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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延安精神获得新生

郭必选,张祖兰主编


  十一届六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政治领导集体登上了历史舞台,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三大,会议确认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和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的决定。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延安精神在“文革”失落以后开始恢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延安精神在重新崛起后又受到新的挫折。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不开延安精神。
  1、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观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回顾了党的历史,论述了“十二大”的历史地位,指出党的“七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这次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的开幕词体现了延安精神。
  第一,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第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永远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③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邓小平从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爱国主义等方面阐发了延安精神的意义。这就把延安精神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联系起来了。
  胡耀邦的报告回顾了过去六年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战斗历程,对比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产过的两次历史性转变,满怀信心地宣告了我党历史上第三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胜利实现。十二大报告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纲领。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明确列入总任务。报告指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这里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作为新时期实现总任务的一面旗帜。报告指出在这个总任务中,首先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并从我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是否坚持这个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它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共产主义思想是其核心。报告批判了“共产主义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错误观点。报告指出两种文明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方向。忽视精神文明我们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延安精神正是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为现代化服务的。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的提出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确定了正确的道路。
  第三,报告重申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指出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们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的利益出发的。可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正是延安精神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坚持这一方针就是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十二大以后198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评论员《四化建设迫切需要延安精神》的文章。文章指出:“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历史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振奋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续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反对和清除精神污染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延安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发扬延安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文章引用了邓小平两段话,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他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④延安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起过伟大的作用;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仍然有伟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⑤所以,延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但本世纪末以前要继承和发扬,而且下个世纪以后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把延安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特别是全体青少年中去,把延安的革命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代一代地更加发扬光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以此为根据进一步制定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基本方针。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六十多年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刊。第二次飞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正确认识国情,这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过去我们不清楚。机械论主张“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课”放弃社会主义,空想论急于求急,急于求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达阶段。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党对于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反复再认识的一个创造性的科学论断。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基本路线为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它的提出标志着实事求是科学精神再一次胜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一次明确地被纳入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中。这就从根本上把延安精神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精神支柱。这样,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不只是口头上,而是落实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十三大”闭幕后,198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全民奋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文章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都是在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制订的治国大计。强调指出,自力更生,是强调要立足于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国家,丝毫也没有闭关锁国的意思。艰苦创业,是要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而不是要降低人民生活水平,重弹“穷光荣”,“越穷越革命”的老调。
  新华社评论员发表了《全民奋起,艰苦创业》的文章,《解放军报》评论员发表了《改革需要艰苦创业精神》《红旗》1988年第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还是要艰苦创是业》文章指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这条路线的重要条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搞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没有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行;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也不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关键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既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又是必须长期提倡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为此,一方面必须坚持长期进行思想教育,使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必须相应地制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用制度、法律来保证这个方针得到贯彻。
  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粉碎“四人邦”,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在坚决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国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就没有放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思想僵化的倾向强调指出坚持四项墓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⑥指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是“左倾错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1881年,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谈话》中,把那种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1983年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对搞“精神污染”的提出了批评。1985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邦”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989年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必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但是极少数人不顾邓小平的一再告诫,歪曲改革开放的含义,大肆发表各种违背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和言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1979年前后,就发生了少数人闹事,1986年底到1987年初,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学潮,一些大学生上街游行,其间有人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时全国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学潮就是因此而起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直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主张多元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主张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文化上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励之扬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现在我们要寻找新的真理。”说我们“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是“挂个民族主义招牌,民主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独裁制、集权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封建统治”公开提出要“改变党”。鼓吹应当全方位开放或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全部东西包括他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总之,走资本主义道路。刘晓波说,我不管卖国还是爱国,你说我卖国就卖国。中国需要来“三百年殖民地”。
  自由化思潮在政治上卖国主义,在文化则采取虚无主义,对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全盘否定,对革命传统百般挑剔。以《河殇》为代表,它说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黄面孔,吃黄米,身上粘着黄土,住黄土的窑洞,什么都不行。黄土地不能孕育新的文明,不能产生科学和民主精神。黄土地不行了。黄种人不行了,黄色的文明不行了。“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相反“蓝色文明”是“新曙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另外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儒家化了,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革命传统是包袱,应该抛掉。《河殇》在“蔚蓝色”一集中特意写道延安“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街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⑦不言而喻,延安精神在商品经济下过时了这就是自由化思潮的观点。可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和发扬延安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结晶,走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是依附别人,丧失民族的尊严和自信心。所以,延安精神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立的。
  1989年4月中旬至6月上旬,北京掀起了一场政治动乱,发展到后来成为反革命暴动。这一政治风波涉及到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这次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这场风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我国长期泛滥的结果,在主观上同党和政府自身工作的失误有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没有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去教育人民,教育党员,特别是教育青年,没有花大气力始终一贯地和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坚决斗争。这一问题的出现,虽然同全党“一手软一手硬”的工作失误有关,但,这同党的总书记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持消极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潮事件中共中央认为这说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它与党在领导上的软弱状态有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此承担了领导责任。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的请求。1989年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撤消了赵紫阳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虽会总书记。这次会议重申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了以江泽民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标志了继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之后,第三代中央集体领导核心的正式确立。
  总之,延安精神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左”倾思想的歪曲之后,在十年改革开放时期又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右”倾)的冲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座标和指南。继承发扬延安精神不是重蹈过去极“左”的错误,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用所谓新观念采取代革命传统。坚持“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延安精神复兴的指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不开延安精神。
  ①《邓小平文选》第371、37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326、22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51页。
  ⑦《河殇》现代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04页。
  

延安精神导论/郭必选,张祖兰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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