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全方位研究延安精神
　　一、建立中国特色的“延安学”
　　延安学这一概念在海内外早有所闻。但是，延安学作为一门科学并没有真正建立，在国内历史学界和理论界可以说还是个空白。1990年5月3日我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提出了“建立延安学”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较强的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社《文摘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二十多家报刊杂志转载了这一论点。后来，又发表了《延安学与中国文化》、《延安学：特殊形态的中国学》、《延安学与中国精神》、《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延安学》等专论。理论界的同仁、外地来信、来访者纷纷询问有关延安学的问题。为此，我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整理一下，献给读者，希望多多批评指正。
　　1、建立延安学的根据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她的英名早已载入史册。也可以说要研究中国也就必须研究延安。由此，就会形成一门作为中国学的延安学。所谓“延安学”它的研究对象不言而喻就是延安，具体说来，包括研究延安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社会历史及其各种文化现象。
　　延安学从其研究的范围看，可分为广义延安学和狭义延安学。前者从延安的整体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全程的历史文化研究，可从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到现代革命圣地。而后者可指“延安时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这一段历史文化的研究。所以，我认为“延安学”不仅仅是一门地方学，而且是一门特殊的中国学。
　　第一，延安是中华民族的诞生地和摇篮。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轩辕黄帝就生息在延安这块圣地上。黄帝的出生地在哪里，至今无定论，但主要有山东寿丘说、甘肃天水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谓：“黄帝生于寿丘”，《通鉴外纪》、《轩辕黄帝传》、《路史·前纪七》持前一种说法。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认为，黄帝生于陕北黄土高原。“山东寿丘说”不能成立。其一，黄帝出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山东是夷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作为姬姓少典族后裔的黄帝怎能出生于夷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其二，从考古发现看，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北方人主要居住在黄河支流的二级台地上，而山东处于黄河下游，在那洪水浩荡的年代里，下游两岸怎能有人类居住呢?在山东黄河干流两岸很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说明这一点。其三，从历史上看，在周成王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姬姓势力已发展到山东境内。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注》条云：“黄帝生于天水。”这是一条孤证，也不能成立。
　　黄帝不仅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而且黄帝族主要活动于陕北黄土高原。据考古发现，在无定河上游柳河的大沟湾，无定河中游的横山、米脂、绥德以及榆林油房头、鱼和堡，神木的永兴堡，吴堡的宋家川和黄陵县都有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遗存。尤其是桥山及其周围，仰韶文化极为丰富，这都说明黄陵地区在黄帝时期及其以前就有人类居住。《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崩，葬桥山”的记载。桥山在今延安地区黄陵县。可见，黄帝逝世后安葬于陕北黄土高原，后人祭黄帝于桥山。“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据史书记载，黄帝有二十五子，其中十四人得十二姓，历史上尧、舜、禹和夏、商、周朝等诸王都是他的后代。现在有关黄帝的遗迹很多，分布于陕西、甘肃、河北、河南、湖南等地。总之，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陕北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里生长着“中国根”。
　　第二，延安是中国文化和民族融合的交叉点。延安，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属于黄河中游地区。从地质构造来看，延安属于华北陆台鄂尔多斯地台的一个组成部分。鄂尔多斯地台(也称陕西构造盆地)，其东界是吕梁山脉，南界是渭北山山脉(也称黄龙山山脉)，西界是贺兰山脉，北界是阴山山脉，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中纬度偏南的内陆位置特点。其实，在古生代奥陶纪以前这里曾长期是海洋的领地，在中奥陶纪后期开始，鄂尔多斯地台才开始隆起成陆。古生代二迭纪后期的海四运动使其地台成为内陆盆地。随着地壳的运动，在中生代三叠纪时期，陕北盆地变成内陆湖盆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生代下白垩纪时期。子长县冯家屯乡驼儿巷村发现了1亿7千万年以前的安定贝莱鱼化石。新生代第三纪时期，其地台属亚热草原地区，这里繁衍和生息着三趾马和高氏羚羊等食草类动物。上新世末期发生了喜玛拉雅运动，鄂尔多斯地台升起形成高原。更新世时期，其地台上相继堆积了午城黄土、离石黄土和马兰黄土，从此陕北黄土高原已基本形成。
　　延安是人类童年的摇篮之一。1975年黄龙县发现了距今约3万至5万年左右的人类头盖骨化石。经鉴定属于晚期智人中的一种过渡性的头型，被命名为“黄龙人”，他晚于马坝人，丁村人，而早于河套人、山顶洞人、柳江人。另外，在子长、延川、安塞等地相继发现了细石器。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以后，新石器时代以前，延安曾经是“黄龙人”的后裔生息、繁衍的地方。这时，他们主要靠采集和狩猎来维持生活。新石器时代以后，这里是先民们靠渔猎生活，同时兼营早期的农业种植。当时主要农作物是栗，即谷子。直至现代延安的小米恐怕是最出名的。作为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马泉窑类型文化分布在延安各县市。从5千多年前起，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作为这一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在各地大量被发现，吴旗县还发现了同时期的齐家文化遗址。可见，延安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从延安这块神圣的黄土地的人文地理上来看是十分有趣味的，东边有天然的黄河，北面有人为的长城，南边有黄帝陵。黄河是黄土地的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帝是我们的祖先，黄帝之所以称黄帝是因为黄色是农业的象征，是土地的光泽，加之华夏人肤色微黄，轩辕诞生时在土日，有土德之瑞。所以人们尊称轩辕为黄帝。长城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分界线。“小米文化”又属于农耕文化范畴。可见，黄土地，黄河、黄帝奠定了华夏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史实际上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彼之消长的历史。延安从历史文化上来看，实质上是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因为延安是汉族的农耕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交叉地带，农牧的分界线在这块黄土地上不时移动，这里在不同时期也是不同民族杂居的地方，它也成为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胶着地带。从延安人的饮食文化，民间艺术中都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对其的影响。
　　第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现代，延安以革命圣地闻名于世。众所周知，龙是从这里腾飞的，新中国是在这里诞生的，它是共和国的摇篮。小米加步枪，何以得天下?人们都想揭开毛泽东等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和中国共产党人扭转乾坤的秘密。无疑其成功的宝贵经验对当代中国以至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往，我们多从政治上，思想上来探讨其中的奥妙，而对于延安这块古老的“圣地”有无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却很少探讨。如果脱离开这一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大背景，那就会把中国革命在延安的胜利看做是偶然的，不可思议的。自然圣地之魂“延安精神”就失去永恒的价值。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其一，延安地理位置，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司马迁曾总结历史提出了在中国作事(取天下)往往始于东南，而收功于西北的地缘战略思想。何新认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延安是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处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边缘地带，是军事的战略要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能在这里站住脚，无不同这里的地理坏境有关。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转战陕北说明延安圣地的地理优势。其二，陕北人民性格。延安作为革命的出发点，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中国共产党得人心，便得天下。陕北地理文化和人民可说是地利人和，延安窑洞、延安小米、陕北毛驴、延安农民是我们成功的牢固的基础。吃、住、行及主体都是黄土地农耕文化的体现。延安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小米养育了千千万万民族栋梁。圣人是从这块黄土地上诞生的，是人民母亲孕育成人的。
　　总之，从中华民族的起源，从中国文化的演变，从现代社会的发展三方面来看，延安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尤其在当代，革命圣地延安更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所以，延安学是一门特殊形态的中国学。要了解中国就应研究中华民族的圣地——延安，因为她是民族精神之所系和人民的精神寄托。这就是我提出建立延安学的根据。
　　2、延安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
　　我们知道，延安学在国外已成为一门有影响的学科，它是作为“中国学”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目前拥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在国内，虽然在理论上还没有提出建立中国的“延安学”，但实际上史学界、文化界、理论界多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事延安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不过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著名诗人，老延安贺敬之曾跟西安的同志和延安的同志都谈过，“西北有个‘敦煌学’，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个‘延安学’?因为从1935年到1938年，党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将近13个年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无论就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就文化来讲，都是光辉灿烂的。延安不愧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是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被誉为革命的圣地和摇篮。这一点已为国际上所公认，并受到重视，我们无疑应当重视这段历史，研究它的宝贵经验，继承它的光荣传统，这对现在和今后都有很大意义”。①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在延安领导革命13年，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而且创造了流芳百世的新文化尤其是延安时期留下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世珍宝。有一种片面的认识，总以为延安时代是革命战争的年代，延安只是‘革命’圣地。其实，延安也是文化圣地，她产生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创造性的文化，也是真正蕴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国主体文化。所以，我们应当建立“延安学”，研究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使90年代兴起的“革命传统热”来一个理性的升华，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寻找新的生长点。
　　那么，什么是延安学?简单地说，延安学研究的对象是延安，但这一概念有丰富的内涵。首先，延安是一个地方的名称，是个地理概念。其次，延安是个社会历史概念，不仅包括它的地理环境，而且包括人口因素、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最后，延安还有特殊的含义，延安之所以驰名中外，就在于它曾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类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正因为这一点，延安学的建立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延安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延安的历史文化，是一门社会历史科学。其次，延安学具有综合性，多学科的特点，因为它研究的是延安的全部文明。所以，需要从不同方面、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这样，延安学就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学科群，人们可以利用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去研究延安的文化现象。
　　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正是基于对延安历史文化不同时期特殊性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延安学分为广义狭义两类。所谓广义从时间上是指延安的全部历史，从空间上扩展到陕北黄土高原广大地区。狭义延安学是特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13年，以其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立的科学。具体说来，它是研究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目的在于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形象地说，它是研究对象就是延安精神和延安道路，延安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由此可见，第一种在外延上虽然广，但内涵少，其实是一门地方学。第二种在外延上是狭了些，但内涵丰富，其影响深远，是一门特殊的中国学。因为延安时代的延安具有“红色首都”的历史地位，是当时中国的心脏，不了解延安就无法认识中国现代的历史和中国现代新文化。国际上所谓的“延安学”和我们所说的“延安学”主要也是指的这种“延安学”。
　　明确了延安学的研究对象、性质，那么它应该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学科群，那应该由哪些主要分支学科组成其理论框架呢?我认为，延安学从大类上看可以分为总体学科和分支学科。具体一点可以由四大系列学科构成。第一系列是总体学科。这类学科应包括：延安学概论、延安文化学、延安精神学诸科学。它研究延安历史文化的一般现象共同规律。第二系列分支是理论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某一领域的具体对象，目的是为了揭示其特殊性及其演变规律。这类学科主要有延安政治学、延安军事学，延安经济学、延安教育学，延安文艺学、延安新闻学，延安民俗学，延安人才学等等。第三系列是历史学科。一方面是总体性的通史，如：延安历史发展通史，延安时期革命史、延安历史文化史、延安时期思想发展史；另一方面是具体科学史，如：延安哲学发展史、延安文艺发展史、延安民歌发展史、延安剪纸艺术史、延安秧歌演变史、延安报刊发展史等等。第四系列是人物研究。既可以有大部头的生平思想评传，也可以选择单个人进行研究，如：延安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评传；思想家、文学家评传；教育家、艺术家评传，既可以研究延安毛泽东、延安朱德、延安周恩来，也可以研究延安艾恩奇、延安周杨、延安丁玲，延安时期“五老”及其英雄人物都可写思想评传，甚至反面人物也可以研究，如延安时期的张国焘、王明等。延安学博大精深，以上只是个大概框架，而其中每一个分支或专题都需要我们作长时期的研究。
　　总之，建立延安学对总结这段光辉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延安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汇流，延安时期的历史文化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从延安学研究入手，可以更有效地找到中国现代文化真正的生长点。由此可见，延安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还没有成为“显学”，但它是一门大有前途的科学。
　　3、研究延安学的方法及意义
　　建立延安学其意义何在?如何来创立延安学，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了延安学的对象、性质、体系后，就应该解决延安学的研究方法问题，认识建立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或许有人以为有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就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建立什么延安学，而我们却认为，建立延安学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条件已经具备，到了该诞生的时候了。
　　第一，“革命传统热”的兴起。江泽民任总书记后，首先视察延安，指出“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并题词“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从此掀起了一股革命传统热，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长征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好八连精神重新恢复和光大。革命传统的恢复其实质是振兴民族精神，而延安精神是统帅这些革命精神的总纲。这是因为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又是它的新生代。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魂，是我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表现。在延安精神中蕴涵着中国革命成功的秘密，凝结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是我党第一代领袖留下的传家宝，第二代、第三代领袖深得其真传，革命传统热便是证明。可见，发扬光大革命传统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总之“革命传统热”是九十年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也表明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向。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就需要建立延安学。
　　第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处于新旧格局的转换中，战后45年来，东西方“雅尔塔体系”已经瓦解，当今世界，正处于从旧格局向新格局的转换时期。其显著标志是，世界由两极向多极体系发展。伴随着多极化体制的出现，国际形势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东西方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联盟的军事性质正逐步变化；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减弱，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尚未动摇；苏联是世界大国，但力量大大下降，和美国有合作的一面，也有争夺的一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新的经济大国如日本、得多在世界舞台上将更加活跃，力图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世界格局处于新旧交替之际，一些地区性强国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新的政治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更多强调本民族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表现出更大独立性。对我们来说，是机会和挑战并存，只要我们发挥优势，站稳脚跟，善于应对，挑战就能变成机会。
　　我们知道，延安是个小地方，穷地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只有十三年的历史。但是，延安史册上可以说写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史诗，它是一部想成了“中国通”的外国人非读不可的中共“经典”。正因为如此，国外早就注意研究延安了，可以说从延安时代开始那天起。有的是关心、宣传，有的是知彼知己，企图征服；有的是想把延安的成功经验运用于现代管理。因为延安的成功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界性的奇迹。延安是中国的延安，我们为什么不去花气力去研究?延安时代的经验对国际上不同制度、不同民族的国家都有所启发，难道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没有用处吗?就是作为一门学问，我们也应走到世界的前头，应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专家和世界高水平的科学著作。这不只是一种理论建设，而且对反“和平演变”振奋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第三，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动荡，意识形态也经常出现波动，人们的精神支柱也发生倾斜和断裂。“文革”“左”的思想路线给我们带来了重大损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政治动乱。在忽“左”忽右，东倒西歪的错误思潮中，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很深的心灵创伤。人们在理想、信念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困惑，精神状态令人担忧。人死莫过于心死，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心慌意乱，失去精神支柱，那就很难说有什么希望。可见，重建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刻不容缓，我们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优秀传统，也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不仅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精神文化优势。只有在此基础上重振民族精神，才能谈得上振兴中华。从恢复革命传统为生长点，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把“两个基本点”作为双翼，那中国一定能腾飞!建立延安学是再铸民族魂的伟大事业。
　　因此，我们说建立延安学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如何研究延安学，主要把握哪些方法。
　　我认为，首先应该使人们了解它，认识它的意义。我们希望老一辈能热情支持这一事业，也希望年轻一代能理解它，那种指责、嘲讽、嫉妒的偏私心理是要不得的。其次，应该有一批有心者和研究者，组织成相对稳定和雄厚的研究群体，从不同方面去下功夫去研究它。最后，要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刊物，更有必要专门成立延安学研究资料中心，搜集整理延安时期革命文史资料、为研究的展开提供可靠的资料。
　　就方法来看，从总体上说，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方法。但具体说来似乎可以抓住以下几点。其一，坚持历史和理论的统一。简称史论结合的方法。延安学和中共党史是不同的，它并不是一门断代的中共党史，而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科学。也就是说延安学不是一门史学。但是它是以延安这一段历史为对象的，所以，必须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上进行研究，以史治论，史论结合，不可偏废。其二，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延安学虽是一门理论科学，但也是一门实用科学。它直接是为现实服务的，我们不是为史而史，也不是为论而论，而是把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其三，坚持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延安学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当然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解明的阶级性。所以，延安学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且无产阶级阶级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离开科学性，阶级性是不牢靠的。这就要求我们既不搞纯学术的研究，也不搞口号式的空洞说教。总之，只要我们坚持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延安学的研究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动力
　　邓小平南巡谈话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传统与现代化问题上，在延安精冲与改革开放关系上，我们既要反右，也要反“左”。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延安精神在当代的价值。
　　一、实事求是与中国道路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就是认识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思维领域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
　　第一，破除迷信，打倒偶像，从教条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掌握无产阶级的更锐利最有效的武器：实事求是。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本本主义是一种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但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总是在同主观主义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都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尤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遵义会议虽然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其思想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彻底清算，而且还时时作怪。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因为教条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实事求是就是相信科学，反对盲从，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可见，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
　　第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什么叫实事求是，怎样才算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人所以要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可见，实事求是就是有的放矢，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反过来说，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实事求是的内在双重结构。它包括科学精神和实际精神两个方面。首先，从认识论上看，实事求是就是为了揭示事物的规律，发现真理。列宁说：“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实事求是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它是靠科学吃饭，靠真理吃饭。所以，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精神。其次，从实践论上看，实事求是是求认识之‘是’，而且也求实践之‘是’。注重实践，讲求实效是实事求是所提倡的实际精神。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讲究形式，不重实效，是口头上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敌人。周恩来说：“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可见，实事求是是不尚空谈的实际精神。
　　总之，实事求是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不仅包含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方面，而且包含实践检验和修正理论的方面。这两方面有着双重效果：一是认识上不断创新，产生新理论；二是实践上不断创造，产生新效益。所以，理论联系实际不只是个应用理论问题，而是创造新理论，从而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的问题。
　　第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事求是作为中国气派的唯物主义是一条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的统治，实事求是，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总之，在新民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所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个法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当1977年和1978年人们思想还被“两个凡是”禁锢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实际上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尤其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打破了思想僵化，大大解放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正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总之，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新局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都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
　　二、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
　　延安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一简短定义概括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自力更生”蕴涵着一个广博的延安精神纲要，它是延安精神的实质和核心。从这点出发，我们就能深刻地理解延安精神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意义。
　　第一，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活动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遵议会议，我们党纠正了中央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和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尤其是延安时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达到了自觉自由的境地。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军事上，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经济上，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思想上，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开展整风运动。可见，独立自主“就是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求共产党人无论是领导革命或者建设，都要主要靠自己的党和本国人民的力量，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自力更生简要地说，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自己依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和英雄气概。毛泽东初到陕北，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徐特立说，自力更生的意思是自己有独立的主权，用自己的力量并利用外交的力量复兴自己的国家。“更生”就是复兴的意思，不仅是恢复过去，而是含有进步的意义，就是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见，自力更生不仅包括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而且包含除旧布新的创造精神。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上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当年南泥湾359旅的大生产运动搞得好，毛泽东给王震旅长题词是“有创造精神。”“更生”就是变革，就是创造，自力更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事物。另外，自力更生也是一种民主精神。毛泽东曾说：“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自力更生就是自己当家做主。所以，自力更生也包含民主精神。总之，“自力更生就是独立的，求生存的意义，”就是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一句话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自己依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走自己的路。
　　第二，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成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谈到自力更生时，都同时指出了争取外援，广交朋友。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体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所以，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徐特立曾在《抗战到底与自力更生》一文中指出：“自力是独立、不是孤立。”他批评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把自力解释为孤立，说任何友邦都靠不住，把“自己来干”的口号提得过高，对友邦的帮助表示怀疑，对于有利的外交表示动摇，结果把“孤立”代替“独立”；二是有一种人只是希望人家来代我们抗日，而我们中国成为旁观者，这种人结果是取消了自己的独立，最终还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奴隶。同时在外交上，我们决不能采取孤立的政策，孤立的外交就是取消外交。没有外交的独立，绝没有独立的可能。由此可见，自力就是独立，不是孤立，独立自主不是封闭排外。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并不矛盾，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不但不妨碍自力更生，而且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使我们真正独立自主起来。而封闭自守倒使我们丧失“更生”的机遇和条件，独立就成为孤立。我们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可见，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自力更生贵在“更生，”所以，不是自守。独立自主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在开放中保持独立，走自己的路。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周恩来曾说，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事业中，都一贯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里建设好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也就能够最好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统一的，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原则基础上的。因此，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否定独立自主。
　　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毛泽东指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独立自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根本上体现了这一方针的实质。四个坚持实质就是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这一点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是打不倒的。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不能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向别人学长处，有什么可怕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狗肉。”可见，学习别人长处并不是崇洋媚外，同样存在独立自主的问题。同时，外国一切丑恶的腐朽的东西，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予以抵制，反对资产阶极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同样是我们的长期任务。总之，“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观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三、艰苦奋斗与时代精神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人民的复电中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周恩来1970年在接见参加延安地区知青工作座谈会代表时讲话说：“……要恢复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可见，艰苦奋斗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不仅如此，艰苦奋斗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那么，在现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艰苦奋斗有没有过时，它能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艰苦奋斗精神的命运如何?
　　第一，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朱德曾说，我国人民向来是勤俭节俭的，“食求果腹，衣求蔽体”的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以及广大干部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成为每个革命者所追求的美德。为什么说，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从客观角度讲，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处在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一无所有，是最苦最穷的阶级，过着艰苦的生活。可见，艰苦奋斗是其社会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从主体角度看，无产阶级虽然是受苦阶级，但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它虽穷，但不怕穷，不怕苦，不愿再爱压迫和剥削，不愿再过苦日子。所以，它在艰苦中奋发起来，向统治阶级斗争，改变自己的地位，争取自由的权力。正是这样，无产阶级有一种在艰苦中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句话，艰苦奋斗关键在“奋斗”，艰苦是一种条件，困境和挑战，奋斗才是一种主观努力，回应和超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是一种“穷则思变”的精神。
　　那么，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本色的艰苦奋斗和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有何区别。我们认为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精神继承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但是也发扬了，使它到一个历史的新水平。其一，艰苦奋斗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不是盲目蛮干。毛泽东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是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艰苦奋斗是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上的。人类都有着一种求生存的欲望，但是艰苦奋斗不是一种本能的“弱肉强食，”也不是被迫出来的。艰苦奋斗对无产阶级来说，它是本色，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出来的。辽西战役的时候，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战士一个都不去拿。因为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的纪律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可见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包含着，我们的艰苦奋斗是集体的，不是个人奋斗，是为大多数人的，不是为个人利益的，是自觉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本能就存在的。总之，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政治本色，革命精神和特殊性格。
　　第二，无产阶级不是“苦行僧，”艰苦奋斗不是苦行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是为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在更生，因为更生了，才算真正自己有力。艰苦奋斗，重在奋斗，因为奋斗才能“更生”，才能苦去甜来。艰苦奋斗不是奋斗艰苦，越奋斗生活越艰苦，奋斗何益?有何必奋斗!奋斗包含着吃苦，但吃苦不是一味的受苦，心甘情愿的受苦受难，那是自甘沉沦，是奴才式的变态心理。吃苦不是受苦，吃苦是主动的自觉的征服精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命精神，是不愿做奴隶，而争取当主人的主体性进取精神。曾几何时，有些人把艰苦奋斗理解为苦行主义，视无产阶级是“苦行僧。”甚至外国学者误认为延安精神本质上是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
　　为什么会把艰苦奋斗看作是苦行主义呢?这恐怕和“文革”的极“左”思潮有关。在“文革”中，“四人帮”搞贫穷社会主义，把艰苦奋斗歪曲为苦行主义，什么“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邓小平指出：“林彪、‘四人帮’提倡什么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我们反对那些荒谬反动的观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不管是理论，而是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总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是苦行主义的伦理观，而是无产阶级发奋图强的革命精神。
　　第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1957年毛泽东在《正处》中就告诉我们：“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历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在80年代初，邓小平也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奋斗。”可见，我国国情和奋斗目标决定了我们要艰苦奋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艰苦奋斗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是人们主观和客观统一的根本途径。所以，一万年也要奋斗，不能认为艰苦条件需要奋斗，条件好了就不要艰苦奋斗了。古人要奋斗，今人要奋斗，未来人也要奋斗。自然界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总之，艰苦奋斗是一种永远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它是人类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更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把它沉淀在我们的时代精神里。
　　对有些人来说，艰苦奋斗只所以不适时宜，就在于片面地理解了它。我们认为艰苦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生活消费方面，而且更重要是表现在生产创造方面；不仅要从物质方面理解艰苦奋斗，而且也要从精神方面理解艰苦奋斗；不仅条件差，要发扬艰苦奋斗，条件好了，也要发扬艰苦奋斗；认识世界要艰苦奋斗，改造世界也要艰苦奋斗；把经济搞上去，要靠艰苦奋斗，把科举技术搞上去，也要靠艰苦奋斗。可见，艰苦奋斗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精神。任何理想离开艰苦奋斗的埋头苦干精神，都归于空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归根到底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它借不来，买不来，也送不来，等不来。所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会过时，它必将创造性的转换为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
　　三、全面理解延安精神的意义
　　1、纠正对延安精神的片面认识
　　延安精神产生于三、四十年代，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在宣传这种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文化大革命十年受到“左”的歪曲，后来，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今天我们虽然提出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但是在舆论界和理论上对延安精神的认识和宣传几乎仍停留在旧的水平上。如果不纠正以往对延安精神的片面认识和宣传，那就很难使延安精神以新的面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我们认为过去对延安精神的理解和宣传其不足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缺少深层的理性研究。延安精神是对延安时代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包括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总称。在当时，这种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所以，延安精神不是一种挂在空中的虚无飘渺的宇宙精神，也不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精神，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广大革命人民的一种主体精神。她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言而喻，这些东西总有它的被感知的形式，也是一些人所亲自体验过的精神。正由于这样，今天，宣传延安精神自然会用当年那些动人的故事及典型的事例来教育人，这种感性的教育方式是生动的，具有吸引力的。特别对青少年，对于没有听过这些革命故事的人们是有某种新鲜感和启发作用的。但是，这种方法不能从道理上说服人，不能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某种轰动效应，特别对一些早已熟悉这种革命故事的人们，那就成为一种老生常谈，唠唠叨叨的厌烦。不仅如此，这种具体的东西总是历史的，所以，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有些做法今天也不需要去模仿，也不该去重复。那么，只有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是永恒的，但对规律的认识是理性的任务，只有通过深层的理性研究，才能发掘延安精神的本质，揭示其中真实的意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立延安精神的永恒意义。总之，应该纠正表层的感性的认识，进行深层的理性的研究。宣传也应该照此办理，向深层开掘。
　　第二，沉醉于回忆式的故事教诲上，缺少走向未来的开放性研究。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也是可以大力宣传的。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往往在现实中人们以祖先的业绩来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从而养成一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总会把过去的那些光荣历史拉回来以证明今天我们也如何伟大，甚至把昨天的荣耀就当作今天的荣耀。在这些人眼里，唯独没有自己，不说今天。这种固步自封，沾沾自喜的精神胜利法使我们民族的懒汉思想、薄今厚古思想日益严重。总给人们以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总之，一切都是过去的好。问题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它也不会回来了，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人是不能前进的。关于延安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也存在着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总是用当年延安如何来教导人，用回忆式的故事不厌其烦地向下一代进行教育。这种方法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关心延安精神的未来，实际上已经把延安精神当作过去的东西。如果它是过去的，而现在是现在，青年人也不需要过那个时代的日子，也不需要象老一辈那样生活。所以，新一代认为延安精神只能是历史故事，只是老一辈美好的童年回忆。我们认为真正继承是指向未来的，因为发展才是真正的继承，关键在于找从过去通往未来的桥梁，把延安精神当作时代精神来研究。
　　第三，着眼于单面的道德教育上，缺少多维的全方位的研究。在过去的宣传和理解中，延安精神主要被理解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这种看法是对的，因为延安精神确实包括这些精神。但是不全面的是往往把延安精神理解为一种道德品质问题。的确，延安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而共产主义精神是应该包括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的。问题在于把延安精神只理解为道德伦理问题就不免片面了。不仅如此，就是对延安精神价值观上的理解也是非常表层的、肤浅的。如人们在生活上如何艰苦，节衣缩食，等等。总之，延安时代好象主要是人们的思想如何好，品德如何如何高。现在的人差得远了，不如过去了。似乎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无产阶级革命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只凭革命者有一颗红亮的心是不行的，而需要多方面的素质，特别是改天换地的创造力，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只把延安精神当作善良来理解是不够的，若同实践精神分离，就势必成为软弱的道德说教。我们认为延安精神是丰富多彩的精神体系，应该从处、情、意、真、善、美多方位来透视。把其作为中国人的主体人格来研究，这样，延安精神才不是畸形的片面的东西，而成为有血有肉的丰满的民族精神。
　　总之，要纠正对延安精神表层的理解，向深层研究掘进，向未来方向研究，废除对延安精神的片面说教，以全方位的视角来系统研究。这是恢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不可忽视的基本前提。
　　2、全面地理解延安精神的意义
　　延安精神产生于三、四十年代，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从时间上看，对于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已经是光荣的革命历史了。他们所了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传统只是教科书上读到的那么一点知识。特别是对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来说，经过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使他们对延安精神的理解带有“极左”的阴影。80年代，由于骇人听闻的政治动乱，延安精神又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否定。所以，人们对延安精神很难有个科学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的青年一代，他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延安精神就不足为奇了。
　　在改革开放的现时代，我们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让他们了解什么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延安精神。所以，进行延安精神教育的第一课是学习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创业史。真正历史地科学地全面系统的理解什么是延安精神。
　　针对目前青少年中对延安精神的肤浅认识和社会上各种流行的错误观点，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向他们宣传延安精神，从而树立科学的延安精神新观念。
　　第一、从历史性上正确理解延安精神的永恒意义。延安精神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具体来说，延安精神是延安时代的产物。延安时代从时间上说是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起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止。这一时期纵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前后历时约13年之久，延安时代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延安时代，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伟大时代，党员不仅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而且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各个方面成长为成熟的党。延安时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成功的伟大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宣告诞生，并成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正是在延安这一伟大的时代，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面包加大炮。究其秘密，这就是我们有克敌制胜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不仅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结晶。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有着永久的价值。那种“延安精神过时论”的观点只看到了延安精神的时代性、割裂了它的继承性。我们认为，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赋于我们的重任即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延安精神不但没有过时，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需要发扬光大。延安精神是我们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腾飞的精神支柱。如何弘扬延安精神，用延安精神教育武装当代青少年已经成为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
　　第二、从地域性上看，正确理解延安精神的普遍意义。延安是延安精神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是延安精神的培育者。陕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留下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从1931年起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937年5月改为陕甘宁特区，1937年9月改名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临黄河，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钥匙。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边区在军事上来说，它是缩毂华北的战略支点。总之，“对于全面、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个中央发言人的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在延安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办了“窑洞大学”，培养了革命干部、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进行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所以说延安精神已经超越了它的地域界限，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那种认为延安精神是穷山沟里产生的封闭、保守意识和西部精神是错误的，因为它否认了延安精神的普遍意义。
　　第三、从实质上正确理解延安精神的深刻意义。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延安精神之所以过时并不在它的历史性和地域性，而在于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苦行主义”。一位美国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现了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斯巴达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总言之，导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
　　这种错误的认识使人们对延安精神的理解停留在历史的表面现象。当一提到延安精神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想起吃小米、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开荒种地、纺线线织布等等。认为发扬延安精神就是让人们再过苦日子和穷日子。今天，经过十年改革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脱贫致富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望，所以“以苦为本”的延安精神就过时了。其实，这完全是出于对延安精神的误解。延安时代确实是艰苦，但我们是艰苦奋斗，为了发愤图强，独立自主，为了自力更生。可见“更生”，“图强”是一种不怕苦、不怕死推翻三座大山，把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过上幸福生活的精神。这是一种艰苦创业精神，奋发图强精神。
　　3、延安精神“过时论”是错误的
　　延安精神是否已经过时，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所谓“过时论”的观点其立论的出发点是千差万别的，其用心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来源于对延安精神的肤浅认识，有的来源于根本对延安精神一无所知，如一些青少年，道听途说，反正延安那个时代很苦很穷，所以，发扬延安精神就是叫人再过苦日子。也有些是出于歪曲、诬蔑、甚至攻击，妄想从根本上否定革命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泽东思想。
　　这些观点都是以“过时论”面目出现的。我们说所谓过时也可以分两面说。任何东西都是变化发展的，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要过时的，新陈代谢是普遍规律。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延安时代，还是过去那个样子，那不是我们自己否定了自己没出息，没能力吗?我们革命就是为了除旧市新，促使事物向前发展，从事物要发展这个意义上来说，延安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它再如何美好或如何艰苦，都不会再来了。我们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既然是遗产，那就是承认它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而不是现在的东西。
　　但是，问题有另一方面，这叫一分为二，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过去了的东西不是完全等于无，化为乌有。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上发展的，也就是说发展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割裂的、孤立的，而是有联系、有因果关系、有规律性的。旧的东西它的合理的东西被吸收在新的东西中，成为新的活的因素，而新的东西之所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有自己新的因素，而且在于它把一切好的东西都继承下来了。这样，事物才是真正活生生地发展着的。如果事物没联系，那么它一定就会是静止的，僵死的，那就谈不上什么新、什么旧，也就无所谓过时，也无所谓发展。因而在事物有继承这一点上说，任何好的东西又是不会过时的，它总会留下来，传下去的。
　　总之，所谓过时的东西是指事物不适时的东西、应该被抛弃的不合理的东西、暂时的具体的东西；所谓不过时的是指事物内部合理的东西、规律的东西、被继承的东西。前者是暂时的，所以会过时，后者是永恒的，所以不会过时。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传统就是事物中具有生命力的必然性的东西，所以传统能传下去。延安精神我们称之为革命传统，那么，作为传统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因为传统不只是指过去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的东西。
　　这就是延安精神“过时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基本的错误。也就是说“过时论”是暂时地、静止地看问题，片面地看问题。
　　延安精神“过时论”另一个错误是表面地看问题。在许多人眼里延安精神是指那些具体的、可感觉的东西。如延安时期住土窑洞、吃小米、穿破衣服、过艰苦日子。好象延安精神就是这种愿意受苦受难、安贫乐道的愚昧精神。我们知道，谁不想吃得好一些呢?穿得好一点呢?问题是客观上没有那个条件，我们又是在进行革命，而且我们革命者本身又都是贫苦出身，是地地道道的受苦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穷则思变、要干革命。问题不在于客观上是否苦不苦，而在于我们不怕苦，甘愿吃苦，从而从根本上把劳动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在延安当时那种艰苦生活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倒是我们希望改变的。延安精神并不是这些表面现象。因为它是指精神，即指那种不怕苦、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
　　我们今天确实不需要再穿得破破烂烂的、吃得坏坏的，也不需大家拆了楼房住窑洞，如果这样发扬延安精神，大家有好好的钢笔不用，硬要找个子弹壳自造个笔来用，这未免太迂腐了，其实这是对延安精神的根本不理解。所以说，延安精神“过时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错误的。
　　第一、延安精神不是“苦行主义”。延安精神“过时论”之所以有较大影响，一个最普遍的偏见是不少人认为延安精神是一种“苦行主义”，这个观点不仅存在于一般文化水平低的群众中，也有一些外国大学者和教授这样说：延安精神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的。正因为基于这种认识，而人们都不愿意受苦，所以自然而然不想去发扬延安精神。
　　粗粗一看，这种观点似乎还有点道理，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道理，是不是真理。我们认为之所以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是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理是混在一起的，有对的，也有错的。甚至把一些错的东西当成对的来接受。因此需要予以辨析。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是佛教的基本主张，是苦行僧的信条。而苦行僧生活是一种扭曲了人的天然本性的人的生活，一个真正的正常人在这里变态了。所谓超凡脱俗，就是去掉了人的正常的必要欲望、要求，妨碍了人自身的正常发展。佛教作为一种人生理论。它认为人生的真谛就是一个“苦”字，有各种各样的苦，为什么苦呢?因为人有欲，有执着的追求，而这些追求正是无明，无明就是因为人不懂得人生是苦。如果人懂得了人生之苦在于欲望追求，那么就能找到摆脱苦的道路。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是要人们去掉一切欲望，不去思凡，不用要求人的正常的需要，即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这样才能达到涅槃境界，然后成佛。一句话，人生之所以苦在于欲，去掉欲就会没有苦的。但是“苦海无边，回头也无岸。”苦是客观地存在于人和生活中的，谁也不能否认它，问题是如何对待它。而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追求的就是一个“苦”字，并以此作为修行的境界。我们不否认苦，但我们不是苦行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延安时期，我们讲“艰苦奋斗”，讲“艰苦朴素”，提倡吃苦精神、苦干精神。但是我们和“苦行主义”完全不同。一则当时苦是旧的社会制度和客观条件造成的，我们革命就是因为不满意这种苦日子，就是要把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劳苦大众的忠实代表，它就是要通过革命斗争，使人民过上幸福日子。但是要革命是不容易的，由于各方面条件，如敌人的强大，我们装备差，所以要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机枪和大炮，要用弱小的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凶恶的敌人，那非遇到重重困难不可，非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不可。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那艰苦的程度就可以想象了。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呢?向困难低头吗?那自然是放弃生存的权力，就是甘愿永远受苦。所以只有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有这样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才能消灭人间的苦难。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有吸引力，也在于它是历史上最进步、最理想、最幸福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苦难更少一点。正因为如此，在延安时期，无数人民为了抗日救国、建立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抛头颅，洒热血，献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延安时代是艰苦的，如果谁硬说那时不苦，那是自欺欺人。但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过苦日子，革命者不怕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因为苦得值得，苦得有意义。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是显然不同于苦行主义的。所以不能把延安精神说成是“苦行主义，”把无产阶级理解为“苦行僧”。总而言之，延安精神不是安贫乐道、苦中作乐的“苦行主义”，也不是无理要求人们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消灭苦难、追求幸福的图强精神，用现在的话来说，延安精神是主张脱贫致富的，不是主张“贫穷社会主义”的。更不是认为“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不可怕，苦不可怕，只要我们去艰苦奋斗，发奋图强，我们是一定会富强起来的。
　　第二、延安精神不是山沟里的封闭意识。延安按地理而言，确实是个穷山沟，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这是事实。但是不是这里就必然产生封闭意识呢?这里就不能形成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山沟里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吗?我们说，这不一定。而且事实已经作出回答了。延安并没有封闭，延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是举世闻名的、众所周知的。如果它是封闭的，不对外的，那么，为什么能驰名中外呢?如果它是封闭的，那么，中国如何有今天呢?
　　为什么有些人能把延安精神当作一种封闭意识?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出于朴素的唯物主义常识。实质上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看问题的科学方法和锐利武器。它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形态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可能有些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认为延安物质条件差，当然不能产生先进的社会意识。延安精神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当然也只能是同经济同步的落后意识、封闭意识了。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物质固然决定意识，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同步性，还可超越社会条件。恩格斯曾说，经济落后的民族，有可能在哲学上拉第一把提琴。地理环境封闭就不一定意识形态封闭，往往由于条件艰苦，倒能激发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创造出先进的意识形态，焕发出人的创造性、开拓性。那种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甚至社会制度的观点是地理环境论，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唯物主义观点，更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另一方面，之所以有些人认为延安精神是封闭意识，是因为对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不理解。“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坚持的一项正确方针，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说到底它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自主人格。具体地说来，所谓“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自己决定自己，自己掌握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他反对的是迷信教条和奴隶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创造性。反之，事事依靠别人，求助于他人，无疑就丧失了自己主宰命运的权力。正是靠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不靠共产国际，自己制订了自己的战略策略；不信王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创造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在统一战线中批评“一切归统一战线，”坚持我党的独立性。正是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所以，“独立自主”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自我作主的主人性格。那么，独立自主是不是就必然排外呢?对外封闭呢?不是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同外界打交道，也不反对同别的打交道，我们希望有外援，因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事物也是在相互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是会死亡的。所以，独立自主不过是说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我们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求发展，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并不反对外部条件对内因的促进作用。所以，延安精神不是一种封闭意识，而是一种创造开拓精神，是一种开放意识。
　　当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但是开放首先要独立自主，这样才能站稳脚根，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只讲所谓开放，不把重心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那么，它必然在开放中被他人所击败。延安精神正是一种真正具有中国骨气的开放精神，在那艰难的延安时期，我们靠这种独立自主的开放意识屹立在世界东方，今天，同样需要这种精神迎接世界的挑战。可见，延安精神没有过时。
　　第三、延安精神不是愚昧意识、蛮干精神，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向愚公学习，去感动人民这位“上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愚公精神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干革命就要有这样一种拼命精神，这样一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英雄气概。前几年，对愚公移山的精神产生怀疑，认为延安精神就是这种蛮干的愚公移山的精神，甚至认为愚公移山是愚蠢的，而智叟是高明的，这真让人不可理解。
　　愚公是个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而智叟是只看到了困难，并被困难所吓倒，在困难面前萎缩不前，失去信心的懦夫。照智叟的话做，人在大自然面前，在社会不平等的压迫剥削面前只能束手待毙，做大自然的奴隶，提倡愚公精神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应该有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主宰世界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敌人，面对沉重的三座大山，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奋斗拼命才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可见，没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不行的。形象地说，延安精神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那么，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不是愚昧的精神?或是蛮干的精神呢?其实，延安时代是科学的时代。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我们研究和讲求的是社会科学，是革命的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去潜心研究宇宙的奥秘，研究自然的规律，那能行吗?我们只能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研究社会科学。“实事求是”不就是延安时代的科学态度吗?就是靠这种科学态度，中国共产党人才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靠真理，我们才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如果延安时代不讲科学，不靠真理吃饭，我们只能吃败仗。那么，革命能成功吗?延安时代整风就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因为这是与客观实际不相符的，是非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发现真理，而且是运用真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延安精神正是以这种科学作为基础的，并不是一种不顾客观实际，不尊重科学的盲目蛮干精神，更不是一种愚昧的精神。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时代确实不同于延安时代。那时是战争时代，需要流血牺牲，没有一种拼命精神不行，现在是和平年代，不需要人人血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但那种革命精神是不会过时的。那时是艰苦的年代，需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今天是幸福的年代，有吃有喝，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经济的基础又薄弱，仍然需要艰苦朴素，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勤俭持家，勤俭建国仍然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总之，时代不同了，但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光荣传统，延安作风和延安精神是不会过时的，它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征程。
　　4、正确把握延安精神的本质
　　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出版过《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等。在70年代他写了《毛泽东的中国》一书，1985年出了修订版《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杜蒲、李玉玲译。以下引文均见此书，不再注释)。这本著作分六部，第一部，革命的传统；第二部，新秩序(1949—1955年)；第三部，革命的复兴(1956—1960年)；第四部，热月的反动(1960—1965年)；第五部，文化革命及其灾难性后果(1962—1965年)；第六部，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曾说：“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中国过去继承下来的特定条件和经验的产物。……要理解他们在1949年以后创造的历史作用，就必须首先理解他们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本书第一部是关于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历史环境的总论，阐述他们直接碰到的，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所以第一部由四章构成。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第二章背叛传统的知识分子，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第四章革命的毛泽东主义阶段与延安传统。特别是第四章作者系统阐述了他对延安传统的延安精神的看法，其观点具有代表性。具体这一章有“长征的政治意义与心理意义”、“延安时代与农民革命”、“毛泽东主义的起源”、“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延安传统”等问题。
　　首先作者论述了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前提，他从井岗山根据地和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谈起，认为“正如列宁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看作是1917年10月革命的‘演习’一样，短暂的江西苏维埃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时代的‘演习’”。我们一般也讲延安精神是井岗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接着作者分析了长征的政治意义与心理意义。他认为“长征是以政治上的失误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肇始，并以军事上近乎于新的失败而告终的”显然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又指出：“长征拉开了其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时期的序幕。从这一意义上说，长征的确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心理意义。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获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这种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尤其对长征的心理意义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长征的心理意义是十分难以确定的。至少就毛泽东而言，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这种信念不仅存在于那些能使人们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去构造未来的理性观念中，而且还存在于那些对最终实现理想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中。……如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这些苦行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后来大力宣传的‘延安精神’的核心”。总之，在他看来，由长征精神发展而来的延安精神在本质上是唯意志主义和苦行主义。
　　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知道中国革命胜利，二万五千里长征工农红军靠的是对共产主义信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救国，是在对中国国情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正确选择，它是符合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的。并不是什么唯意志主义。革命当然需要精神的力量，要有一股革命精神，这正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主观能动性作用不管多大，都不能决定历史，只有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的意识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反之就要受到惩罚。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我们一贯批判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不是唯意志主义，这正是我们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另外作者认为，长征对延安精神有着特殊的贡献，“如此众多的人都死了而自己却还活着，幸存者头脑中的这种意识使他们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性质，并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宗教性的献身感。……长征经验赋予给毛泽东一个巨大的信念：他的命运就是领导他的追随者去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献身感’使命感这种心理遗产，遗留在延安精神中，并在某种非带特殊的义务感中表现出来。”所以，仅仅是‘我们还活着’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成为一件含有重大的心理意义的事情。它还产生了伟大的政治结果，因为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而且还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智慧的合理性。实际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这种建议似乎并无不当——产生于长征。”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革命需要献身精神和使命意识，但这不是宗教式的，毛泽东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是因为他正确。而这种敬仰不能说成个人崇拜。总之，长征精神确实是延安神精的直接前提，但迈斯纳的分析虽有深刻之处，但总体上是不正确的。
　　其次，迈斯纳分析了毛泽东主义与延安精神的关系。他指出：“要理解延安时代共产党人成功的原因，并正确估价这个时代的革命传统的意义，就必须对这个时代所有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各种特殊倾向加以考虑。”他在“毛泽东主义的起源”题目下谈了这个问题。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基本有三点。第一，唯意志主义倾向。他认为“毛泽东早期的(并为他一直坚持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信念，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观念、意志)和人的行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诚然，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论中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但是，最终的分析表明，毛泽东关于未来的信仰，并不是基于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而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在作者看来，正因为这一特点，毛泽东特别注意发展和保持一种“正确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延安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毛泽东主义所特有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方法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整风运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是一个辩证论者，所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他从1921年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一直是他的思想特色。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迈斯纳教授根本没有抓住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反而把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歪曲为一个唯意志主义者。
　　第二，民族主义倾向。迈斯纳认为：“如果说，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冲淡了马克思理论的决定论含义，那么，在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更为灵魂的思想工具的过程中，毛泽东那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以为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涯的一开始，他那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冲动便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中国革命几乎就是世界革命。他还确信，中国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可以发挥特殊作用。这种自信蕴含着一种信仰，即中华民族在重建未来国际革命的秩序中担负着近似于救世主的使命。在这里，国际主义的抱负和目标毫无疑问是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但是，正是在这个曾被托洛茨基称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的经验领域里，毛泽东与那些更多地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束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了。
　　第三，民粹主义思想。迈斯纳说，在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的1919年，他就倡导过“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而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也影响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民粹主义的冲动强化了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敌人时将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信念，也促使他将一种几乎是国有的革命社会主义意识赋予给“人民”。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本质上的小农倾向和他对‘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农民理想的浪漫称颂，使他把‘人民’这一概念仅仅理解为农民群众……毛泽东的许多其它特征也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例如，毛泽东对职业专门化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其强烈的反官僚倾向，反城市的癖好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等。……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实际上支配着被毛泽东主义者大加赞颂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以及各种的原则方针，在共产党干部正是通过这些思想原则与农民群众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的”。
　　总之，在迈斯纳看来“正是毛泽东关于人的意志和人的意识具有形成社会现实的力量这种唯意志主义的信念，才使他对那些本来可能会限制革命行动的可能性的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前提和社会阶级的考虑置之于不顾。正是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冲动，才使毛泽东谋求到支持民族革命的最广泛的可能的源泉，并指导他从城市来到农村。也正是毛泽东对农民群众的自发的革命能力所持的民粹主义信念，才使他发展和实行了非正统的‘人民战争’战略。”不错，毛泽东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他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所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其最高宗旨，是因为他们听从事的事业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可见，坚持群众路线是其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并不是什么民粹主义冲动。毛泽东思想和核心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延安精神其实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
　　什么是延安传统呢?迈斯纳在最后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其内容“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如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政治上群众路线的原则，精兵简政运动，干部参加劳动等；经济上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等。“而隐藏在这些制度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一份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为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
　　迈斯纳对延安精神这两方面内容概括基本上是对的。但他对其性质的看法则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践了这些价值观念，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斯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总之，导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但艰苦奋斗不是为了奋斗一个艰苦，而是为了摆脱贫困和苦难，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共产主义者不是苦行僧，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迈斯纳把空想共产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把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苦行主义”等同起来。对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所以，不能对延安精神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其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手头资料所限，有关国外“延安学”和延安精神的研究我们知之太少，但是要真正让延安精神走向世界，就必须下功夫，花气力搜集、翻译、评介国外关于延安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吸收其合理的东西，批判其错误的东西，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把延安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①《贺敬之文艺论集》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