状态，解放区全体军民，以自己动手的方法，开展以农工商为自给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实行半自给，打破封锁，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进一步为抗日战争创造物质条件。1943年到1945年，是全面发展人民经济阶段，这个时期，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方针为指导，实现农业的“耕三余一”，工业生产品的自给和商业的繁荣，从半自给转变到全自给，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在正确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对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对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起了巨大作用：①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展现了新中国的雏型；②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耕地面积较战前增加近一倍，农田水利面积扩大了五倍，粮食达到自给有余，棉田扩大九倍，牛、驴增加三倍，羊只增加四倍；③促进了边区抗日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国营工业、私营工业、合作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和家庭纺织业并茂的兴旺景象；④逐步改善了军民生活，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忱，达到了丰衣足食，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战事业；⑤各行各业广泛开展了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活动，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在物质上相互支援，在精神上相互共勉，使边区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⑥调节了一切抗日人民的利益，促进了人民的团结，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促进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济建设经验，造就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经济管理干部和科技队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延安精神确有其牢靠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保证。几乎每一经济方针的实施，都体现着延安精神的作用，特别是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济方针本身就直接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