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又称江西工委)在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和闽浙赣区党委正确领导下，依靠江西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迎接和配合解放江西的光荣任务。在解放战争年代，为江西人民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一页。
　　(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疯狂进攻，在蒋管区则横征暴敛，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和进步力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处于蒋管区的闽浙赣广大人民群众陷于苦难深渊，切盼着早日翻身解放，反蒋斗争情绪日趋高涨。
　　同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在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9月回福建后，于11月召开了党代会，1947年1月结束。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浙赣各省、向皖南发展”，和党代会期间党中央“对福建发动游击战争方针的指示”：“在蒋顽集中全力攻击解放区，与国顽后方空虚的条件下，福建省委应采取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于1947年1月将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后于9月，为统一名称又改名为闽浙赣省委)，并相应作出了“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组织上亦划分为闽北、闽东北、闽浙边、闽中、闽赣边和江西等6个地区，同时成立城工部。要求“除江西地区主要是联系广大群众(外)，城市是积极准备兵变民变，内应外合，闽中、闽浙、闽东北、闽赣、闽浙赣边(注：闽北)均已具有发动游击战争条件，而须立即发动游击战争，以便各方互相牵制。”要求各个地区，从不同情况出发，实行“从长期分散掩蔽游击向发动公开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以破坏敌人后方，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3月，闽浙赣区党委根据党代会关于开辟江西工作的决定，指派区党委委员黄扆禹和闽西北特委书记蔡敏、闽西北游击队武工队队长池冲等人带部队同闽西北游击纵队一起，从闽西北向闽赣边挺进。当时因敌拦阻，挺进困雉，为争取时间，3人乃化装于4月秘密进人江西兴国、于都。五月间到达泰和。初期活动于附近县分、湘赣边一带。同年11月，黄扆禹奉调回福建，蔡敏、池冲留在江西，开辟江西工作交由蔡敏负责。
　　黄扆禹离开江西后，蔡、池分析了当时的工作情况，认为江西的开展工作尚属伊始，急需深入山区，建立掩蔽游击根据地，以便依靠山头，扎根农村，面向群众，面向城市，做到攻守自如，以进一步打开局面。因此，蔡、池等随即转入紫瑶山区，着重抓了建立紫瑶山根据地的工作。
　　紫瑶山区，以白云山为主峰，地形复杂，地势险要。界于泰和、吉安和兴国3县之间，周围拥有沙村、富田、东固、龙岗和老营盘等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老根据地。群众基础深厚，反动统治薄弱。12月在根据地中龙一带成立了黄亭区委。周围各地，尤其是这一区委组织的建立，为紫瑶山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47年冬至1948年春，解放区进行了整党、整军、土改等运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卫转入了战略进攻，解放战争迅速向前发展。为适应形势发展、组织发展和发动斗争的需要，在已取得的工作基础上，根据曾镜冰在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时党中央指示的精神、福建省委召开党代会的决定和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的指示，于1948年1月，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在紫瑶山下雷公坑正式成立，蔡敏任书记。湘赣边工委机关设紫瑶山区的雷公坑。机关工作由池冲负责。从此，湘赣边工委即以紫瑶山根据地为领导中心，在继续建设紫瑶山根据地的同时，推进了江西的开辟工作，特别是当时在赣南的群众斗争的开展。
　　1948年上半年，湘赣边工委除部署了大中小城市工作外，还在农村发出“为生存而斗争”的号召，着重在赣南以泰和为中心，带动周围各县，依靠基本群众，争取和引导帮会，发动泰和、兴国、万安、吉安和吉水等县的以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为主要内容的“三抗”斗争。并以自卫队袭击了兴国茶园岗乡公所。当时斗争发展异常迅速，国民党省政府十分惊慌。5月，江西国民党省政府困兽犹斗，派了保安团(团长欧阳江)进驻泰和、沙村一带，组织“四县联防”实行“清剿”。湘赣边工委立即部署反“清剿”斗争。并把工委机关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
　　(二)
　　1948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争双方军事力量起了根本变化，敌人被迫由全面防御退为重点防御，解放军开始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准备更大规模地歼灭敌军。湘赣边工委胜利地布置了反“清剿”斗争，领导中心由紫瑶山根据地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后，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为了贯彻党中央对蒋管区工作多次的指示精神，执行闽浙赣区党委《为坚决发动农民，扩党练干的决议》，结合江西工作情况，认为经过一年多来的艰苦工作，已初步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农村掩蔽根据地，在赣南、赣中、赣东以及南昌与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都已开展工作，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拥有了一批外来和本地干部，并且开展了农村“三抗”斗争和城市学生运动。当前的紧迫任务，必须为全面开展工作，广泛发动游击战争，迎接和配合解放作好充分准备。而湘赣边工委领导机关的首要工作，又必须在“扩党”的同时，抓紧“练干”、总结经验，和作好全面开展工作的决策和部署。
　　湘赣边工委一直重视干部的培训工作，曾多次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为了适应上述全面开展工作的需要，又于1948年8月在杨岭山根据地，专门举办了积干会，参加积干会的干部有20多人。通过整风学习，要求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理解革命基本理论，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战略策略思想；总结城乡工作经验，正确运用发动群众、建党扩党、发展统一战线、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原则和基本步骤及方法方式。学习于11月结束。接着又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同时，也要求各地干部，采取边工作，边学习，学用结合的方针进行学习。从而为全面开展工作，提高战斗力，作好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1948年12月5日，湘赣边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闽浙赣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结合江西工作实际，在总结一年多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作出了关于全面开展江西工作，迎接与配合解放的决定(简称一二·五决定)。从目前形势、扩党练干、建立掩蔽与游击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发展统一战线、加强党的领导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决定认为当前革命形势对开辟江西工作极为有利。必须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更好布点、联线、抓面，使赣南、赣东、赣中及南昌等城市联成一片，以打开新局面。必须以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使城乡斗争、大中小城市工作既有区别，而又做到相互支持，以城市支援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城市既坚持隐蔽精干原则，而又为迎接和配合解放作好一切准备。继续在外省市的一些地方，利用有利条件，开展活动，以外力支援江西斗争。
　　决定要求各地必须在紧密联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中，建立与扩大党的组织，按照党员条件，遵守秘密原则，在贫雇农、工人、老红军、烈军属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中培养对象，发展党员，保持党的纯洁性，在斗争中建党扩党。要做到边发展、边巩固、边提高，发展与巩固提高相结合，以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要求各地在建党扩党一开始，就要抓住教育党员和训练干部这一极为重要的环节，普遍注重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一切讲求实效，方法方式要灵活多样，为党造就人才。
　　决定要求各地要认识创造根据地的深刻意义，建立起各自的农村掩蔽与游击根据地。以便进行练干、掩护城乡的退却力量、和武装队伍的驻守与转移之用。各地组织更要以建立的根据地为领导中心，指导和发展所属的各项斗争。根据地的建立，必须搞两面政权，搞地下武装，根据形势发展，条件变化，逐步由一块到多块，由小块到大块，由掩蔽占据发展到公开割据。城市则建立秘密交通网站，以利各方的来往联系与掩蔽。
　　决定要求各地必须在发动群众、建党扩党的同时，就要注意把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斗争摆在重要地位。要逐步把“为生存而斗争”的合法的与半合法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各种群众斗争，引向武装斗争上来。要善于运用各种方法方式，组织民变、策动兵变，瓦解和掌握国民党县、区、乡武装和地方实力派头头的武装，变反革命武装为革命武装，变敌用为我用。并筹集枪支弹药各种装备，建设起自己的游击武装队伍。坚决执行人民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方针，以袭敌制胜。为了更好配合解放，还要根据可能及时策动国民党军队临阵起义，保境安民，消除解放军前进的障碍。
　　决定要求各地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最广泛地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联合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开明士绅、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联系一切可以合作的社会团体，取得各方的大力支持，包括经费、枪械等的筹措，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积极开展城市学生运动、爱国民主运动，形成第二条战线，以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国民党顽固分子和反动势力，为迎接和配合解放江西而奋斗。
　　决定最后要求各地在蒋管区分散、独立、自主的活动中，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和请示报告，防止分散主义等倾向的产生。根据条件的具备情况，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级组织及其领导机构。
　　(三)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赢得了伟大胜利。1949年1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用革命的方法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面对这一十分紧迫的形势，湘赣边工委决定抓紧时机，按照《一二·五决定》的总体布局，对全面开展江西工作及外省市有关地区的工作，陆续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并派出人员会同各地骨干开展工作。
　　在赣南，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各地工作，派出黄肃宁到兴国、于都、赣州，在1947年工作基础上，开展3县斗争，并向宁都方向发展。派出张洪椿和费成信、郭岸、赵明、戴强夫、肖治等以吉安、永新、安福为主开展万安、新余等县工作。此外，还安排了谢辅安到赣州、陈中乔到石城、陈康和肖寒到遂川及南康、赖平等到泰和城区、曾鲁等回泰和紫瑶山根据地，以领导当地的斗争。杨岭山中心根据地则由罗增光、陈木森等以掩护湘赣边工委机关为主要任务，并开展吉水、永丰等县工作。
　　在赣东，为了进一步开展这块老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派遣了熊荒陵到广丰，以广丰为中心开展活动。并要求沿武夷山脉各县发展，以期与赣南联结一片。后又从南昌调回俞百巍以加强与统一对赣东的广丰、上饶、横峰、铅山、弋阳和玉山等县的领导。
　　在赣中和南昌，为了开拓赣中和加强南昌城市工作，采取了多头与交错发展的方针。一是由李健负责，仍以中正大学为中心开展活动。并利用条件继续沿赣江西南和赣西北方向的城乡开展工作，策动兵变，筹集经费枪械，不向赣东和赣南一带发展。二是由俞百巍到南昌，以南昌市区和浙赣铁路沿线建立交通网点。三是派傅希前、刘大千到临川及其邻县发动武装斗争。四是在南昌陆续安排了吴怀书、曹伟民、唐万铮、罗时洪、陈梦尧等各自开展党组织及联络站的活动。此外，还发展了上高党组织，以便向赣北发展。
　　在京沪浙川，为了利用外地有利条件，在开展当地活动同时，以外力支援江西革命斗争，由甘群光、李维若继续加强与扩大在南京、上海和浙江一带的活动。派陈彬到浙江菱湖，开展湖嘉专区工作。派李田到苏北、浙江搞兵变。派肖光宇、郭鼎文到四川活动。
　　在各地交通联络上，湘赣边工委对各个城乡联络站网的建立与合理布局十分重视。除安排了常驻人员外，并确定一些人员专门负责机要交通员的工作。甘群光来往于南昌、上海、南京及浙赣线之间的大中城市。陈国琛来往于江西南昌、吉安及其城乡和上海等地。他们冒着各种各样危险为湘赣边工委和各城乡组织与人员保持了联系，进行了大量的情况上传，指示下达、文件传送、人员接送移交和物资运转等工作。
　　在杨岭山区，常驻留守湘赣边工委机关人员池冲、万木、何莹及随后调回的肖寒、赵明等则坚守岗位，做好领导机关的日常工作，坚持掩蔽，负责中心根据地的安全保卫，和帮助永吉办事处开展工作。
　　在武装活动方面则于1949年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赣江游击纵队(简称赣江纵队)，以便统领各地组织的游击武装力量。
　　1949年5月初，人民解放军二野解放杭州，并控制了浙赣线。湘赣边工委所属的赣东工委及信江支队在上饶地区首先配合了解放。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挺进江西贵溪与解放军会师后到了上饶，湘赣边工委所属赣东工委与曾镜冰接上了关系。湘赣边工委交通员甘群光亦在上饶请示和汇报了湘赣边工委的情况。曾镜冰除就地把湘赣边工委的关系统一向解放军和中共赣东北区党委作了交代外，还于5月19日在上饶亲自写了一指示信给湘赣边工委书记蔡敏。要蔡在江西配合解放接管，整顿湘赣边工委组织和办理移交后，回福建总结湘赣边工委工作。并希在不太影响江西的情况下带一批学生干部，以集中力量搞福建。5月下旬，甘群光途径南昌，对湘赣边工委所属南昌城工部负责人李健作了传达后赶回湘赣边工委机关。
　　为了更好配合解放与接管，5月底，蔡敏即派人到新干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带队到新干与解放军会合。经请示中共江西省委后于6月中旬到达了南昌，并向江西省委做了关于江西工作情况的汇报与请示。当时蔡敏根据江西省委和曾镜冰的指示，立即进一步布置了湘赣边工委各地城乡组织的配合解放与接管工作，在南昌集中了南昌城工部和南昌附近组织的部分人员，于6月27日在葆灵女中成立了整顿学习会(简称整学会)进行整顿学习，同时也安排了一些人员参加工作。蔡敏在此期间经江西省委同意，到福建建瓯向闽浙赣区党委作了汇报和请示。7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又以整学会为基础，开办了江西省委组训班，至9月18日宣告结束。
　　在这期间，湘赣边工委所属各地组织纷纷配合了解放军二野、四野部队解放各地和进行接管工作，同时也陆续办理了移交。到九月江西全境解放时为止，湘赣边工委及其所属的各地组织胜利完成了配合解放和接管的任务。
　　(四)
　　1947年4月起至1949年9月止，在这两年5个月的时间，湘赣边工委工作一开始就处于皖南事变后，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一直没有党的组织活动，人地生疏，人枪钱均无，赤手空拳的十分困难境地。他们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赤手成家的革命创业精神，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联系群众，发展第一个党员，建立第一个支部作起。经过各地的艰苦努力，党的组织建设，自赣南至赣东和赣中、南昌一带，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活动分布于江西30多个市县。计有于都、兴国、赣县、泰和、万安、遂川、南康、赣州、吉安、安福、永新、吉水、永丰、新干、峡江、莲花、萍乡、上高、新余、安义、武宁、樟树、清江、丰城、临川、崇仁、宜黄、黎川、石城、宁都、进贤、弋阳、横峰、上饶、广丰、铅山、玉山和南昌等市县。此外，还利用条件在上海、南京、浙江和四川的一些地方开展活动，以外力支援江西斗争。
　　湘赣边工委分布在各地的党员共有1千多人。建立的下属党组织有：吉安工委、吉安总支、吉福永工委、兴于赣边工委、赣东工委、湘赣边工委第七工作团、永吉办事处、南昌特委、南昌城工部。直属的党支部有泰和的蜀口、县城、易家山、杏岭、新生中学、黄玉玲、南昌曹伟民、上高等支部。直属的党小组有遂川、南昌小组。直属的联络站有设在南昌的浙江湖嘉地区、石城、简易师范学校等联络站。此外，还有上海联络站、京沪杭办事处，浙江嘉湖地区新工特派组、四川特派员和派驻其他地方的特派员等。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对各地工作的开展，都起了核心领导和骨干作用。
　　湘赣边工委及其各地组织开始就注意在发动群众和建立党的组织的同时发展武装力量，组织游击队伍和掌握各地武装。建立的游击队伍人枪共有5千以上。控制掌握和策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共有人枪1万多。为了领导各地所组织的武装力量，湘赣边工委还成立以蔡敏为领导人的赣江游击纵队。分布在各地的人民游击武装部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赣中游击队，阳岭支队、赣江纵队第七支队、赣江纵队第四支队、湘赣边支队、兴文游击队、石桥游击队、恩江支队、万安游击队、石塘游击队、吉安市义勇警察队、白土街自卫队、石人山武工队、赣闽边区人民游击总队、赣中民主联军、赣西游击队第二大队。还有在浙江湖嘉地区的章贡纵队。各地控制掌握和策动起义的武装主要有吉安永阳辅导委员会武装、吉安易简斋部、梅花山乡镇武装、泰和自卫团、万安保卫团、宁都自卫连、上高自卫总队、临川自卫队、广丰保警大队、上饶保安副司令陈杰民部、南昌警备司令部二科、江西保安第九团、江西独立第二营郑信能部、清江保警中队、新干自卫队、浙江湖嘉专区保安部队、两淮浙江税警部队、四川仁寿自卫队、五十八军机枪连两个连、三十八军两个连等。湘赣边工委及其各地的人民游击武装部队，在江西解放前后，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支持了各地的“三抗”斗争，赣江纵队第七支队伏歼了伪吉安专区剿匪总队长贺云翼部，还和匪首王障川“靖卫团”战斗两天，缴获该部武装。赣江纵队第四支队粉碎了敌人四十八军机炮连和联防营的联防围剿，阻击了敌二十三军过境部队。信江支队连续3次伏击过境部队，缴获这些部队的枪支弹药。各地武装部队普遍袭击和收缴了敌人各县、区、乡镇的地方武装。他们分别配合人民解放军二野、四野部队解放江西各地，追歼逃敌。此外，还在四川配合解放仁寿县，在浙江配合解放湖嘉专区。在浙江江山活捉了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刘向渠及随逃人员。随后，这些部队经过整编，有的补充到解放军部队，大部份成为军分区、县大队等人民地方武装部队。他们在维持治安，剿匪收枪，为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湘赣边工委及其各地党组织在城乡各处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临解放前后尤为突出。各地组织占据了许多新闻阵地，吉安工委以前方日报社长王造时为掩护，把该报办成为党的宣传喉舌。南昌小组通过党员在《自由报》担任编辑等重要职务，把该报直接办成为党的宣传阵地。它们都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党的主张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对抨击国民党时弊，揭露国民党的谣言欺骗，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农村各地普遍开展了以抗征兵、征粮、征税为主的“三抗”斗争。在城市开展了以学生运动为主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南昌以中正大学为中心，南京以边疆学校为阵地，上海协同各院校，开展了反蒋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湘赣边工委及其各地组织最广泛地开展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联合了江西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团结了省参议长彭程万、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前方日报社长王造时、江西民革负责人武惕予等社会知名人士，争取了浙江湖嘉专区专员、保安司令于树峦、上饶专区保安副司令陈杰民等国民党军政人员；联系了民主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及进步社团；引导了帮会组织；争取与瓦解了国民党县、区、乡镇、保甲政权。由于统一战线的广泛开展，他们在掩护党的革命活动，支持游击武装建设、支援经费物资、策动起义、保护人民财产、配合解放与接管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湘赣边工委及其各地党组织在协助接管、剿匪与收枪、征粮与动员人力支前、护厂、护校、护仓、护路、保卫国家资财及档案文物、稳定社会秩序、培训输送干部以及政权建设等方面，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诸如赣东工委决定由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组织广丰治安委员会而和平解放了广丰。直属南昌小组组织人员，抵制敌人拆迁破坏，保护了江西电台，保证了南昌解放当天就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新华社的新闻广播稿。同时，还保护了南昌电厂的安全与正常供电。在二野西进贵州时，支援了一批赣东工委的干部随军西进参加了贵州的解放与建设等等。
　　两年多来，湘赣边工委在闽浙赣区党委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赢得了很大胜利。但在那极其尖锐复杂的战争年代中，亦有过“左”的错误影响，1948年2月闽浙赣区党委怀疑城工部组织被内奸特务所控制，并作出处决城工部人员的决定，从而发生了“城工部事件”。湘赣边工委对此虽较审慎，但也曾个别处决了福建3人，南昌城工部2人，随着“城工部事件”的纠正，已平反昭雪。
　　解放以后，湘赣边工委的党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各条战线上继续为党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地党组织的关怀下，逐步落实了政策。这些同志今天虽然年纪已高，但仍坚持革命斗争年代的光荣传统，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余力。
　　第一章 湘赣边工委第七工作团革命活动
　　湘赣边工委第七工作团是1949年4月下旬，在1948年成立的泰和黄亭中心区委基础上建立，7月结束。活动于泰和县。第七工作团主任曾鲁，副主任欧阳清。
　　第一节 组织建设
　　1947年3月，闽浙赣区党委决定以区党委委员黄扆禹和闽西北特委书记蔡敏、闽西北游击队武工队队长池冲等人负责开辟江西工作。并带武工队和闽赣边游击纵队一道挺进闽赣边。准备从建宁、泰宁一带，横越武夷山脉，跃进江西。4月中旬，这支向闽赣边挺进的队伍，几经奋战，从沙县、顺昌、将乐至明溪县，攻下了常坪后，因敌军沿途跟踪截击、合力围堵而受阻，复折返陇西山休整。与此同时，黄、蔡、池3人恐拖延开辟江西时日，乃决定改以秘密工作方式转进江西。3人随带造纸工人肖运茂，乔装到了沙县城关，转乘汽车，绕道长汀，于4月下旬到达江西兴国县，落脚于江背洞乡水沟子村邹金森家。从此，开始了在江西的开辟工作。
　　江西是革命的老区，但自1941年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后，即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因此，开辟江西工作，必须一切重新从头作起。起初，黄、蔡、池3人即本着艰苦奋斗、赤手成家的精神，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以水沟子邹金森家为临时掩蔽点，开展宣传工作。从联系基本群众入手，依靠了1945年江背洞农民自发暴动失利后逃避在外的人员，于5月间到达泰和县的沙村，建立了丐坑临时掩蔽据点。9月进展到了泰和城郊，又建立了易家山临时掩蔽据点和城里交通站，这3个临时掩蔽据点的陆续建立，为工作人员的落脚隐伏和开展党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4月下旬到11月这段期间内，黄、蔡、池等人以上述3个掩蔽据点为依托，或分或合，或先或后，来往活动于附近几个县份。纵横穿插于于都、兴国、泰和、吉安、吉水等县交界边缘山区。走路线，观察地形地物，了解敌、友、民情，物色山区条件，寻找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为选择与建立掩蔽与游击根据地以及交通网点作准备。他们在沙村，通过一段群众工作，发现在乡知识青年林穆贤，思想进步，聪明能干，是个好苗子，即吸收了他入党。接着又由林穆贤带路来到中龙山区高龙坑文溪村，蔡、池先后以伐木、锯杉板为名作掩护，进行了各种活动。开始是和住在横坑的老红军战士范家统接触，再由范家统带到雷公坑认识老苏干曾鲁。并在曾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范家统、曾鲁、范光庚等人。在会上，蔡敏把刻印的中央指示文件和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给大家看。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文件精神作了深入浅出的宣传讲解，鼓励老苏区人民发扬革命传统，继续战斗，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也讲了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等问题。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看了这些文件和听了蔡敏的宣传讲解，很受教育启发，使他们引起了土地革命时期开展斗争的回忆，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决心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工作。
　　开过这次座谈会后，吸收了范家统、曾鲁、范光庚等人入党。并于1947年6月在紫瑶山雷公坑建立了第一个支部，由曾鲁任支书，范家统协助组织工作。支部成立后，他们便在蔡敏、池冲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提出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据此任务，他们进行了具体分工。决定范家统负责小龙方向的工作，曾鲁负责中龙方向的工作，范光庚负责百记地区的工作。他们通过可靠的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进行串联，先后发展了老红军唐继璋、老苏干欧阳清和张洲、邱庭光等人入党。到1947年的11月，先后建立了横坑、中龙、龙下、百记、黄沙、车田等支部，发展党员30多人。使紫瑶山区党组织的建设，打开了局面。
　　蔡敏在这段期间，除了指导雷公坑支部工作外，还把主要精力用在培养本地干部和向外地开展工作上。认为必须对本地干部认真培养，使其能有独立工作能力，以利本地工作开展。对周围的外地工作开展，也拟出了三条发展路线，第一条是向东固方向发展；第二条是向泰和、万安、井冈山方向发展；第三条是向兴国、宁都、广昌方向发展。还到泰和马家洲、白土街、杏岭等地了解情况，发动群众。1947年10月，蔡敏为了能在泰和县城开展工作，以便城乡结合，以城市支援农村，通过紫瑶山区百记支部的党员唐继璋介绍，来到泰和县城新生中学，先后发展了该校学生、烈士子弟王吉焕、林明堂和省泰中的学生金海远入党，并建立了支部，由王吉焕任支书。同时，又在泰和城区经过发展培养，吸收赖平入党。并通过赖平等人介绍，先后发展了邱觉轩、汤维新、严刚、邓良雪、马荣海等人入党，建立了城区及杏岭、易家山、蜀口等支部，使泰和城区及外地的建党工作开展了起来，形成泰和紫瑶山区与泰和城区及外地联成一气的局势，更有利于工作的大开展。
　　1947年9月，黄扆禹于7—8月间在福建开会回江西，传达了区党委会议精神后，开办了一次训练班，便于11月奉调回福建工作。江西工作交由蔡敏负责。1947年12月，蔡敏和池冲根据当时紫瑶山区工作开展的形势和欧阳清等党员骨干利用当上轮流保长的身份建成两面乡保政权的条件，认为紫瑶山区，以白云山为主峰，山脉连绵，峰峦重叠，地形曲折，地势险要。界于泰和、吉安和兴国三县之间，周围拥有沙村、富田、东固、龙岗和老营盘等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围剿时，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地方。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深厚。红军长征后，留下的老苏干、老红军战士多，工作容易开展；由紫瑶山区到泰和等县城虽交通不很方便，但仍较近，能够城乡联系。他们即确定以紫瑶山区为根据地开展工作。随后就在中龙南坑竹头窝召开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蔡敏在会上作了关于解放战争形势的报告。并根据紫瑶山区工作开展的需要，成立了黄亭区委，由曾鲁任书记，欧阳清任副书记，范家统、张洲负责组织工作，邱时椿负责宣传工作，唐继璋负责军事工作。会后，蔡敏和池冲根据当时工作的形势和进入江西以来开展工作的初步经验，制定了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提出依靠山头，扎根农村，面向群众，面向城市，发展农村根据地，以城市支援农村，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变白色政权为红色政权的战略任务。同时，规定发展党的原则是小块独立，单线联系，严密审查，点线发展。发展党员的对象，是老苏区干部、老红军战士、烈士子弟、工人、贫雇农民及进步知识分子。发展办法是通过可靠的亲戚、朋友、同乡、同学的关系，经过严格考察后接收。
　　1948年1月，鉴于紫瑶山区党组织建设发展迅速，经过半年多努力工作，党员已由30多人发展到80多人。支部已由六七个发展到十余个。乡村两面政权已较巩固，建立的紫瑶山根据地已有一定基础。泰和城区及外地的工作也有较大发展，很有迅速建立领导中心的必要。于是，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即在紫瑶山根据地正式成立，蔡敏任书记。湘赣边工委机关设在紫瑶山下雷公坑。机关工作由池冲负责，并建立了机关党支部。从此湘赣边工委便在紫瑶山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有力掩护和积极支持下，领导和推进了各地的革命斗争。在此期间，除年前已从福建调来杨尊文、魏品团、陈振阜、李健到江西外，为了加强开辟城乡工作，又先后从上海等城市调来陈国琛、甘群光、肖寒、肖光宇、黄肃宁等外来干部到工委机关，以加强江西工作。1948年2月，湘赣边工委在黄沙仓楼上召开中龙区基层党支部会议，为了进一步开展紫瑶山根据地工作，决定在黄亭区委基础上成立黄亭中心区委，由欧阳清任书记，曾鲁任副书记，其他委员不变。会议还着重讨论了组建游击武装队伍问题。当时到会同志纷纷要求上级发给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经过蔡敏讲明只要做好工作，不愁没有武装的道理以后，一致认为可以采取就地取材办法，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于是决定派有军事知识、能掌握军事技术的唐继璋打入仙洞、仙源、仙津三乡的敌人武装队伍，掌握武装，相机行事，准备武装斗争。
　　1948年6月，由于敌人对紫瑶山根据地进行“清剿”，为了适应反“清剿”斗争需要。湘赣边工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永丰、吉水之间的杨岭山根据地。从此，紫瑶山根据地就在黄亭中心区委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清剿”。随着解放大军渡江的革命形势发展，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泰和，1949年6月，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在黄亭中心区委的基础上，公开正式成立了湘赣边工委第七工作团。并组建起赣江游击纵队第七支队，大力开展游击斗争。7月18日配合解放军胜利完成了解放泰和的光荣任务。
　　泰和县党组织的发展及建设，从1947年5月起至1949年7月止，历时两年零两月。先后发展党员150多人，先后建立第七工作团1个，中心区委1个，支部17个，党小组两个。其中紫瑶山根据地共有党员100人左右，共有支部12个，党小组两个，中心区委1个。泰和城区及泰和境内其他地区共有党员60多人，共有支部5个。在这些党员中，先后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有邹庭光等5人。
　　第二节 三抗斗争与反“清剿”
　　泰和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跟全国其他国统区人民一样，深受征兵、征粮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尤其泰和农村农民因不断遇上天灾，农业损失严重，生活更加困苦。因此，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和反饥饿的斗争，便成为泰和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湘赣边工委根据这一情况，便于1948年春天，提出了“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并指示泰和紫瑶山根据地黄亭中心区委领导党员和发动群众开展抗征兵、征粮、征税的“三抗”斗争。黄亭中心区委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于1948年3月，领导各支部依靠党员，发动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8年3月，国民党泰和县政府军事科会同仙源乡乡长周惠民，率领乡丁到龙下、罗背等村捉壮丁，黄亭中心区委获悉此一情况，就布置当地党支部，依靠党员，发动这几个村的农民同乡丁作斗争，结果乡丁受伤逃跑，把被捉的壮丁救了出来。国民党泰和县政府仍不甘心失败，于是又派县军事科董科长，亲自出马，率领泰和警察局警察来到亩芜、黄沙等地，捉到七八名农民壮丁，拘押在亭前的陈家忠店铺里。黄亭中心区委得知这一情况，就布置当地党支部，一面派人与军事科长说理，一面组织群众与警察撕打，并布置百记村群众截击警察。军事科长见事不妙，被迫放了壮丁，溜回县城。从此，国民党泰和县政府再也不敢派人来中龙一带地方抓壮丁。
　　1948年4月，国民党泰和县第二区公所派特务分子谢忠带着国民党兵前来云前催收农民的油糟税，下令农民一次缴清油糟税，农民群众非常愤恨。在黄亭中心区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把谢忠打得遍体是伤，国民党区公所在这一年里，再也不敢来云前村收油槽税。同年夏初，国民党泰和县仁受乡乡长带着4个士兵，到公和圩和琴塘村耀武扬威，进行征粮、逼税和抓壮丁。黄亭中心区委就布置当地党支部，发动公和圩和琴塘村群众，将他们包围起来，并缴了他们的枪和手榴弹。
　　1948年5月，泰和县中龙、石陂等地出现夏荒，群众处在饥饿之中。黄亭中心区委为了帮助群众度荒，便发动群众，要恶霸肖孚民等人，把他们所控制的槎义仓(谷仓)和槎源书院“积谷仓”的700担谷子，借给群众。同时一面派人去同管仓库的“首士”说理，一面发动群众打开仓门挑谷。在群众的压力下，肖孚民等人被迫答应开仓。每个缺粮户平均分得稻谷2担，最多的分到五担，使群众顺利地渡过了夏荒。
　　正当紫瑶山根据地黄亭中心区委领导群众开展的“三抗”斗争日益激烈，反动派惶惶不安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镇压这一地区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便于1948年5月，派江西省保安团团长欧阳江带领部队，来到泰和，进驻沙村。组织四县联防，勾结仙楼地区的地主肖明梁、朱国璋、尹懋孝、肖孚民等人，以仙源、仙洞、仙津三乡为主组成“联防指挥所”，实行“清乡”。开始以清剿青红帮为借口，大肆镇压革命基本群众，捕杀共产党员。先后被捕的共产党员、老苏区干部和革命基本群众达300余人。共产党员邹庭光、蔡文香、邱顺碒、彭生贵、杨达德等5人先后被捕后，在泰和县城惨遭敌人杀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但党的优秀儿女在敌人刽子手面前，仍然依靠群众，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此形势非常紧急下，湘赣边工委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在紫瑶山根据地召开了湘赣边工委主要党员大会。对如何粉碎敌人“清剿”进攻；如何保存有生力量，以利再战；如何暂时隐蔽，坚持地下斗争；如何加强联络等等问题，都作了周密布置。决定一些未暴露身份的本地党员，能就地隐藏的就地隐藏，坚持斗争；已被引起敌人注意的党员就设法离开本地，在外地暂时隐蔽；有能混进敌人“联防指挥所”的党员就混进“联防指挥所”，探听敌情。对外来干部，就分批由黄亭中心区委派党员深夜护送他们安全出境，向永丰、吉水之间的杨岭山根据地转移。蔡敏本人则扮成一个木材老板，在县城隐蔽，亲自领导粉碎敌人“清剿”斗争，直到一切安排妥当，才最后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
　　这时，敌人除派部队加紧进攻紫瑶山根据地外，还派了便衣特务曹恹赞，带领谢忠和警察班长王伯廷及十多个伪警士兵，坐守石陂，在周溪、古坪、百记、亭前、黄沙、桃花以及雷公坑一带，搜捕共产党员。黄亭中心区委按照湘赣边工委布置，为了对付敌人，打进敌人内部，保存党的力量，探听敌人情报，决定派唐继璋、邱进冲混入敌人“联防指挥所”。有一天，仙洞乡上岗村的广东难民，与地主匡国珍发生冲突，担任“联防指挥所”总指挥的朱国璋，因与唐继璋有佣户关系，对唐继璋比较信任，便要唐继璋带领士兵前去给匡国珍助威。特务曹恹赞对此非常高兴，当夜和唐继璋谈起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并拿出一张地下党员的黑名单来，向唐询问各人近况。唐继璋一一设法解脱。但为了不使特务怀疑，又表示愿意帮助他设法逮捕共产党员。当他取得特务曹恹赞的信任等特务离开后，立即派邱进冲去给党组织通报消息，使特务曹恹赞第二天夜晚带领武装去雷公坑捕捉中心区委主要成员时，扑了一个空。
　　此外，有的党支部还不时领导党员袭击国民党区乡公所，以打击敌人的猖狂进攻。当敌人大肆捕捉革命群众和党员时，石陂大恶霸肖孚民请了保安团的一个排，长驻石陂乡公所，企图镇压当地革命活动。有一个夜晚，石陂支部罗衡带了几个党员和一支手枪，袭击石坡乡公所，敌人的哨兵发现后，就乱打起枪来，吓得敌军惊慌失错，不敢入睡。使敌军以后经常心神不定，不敢肆无忌惮的到处捉人，大大有利于党的反“清剿”斗争。
　　在湘赣边工委领导下，黄亭中心区委经过几个月的反“清剿”斗争，该隐蔽的党员隐蔽了下来，该转移的党员转移了出去，终于完成了保存力量，以备再战的任务。
　　第三节 武装斗争与配合解放
　　经过几个月反“清剿”斗争，敌人的“清剿”慢慢停息下来，敌保安团团长欧阳江率领部队离开了泰和。这时，隐匿在外地的同志，又先后回到家里，伺机再起，准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黄亭中心区委副书记曾鲁因反动派通缉追捕，多次被抄家，在本地无法站脚，于1949年1月间，随同曾仁到南昌以谋职业为名，在省垣“泰和试馆”隐蔽了将近一个月。他在南昌接受蔡敏交代的任务，经吉水、吉安、值夏、坡头一带，于1949年2—3月间回到中龙山区。同时在外面掩蔽的邱时椿、蔡明亮、王吉焕、欧阳清、范家统等都不约而同的陆续隐匿回来。并了解到原驻中龙山区“清剿”的反动武装已全部撤走。根据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必须迅速发展、壮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争，迎接解放胜利。在黄亭中心区委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周密策划，积极组织，便于1949年4月底，决定在中龙的桃花村王吉焕家，以演木偶戏作掩护，召集党员骨干开了3个晚上的会议。在会上曾鲁传达了蔡敏提出的宣传大好形势，恢复组织活动，成立第七工作团，发展武装，建立赣江游击纵队第七支队，准备迎接解放的要求，结合当时的实际，决定进一步发展组织，立即组建武装队伍，积极开展游击斗争，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业，还对今后党的领导组织改建名称，机构设置，人员分工，武装策划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作了一系列的必要准备。
　　就在这次会议之前的四月间，敌人原来进行“清剿”组织起来的三乡“联防指挥所”已经撤销，由各乡单独成立“民众自卫连”。仙源乡伪“自卫连”成立时，黄亭中心区委针对仙源乡两个大地主肖孚民和朱国璋各想把“自卫连”掌握到自己手里的矛盾，采取利用朱国璋，孤立肖孚民的斗争策略，利用当时邱进冲、欧阳清两人正当上轮流保长的机会，就在乡联保会议上推荐唐继璋出任“自卫连”连长。朱国璋考虑唐是自己的佃户，平时有些接触，比较了解，便抢先表示同意。其他保长也一致赞同。肖孚民见多数人赞成，也就无可奈何的表示同意。唐继璋当上连长以后，就在黄沙义仓挂起“仙源乡民众自卫连”的牌子。对“自卫连”人员的组成，根据黄亭中心区委的意图，在地下党员、青年知识分子、穷苦农民中选了20人的名单，其中指定党员林明堂为连的文书、周定信为连的通讯员。还指定两个党员任排长。连同16名战士，分别送去朱、肖过目后，便于1949年5月正式组建起来。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一支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表面上是国民党仙源乡的“自卫连”，实际上是黄亭中心区委领导的地下游击队。从此，中心区委就利用这支武装的合法身份，处处保卫群众的利益，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解放军将要进入吉水八都时，伪吉安专员公署副专员、吉安“剿匪”总队长、吉水县伪县长贺云翼，看到形势紧急，就从警卫队、宪兵队凑合200多人的队伍，由警察局长苏东指挥，向广东逃跑。路经中龙地区百记，贺向唐继璋说，他所带领的队伍第二天要转到沙村去。唐继璋得知这一消息后，漏夜去黄沙报告中心区委，经过研究，决定在途中将这股残部全部消灭。随即布置党员，发动群众，动员了十多个老红军和一些青年农民，共计100余人，携带梭标、鸟枪、马刀，配合自卫连，深夜两点钟出发，埋伏在山高路窄，森林茂密的“望梅亭”附近，截击敌人。第二天清晨，当贺云翼率队进至“望梅亭”的山沟时，号兵吹起冲锋号，排枪与手榴弹从四面八方向山沟里的伪兵打下去，敌人摸不清头脑，弃枪逃命，伪警察局长苏东在亭子边被当场击毙。战斗胜利结束，我军无一伤亡。共缴获步枪70多支，机枪2挺，手枪1支，手榴弹2箱，子弹2箱，辎重物资几担。
　　这一截击战取得胜利后，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黄亭中心区委立即决定转向公开斗争。把党员中的青壮年武装起来，编成赣江游击纵队第七支队。下设两个连。6月26日，在百记逢圩的日子召开了群众大会，把截击缴获的枪支弹药全部搬出摆在会场上，到会群众上千人。大会公开宣布第七支队正式成立。雁门、桃源的“自卫连”也举行起义，携枪前来参加大会。
　　接着，黄亭中心区委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在仙源乡黄沙中心小学，正式成立湘赣边工委第七工作团，由曾鲁任主任，欧阳清任副主任，王吉焕为组织部长，王世仪为宣传部长，邱进冲、范光庚为正、副后勤部长兼管财经工作，唐继璋为军事部长兼第七支队第一连连长，邱时椿为第二连连长，林明堂为秘书长兼事务长。此外，还研究了如何收缴地方反动武装和加强武装力量，接管小龙钨矿以及全体工作人员和武装部队的经费开支、生活来源等问题。从此，党的组织也由地下转为公开。
　　截击贺云翼所率部队的重大胜利和百记公开建立第七支队革命武装的消息，立即传遍泰和全县，也震惊了万安等邻近县份。反动派惊恐万状，但还要虚张声势，叫嚣要“血洗百记”。湘赣边工委第七工作团决定采取措施，一面做好宣传工作，揭露敌人的谣言；一面派曾鲁、王世仪等人于7月初到吉水八都，同解放军先遣部队“九八”支队联系。当即由邢队长率领六位解放军携带武装，来到黄沙洲协助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决定将第七支队两个连统一归邢队长指挥。接着第七支队先后到石陂、古坪、王山、灌汲、车下、公和、固坡一带进行游击，收缴了肖孚民、匡达文、匡国珍，肖先从、肖明梁、肖齐绂隐藏的反动武装共长短枪180多支。后又到横街子、北坑同匪首王璋川的老“靖卫团”反动武装战斗了两天，缴获步枪30余支。并将残匪追至上圯、东沔洞，扩大了游击区。当时，小龙钨矿矿长张刚企图携带矿警武装和矿山财产逃跑，但被第七支队控制住，无法逃出。为了使矿山不遭破坏，第七工作团派唐继璋同张刚谈判。谈判结果，游击队接管了小龙钨矿，并收缴伪矿警的全部武装。至此，第七工作团、第七支队人员将近200人，先后共获缴敌人长短枪200余支，取得了武装斗争的巨大胜利。这时，第七工作团及第七支队得到全县人民支援，反动武装全已控制，敌人不敢抵抗。1949年7月28日，人民解放军在第七支队的配合下，胜利地解放了泰和县城。解放军随即兵分两路追击残敌。第七工作团，派人一面协助解放军四七〇团沿泰遂公路追击伪二十三军；另一面协助该团沿泰兴公路收缴地方武装，伪泰和县自卫团团长陈崇义在永昌也被迫率部投降。两天之内，共缴获残匪枪支270余支。泰和全县获得解放。
　　1949年8月，蔡敏来到泰和将党的组织关系和全部武装队伍向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式移交。第七支队经县委整编后，将两个连编为县人民武装大队，立即开赴县城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负责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管卫工作。
　　第二章 永吉办事处革命活动、湘赣边工委机关办公室工作
　　湘赣边工委1947年10月派人在吉水、永丰开始活动，发展了基层组织，建立了杨岭山根据地。1948年6月湘赣边工委领导中心由泰和紫瑶山根据地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建立了湘赣边工委机关办公室。基层组织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机关办公室的供给和安全。1949年1月成立永吉办事处。下辖永丰、吉水两县党组织。湘赣边工委机关办公室主任，先是熊荒陵，后是万木。机关党支部书记池冲。组织委员先是熊荒陵，后是陈国琛，宣传委员万木。永吉办事处主任为罗增光，副主任陈木森，解放时又增加黄宣玉。
　　第一节 保证供给与保卫安全
　　1947年10月，蔡敏为了开展吉水县工作，派人到吉水八都，通过革命烈属李绍进介绍，认识了老苏干罗增光，并发展入党。由罗增光介绍，在永丰县瑜州村发展了老红军陈木森入党。经他两人工作，罗增光在靠近杨岭山一带，先后发展了罗会道、李绍进、谢六妹等12人入党，建立了支部，罗增光任支书。陈木森在永丰县瑜州村先后发展了刘春亨、刘冬亨等32人入党，建立了支部，陈木森任支书。由于杨岭山介于吉水、永丰、峡江三县之间与荚蓉山相连，地形复杂，山势险要，易于隐蔽。靠近吉水八都要镇，有南昌至赣州、八都至永丰两条公路相通，交通极为方便。罗、陈两个支部，一在山前，一在山后，又有党的基础，湘赣边工委早就决定建立杨岭山根据地，以供湘赣边工委领导中心随时转移之用。1948年6月，敌人对泰和紫瑶山根据地进行“清剿”，为了粉碎敌人“清剿”，湘赣边工委将机关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从1948年6月到1949年7月解放，湘赣边工委机关一直住在此地。
　　湘赣边工委机关迁来后，为能于此保证湘赣边工委领导中心长期隐蔽，即对罗增光和陈木森两个支部提出了特殊的任务。要求他们在机关附近，除发展一些党员以保证机关供给和保卫机关安全外，一般暂不再大量发展党员，亦暂不发动群众开展急剧的斗争活动，以麻痹敌人。并决定以陈木森支部为主，保证机关供给，以罗增光支部为主，保卫机关安全。
　　1948年7月17日，蔡敏召集罗增光、陈木森到机关，对罗增光保卫机关安全的事项作了具体布置以后，就对陈木森说，由于八都地区晚稻多，早稻少，机关工作人员吃的粮食很难买到，要他在永丰购买一部分早稻解决缺粮困难。陈木森接此任务，回到瑜州村，当天晚上把党员刘春亨、刘冬亨、刘财亨、彭聚明、刘翼珍、彭光祥等6人秘密召集开会，要大家设法解决领导机关缺粮困难。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到会每户先拿出100斤最近收的早稻，加工成米，以应急需。不到两天，凑起了500斤大米，还有一些辣椒、黄豆、豆豉等物，深夜挑到杨岭山进口处罗增光家。为了保密，只陈木森一人上山。机关同志知道陈木森送米上山，都很高兴。自此以后，湘赣边工委机关所需粮食及一切生活物资供给，主要由陈木森支部购买、筹集和运送。他们运送时，为保证机关秘密和运送安全，规定每次只派4至6人，每人约挑100斤。出发前，先要打听是否有人去八都。如无人去，才派人摸夜绕着崎岖山路运送。1949年正月初二晚上，陈木森和刘冬亨想让机关干部能吃上肉过春节，把买的猪肉和大蒜，摸黑翻山送到机关。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速迅，永丰反动派感到末日将临，为加强防卫，在县城附近重要桥梁路口，布置岗哨，进行防备和封锁。还派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巡查侦探。进城购买粮食及生活物资遇上严重的困难。但他们为保证供给，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想法购买运送。有一次，陈木森给机关送米回村，在途中遇上便衣特务，见陈的箩筐里有一盏玻璃瓶改装的茶油灯，便再三盘问。陈沉着冷静，以漏夜挑米赶八都早圩为由，混了过去，使当时箩筐底下篾夹中带的文件，未被查出。陈木森支部党员，当时都是贫苦农民，吃的是红薯、芋头，穿的是破衣烂裤，有时没有吃的，空着肚皮，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机关筹集粮食及生活用品操劳，实在不易。
　　罗增光支部保卫机关安全，责任重大。稍有差错，不只机关遭到破坏，给党造成重大损失，他们本人及其全家性命，都非常危险。他们日夜提高警惕，时常探听敌情，凡是杨岭山周围及八都镇，出现异常情况，都要千方百计设法打听清楚，知己知彼，使机关时常处于安全之中。1948年9月，机关干部正在开会学习，忽闻山下不远响起枪声，他们便马上探听清楚，知是反动派抓兵开枪，才放心下来。他们经常注视山口，如发现有敌人进山，就得立即通知机关采取紧急措施。如是基本群众，就经常做好守秘教育，不让机关暴露。有一次，山下一位孤寡老人，上山采药，被发现后，就由他们负责，经常教育老人，为机关保守秘密。又一次，八都6个农民上山采茶子，进入山区，发现机关。知是基本群众，经蔡敏耐心教育后，由他们带下山去，经常做教育工作，不使机关暴露。罗增光家住杨岭山下贯坑，这是工委机关人员上山下山的进出山口，也是陈木森支部送粮上山接运站。隐蔽好这个据点，非常重要。罗增光和他的妻子谢六妹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踪迹和有所怀疑，日夜警惕，做好一切防备，从不懈怠。从1948年6月至1949年7月解放，湘赣边工委领导中心设在杨岭山上，指挥各地党的工作胜利开展，干部出入不断，从未发生任何问题，确保了机关安全无事。
　　第二节 湘赣边工委机关办公室工作
　　1948年8月，湘赣边工委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和全面开展工作的需要，决定利用杨岭山根据地处于初期易于掩蔽的有利时机，以最掩蔽的形式，最艰苦的要求，将从上海、南京等地输送来的一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一起，加以培训。积干会从8月15日开始，11月初结束。参加学习的干部有池冲、甘群光、陈国琛、万木、张洪椿、赵明、肖寒、肖光宇、陈康、郭岸、黄肃宁、费成信、何莹、熊荒陵等20余人。积干会由蔡敏主持。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是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党章报告》、《论共产党员修养》等文件为主，结合江西工作实际，贯彻整风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自学与讨论相结合，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经过两个多月学习，大大地提高了干部政治思想水平和实践工作能力，为全面开展江西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作好了干部准备。
　　积干会结束以后，一部分干部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一部分干部留守机关。同时，成立了地方干部训练班，继续培训地方干部。由熊荒陵兼任地干班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万木为学习会委员会学习委员。地干班的主要任务，一是定期抽来本地干部，根据形势和任务，进行短期培训，十天半月不等。二是机关外出干部工作回来，向湘赣边工委汇报请示后，也抽出一定时间学习。培训办法，非常灵活多样，没有固定人数，也无固定安排。完全从实际需要出发，学习结合工作，很受干部欢迎。认为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活泼生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是培养干部的好办法。
　　随着湘赣边工委工作的开展，湘赣边工委机关的工作也日益繁重。湘赣边工委为了加强机关工作，于1948年8月建立湘赣边工委机关办公室，由熊荒陵任办公室主任。机关办公室的任务，一是协助湘赣边工委领导办理日常具体工作；二是保卫湘赣边工委领导机关的安全；三是负责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日常生活、办公设施及来往人员的食宿等事项。当湘赣边工委机关从紫瑶山根据地迁来杨岭山根据地时，生活极其艰苦。开始是由池冲带领大家，在荒无人烟的杨岭山深山老林中，凭着双手，利用一把柴刀，一把铁锄，砍木伐竹，开辟一块坡地，以原木捆绑屋架，用竹子一破两开作瓦片，盖起两座可避风雨的棚子，供湘赣边工委领导和干部生活居住和学习办公用。睡觉的床，吃饭的碗，装菜的钵，都用竹子做成。仅有的炊事工具，就是一口铁锅。多以黄豆煮熟，加上盐巴和一点辣椒，当菜代油。为了保卫机关安全，干部日夜在山岗要地，轮流站岗放哨。冬天深夜，衣着单薄，冰雪封山，寒风刺骨，站岗放哨，更是辛苦。陈木森支部送米到罗增光家，干部就得在深夜翻山越岭下山把米搬上山来。没有固定的炊事人员，由干部轮流值日煮饭。晚上无油点灯，凭着棚子里烧柴取暖的火光，开会讨论，学习发言。刻印文件，条件极差，只有一支铁笔，一块钢板，把腊纸刻好，铺在报纸上，以棉花醮墨，用手摩印。当时由熊荒陵、万木等人编写的《党员秘密守则》、《农民党员教材》等等文件，就是由万木等如此一手刻印成册。地干班学习委员会还以万木为主，组织几位同志办了一份《锻炼日报》。大家头天晚上借着烧柴取暖的火光写稿，第二人早上出刊，是用一张四开日报样大的纸张，作为报纸，发表大家写的评沦短文和每日政治生活动态报导。数字不多，但内容丰富生动，大家非常喜爱。也很鼓舞人心。
　　1948年11月中旬，蔡敏在改选机关党支部委员时，想以入党宣誓仪式为样板，教育干部，以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去教育新党员。这次样板宣誓仪式，经过充分准备，在一个晚上，机关棚子里，燃烧着一堆熊熊大火，照得满棚通红明亮，挂着一面用红色被面做成的党旗，庄重严肃。大会由蔡敏主持，大家站立红旗面前，举起右手，朗读誓词，表示决心，个个赤胆忠心，誓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这一宣誓仪式，使大家很受教育，加强了党性原则，增强了对党无限忠诚的观念，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决心。宣誓完毕，还由费成信、池冲、肖寒等人演出一幕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剧的内容，是描写一位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慷概就义的英雄形象。在当时天天都在同敌人作生死决斗的严峻日子里，演出的这位共产党员形象，紧扣大家心弦。宣誓以后，改选湘赣边工委机关党支部委员，由池冲任支书，熊荒陵任组织委员(熊1949年1月去赣东工作后，由陈国琛任组织委员)，万木任宣传委员。通过支部布置的组织生活，党员思想教育，文娱生活，劳动锻炼，特别是开展的劳动竞赛等活动，搞得都很活跃。对党员的教育很大。经过党支部对党员的管理和教育，使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更加自觉，工作热情更加高昂。尽管当时生活十分艰苦，革命意志却坚强无比。
　　1948年12月，解放军捷报频传，继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淮海战役正在胜利进行，湘赣边工委鉴于泰和反“清剿”已经取得胜利，在工委机关集中训练干部的任务已经完成，急需全面开展江西工作。12月5日，蔡敏即在积干会和地方干部训练班的学习、讨论取得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目前形势、扩党练干、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发展统一战线、加强党的领导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作出了全面开展江西工作，迎接与配合解放的决定，简称《一二·五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湘赣边工委即陆续向各地派出了干部，全面开展江西工作。熊荒陵也于1949年1月派去赣东工作，机关办公室主任即由万木担任。
　　1949年2月，京沪杭办事处搞了一台军用乾电池收音机送到湘赣边工委机关，这为湘赣边工委解决了不能及时收录党中央通过延安新华社广播电台发布的各项方针政策，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等困难，使湘赣边工委的工作，能迅速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和紧跟革命形势的发展。万木除了负责机关办公室日常工作外，主要精力是同留守机关的肖寒、赵明，何莹等人一起，把中心工作放在专门收录延安新华社广播电台广播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解放战争重大胜利消息上。保证收录并及时编写刻印，协助湘赣边工委领导，迅速传送到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或向群众进行宣传。如党中央对新区工作方针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解放大军胜利渡江、胜利解放南京等等重要方针政策和重大胜利消息，都是通过收音机收录下来，及时刻印，迅速传送的。有时为了收录一项重要指示，一篇重要社论，一条重大胜利消息，往往日以继夜，连续不断。他们还为编印湘赣边工委的各种学习宣传文件，做了大量工作。池冲除负责党支部的工作外，还向干部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并具体负责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
　　此外，池冲、万木、肖寒、赵明、何莹等还经常帮助永吉办事处开展活动。
　　第三节 永吉办事处革命活动
　　1949年1月，湘赣边工委鉴于人民解放战争行将取得全国决定性胜利，工委机关大部分人员已经离开杨岭山根据地，分赴各地全面开展工作。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中心根据地，适当开展周围地区工作，加强吉水、永丰两县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的领导，准备迎接和配合解放，即在杨岭山区成立了湘赣边工委永吉办事处。罗增光为主任，陈木森和解放时补增的黄宣玉为副主任。
　　永吉办事处成立后，仍以保证湘赣边工委机关的供给与保卫安全为主要任务。同时也开展宣传活动，协助湘赣边工委机关人员，把编印的宣传教育材料输送出外地，将收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捷报、“约法八章”和党的基本的、当前的各项方针政策、各种宣传小册、传单布告等材料，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赣江游击纵队”、“杨岭支队”等名义，分别在吉水、永丰各地散发、张贴。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鼓舞群众斗志。
　　为了扩展各地工作，还分别由罗增光等到丁江找黄南香、邹炳连建立了地下工作联络点。新干解放时，枫江、阜田的老苏区干部越过封锁线找了解放军和县委，回家后即在枫江、阜田、石莲、盘谷、洪洞、并塘等地动员一批人员开展地下活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经与永吉办事处罗增光取得联系后，又改为河西办事处，继续开展活动。与此同时，金滩区肖互大等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丁江、乌江、下白沙、吉水城区等地也都相继有了地下组织的活动。
　　新干解放前后，永吉办事处在吉水和永丰两县，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当地政权机构和敌军中，进行策反与瓦解工作。牵制敌伪人员和地方武装，使其不跟国民党二十三军逃跑，开展政策攻心，收缴敌伪军和豪绅武装。除罗增光已当上第三保经济干事外，还安排了黄宣玉充当了八都乡乡长兼负责该乡情报组长工作。使当时国民党二十三军632团紧张准备烧毁住岐、八都粮仓、炸毁八都周围三座大石桥的阴谋破灭，保住了人民财产稻谷数十万斤，三座大石桥没有被炸掉。
　　在政策攻心下，各地豪绅亦纷纷交出私藏武器，永吉办事处派罗会道等六人携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以佃户关系分别向大恶霸谢惠民、习鉴元晓以大义，宣传党的政策，和大好形势，交出了私藏手枪，下白沙陈希圣规劝了上白沙的李会生、下白沙的陈中清、富口的罗善保等也交出了私藏的长短枪。永丰洲头支部亦派刘春亨当了伪副保长，并迫使曾当过伪县长的宋居仁、伪乡长宋德美以及地主豪绅刘希正等人听从指挥，交出个人枪械，为杨岭山机关人员提供粮物，掩护地下党的活动，从永丰方面保证了湘赣边工委机关的安全与供给。
　　在策动敌军起义方面，也派了地下工作人员混入国民党二十三军新兵营当兵。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结果使两个连带枪起义、获得了轻机枪2挺，长短枪50多支。乌江、丁江一带，其伪乡长有一批地方武装，亦曾经收编为乌江游击队，归杨岭支队指挥。杨岭支队系1949年3月在杨岭山区成立。领导人蔡敏兼，由赣江游击纵队部分武装人员和吉水丁江、乌江等地方武装组成，人枪200多，活动于吉水永丰边。
　　5月底，湘赣边工委和新干县驻军解放军二野四十师先行取得了联系，并商定由永吉办事处与解放军建立联系，开辟了由杨岭山经水边到新干的通道，经常收集与提供各种情报，为解放军解放赣西南作准备。
　　6月29日，二野四十师又应永吉办事处的要求，提前进驻八都。永吉办事处即从杨岭山搬进了八都黄家祠办公。他们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开展接管与支前工作，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前进军。永丰党支部人员刘春亨冒着生命危险，进城与伪恩江镇镇长兼县城粮食仓库主任聂正兴谈判，迫令他准备了400担大米，以备解放军进城食用。并计划安排了离县城三四华里的漕下村渡船工人准备船只，以便让解放军顺利渡过恩江河，拦截敌军逃路，全歼逃敌。同时又发动群众保护沿途主要桥梁，使解放军顺利进入永丰城。
　　解放军进军时，永吉办事处主任罗增光为解放吉水、永丰作了充分的准备，还带了人员配合解放军渡过赣水解放峡江和安福，并带了一批枪支弹药的战利品回到八都，充实了八都区的自卫力量，维持了地方治安。
　　时至7月，吉安地委书记李立来到八都，决定永吉办事处宣告结束。另行成立了八都区委和区政府。罗增光任八都区委委员和区长。
　　第三章 吉安工委、吉安总支、吉福永工委革命活动
　　吉安工委和吉安总支及吉福永工委的建立，是湘赣边工委于1949年1月陆续派出张洪椿和费成信，郭岸、赵明等以吉安，永新、安福为主开展万安、新余等县工作建立起来的。1949年1月成立吉安工委。 1949年5月在吉安工委的基础上建立吉安总支，负责吉安城区工作。在永新县中心支部，吉安县官田中心支部和安福县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吉福永工委，下辖吉安、安福和永新三个县党的组织。并兼负万安、新余等县的工作。吉安工委书记刘天锡。吉安总支书记王练。吉福永工委书记刘天锡。湘赣边工委吉安特派员张洪椿。吉安县特派员费成信。永新县特派员郭岸、赵明。
　　第一节 组织建设
　　一、吉安工作委员会
　　吉安是赣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国民党吉安专员公署所在地。1949年1月7日，湘赣边工委为了迅速打开吉安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局面，决定派张洪椿为吉安特派员到吉安开展工作。布置的任务是以吉安为主，向永新、安福、万安、新余等县发展。1月8日张洪椿到吉安后，就同原在吉安工作的党员刘天锡、朱碧波、徐晟等着手研究吉安工作。1月18日蔡敏来到吉安，决定成立吉安工委，由刘天锡任书记，朱碧波为组委，徐晟为宣委。由张洪椿负责指导吉安工作，并兼管邻县党组织的开展。
　　吉安工委成立后，经过分析研究，决定从吉安当时的实际出发，先以城区经受过民主运动、学生运动考验的进步知识青年为突破口，选择思想进步、要求革命的人为培养对象，吸收入党。然后通过关系，发展工人、农民。并向邻县展开。2月，由张洪椿发展刘国钟入党。并增补为吉安工委青年委员。
　　经过4个月的努力工作，吉安工委共发展党员40多人，建立了前方日报支部、石阳一小支部、承认了曾广澜建立的儒林支部。前方日报支部拥有党员9人，由熊行任支书。石阳一小支部有党员6人，先由王练任支书，后由刘益群任支书。刘相宁任宣委，刘舜辉任组委。儒林支部是由老苏区党员干部曾广澜发展建立起来的，她同张洪椿接上关系，仍由她担任支书，负责儒林支部工作，并发展了党员。
　　张洪椿为能在吉安农村展开工作，1月下旬，以春节过年为名，随同刘天锡去到刘的家乡官田乡，接触了刘所联系的农民，查看了官田、宏福、广化等乡的地形。并发展了杨仕和、欧阳绍寅入党。2月上旬，张洪椿向湘赣边工委汇报了吉安工作情况。湘赣边工委为了加强吉安地区工作的领导，又派费成信为吉安县特派员，郭岸、赵明为永新县特派员，以张洪椿为主，分工负责，开展吉安地区工作。他们4人经过研究，决定张洪椿具体负责吉安工委及万安、新余等县的工作。费成信具体负责吉安县的工作。郭岸、赵明具体负责永新县的工作。
　　根据上述分工，张洪椿于2月初，决定将原在中山大学同刘天锡一起参加爱国民主协会的王炯吸收入党后，派他回到家乡安福开辟工作。随后，刘国钟又在吉安发展了周奔入党。张洪椿又把周奔派回家乡安福交给王炯。不久，张洪椿又派刘国钟去安福协助王炯工作。在王、刘两人的领导下，先后发展了王綍等人入党，建立了13个支部，有党员120多人。
　　张洪椿为了开辟万安工作，3月初，工委派戴强夫和肖治来吉安后，决定肖治留在吉安，派戴强夫去万安工作。万安是1948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党员潘静伯同南昌李健接上关系后到万安工作的。1949年2月初湘赣边工委将潘的关系交给了张洪椿。戴强夫到万安后，根据张洪椿的决定，万安工作由潘、戴两人负责。他们先后发展了严威、严钊、赖震寰、严先塘、潘琏章，严铨等人入党，建立了县城、龙溪、窖头3个党小组，共发展党员29人。
　　此外，张洪椿还派章文华、梁承襄到新余发展了党员9人。派龚成余在吉水发展党员1人。
　　费成信按照分工，就由刘天锡带他到吉安县官田乡开展工作。当时湘赣边工委布置费成信的任务，首先是在吉安、安福、永新三县之间的山区建立一个隐蔽根据地，以备杨岭山根据地湘赣边工委机关随时转移之用。根据地建立后，要打通去永新的通道，以便向井冈山靠拢。当刘天锡把官田乡党员杨仕和交给费成信后，费即依靠这位老红军在官田开展工作。费在杨仕和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官田、岑龙、鹿压等乡杨仕和所联系的群众。4月初，杨仕和把费带到吉安、安福、永新交界的山区官田乡梅花山马桂清家，在马桂清之子马春山的掩护和支持下，选定了梅花山的蛇形山作为根据地的山头机关地址。选定后，张洪椿和刘天锡送来阳明中学的学生中发展的党员肖定华和黄明道。费就把肖定华作为他和张洪椿、刘天锡之间的交通员。
　　费在建立梅花山根据地的同时，还在官田建立了以杨仕和为书记的官田中心支部和以贺义文为支书的贺义文支部。由于费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建立梅花山根据地上，便把在官田、登龙、广化、永阳一带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的任务，交给杨仕和负责。除上层人士发展需经费批准外，其他基本农民群众，只要经中心支部讨论同意，即可发展。在费的授权下，到6月中旬，杨仕和在官田、广化、登龙、永阳一带共建有5个支部，发展党员80多人。
　　根据具体分工，郭岸和赵明由徐晟把他们两人介绍到永新同陈子善接上关系。他们了解了陈子善及其发展的党员的情况后，决定由陈子善单独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他们再在农村另找关系开辟新区。安排赵明坐镇城里，郭岸去乡下以教书为公开身份开展活动。3月，赵明被调回湘赣边工委机关，郭岸仍留永新继续工作。这时，郭岸主要以学校附近李家村为基点，发展了老红军李福俚、李桃芳等人入党，建立了支部。并逐步向全乡开展。这时，张洪椿为了加快永新工作，又将肖家麒转给郭岸。并决定同陈子善一起合并、建立永新中心支部。由萧家麒任书记，陈子善任副书记，陈仕斌任宣委，颜继宗任组委，彭光燮、李秋妹、尹敬达任组织员，左太元负责联络。郭岸也由公开身份转入秘密活动。在中心支部领导下，他们对永新工作进行了具体布置。肖家麒除直接负责县城外，还在南乡建有支部。陈子善在东乡汶水、西乡文竹、北乡陈山、南歧等地都建有支部。陈仕斌在东乡的塔下、坡塘等地也建有支部。左太元在怀忠乡、颜继宗在合田、枧田、灌冲等地也建有支部。随后，刘复从遂川调来永新，也在樟枧、夏阳、楠木垅，梓田、荷塘、冷水塘、官田、石陂等地建立了支部。到4月为止，先后共建支部17个，有党员100多人。随着工作的开展，还建立了陈山根据地。
　　二、吉安总支
　　1949年5月上旬，解放大军渡江解放南京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湘赣边工委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吉安工委的基础上建立吉安总支。由王练任书记，揭秉辉任组委，熊行任宣委。吉安总支的主要任务是筹集经费，掌握城区武装；发展组织和领导下属组织。并负责杨岭山根据地和梅花山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安置与输送各地来往的工作人员。吉安总支的组织和党员，除原有前方日报支部和石阳一小支部外，还新建有地方法院支部和河东支部。前方日报支部和石阳一小支部除了少数党员骨干调去支援梅花山根据地外，没有多大变化。地方法院支部是张洪椿把曾广澜的组织关系交给吉安总支后建立的，由曾广澜任支书，有党员4人。河东支部由王致忠任支书，有党员4人，都是贫农。他们是搜集敌情，供上级参考。因当时河东梅林渡是交通枢纽，既可搜集情报，又可用以掩护需要隐蔽的同志。
　　此外，吉安总支还运用党员刘振鹏在吉安石印店当过学徒，由他在吉安水巷与高峰坡之间，租了两间房子，准备买石板石印，搞一个地下印刷厂。吉安总支根据形势发展，还提出了掌握武装、瓦解敌人，保护城市，支援解放的口号。
　　三、吉福永工作委员会
　　1949年5月上旬，湘赣边工委指示张洪椿、费成信、郭岸等建立吉(吉安)、福(安福)、永(永新)工作委员会(简称吉福永工委)。任务是放手工作，积蓄干部，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迎接与配合解放。张洪椿接到此指示后，立即通知费成信、郭岸、刘天锡、肖家麒、陈康等人于5月11日，在吉安城西的沙江开会，决定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以官田中心支部、永新中心支部和安福党组织为基础，成立吉福永工委，由刘天锡任书记，王炯为组委，肖家麒为宣委。并决定以费成信在吉安县建立的梅花山根据地为中心，建立严密的交通网。明确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发展游击武装，控制与掌握乡镇武装，开展策反工作，广泛宣传《将革命进行到底》、《约法八章》和新区工商业政策，加紧进行迎接与配合解放工作。特别强调了保境安民，保护粮食和电厂、米厂，保护敌伪档案等。
　　会后，张洪椿将会议情况向湘赣边工委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批准。为了贯彻会议主旨，张洪椿还安排从万安撤回的戴强夫去永新郭岸处工作。安排由万安撤回的潘静伯到白沙协助曾广澜工作。同时，还由吉安总支抽调徐晟、朱碧波、赖震银等干部来梅花山根据地加强工作。并带来短枪3支，作为保卫根据地机关用。为了打通梅花山根据地去永新的通道，费成信带刘天锡、肖家麒、郭岸一道到了梅花山根据地。然后下山到永新县境的一个村庄刘兴鉴家，以此作为费去永新的交通站，完成了湘赣边工委交给费成信的打通去永新通道，向井冈山靠拢的任务。
　　郭岸和肖家麒回到永新以后，根据吉福永工委成立时的会议精神，召开永新中心支部会议，准备将全县党员骨干轮流调陈山根据地训练，为进一步搞好武装活动创造条件。当时准备摸清骨干分子的政治历史面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端正工作作风，提高阶级觉悟，研究搞武装活动的办法，进行军事训练，选拔军事干部，把已审查清楚政治历史等情况的党员补行入党仪式。训练人员分军政两种，后者训练后派回原地区工作，以搞武器为主，一面整顿组织，一面开展抗丁、抗捐、抗粮等“三抗”斗争。保护仓库、迎接解放。对军事干部则留下来，以游击小组为基础，整顿现有武装，使现有人枪均发挥作用，搞武工队，以陈山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发动群众把根据地建设好。
　　5月中旬，情况突然转紧。有的人员被暴露，敌特已开始抓人。为了保护党的工作人员安全，中心支部开会决定转移进山。首先将各负责人员转入陈山，形成指挥中心。其他人员分批进入陈山。各地进山人员，必须安排好工作。其次是集中零散枪支，组织游击小组。命彭光燮、李秋妹带领的禾山游击队，逐步向陈山靠拢，以便整顿队伍，增强战斗力。命戴强夫负责管理经济事宜，左太元协助，搞好后勤工作。从此，永新中心支部的工作，全力转入了游击战争，一直到解放。
　　安福党组织在吉福永工委成立后，由费成信、刘天锡将会议内容通知王炯。经过王炯、刘国钟同周奔、周虎章、王綍等人研究决定，在全县原有13个支部及100多党员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搞好党组织的建设，抓好掌握与控制武装等工作都作了周密布置。首先是建立必要的联络点。一是以塘边、毛田为点，开辟南到梅花山根据地畚箕屋(马清桂家)、北到钦村(王炯家)、沟通永新左坊村(左太元家)的交通线。二是以复真小学(王綍处)为点，开辟洲湖到安福县城(刘国钟家)与吉安市沟通的交通线。其次，本着围绕梅花山根据地，沿着交通线，有利联络，有利工作，有利斗争，有利掌握武装等原则；健全支部战斗组织。具体作法是：以洲湖为中心，分四条路线，建立支部组织。一是从钦村经金田往永新方向的路线，沿途建立钦村、石溪、嘉溪三个支部，有党员21名，二是从梅花山往永新方向的路线，沿途建立塘边、桥下、坊下3个支部，有党员34名，三是从塘边到洲湖往县城方向的路线，沿途建立汶源、王屯、浴山3个支部，有党员27名；四是从南乡经小江边往吉安方向的路线，沿途建有小水、黄石、浮山3个支部，有党员43名。通过以上布局，共建立支部13个，有党员125名。另外，还由吉安梅花山延伸发展至三舍，建立支部1个，有党员11名；由永新北乡延伸发展至彭坊，建立支部，有党员72名。这些支部，分布在本县南部，上至安、永地带，下至吉安边界，与吉福永工委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沟通三县情报；密切配合，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由于布局得当，安排妥贴，保密严谨，确保了吉福永交通线上联络工作的安全畅通。同时，为了加快作好迎接和配合解放，还对抓紧武装斗争，也作了周密布置。并向全县党员发出“不让敌人拿走一条枪，运走一粒粮”的号召。
　　6月初，在吉安的官田又召开了一次吉福永工委会议，有费成信、郭岸、刘天锡、王炯、肖家麒等人参加。会议由费成信主持。着重研究了武装斗争，建立两面政权，保护粮食，迎接解放等问题。
　　第二节 武装斗争
　　吉安地区在吉安工委、吉安总支、吉福永工委领导下，先后建立起来的武装队伍，在永新有赣江纵队第四支队。在安福有湘赣边支队。在万安有万安游击队和万安石塘游击队。在吉安城区有吉安义勇警察队。在吉水有恩江支队。此外还有安福的兴文游击队和石桥游击队。控制掌握的武装有吉安白沙武装，梅花山根据地武装，永阳辅导委员会武装。
　　一、赣江纵队第四支队
　　这支队伍是在永新中心支部领导下，由党员彭光燮、李秋妹、尹敬达、刘卓如等人具体筹划，采取打入敌人内部，然后拉出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组建起来的。1949年5月，这支队伍名禾山游击队，有百余人枪。队伍中建有党支部。由彭光燮、李秋妹任正、副书记，尹敬达任组织委员、谭学良任宣传委员、刘卓如任军事委员，由刘卓如、谭学良任正、副队长，负责军事指挥。随着队伍的扩大，7月初，建制番号改为赣江游击纵队4022支队。有700余人枪。下设两个大队，肖家麒为司令员，陈子善、颜继宗为副司令员，郭岸为政委，陈仕斌为政治部主任、尹敬达兼任政治部党代表。以原禾山游击队为第一大队，由刘卓如任大队长，谭学良任副大队长，彭光燮任政委，李秋妹任大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陈子善策动起义的南华、沙市等乡公所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大队，由陈子善兼任大队政委，龙火山为大队长。这支武装队伍，组织纪律严格，建立了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与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激烈斗争。一是粉碎了敌人的联防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当这支武装向敌人展开斗争后，永新县政府和县保安团及保警大队的反动头目，非常震惊，千方百计妄图扑灭这支武装。首先对革命武装的家属扣押吊打，勒令罚款。如将游击队负责人刘卓如的父亲、爱人捆绑吊打后，勒令罚枪款折黄金4两，银元30元，才免遭一死。其次，伪永新县政府下令组织里田镇、禾鹿、诚毅、沙市、南华等5个乡镇为联防营，并任命里田镇镇长龙庆楼为联防营营长，妄图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永新中心支部和游击队分析当时情况，掌握了这5个乡镇的乡镇长对游击队持有不同态度，便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待。伪诚毅乡乡长对游击队有所倾向和同情，游击队则采取政治攻势为主，晓明政治意义和利害关系，使其不参与联防。尔后，并向游击队缴枪投降。伪禾鹿乡乡长，对游击队采取骑墙态度，游击队则以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相结合，拆散了该乡与里田镇的联防。尔后并与游击队默契互不侵犯。伪沙市、南华两乡乡长早已受党中心支部策反，而拒不参加围剿。只有里田镇镇长龙庆楼反动透顶，欲置游击队于死地而后快。但终因孤掌难鸣，围剿无法进行。最后于7月上旬，龙庆楼勾结四十八军派机炮连100余人，进入游击根据地围剿。在樟村与游击队遭遇，因游击队熟悉地形，抢占了有利山头，经过激烈战斗，双方都有负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攻击，从此，游击队威声大震，敌人闻风丧胆，保卫和发展了游击队根据地。并使游击根据地的农民免遭反动政权抓丁派捐的肆虐，使当地人民得到了解放。二是解放了里田镇，赶跑了大恶霸龙庆楼。龙是保安团副团长兼里田镇镇长，亲率队伍围剿游击队失败后，勾结伪一百军派兵长驻里田镇，为他撑腰壮胆。并企图卡住进出陈山咽喉，把游击队困在山上。里田镇地处永新县西面，毗邻莲花，两县的公路从这里经过，游击队为有利于自己的活动；下决心拔除这个黑据点。在分化瓦解了其联防后，于1949年7月22日，兵分三路包围攻击里田镇公所，龙庆楼当时虽涉河潜逃没有捕获，但彻底摧毁了其老巢，解放了里田镇。随后又策动了猴子队、爬山队起义，阻击了敌二十三军过境部队。保护了地方粮仓和交通桥梁。7月底，永新解放，县成立了整编委员会，由当时进驻解放永新的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任主任委员，永新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健和肖家麒、陈子善为副主任委员，随即委派陈子善到里田集中游击队和永新中心支部和游击队策反起义的猴子队、爬山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整编。经过整编，把这些部队统一整编为一个支队，编制番号为赣江游击纵队第四支队。由肖家麒任司令员，陈子善任副司令员，郭岸任政委，颜继宗、彭光燮任副政委，陈士斌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团，原中心支部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第一团，由刘卓如任团长，彭光燮兼任团政委，李秋妹为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起义过来的爬山队为第二团，团长彭荣炳；起义过来的猴子队为第三团，团长段志诚。至此，永新中心支部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伍，从组建到永新解放，历时3个多月，对配合解放军解放永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后接受解放军十八军收编，上交枪支1200余支，其中机枪12挺，冲锋枪40余支，短枪50余支。收编后，第一团改编为县大队。第二、三两团有的参军西进，有的遣散回家。
　　二、湘赣边支队
　　这支队伍主要是由郭石山建立的。1949年3月，张洪椿同徐晟商量，派郭石山以民盟身份去安福作策反工作。郭在安福民盟负责人姚博的安排下，认识了周虎章，并和刘国钟相识。郭、周、刘三人，因在地下时期，都没有公开彼此党的关系，但由于思想目标一致，遂形成刘、郭、周、姚四人策反工作核心，许多重要步骤，都是四人开会决定，郭石山具体执行。郭首先会见了安福县自卫团团长周明泰，在相见几次之后，消除了周的怀疑和恐惧，感情很融洽，并吸收周入盟。周愉快地接受了保境安民，保护四乡粮食，兵临县境时协助解放安福等三项具体任务。之后，姚博又通知民盟所联系的李松风(原安福武功山联防办事处主任)、彭侠民(泰山乡乡长)和郭石山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险紧张工作，在反复酝酿之后，取得一致意见。6月上旬，在城内一位盟员家的楼上，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湘赣边支队，司令员李松风，副司令员周明泰、彭侠民、政委周虎章。编为3个分支队，有枪1000多支。当敌二十三军一个排将小江边粮库五十万斤粮食运上船，准备运往吉安时，刘国钟、郭石山派周虎章带一个大队前往堵截，迫使敌军无法将粮食运走，把五十万斤粮食全部保护了下来。郭石山一直和湘赣边支队在一起，因而解放安福时不费一枪一弹。解放后将全部枪支交给人民政府，其中一部分改编为县大队。
　　三、万安游击队
　　这原是郭斌支配的有100多条枪的武装。郭斌曾任万安一个乡的乡长，由于他同国民党万安县党部书记长郭明达的矛盾十分尖锐，早在 1948年曾到广州找在中山大学念书的同乡彭克祁，希望能找到地下党的关系。后因彭到赣南游击队，联系不方便，便把郭斌介绍给刘天锡。经张洪椿同意，由刘将郭带到官田梅花山根据地，由费成信委派郭斌为万安游击队长，要他回万安组建支队，任务是控制地方武装，抗击国民党军队，迎接解放。吉安解放时，郭斌只身秘密来到吉安找刘天锡，由刘介绍解放军某部团政治部主任何郁亭，带领该部向万安进军。郭斌的支队打前锋，率先解放万安县城，迎接解放军。然后将所有枪支全部交给了县武装部。
　　四、吉安义勇警察队
　　这是一支由吉安总支直接领导的武装，有长短枪110多支。吉安总支以保卫城市为名，总支书记王练请邓玉麟出面，在梁式之、魏道国、徐绍志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由法院法警、银行行警等组建。这支武装保住了吉安城的全部粮仓、商店、敌伪档案，维护了吉安城的秩序，紧密地配合了吉安的解放。
　　五、恩江支队
　　1949年6月初，农工民主党刘宗仁向张洪椿提到在吉水二十三都山上，有一支武装，为首的是伪乡长张寿禄，是他的学生，急于要找共产党去领导。6月中旬，张洪椿同刘宗仁去张寿禄部，他们两人均以民盟身份出现。经商定，部队命名为恩江支队，由张洪椿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寿禄、娄文治、刘宗仁任副司令员。随即张洪椿回到湘赣边工委机关准备向湘赣边工委汇报请示工作，见到留守机关的陈国琛。陈转告湘赣边工委指示，要张一回机关，立即赶赴南昌。张便把恩江支队的工作，全部交给刘宗仁负责。以后，这支部队配合解放军，在前面打先锋，解放了乌江、丁江、小南、富田、东固后，开回吉安县城，180余支长短枪，全部交给了吉安县人民政府。
　　六、万安石塘游击队
　　这是在万安龙溪党小组领导下，由当过红军连长的严先塘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有枪20多支，活动于石塘乡一带。他领导这支队伍，配合大禾田、兰田村、村背村等地党员，暗中发动群众开展抗兵、抗伕、抗捐税等“三抗”斗争。临近解放时，收缴了剡溪等乡的乡公所枪支40余支。
　　七、安福兴文游击队及石桥游击队
　　安福兴文游击队是刘国钟以兴文乡为据点，建立一个大队的武装力量，计有步枪65支，自动步枪2支，快慢机1支，白郎林1支，该大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党员21人，大队长和以下的领导骨干绝大多数是党员担任。这支部队和三余支部、彭坊几个支部一起，通过做好政治宣传工作和地下游击活动，各自都争取了一支土匪武装。这支部队，对于稳定局势，安定人心，防止敌特破坏，瓦解敌军力量，都起了积极作用。安福解放时，这支部队曾阻止敌二十四军一个连，堵回公粮5000多担，做到“不让敌人拿走一条枪，运走一粒粮”。
　　安福石桥游击队是王炯直接领导塘边、钦村等党支部，派出骨干，打入石桥乡，掌握了该乡中队武装，计有步枪12支，手枪1支，改编为赣江纵队安福州湖分队。
　　八、白沙武装
　　这是白沙党支部书记曾广澜直接掌握的有30多条枪的武装。保护了值岩、富田等地的粮仓。原吉安专员易简斋回到白沙，曾广澜即布置党员王生庆以过去曾当过易简斋多年伙夫的关系，接近易简斋。从而掌握了易的枪支弹药放置地点，使解放时顺利收缴了易的长短枪200余支。
　　九、梅花山根据地武装
　　官田梅花山根据地所在的官田、登龙、麻化、永坡等乡镇，均有二三支枪的地方武装。总计约有百余人枪。费成信为了掌握这些武装为我所用，以便保护根据地，便派刘仕和布置他所领导的支部党员，采取亲串亲、友串友的办法做乡丁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完全掌握了这些武装，对保护梅花山根据地的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永阳辅导委员会武装
　　这是一个以游程门、肖涛、游炎岩、黄作楫、肖学侃等人为首，为了永阳、敖城、登龙、指阳等5个乡镇迎接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应变组织的武装。有枪120多支。经张洪椿、费成信、刘天锡做工作，成为吉福永工委直接领导的武装。早在1949年3月初，刘向张反映，永阳有一支武装，为首的是在专署当过保安副司令的游程门，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长，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释放回来的肖涛，以及永阳镇镇长游岩炎，绅士黄作楫、肖学侃等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名叫永阳辅导委员会的机构，对外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暗地里一直在找共产党的关系。张同刘研究后，同意由刘和肖涛、游程门做工作。经过秘密会晤，游、肖一再表示投奔解放的愿望，希望能同地下党、解放军取得联系。吉福永工委成立后，感到这项工作必须抓紧进行。便以刘天锡为主、胡学敏协助，经过对游、肖等人做工作后，便同费成信一起。以党组织的名义，向他们布置任务，要他们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国民党军队趁火打劫；保护地方粮仓、严防国民党军队抢粮；所有枪支听从地下党调遣，不得分散。他们非常高兴，立下文书，表示决心，完全接受。并希望地下党派工作人员常驻永阳指导工作。由于胡学敏家住永阳，就交代他们有事可同胡联系。解放前夕，他们为完成上述任务作了努力，控制了5个乡镇的枪支，稳定了人心，维持了地方秩序，保护了永阳仓库粮食20万斤，准备了100多货船迎接解放军过禾河。吉安解放时，他们热烈迎接解放军解放这几个乡镇。并将全部枪支弹药交吉安县第四区人民政府。
　　第三节 宣传与统战工作
　　吉安工委、吉安总支、吉福永工委对党的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一直是很重视的。1949年1月吉安工委建立后，就每周开会一次，除汇报和布置工作外，着重研究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好形势。讨论推进民主运动的方针、政策，团结吉安民盟开展活动的要求以及如何开展上层统战等问题。
　　对党员学习和对群众宣传，自吉安工委建立时起，就强调自学马列主义著作，秘密刻印和散发《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修改党章报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王练、熊行、刘益群、段志德、刘相宁、童松林等人经常刻印到深夜。特别是徐晟、刘国钟、熊行等同志，以前方日报社社长王造时为掩护，运用前方日报为党的宣传工具，作用巨大。
　　前方日报是全国著名民主进步人士王造时办的。王是安福人，是中外闻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这份报纸的前任总编辑赵则平，思想进步，离任赴南昌后，加入地下党，同湘赣边工委直属南昌小组组长吴怀书等人一起办《自由报》。继任总编熊剑英是民盟盟员。吉安民盟负责人邓宏达、交叉党员徐晟、熊行、刘国钟，都是记者或编辑。党员胡亚侬是校对主任、肖虎生是校对、李木根是排字工人。这份日报的进步力量是强大的，是党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重要据点。在报社从业人员的进步人士中，其核心是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整个工作是以中共前方日报支部为核心，同民盟积极配合，团结江林书等进步职工一起进行的。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在抨击时弊，揭露敌人谣诼，披露国民党面临崩溃，指引人民争取解放道路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在撰稿人中，除部分党员和盟员外，还有陈启昌和王秋云等民主人士。他们的文章对国民党的反动都作了有力的抨击。熊行还以外勤记者身份，搜集国民党军队在吉安地区的部署、番号、军力等情报交给张洪椿，转交湘赣边工委。当然，在反动派驻扎重兵，统治很严的吉安，一般只能以报纸的公正立场，严谨态度，运用评论和文艺作品来宣传进步思想。或者利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电讯，冠以揭露性标题，或转载进步报刊文章来表达党的言论和观点。实际上，自吉安工委在前方日报建立支部后就在党支部领导下，和民盟在一起，把报纸办成了党的喉舌。
　　在统战工作方面，自吉安工委建立后，张洪椿、刘天锡、徐晟、王练等人就对吉安的统战工作极为重视。他们对吉安各个不同层次的知名人士，做了很多工作。如对县商会会长邓玉麟，县参议长、民盟盟员梁式之，地方法院院长魏道国，上层知名人士裴笃康，早年留日学生肖衡毓，著名教育人士、阳明中学校长王秋云等人，都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掩护党的同志、接济经费、支持党的工作的开展以及策动兵变组织武装、动员物资、迎接解放军等方面，都作出贡献，如吉安总支就设在邓玉麟家里。邓曾为党资助黄金2两多，银元300多元，王秋云凭借他办的学校威望和他本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刘天锡、胡学敏(二同志当时均为阳明中学教师，中学时代同是王秋云的学生)的活动给予保护，在工作上提供方便。使刘天锡在阳明中学，能够据以秘密联络各方，活动频繁，却安然无事。
　　在梅花山根据地，费成信对当地乡绅也做过一些统战工作。如对官田乡乡绅刘学甫，卸任乡长孙文新，现任乡长刘知明等人，通过统战，对根据地掩护和资助革命，都起过一定作用。
　　在永新，除肖家麒、陈子善在县的中上层人士做统战工作外，刘复也对县邮电局长刘华圃、县卫生院长李涛以及知名人士陈治道等人，做过统战工作，对安定社会和稳定人心起过作用。
　　第四节 配合解放和接管
　　自吉安总支和吉福永工委建立后，吉安地区党组织就积极进行配合解放，迎接解放军的工作。经过党员的日夜苦战，7月13日解放安福，7月14日解放吉水，7月16日解放吉安，7月28日解放永新，粮食、物资、仓库、敌伪档案等，都保护得很好。社会治安井然有序。解放安福时，王炯、刘国钟和郭石山立即和解放军取得联系。解放永新时，郭岸先和解放军先头部队联系后，回永新带游击队第四支队配合解放军解放永新全境。解放吉安时，王练向四十师吴师长汇报了吉安附近的敌军番号、兵种、武器配备、负责军官等情报。
　　1949年7月14日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刘俊秀要湘赣边工委吉安特派员张洪椿速到吉安向吉安地委报到。张于7月19日向地委报到后，立即请地委通过解放军通知费成信、郭岸、戴强夫、肖治、王炯、肖家麒、刘国钟等来吉安，一同向地委组织移交关系。1949年8月初，吉安地委召集了会师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湘赣边工委派到吉安地区工作的几位特派员，吉安总支和吉福永工委负责人以及吉安总支部分党员共50多人。会上地委书记李立、专员李庭序认为吉安地下党是井冈山的光荣，老区的骄傲。李立说，吉安是老区，地下党带动吉安人民，继承和发扬了井冈山的光荣传统，扩大党的影响，积蓄了干部，准备了军粮，防止了敌特破坏，使吉安、吉水、安福、永新等县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后又积极投入支援前线斗争。李庭序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地下党的武装斗争和收缴枪杆子方面的突出贡献。3000多条枪杆子，在地下党的掌握、控制下，完成了配合解放的任务。
　　第四章 兴于赣边工委、赣州、石城、遂川革命活动
　　第一节 兴于赣边工委革命活动
　　1947年8月在兴国建立基层组织。1949年3月成立兴于赣边工委，负责人由兴于赣边特派员黄肃宁兼。下辖兴国、于都和赣县3个县党组织。
　　兴于赣是湘赣边工委开辟工作最早的地区。1947年8月，林穆贤就在兴国县城正义中学的学生中，发展了家在兴国江背洞乡的李克鸽、李绍秀、李克箴、陈长辉和家在赣县杰村乡的林兆祥等人入党。1948年3月，湘赣边工委派黄肃宁为特派员，随同林穆贤到兴国、于都、赣县边界一带开展工作，当时的任务是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并建立农村秘密根据地。黄肃宁同林穆贤依靠李克鸽等党员在农村走访群众以后，感到兴于赣这些老苏区，群众觉悟很高，阶级界限分明，对党衷心拥护。但由于红军北上抗日后，遭到敌人残酷镇压，思想顾虑很多。尤其敌人对老苏区统治严密，经常派有特务监视，他们对外来人员更不敢轻信。因此，工作开始，困难很大。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渐渐开展起来。正刚打开局面，林穆贤在由泰和沙村去兴国途中，经过东边峒时，被敌拘捕杀害而光荣牺牲，工作进展遭受损失。不久，敌人又在泰和进行疯狂“清剿”，兴于赣地区也受到影响，工作开展又碰上暂时困难。直到1949年 3月，湘赣边工委决定成立兴于赣边工委，派黄肃宁为特派员兼负责人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兴于赣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受到胜利形势的鼓舞，工作又在原基础上顺利开展起来。经过全体党员的艰苦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在组织建设，对敌斗争，组建武装、收缴敌人枪支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
　　一、组织建设
　　在组织建设方面，先后共发展党员51人，建立支部5个。其中兴国正义中学支部，是1947年8月，由林穆贤发展李克鸽等人入党建立的。由李克鸽任支书。兴国周迳支部是1949年3月，由于都富强支部的支书涂才龙在兴国周迳发展李日录、洪名桂等人入党建立的。由洪名桂任支书。兴国草湖支部是1949年4月，由富强支部发展兴国草湖张声正等人入党建立的。由张声正任支书。赣县杰村支部是1949年2月，由林兆祥发展林兆通等人入党建立的，由林兆祥任支书。于都富强支部是1949年2月，由范家谋发展刘绪芹、涂才龙等人入党建立的，由涂才龙任支书。此外，兴国县城光华商业职业学校由1949年4月以教师为掩护的范拯球发展学生胡潮鉴、徐永春、黄信诚、胡仪涛、刘生铭、李敷荣等6人入党，未建立支部。还有党员张声洪、王庆霭由黄肃宁单线联系。
　　在组织建设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林穆贤和范家谋两同志。林穆贤是1947年5月蔡敏等人进入江西开辟工作时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他在湘赣边工委领导下，为江西工作的开拓做出了显著成绩。1948年 5月，同黄肃宁一起工作，在泰和沙村到兴国工作的途中，路经东边峒时，遇到伪村政府的检查被捕，第二天即遭敌人杀害。他至死未暴露党员身份，为保守党的秘密，英勇牺牲。范家谋是黄肃宁1948年10月在赣县杰村乡基庄发展入党。他在兴国平川中学读过一年书，后辍学在家种田，急切要求寻找政治进步出路。入党以后，为了培养本地干部，在杨岭山根据地湘赣边工委举办的地干班学习，1948年12月学习结束，仍回家乡开展工作。1949年6月，由兴国到杨岭山根据地向湘赣边工委汇报工作后，在转回兴国途中，路经永丰县城时，遭到敌人搜查，发现他身上带有党的文件，被捕杀害。至死坚不吐实。英勇就义时，浩气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
　　二、对敌斗争
　　在开展对敌斗争方面，一是各个党支部鉴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乱抓丁、乱征税、乱派粮是群众切肤之疼，就决定发动群众开展“三抗”斗争。首先布置群众，只要一听到伪乡保派人下乡抓丁，就互通情报，外出避风，关起大门，使他们扑空。如果晚上出来抓丁，就组织三五人上山露宿，万一被抓，就组织营救。二是对于罪大恶极的伪乡保长，就坚决给以狠狠打击。当时于都富强乡副保长钟良广，心狠手毒，他借口派丁，敲诈勒索，不给他钱，就仗势抓人，有的贫苦农民被抓走了，妻子还被他奸占，有的被奸后，又卖到外县，索取钱财。弄得好几个贫苦农民家破人亡。富强乡党支部为了为民除害，就决定设计把他抓来，历数罪恶，即时处决，在当时条件还不能公审，但处决钟良广的消息，在贫苦农民中间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开，人人称快，都说地下党干得好。三是1949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在赣州竖起旗帜，招兵买马，高喊要搞“青年救国军”。兴国县城光华商业职业学校校务主任、中统特务陈昌浚，也在学校积极筹组“国民党蟠龙师子弟营”，他自任营长，妄想把全校学生编入该营当国军。他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放厥词，胡说参加“子弟营”后必可升官发财，还说只要报名，就可领到新军装1套，银元16元，一时学生思想混乱，有不少学生开始报名，党员范拯球就布置学生李敷荣、胡源鉴、徐永春、黄信诚、刘生铭、胡义涛等党员，分头在同学中展开宣传，以党的新区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告为主要内容，揭穿陈昌浚的阴谋，驳斥他的反动谬论，与中统特务陈昌浚展开一场激烈斗争。经过几天的斗争，使同学清醒过来，不愿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有的报了名，领了军装和银元，不愿再受骗上当，也退了军装和银元，声明不当什么“子弟兵”。使陈昌浚的阴谋彻底破产。
　　三、组建武装与收缴敌人枪支
　　在组建武装与收缴敌人枪支方面，经过各支部党员的积极努力，共收缴乡公所枪54支，成立武工队1个。一是兴国周迳党支部书记洪名桂和宣传委员洪泽民，同兴国樟木山伪乡公所谈判，收缴了乡公所长枪 11支，以此枪支武装了水古坑石人山的党员农民，成立了武工队，解放后银坑区政府成立，此武工队编为区中队。二是宁都桥头乡自卫连中有两名党员，在解放时该连跑到瑞金九堡，这两党员即领导该连带回长枪9支，短枪2支。三是党员范拯球领导党员刘生铭收缴兴国县大禾乡伪乡公所长枪12支。领导党员李敷荣收缴了兴国县城岗乡乡公所长枪18支。
　　第二节 赣州、石城、遂川革命活动
　　一、赣州革命活动
　　1949年2月，湘赣边工委派谢辅安为特派员到赣州开展工作，1949年3月，谢辅安通过老邻居、地方名中医李士俊介绍，打入当时刚成立的伪赣县和乐区联防办事处政治股任股员。以此合法身份作掩护进行活动，该联防办事处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所谓应变机构，辖管赣县水西、和乐、五云、沙土区、永安、长丹、蟠龙等乡，其范围相当于全县的四分之一。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过往军队提供粮草和差伕，借此大施搜括财物，鱼肉黎民，以饱私囊。办事处设政治、军事两股，军事股辖一个武装排，有警士约20人，步枪20余支，谢辅安打入办事处后，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1949年6月，和乐区联防办事处所辖的乡，有几个土豪劣绅，诬告一些农民是共产党分子，正在笔架山聚众谋反，以此敲诈迫害群众。赣县县政府命令联防办事处，率关领、永安、和乐等5个乡的乡丁，一夜之间就抓了三四十人进监狱。县政府又以第三编练司令部催办甚急为名，要办事处抓紧结案，谢辅安为了营救这些农民，便趁机向办事处主任温敬奎自荐，愿意进山下村调查，了结此案，得到温敬奎的同意，经过调查，找出真凭实据，证明：土豪劣绅所谓聚众谋反，全属诬陷，以查无证据，上报结案，全部农民释放回家，获得营救。
　　1949年7月，国民党官兵纷纷向广东南逃，联防办事处的副主任及副官等数人，亦携枪拐款逃走。办事处主任温敬奎惶恐不安，也想南逃，但因家小都在赣州，一时进退为难。在此情况下，谢辅安便做温敬奎的工作，指出温敬奎官小人微，难去台湾。伪县政府要他拉队伍到大埠一带负隅顽抗，也不是路，唯一办法，只有先把办事处撤到远离公路的通天岩，将枪支弹药保存下来，再看形势行事。温敬奎接受了他的意见，就把和乐乡政府同联防办事处一起搬到通天岩。1949年8月9日，解放军即将解放赣州，谢辅安便向温敬奎公开表明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要他看清形势，弃暗投明。把全部档案枪支弹药，妥善保管，等待解放。温敬奎完全听从谢辅安的布置，交出全部档案、将枪支弹药集中保管。 8月14日，赣州解放，谢辅安即令温敬奎携带武器、弹药、电话机、自行车及银元200元，进城向解放军投诚缴械。
　　二、石城革命活动
　　湘赣边工委为了开展石城工作，1949年2月底，派陈中乔为特派员到石城工作。陈中乔到石城后，开展了如下几项活动。
　　一是对石城县的敌人武装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陈中乔是石城人，他的许多同学和好友，多是勤奋好学的中小学教员，他回到石城，便于3月中旬，邀集思想较为进步的中小学教师黄正南、温正长、江开文、黄景震、温盛材、黄运军等人开碰头会，向他们做思想发动工作。大家一致表示愿意为石城的解放出力。为了掌握敌情，便决定分头到全县各乡了解当地反动武装的枪支分布情况，具体分工是，陈中乔去屏山、大由两乡，黄正南去横江、秋溪两乡，温盛材去丰山、高田两乡，温正长去新村、小别两乡，黄景震在县城分别进行调查，3月下旬，调查完毕，对全县国民党武装的分布情况，基本摸清，并向湘赣边工委写了书面报告，供领导参考。
　　二是积极筹划武装暴动，4月下旬，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南京已经解放的消息传到石城，伪县长黄国珍、伪自卫团团长周寿松虽感末日难保，但仍作最后垂死挣扎。陈中乔想为石城迎接解放早作准备，便决定尽快组织武装暴动，夺取石城县自卫团共200多人枪的武装。陈中乔同黄正南、温正长、赖暋、江国文、黄远军、温盛材、黄景震、温正良、温善元等人开会，具体策划武装暴动。研究了武装暴动的主攻目的，分析了武装暴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讨论解决武装暴动的枪支弹药来源等问题。开会以后，陈中乔同温盛材、黄景震还到宁化利用石城高田乡原乡长温显杨同县自卫团团长周寿松的矛盾，活动借枪等事，并取得成功，后因5月22日南昌解放，南昌与石城交通、邮路中断。未能到南昌向上级请示，故暴动计划没有实现。
　　三是为解放军送情报、作向导，1949年7月，宁都解放，伪专员黄镇中带着伪军警1000余人，退守翠微峰，妄图凭翠微峰天险，负隅顽抗。解放军为了集中兵力攻克翠微峰，宁都解放两个多月，还未向石城进军。1949年8月18日，陈中乔布置黄正南冒着生命危险，由石城前往宁都，向解放军汇报石城有关情况，除了口头汇报石城一切情况外，还呈送了详细的书面情报资料，解放军对送去的情报，感到很好。1949年9月30日，解放军兵分两路，一路进入石城县城；一路向丰山挺进。陈中乔布置丰山进步人士许德怀出来接头，把县长黄国珍、自卫团团长周寿松率领军警三四百人逃往宁化方田里的情况，报告解放军并自告奋勇带领解放军追歼逃敌。当解放军到达方田里时，县政府重要人员正在抽大烟。被解放军去的一个排，一声枪响，吓得逃敌瘫倒在地，束手待擒，300余人，全部被歼。解放军无一人伤亡。
　　四是迎接解放，动员知识青年学生参加革命。1949年7月宁都解放后，陈中乔和温正长、江开文、黄运军、赖名兰等人就写好100多张欢迎解放军标语，组织欢迎解放军。石城解放后，就及时为解放军筹集粮食，采购柴草等生活物资。陈中乔向石城县人民政府隋忠县长汇报石城地下党工作情况后，除他本人向隋县长报到及分配工作外，还介绍黄正南、温正长、温善元、温达良、江开文、赖名兰、黄运军、陈桂香、赖世太、温长宣等10多人参加革命工作，对县人民的建政起了重要作用。
　　三、遂川革命活动
　　1949年1月，湘赣边工委派陈康、肖寒为特派员到遂川开展工作。他们两人到遂川后，以遂川私立天真中学教师合法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1949年2月，发展天真中学教师刘复入党。建立了遂川县党小组，由陈康任组长，肖寒负责组织，刘复负责宣传。由于三人同在一校工作，所以特别注意既要避免使人产生异常感觉，又要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办法，是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不在一起，如吃饭都有意三人分开，一人到一桌去，不只可以避免别人生疑，还可以及时从闲谈中的片言碎语，掌握动态。又如教课，也有意分教不同班组，使全校各班都有他们三者之一任教，以保持和全校学生的联系。
　　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学校只是据点，县城只是桥梁或跳板，目的是要通过据点摸清全县敌我友情况，在县城三所中等学校师生中发展组织，再以他们为媒介到农村去生根，开展武装斗争。他们按照此一指示，首先进行了内容广泛的社会调查。如对遂川的政治、经济、交通、风土民情及各界、各阶层的敌、我、友状况，特别对遂川五虎一豹的实力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等主要情况，都作了大概的了解。同时，还对天真中学学生的家庭状况，特别注意物色家在农村山区的农民子弟的情况，加以有目的培养，为发展组织作准备。经过这些调查准备，便着手在县城三所中等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员。刘复在天真中学中发展了家在农村山区的学生黄千万入党。肖寒也在天真中学教师中发展了周维明为党员。同时，刘复也在遂川师范学校发展了教师周中平入党。正当他们在此基础大力开展工作时，湘赣边工委根据形势发展的紧迫需要，调刘复到永新加强该县工作，调肖寒回湘赣边工委机关另有安排。指示陈康转入南康农村开展工作。其余党员就地进行活动。
　　第五章 赣中游击队斗争活动
　　赣中游击队成立于1949年2月。司令员傅希前，政治委员刘大千。驻地临川、崇仁、丰城边境。
　　第一节 赣中游击队组建
　　1948年8月，湘赣边工委上海联络站负责人甘群光，为了执行湘赣边工委关于开辟赣中工作的指示，派遣由李维若介绍，经甘群光批准入党的傅希前，回到家乡江西临川一带进行地下活动。傅于1948年9月到南昌，首先和思想进步老师万希文商谈开展地下活动问题，万是当时江西省农工民主党负责人之一，对开展地下活动表示积极支持。由万介绍傅去临川，找刘景宽。又由刘介绍傅适也。刘景宽当时是临川督学，对临川和附近几个县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便利用在临川的社会影响，对长期住在临川县县城的开明人士傅肃之、傅岳等人，作了一些革命形势宣传，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借以提供掩护。又动员在临川三桥教书的教员邹谷祥和临川户籍技士马骏，在三桥进行革命活动。傅适也一直在农村任教，当时他是农村保学老师。他便利用关系，在临川县城十字街木器厂吸收唐衢云参加活动，并在罗湖、罗针，唱凯等地教过书的地方，建立据点。
　　傅希前也利用社会关系，建立据点。他首先在南昌龙王庙，以挚友吴仲荣开设的安记旅社为南昌活动据点。他回到临川，又在临川南门老汽车站嫂嫂住处，设立据点。并吸收其嫂后夫彭佑名及傅本人的亲叔傅辅能、族兄傅秉乾参加活动。同时，还吸收亲侄儿王达忠为交通员。并在上顿渡河西吸收黎家村同学黄金祥，由他发展黄可元、大路村熊年生、河西开车板店饶金生等人，参加地下活动。他还在饶金生店里挂“隆丰粮食行”招牌，以经理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
　　万希文当时任农工民主党赣东区主任委员，他在家乡临川茶山村发展弟弟万焕文等人，由万焕文建立11人的武工队，进行革命活动。还以城外孝义桥李家村寓所为地下民主活动中心点。
　　经过一千多月活动，他们的革命活动据点，由临川城镇扩建到丰城的潘桥、姜坪，宜黄的秋溪、龙溪，崇仁的吕坊、大桥，临川的高坪、三桥、六岭、展坪等乡。其秘密活动据点多达50多处。
　　1948年10月，傅希前根据地下活动发展情况，便赴南京向李维若、甘群光汇报，请示如何进一步组织力量开展工作问题。经甘群光同意，决定赣中临川一带地下活动，可以用统战性质组织形式，建立赣中人民行动委员会，把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包括民主党派部分成员及城镇工商界进步分子，联系起来，以便更广泛地开展活动。
　　傅希前由南京回到南昌，在龙王庙安记旅社与万希文、刘景宽、傅适也、吴仲荣等人商量，正式成立赣中人民行动委员会。以傅希前为主，万希文、刘景宽、傅适也、吴仲荣为委员，组成领导机构，负责领导行动委员会工作。成立时，还发表了《成立宣言》。在宣言上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早日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等内容，宣言油印后，通过邮局，广为散发。一时震动了临川及附近几县。同时，还在会上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研究了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对敌斗争策略和在农村大力开展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的“三抗”斗争问题。一些农工民主党员和民盟成员，听说有中共地下党员来临川开展活动，更加斗志昂扬。周达洪、孔锦堂、王用和、潘颖平等农工民主党员，也在临川县城，开展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49年春节前后，他们利用春节探亲访友的拜年机会，进行大好革命形势的宣传。刘景宽联系的邹谷祥、马骏、詹园池在三桥阳城村、高坪老赵村、灵应山等地，传递宣传材料。傅希前在临川上顿渡河西隆丰粮食行组织黄金祥、饶金生、熊年生、黄可元等十余名“三抗”斗争地下活动骨干，晚上学习宣传材料。傅适也等人同样在其他各地组织活动。
　　他们同时还布置秘密调查，散发调查表，记录反动党、政、军头目罪恶事实，以便根据事实，编写“三抗”斗争的传单和标语，有利进一步发动群众。对各乡公所持有的枪支数目及其动向，也进行调查，摸清敌情，便于准确打击敌人。
　　1949年春节后不久，他们便掀起了群众性的“三抗”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部队要在临川实行“一甲一兵”征兵制度。傅希前同行动委员会其他委员，商定印发反征兵传单，对伪乡保长发出严重警告。印发“告农村知识青年书”，号召他们起来斗争。群众争相阅读，从而掀起群众“三抗”斗争高潮，刘景宽也在他家温泉房坳五村召集群众连夜开会，鼓动集体抗征，白天结伙上山砍柴，晚上集伙住宿，设岗放哨，派专人打听征兵人员行动。其他村落，争相仿效。马骏在高坪老赵村，詹园池在青莲山下村，领导群众抗征斗争。并对伪临川县民众自卫总队三桥大队副大队长黄旭桂和高坪乡伪副大队长徐增保，桐源乡伪副大队长李文才等20余名伪乡保长策反，警告他们不要与群众抗征斗争对抗，为自己留条后路。此一警告，对胜利开展“三抗”斗争，起了一定作用，其中邹永生、熊洋和等人后来投向革命，拖枪参加了游击队，詹园池还在青莲山发动群众，对伪征兵班长在菜园强奸农妇的作恶行为缴了枪，并在群众愤恨下，打死了这个伪班长。
　　傅希前、刘景宽、马骏、詹园池等在农村运用各种方式，鼓动农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征兵，采取“拖”、“逃”、“抗”等办法来对付。一时临川、丰城、崇仁边境上山逃避征兵的壮丁数以千计。为建立赣中游击队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8年9月，傅希前受甘群光派遣回家乡临川一带进行活动时，曾多次与万希文等人商议组建游击武装问题，赣中人民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鉴于开展“三抗”斗争已给开展游击斗争奠定了一定群众基础，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更有迅速组建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斗争的必要。经过分析研究，他们根据当时临川社会复杂情况，决定采取利用矛盾，进行策反，分化敌人，壮大自己的方针，从无到有来建立队伍。他们首先了解到当时被伪临川自卫大队第一中队王侗仔撵走的原伪大队长傅培兰在南昌经常向马骏表示，他愿意拿出家里私藏枪支交给革命人民，为他报仇雪恨。他们便利用此一矛盾，派马骏、詹园池、吴仲荣带着傅培兰一封家信，深夜前往他家，取得长枪12支，机枪2挺，手枪1支，子弹几箱，望远镜1只，开始组建游击队伍。随后，傅希前又利用傅肃之介绍，策动玉山县伪自卫分队长，崇仁大桥人许乾仔兄弟4人逃离该分队，携长枪4支，短枪2支，投入游击队。马骏、詹园池也前往德安县策动伪自卫分队长、临川三桥人徐文才逃回临川，带12名枪兵投入游击队。吴仲荣也活动伪保安预备旅驻临川留守处主任、他的表弟曾永祥秘密提供一些武器弹药。这时，他们组建的游击队，已成为具有30多人枪规模的武装队伍。
　　1949年2月，傅希前又赴南京，向当时的湘赣边工委驻京、沪、杭办事处主任甘群光、副主任李维若汇报赣中人民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经过各方努力，组建游击队伍情况。经甘群光、李维若研究决定，正式建立赣中游击队。并请示湘赣边工委，指派了刘大千担任政治委员。由刘大千负责赣中游击队的建党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从此，赣中游击队便成为湘赣边工委直接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在赣中临川、崇仁、丰城边境展开游击斗争。
　　第二节 赣中游击队活动
　　1949年3月，刘大千来赣中游击队担任政治委员后，根据傅希前的汇报，对游击队人员、枪支弹药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与傅希前商量，对游击队组建及人事安排，作了一些必要调整。当时，游击队建有两个分队，由刘大千代表湘赣边工委正式任命徐文才为第一分队长，詹园池为副队长，任命许乾仔为第二分队长，吴仲荣为副队长。各分队下有正、副班长各三名，副班长管政治思想和学习。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武装斗争队伍的不断壮大。随后又增建第三分队和第四分队，任命徐子文为第三分队长，马骏为副队长，徐皓为第四分队长，许胜辉为副队长，并将原徐文才第一分队和许乾仔第二分队分别扩建为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1949年5月，队伍发展到近300人枪。经湘赣边工委同意，将原来的赣中游击队本部正式改建为司令部，由傅希前任司令员，刘大千仍为政治委员。司令部设政治、组织、宣传、参谋、联络、供给等处。由万希文负责政治，傅适也负责组织，刘景宽、邹谷祥负责宣传，马骏、黄金祥负责联络，黄坤山负责参谋，饶金生、熊年生负责后勤，刘大千在抓队伍政治思想教育中，着重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风纪律教育，傅希前还教队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为了对部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活跃文艺生活，还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经过政治思想教育，对部队建设收到很好成效。使这支队伍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从未有过违犯纪律的事发生，被老百姓称为“土八路”。
　　赣中游击队初期活动在临川、崇仁、丰城三县边境的潘桥乡山区。曾在临川的三桥、高坪等乡山区，打击民愤最大的伪乡保长王水仔等人的伪乡公所。并配合群众“三抗”斗争，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斗争活动。因而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远。
　　由于游击队干部和战士，多是本乡本地人，地形熟，人缘好。他们斗争行动灵活多变，时而由崇仁罗山突击临川的温泉、展坪，时而由临川的里外茅坑突击崇仁的白鹭、孙坊、大桥。敌人难以摸清队伍的去向。他们每次突击，或多或少都有所获。可谓每战必胜，敌人十分恐慌。有一次，许乾仔分队派三名突击队员，深夜偷袭伪崇仁县政府警卫班，一枪未响，夺取该警卫班11支长枪。次日，崇仁县全城戒严，从此，午后即令禁市，伪县长不敢出门开会。影响临川县一些伪乡公所也不敢住人。伪乡镇人员在此惶惶不安的情况下，有的伪乡镇人员，便暗中投靠游击队，求得保护。先后有三桥乡伪警卫干事兼民众自卫队副大队长黄旭桂、高坪乡徐保增、赵平行向马骏联系，暗中交枪。伪临川自卫第一中队第三分队的班长黄元桂，也交了枪。又一次，临川伪自卫队一个排在过西津港时，被游击队侦察班长范仲华一个班，出其不意的伏击，大部分丢枪逃命，他们出城不到15华里就被击溃，吓得敌人惊恐不已，传说山里有上千“土共”。丰城县伪自卫中队也被吓得走出县城30华里，就龟缩不前。临川、崇仁两县伪自卫队，更是被游击队声势威慑，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赣中游击队纪律严格，到处得到群众拥护和帮助，不但民主党派、知识界支援他们，就是工商界和社会上层开明人士，也积极支援。如傅肃之、吕绍谦、傅岳、黄章甫等知名人士，都曾自动献钱献粮，支持队伍。
　　刘大干在做好赣中游击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还在建党工作上级经过一段时间考查，根据政治表现和在工作中作出的贡献，吸收了万希文、刘景宽两人入党。
　　第三节 配合解放临川
　　刘大千任赣中游击队政治委员后，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就很注意统战工作，对临川上层知名人士傅再希、王用中等人，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工商政策。通过他们起到了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1949年4月，赣中游击队及时翻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到处邮寄张贴。1949年5月，得悉人民解放军正向临川进军，为了配合解放，刘大千一面发动地下工作人员，特别动员各民主党派，整夜在县城所有通街大道，张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一面与司令员傅希前一起，把分散在临川、崇仁、丰城边境的队伍，全部调集到临川县城附近，阻击逃窜的国民党反动派。当时伪县自卫第一中队长王侗仔部，被游击队阻击溃散，伪县自卫第二中队长罗振中部，被阻在北门城外听候处理。当游击队接应二野先遣部队解放临川县城时，人民解放军部队只在文昌桥头鸣放几枪，就胜利入城。在进城时，还得到刘大千等人组织各界进步人士与各民主党派成员的列队欢迎。1949年5月9日赣中游击队与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游击队的宣传队由袁仁忠领队，迎接解放军，载歌载舞。
　　赣中游击队会师以后，刘大千、傅希前、万希文三人及时向二野先遣大队政委荆克洲、政治部主任袁子才汇报湘赣边工委领导的赣中游击队情况。当时抚州市已经宣布成立，经过荆克洲、袁子才研究，决定将赣中游击队改为抚州市公安中队，正式任命傅希前为中队长，由抚州市公安局局长刘迅领导。原赣中游击队政委刘大千，参加抚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赣中游击队改编为抚州市公安中队后，经上级指示，主要执行下列任务：(一)负责维持抚州市内各公共场所治安秩序，特别注意社会动态；(二)向抚州市军管会提供敌情报告，原赣中游击队侦察班保存编制，负责提供有关残余敌人情报，并侦察和动员潜伏在城乡的伪军、政人员，向军管会自首交枪；(三)向临川县人民政府书面汇报解放前夕临川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各方面情况，协助接管工作； (四)在军管会统一布置下，完成了在反动派逃窜前，流失在城乡的枪支弹药的收缴工作；(五)进行部队内部整顿，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执行上述任务过程中，屡受二野第二先遣大队政治部主任袁子才代表抚州市军管会的表扬。
　　1949年7月，四野在抚州接防，抚州市公安中队改为抚州军分区临川县大队，傅希前由抚州军分区任命为该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一连连长。并即接受剿匪的新任务。
　　第六章 赣东工委革命活动
　　赣东工委是1948年8月在广丰建立党的组织。1949年1月成立湘赣边工委直属赣东组织，负责赣东活动。1949年4月，为了统一与加强赣东各县的领导，又决定成立赣东工委，下辖广丰、上饶、横峰、弋阳、铅山五县党组织和玉山县工委。直属赣东组织负责人熊荒陵。赣东工委书记俞百巍，副书记熊荒陵。
　　第一节 组织建设
　　1948年8月，湘赣边工委派上海联络站负责人甘群光开始在赣东发展党的组织。早在1947年，赣东广丰进步青年学生俞百巍到香港达德学院学习，接受党的教育。根据该院工作的周钢鸣等同志布置，于 1948年5月由香港返回赣东广丰，以抗日初期入党、因组织遭受破坏而失去联系的俞浴云、吴大机、汤之驹等人为骨干，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在广丰成立革命进步组织信江解放社，由俞百巍为总干事。规定社的宗旨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和全中国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先后入社的进步青年有30多人。为赣东工委的建党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 1948年8月，俞百巍在南京通过达德学院同学杨辉的关系，与甘群光取得了联系，由甘群光和蔡敏介绍，吸收俞百巍入党。1948年10月，湘赣边工委为了开辟赣东工作，由甘群光和俞百巍在南京发展李如文、在上海发展汤之驹入党。随后，甘群光同俞百巍一道到广丰，发展俞其炎、祝怀才、吴大机、俞祥春、俞浴云等人入党。成立广丰城关临时支部，由俞其炎任支书，吴大机为组织委员，俞浴云为宣传委员，祝怀才、俞祥春为支委。支部成立以后，根据湘赣边工委决定，俞百巍调到南昌任南昌特派员，广丰地区由城关临时支部领导，开展工作。
　　1949年1月，湘赣边工委为了进一步开展赣东地区的工作，决定派熊荒陵担任湘赣边工委直属赣东组织负责人，以广丰为中心开展赣东党组织的活动。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方向以广丰为基地，沿着武夷山区向赣南伸延，使赣东和当时湘赣边工委主力所在的赣南，沿着武夷山区连成一片，开展游击战争；在广丰、玉山、上饶、横峰、铅山、弋阳等县利用条件，尽快从城市转向农村山区，建立隐蔽根据地，以便就地训练赣东干部和开展游击斗争；积极搞枪支弹药(主要是短枪)支援赣南武装斗争的开展，但也要作好本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筹集经费，以支援赣南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熊到广丰后，由汤之驹通过汤日新、汤又新的社会关系，安排在大南乡樟坞期远小学以教员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并由汤之驹负责掩护熊开展活动。具体任务是，熊外出工作时，由汤代课；刻印党的各种文件；负责交通联络；利用关系发展党员。1949年2月初，熊布置城关临时支部书记俞其炎召开支委会，研究开展工作问题。首先由熊传达湘赣边工委指示，然后结合当地实际，对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建设掩蔽根据地、培训干部、筹集经费、加强统战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决定当前首要任务是尽快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开展各项工作。提出发展党的原则是尽快由本县过渡到外县，由城市过渡到农村，由知识分子过渡到农民和工人，使党的组织迅速展开。根据这些原则，还作了一系列具体布置。决定尽快发展周初书入党，安排他到铅山鹅湖农专复学，从农专的同学中发展党组织。发展俞玉昆入党，并通过社会关系，在广丰山区买个伪乡长来当，由俞玉昆任乡长，以便控制乡丁武装和建立掩蔽根据地，积极准备训干和开展武装斗争。在广丰三岩中学发展俞玉瑾入党，布置他在该校同学中发展党员。在广丰县立中学发展周明祥入党，以便在师生中发展党员。决定俞其炎以他教书的吴村小学为点，在教师和农民中发展党组织。随后，熊又根据湘赣边工委《一二、五决定》的指示精神，结合赣东地区实际，起草了关于贯彻湘赣边工委决定的意见，由汤之驹刻印，发给党员具体执行。经过努力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开展。到1949年5月解放，广丰县共有党员80人，团员5人。
　　玉山党组织的建设，是1949年1月，由俞百巍、汤之驹介绍欧阳翰入党。1949年2月，成立党小组。由欧阳翰任组长。该小组发展了周渭贤、舒文善、胡长培、刘汝扬、张德润、欧阳德等人入党。1949年4月，经湘赣边工委批准，成立了玉山县工委，由欧阳翰任书记。到1949年5月解放，共有党员7人，团员1人。
　　上饶、横峰两县党组织，除由周初书在鹅湖农专同学中发展了家在上饶的周中衡、王树兴、陈树琳和家在横峰的项仁山外，绝大部分党员都是由南昌特委书记俞百巍发展的。俞在南昌特委期间，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原先由他在上饶、横峰两县发展的党组织，包括单线发展的徐远举、徐远略、姚柏森等党员，仍由他负责领导。当时横峰县的党组织有霞坊党支部，先由李如文任支书，后李调南昌特委工作，由方正代理支书。支部委员有钱周贤、方正、钱瑞生、钱雨。港边支部，由林观嵩任支书。支委有徐元凯、黎立兴。上饶及横峰少数党员为单线联系。到1949年5月解放，横峰县有党员51人，团员1人。上饶县有党员13人。
　　此外，铅山和弋阳，也由广丰、横峰两县党组织发展有党员。铅山县还成立了鹅湖农专党小组，由周初书任组长。
　　1949年4月上旬，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湘赣边工委为了使赣东工作适应革命斗争紧迫需要，决定将湘赣边工委直属赣东组织领导的广丰、玉山、铅山、弋阳等县党组织，同原由南昌特委领导的横峰、上饶等县党组织合并，成立赣东工作委员会(简称赣东工委)，由俞百巍任书记、熊荒陵任副书记。以加强赣东工作的领导。
　　正当赣东工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紧迫需要，俞、熊两人到横峰港边、霞坊听取支部汇报，观察在横峰建立掩蔽游击根据地的山势地形，经上饶回广丰，准备进一步大力展开赣东地区工作，以便配合解放时，收到湘赣边工委派杨森(杨亚平)送来蔡敏的信，说解放军进军神速，赣东可能先解放，交代与解放军会合时接关系的暗号等等。不几天，解放大军就于1949年5月4日胜利解放广丰、玉山，上饶、横峰等县，赣东工委工作即配合解放军转入接管。
　　第二节 武装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是赣东工委经过充分思想发动和周密组织准备建立起来的。早在信江解放社成立时，就曾讨论筹建武装队伍问题。1948年10月广丰城关临时支部成立后，就正式开始着手筹建的工作。具体布置俞其炎控制吴村乡公所武装，俞祥春做旧保安团营长、洋口五乡镇联防队长王其雨的策反工作，汤之驹控制大南乡公所武装，赵瑞家回家乡桐象坂王家村一带进行筹备武装活动。1949年1月，湘赣边工委派熊荒陵来赣东工作时，就根据湘赣边工委的战略部署，提出的要积极搞枪支弹药支援赣南武装斗争，也要作好本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准备的要求，随着党组织建设迅速开展，直属赣东组织在2月间又对筹建武装作了一系列具体布置，并收到了成果。一是城关临时支部筹集经费，通过社会关系，买到了广丰边远山区鳖峰乡伪乡长职位，派俞玉昆任该乡乡长，一面掌握乡公所武装，一面在山区建立掩蔽根据地。俞出任乡长后，支部又派党员叶善成任乡民政干事，协助俞工作。随即发展了该乡思想进步、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知识青年王应元入党，并担任了乡警卫干事。同时，还发展了乡中心小学教师王友春入党，仍以教书为掩护，协助工作。经过这一周密部署，这个靠近福建边境的山区乡的政权与武装，完全为我党所掌握。二是汤之驹同当时在五都培英中学教书的党员陈茂城，发展该校教务主任韩金汉入党。并决定由韩通过社会关系，担任五都商民自卫队指导员，掌握商民自卫队的25支枪和十三保的13支枪。三是俞其炎以吴村乡中心小学校长为职业掩护，进行筹建武装活动。俞根据布置，发展了纪祀禄、傅水仙、官金泉、詹名新、饶绍贤等人入党。并组织这些党员在中心小学办起一个有30名农民学习的夜校班，宜传革命道理，为武装建设作好基本力量准备。四是布置周明祥通过士绅潘警吾向伪县军事科长潘徐行推荐，由党员王渊源担任吴村乡乡队副，掌握该乡武装。
　　1949年3月，城关临时支部鉴于武装队伍的筹备已有一定基础，便在广丰县城萃始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支部委员为核心，吸收周明祥、俞庆铨参加，组成暴动委员会。经熊荒陵向湘赣边工委汇报后，由湘赣边工委正式确定所建武装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并按广丰城关临时支部提名，任命俞祥春(化名雷雨)任支队司令员，俞其炎(化名江浩)任政委。信江支队成立。并启用木质篆刻“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关防及雷雨、江浩两个行书签名章。
　　4月上旬，城关临时支部决定派周明祥、祝受尧以老同学的情谊，争取了进步人士、珠岭乡乡长余文椿投向革命。4月16日傍晚，余文椿接到信江支队司令部暴动命令，立即打响了第一枪，连夜挑选精干人枪30余支，拆下了乡公所电话机，带着油印机，整理好行装与武装，正式举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的革命旗帜，从此，信江支队便公开对敌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并立即派潘贤煜到县城名医、党员叶凌华家，取来捐赠的急救药品等物，准备战斗。4月18日凌晨，祝受尧协助余文椿，说服乡队副杨梅生率领乡自卫队起义，到五都大石山埋伏，缴获过路的柱石乡公所步枪18支，子弹200余发。随即乘胜向杉溪进军。途中又缴获了杉溪乡公所步枪18支。4月19日，先后收缴了周义坞地主私枪7支，余波温地主私枪5支。并派吴邦猷去紫湖乡收缴了地霸私枪7支。信江支队即将这支人枪队伍编为第一大队。
　　信江支队第一大队成立后，由余文椿派出90余人枪，分组前往玉田、杉溪、五都等交通路口伏击国民党过境部队，经过先后三次伏击，共缴获步枪50余支、卡宾枪、冲锋枪各1支，手榴弹50余枚，步枪子弹 1500余发。从此，军威大震，国民党过境军队互传信息，确认这一带是“共军”游击区，不敢滞留扰民。有的甚至退缩不敢向前。
　　与此同时，祝怀才、赵瑞家、俞浴云、吴大机、周明祥等在沙田乡和桐坂乡策动乡保武装80余人枪起义，编为信江支队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4月23日，王渊源率领武装向群众公开宣布起义，编入信江支队，有步枪15支，手枪2支，每个战士配备子弹100发，手榴弹2枚。这支武装后来扩充为信江支队第四大队。
　　鳌峰乡的武装在俞玉昆、叶善成、王应元、王友春率领下，由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实现了枪换肩，举行暴动起义。当晚前往桐坂乡王家村集中，编为信江支队直属中队。
　　当信江支队的大队人马路过五都镇时，韩金汉、杨贞良、陈茂城等立即率领商民自卫队及十三保自卫队共40多人枪公开起义，编入信江支队。
　　此外，还包括汤日新、汤又新、汤之驹所控制掌握的大南乡保民间武装60余人枪。
　　与此同时，徐扬、王焕章、徐日海、刘斯徐还带去收音机搞信江支队油印快报。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正式成为一支拥有400多人，300多支枪的革命武装。按照湘赣边工委批准的建制，组成为一支正规的游击武装队伍。除由湘赣边工委派令雷雨(俞祥春化名)为司令员，江浩(俞其炎化名)为政委，还由信江支队司令部正式任命余文椿为第一大队队长，俞庆铨为政委。吴邦猷为第一大队一中队队长，祝受尧为指导员。周锦达为第一大队二中队队长，余璧成为指导员。郑信吾为第二大队队长，赵瑞家为政委。赵伯安为第三大队队长，赵瑞家兼政委。俞玉昆、王友春为直属中队正、副队长，王应元为政委。俞浴云、周明祥为政治部政宣工作负责人。
　　此后，信江支队对反动派部队和伪乡保地方武装，做了大量的分化瓦解和策反工作，收编了一些部队。如派党员王鹄翔打入毛鹤翔率领的保安团任特务排排长，对营长兼洋口五乡镇联防队队长王其雨秘密进行策反工作，使王其雨担任了信江支队中队长，携来优良装备快慢机驳壳枪、卡宾枪百余支。党员张志学通过社会关系，争取驻二十三都的伪自卫队第四中队长段思坚率部起义。祝怀才领导党员刘生祥以老同学关系，对伪警察局行政科长俞伟林和一等巡官揭汉英、班长刘兔进行工作，率领了32人枪起义投诚。
　　在此期间，信江支队除主动出击，大力收缴敌伪地方武装外，还一面通过社会关系，做广丰行动队长傅金森的策反工作，要他弃暗投明，保持中立，等待解放。一面还将策反起义和收缴来的枪支，支援闽北独立团。如独立团进到十六都时，信江支队主动将策反起义的广丰民众自卫队四中队160人枪交他们接受。该团路过抱圩亭时，信江支队又转交给他们一支300人枪的武装。当解放军先遣部队临近广丰时，信江支队主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协同广丰民主统战人士组织的治安委员会，和平解放了广丰县城，俞祥春与王鹄翔率部途经洋口镇新民乡时，见土匪抢劫群众，包围村寨行凶，俞祥春命王鹄翔率部迂回包围匪众，缴获步枪18支，并将匪徒押送城里交人民政府处理。
　　广丰解放以后，进驻广丰城内的五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田平请示上级，经五兵团十七军决定，调信江支队所属各大队武装，集中广丰城郊三岩中学，由五十一师田平主任负责会师整编。信江支队共清点上交 300余人枪。办理移交手续后，重新发给较好的枪支100余支，授枪给批准留队的服役人员。这100多人枪的革命武装又奉命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丰游击队，五十一师政治部任命俞祥春为广丰游击队队长，周明祥为指导员。全队统一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丰游击队》的布质新符号。其余人员有的自愿回家生产，有的安排转入地方工作。整编后，广丰游击队负责城防警卫。后来广丰游击队又奉命调上饶军分区编为警卫连，分区任命俞祥春为连长。
　　信江支队这支由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群众中公开番号后，坚持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人，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广丰。特别坚持党的建军原则，在解放前后维持了广丰城乡社会秩序，保护了国家财产、物资、档案和武器；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防止了国民党溃军和土匪的破坏、掠夺，收缴了各种反动武装的枪支弹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原信江支队安排回家生产的战士和转入地方工作的同志，在征粮支前、剿匪和政权建设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在剿匪斗争中，原信江支队战士赵清廉、赵清兴、赵清师英勇牺牲，为政权建设付出了生命。
　　此外，汤之驹在枧底乡发展王祥生、王惟燮等12个进步青年农民入党后，成立党小组。在临近广丰解放时，他们收缴了枧溪、少阳、霞坊、鹤山、洋口等乡镇的自卫武装共72支枪。
　　横峰党员还带领群众用鸟枪、手榴弹等武器，收缴了国民党流串的散兵游勇步枪、机枪、卡宾枪等枪支、组成了人民武装。解放后，正式编为横峰县大队。
　　陈茂城得到熊荒陵同意，与在上饶小学任教的老同学陈才进行联系，同陈才一起做他父亲、上饶伪专署保安副司令陈民杰策反工作，使陈民杰在上饶解放时阵前起义。
　　第三节 统战工作与配合解放
　　赣东工委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直是很重视的。当时的统战，主要是做广丰上层人物汤日新和俞应麓等人的工作。经过统战，对赣东工作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汤日新在大革命时期，曾当过邓演达办公室秘书。后调中山舰李之龙部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奉命到武汉与恽代英接关系，因未接上而失掉联系。后经他的老师邵力子推荐，曾在浙江绍兴、黄岩、乐清等县任县长。他脱党以后，虽从政多年，但一直与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保持联系，热心社会公益，倾向进步，支持革命。熊荒陵到赣东工作，就是通过他的关系才取得期远小学教师职务为掩护的。
　　俞应麓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是当时南昌革命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时在南昌起义。后曾在孙中山总统府任高参，授衔陆军上将。代理过江西督军。讨袁战争时期，曾同李烈钧在云南参加讨袁。北伐战争时期，同李烈钧一起参加北伐。宁汉分裂后，他回到家乡兴办实业。抗日战争时期，热心团结抗日。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认为蒋介石政治腐败，必然失败，共产党深得人心，必然胜利，愿意心向共产党，并对广丰地下党活动，经常利用他的社会威望，给予掩护和支持。
　　早在1948年10月，甘群光到广丰同俞百巍一道开展工作后，就曾将汤日新、俞应麓的情况向湘赣边工委汇报，经蔡敏同意作为民主统战对象看待。1949年1月，熊荒陵到赣东工作时，蔡敏也布置对汤日新、俞应麓多做民主统战工作。熊来广丰以后，按照党的统战政策，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争取他们对革命热情支持和帮助。经过工作，汤日新为了帮助解决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困难，除他了本人先后捐助银洋200多元外，还邀请俞应麓和祝共济到他家作客，想以俞出些钱作资本，以祝在广丰县南山上一片大竹林作原料，办一个大纸厂，作为解决经费困难的长远之计。事后，汤日新又想到办纸厂虽已得到他两人同意，但要开办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远水不解近渴。便决定一面着手办纸厂，一面利用他和俞应麓在广丰上层的社会地位，采取旧社会“请会”的办法，筹集一笔大额现款，支持党解决经费困难，后因赣东很快解放，这两项事情虽没来得及办成，但对党的热情支持都是可贵的。
　　1949年4月底，赣东临近解放，广丰县城也在人心惶惶。熊荒陵当时即向汤日新和俞应麓提出，以俞应麓辛亥革命元老的社会威望，由汤日新协助，出面组织治安性质的组织，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县城不受破坏，迎接解放。俞应麓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同汤日新一道去县政府，要县长李尊邕邀集县参议长、县党部书记长、县保警大队副大队长等人开会，成立了广丰县治安委员会，由俞应麓任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俞应麓即以主任委员名义，明确规定各单位人员不许外逃，武器、物资、档案、不准私藏、分散和破坏，安心等待解放。由于俞应麓和汤日新的大力工作，与信江支队的配合，为和平解放广丰县城作出了贡献。负责解放广丰县城的五十一师进城以后，广丰县城的县长、县参议长、县党部书记长、县保警大队副大队长均在县城，听候处理。各单位的武器、物资、档案，也都得以完整保存，顺利接管。全城人心安定，社会秩序井然，商店正常营业。五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田平当时向赣东工委负责人说，这是他们过江以来解放的城市中最为完整无缺的城市。
　　解放以后，县人民政府为了支援前线军需粮物，成立县支前委员会。县委书记张军直和县长梁子庠根据赣东工委负责人建议，仍以俞应麓作为民主统战对象看待，由俞应麓为广丰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委员。俞应麓接受此任务后，又和汤日新一起，以他们多年从政的政治经验，和对县的粮库存粮的了解，经过他们的积极工作，胜利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得到人民政府的好评。湘赣边工委根据汤日新的表现和他自己的申请，经熊荒陵介绍，得到湘赣边工委的批准，还在广丰解放前夕被重新吸收入党。
　　第四节 配合接管
　　1949年5月4日，解放军解放了赣东广丰、玉山、上饶、横峰、铅山等县，赣东工委与解放军正式会师。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来到上饶，指示赣东工委书记俞百巍、副书记熊荒陵，把赣东工委的全部党组织向赣东北区党委移交。由于广丰、玉山、上饶、横峰，铅山等县属赣东北区党委上饶地委领导，赣东北区党委决定除少数党员调区党委直属机关及单位工作外，其余党员全部向上饶地委就地移交。然后在上饶地委及各县委领导下配合南下干部做好接管工作。俞百巍、熊荒陵按照曾镜冰的指示和赣东北区党委的决定，便将赣东工委的全部党员关系进行移交。这些党员移交以后，在上饶地委和各县县委的领导下，同南下干部一起搞好团结，配合接管，做出了成绩。受到了当时华东局的通报表扬，并将此表扬通报刊登华东局印发的《党的工作》刊物上。
　　赣东工委全体党员和团员，在一系列新区接管工作中，除了信江支队按照党的指示，衷心接受整编并担任新任务外，其他党员在全心全意做好承担的工作中，最为突出的有如下几项事情。
　　一是在上饶地委及各县党委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政权建设工作。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不多，政权建设很缺干部。不少原赣东工委党员，都安排在地、县党政机关，充当有力干部，承担重任。特别是广丰、横峰两县，由于党员较多，为区、乡基层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广丰县的部分区、乡的区长、镇长、乡长，都是由原赣东工委党员担任。如党员俞玉昆、俞其炎、俞玉瑾、王应元、刘斯徐、叶善成、詹明新、王祥生等人，都曾在解放初期担任过广丰城关镇、洋口镇等镇长及区、乡的区长和乡长。
　　二是广丰和横峰的一部分原赣东工委党员，在上饶地委办的广丰干校和铅山干校培训干部工作中，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丰、横峰两县的原赣东工委知识青年党员较多，又是本地人，与本地知识青年有一定的密切关系，无论动员知识青年参加干校学习或对他们培训时进行教育管理，都有其特别的有利条件。上饶地委开办这两所干校时，就抽调了大批原赣东工委的知识青年党员吴山、黎立兴、黄子德等人，到两所干校担任教务主任、中队长、中队指导员及校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增强党和干校学员的联系，有利于教育培训的开展，这些党员也确实未辜负党对他们的信任，工作做得很出色。
　　三是中央决定原赣东北区党委组成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西进贵州。原赣东北区党委书记徐运北征得湘赣边工委书记蔡敏同意，抽调了原赣东工委党员49人，同南下干部一起，带领了300多名新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胜利进入贵州，为接管和建设贵州作出了贡献。
　　第七章 南昌特委、南昌小组、上高支部、曹伟民支部革命活动
　　第一节 南昌特委革命活动
　　1948年10月，湘赣边工委派俞百巍为南昌特派员，筹建南昌特委。1949年3月，湘赣边工委决定南昌特委正式成立，俞百巍任特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周慧吉任宣传委员，俞玉昌任青年委员，随后又增补曹伟民为委员。1949年4月中旬，俞百巍调赣东工委工作，由湘赣边工委书记蔡敏兼特委书记。
　　湘赣边工委决定筹建南昌特委时，根据工作紧急需要交给南昌特委的重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在南昌市内迅速建立两个秘密交通站，要有独立使用的住房，便于掩护经南昌过往的干部临时住宿。二是迅速建立浙赣铁路沿线地下交通网点，首先是保证从上饶到南昌的秘密运输畅通安全，这是因为当时湘赣边工委领导中心设在吉水、永丰两县之间杨岭山根据地，下属江西各地组织如赣东、赣中和赣南均在进行筹建武装队伍，上下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非常紧迫。同湘赣边工委和上海联络站之间的联系，也要加强。这就必须迅速完成上述紧急任务，才能适应湘赣边工委输送干部、经费、文件、情报和武装弹药的需要。如有一个环节失误，就会造成整个工作的损失。
　　一、南昌地下交通站
　　俞百巍接受此任务后，一面以他在民锋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的公开社会活动身份为掩护，在南昌进行活动。一面通过他父亲以辛亥革命元老的社会威望，介绍他在南昌与上层民主人士、省参议长、辛亥革命故交彭程万及欧阳武为掩护，寄宿或出入于他们的公馆，以免南昌国民党特工人员注意。开始是以江西省公路局电台台长、他的堂兄俞嘉宣处为落脚点，着手进行工作。随即通过他的堂妹俞新蕖的关系，认识了思想倾向进步、在临川女中任教的教师李彩媛。由于李的家庭世居南昌，母亲聂紫瑶在三眼井私宅设“民众产院”，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当时，在南昌租赁民房必须有殷实的铺保，李彩媛和她的母亲支持革命，甘担风险，由李彩媛出面担保，为党租赁房屋，解决了迅速建立三眼井地下交通站的困难。由周慧吉以经商为名，常驻这个交通站担任站长。后来，南昌特委的机关也设在这里。社会上有什么动向，通过李家随时可以得到消息，比如何时检查户口，何时戒严。时间一长，交通站经常有陌生人来住一两晚，如引起周围的疑问，李家则可向房东作解释为现今做生意总是社交多的，房东感到有民众产院作铺保，也就未加深问。
　　另一处地下交通站是座落在民德路状元桥小学附近的香烟店，是新建的一楼一底店铺，通过隐蔽在合作金库当小职员的党员黎毅出面租来的，调来横峰县霞坊党支部书记李如文当香烟店老板，负责该店工作。该店离伪宪兵司令部之类的单位很近，反而使敌特机关对它没有在意。
　　南昌特委直接掌握的南昌市这两个交通站，从建立到解放，先后接待和掩蔽来往交通人员、干部约50多人次，加强了湘赣边工委和赣东各直属党组织之间，和上海联络站、京沪杭办事处之间的联系，保证及时运送了人员、文件、情报、经费和枪支弹药。如甘群光由上海向赣南山区输送的经费，汤之驹由广丰输送给湘赣边工委大批银元、金饰，俞玉昌装在饼干箱里交给周慧吉转送去赣南的左轮短枪及弹药等等。俞百巍利用他堂兄俞嘉宣省公路局电台设备秘密收听记录的新华社电讯，和通过彭程万的关系，从伪保安司令黄新富处了解的敌情动态，都由周慧吉连夜复写交湘赣边工委参阅。湘赣边工委的抄件和印发的各种文件，如“七大”党章、《新党员须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等，也由南昌特委及时运送下达各地党组织，南昌特委，包括地下交通站、交通店的一切开支，均不向组织伸手要钱，全由所属党员自行设法解决。周慧吉以经商为名实际上是说服了家庭老辈变卖了他祖遗的田产来作党的活动开支。李彩媛入党后，她曾一次交纳党费16块银元，给交通站付租房之用。徐毅、李如文为租赁香烟店及进货，均捐献了金饰。
　　二、浙赣铁路沿线地下交通站
　　湘赣边工委交给南昌特委迅速建立浙赣铁路线地下交通网点的任务，是通过南昌特委在赣东上饶、玉山、横峰、弋阳等县发展党员及建立党组织的基础上设置起来的。1949年2月，赣东横峰县已建有两个支部，一是霞坊支部，一是港边支部。同时，还在上饶北乡建有党小组。并在上饶发展了党员汪大洋、夏德安。南昌特委就通过这些党组织及党员，把浙赣铁路沿线的上饶、玉山、横峰、弋阳等县的地下交通网点迅速建立起来的。
　　南昌特委在建立这一沿线交通网点时，考虑到京沪杭办事处与湘赣边工委的联系，为了安全，有时要在上饶转手。赣东各县与湘赣边工委的联系，也须经过上饶这个枢纽站。这就决定了建立上饶交通站的重要性。但又不能完全依靠上饶，还应建立沿途的交通点。并迅速加强市的交通站工作，以便联点成线，交叉成网。这种地下交通站、点的主要条件，不是要求环境偏僻，而是要上下火车方便，陌生人临时住宿不易引起注意，还要在发生意外变化时。有转移、隐蔽的社会掩护。
　　林观嵩家住上饶市北门村15号，是个大家庭，房舍比较宽敞，平时各方面社会人士来往较多，来个陌生人住宿，周围人家并不在意。上海、广丰、南昌、横峰等地来往的党员，都在这个交通点住过，也开过会。汪大洋的父亲开设的信江旅社，是以祖遗居屋和亲朋为基础筹建的小客栈，更是方便的地下交通点，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如京沪杭办事处主任甘群光等先后都在该旅社住过。有时以亲友名义住宿，可以不作为旅客登记，军警来查旅客时，也无从查起。林观嵩曾把党员缪子良交给组织的两支短枪和一批子弹秘密存放在该交通点，才设法运送到横峰山区的。还有第一示范中心小学以教师为掩护的夏德安，也以该小学为交通点，临时掩蔽来往人员。如果市内发生突变，一时被戒严封锁，清查户口，上述各交通点的人员，可以随时转移到北乡黄塘和郑家坊一带长期隐蔽。那里党小组方德寿、徐克义等当地同志，都有深厚的社会关系，可以掩蔽。
　　浙赣铁路向南昌方向运行第一县城是横峰。该县霞坊党支部委员钱周贤，以中学教师身份掩护，也在那里设有一个交通点。横峰县城很小，外来人员停留易被注意，因此必要时可转移去霞坊支部所在地，也可以转移到港边支部所在地。由横峰再过去是弋阳县，发展了两个党员张士林和杨思贤，安置在旧县府以小职员身份为掩护，也在此设有一个交通点。由上饶向浙江方向去的第一站是玉山，也以党员欧阳翰教书的县立中学为掩护设有一个点。湘赣边工委直属赣东组织负责人熊荒陵，多次由广丰到南昌向湘赣边工委汇报请示，都是在玉山上下车，以此交通点掩护接送。
　　上述大批地下交通站和交通点之间，严格按照《秘密工作守则》规定，相互之间没有发生横的联系，不许打听规定的任务之外的党务情况。每次接头均以事先约定的化名暗号接送联系。
　　当时在南昌特委领导下从事地下交通网点工作的党员有李如文、周慧吉、曹伟民、潘维琦、俞玉昌、李彩媛、徐毅、许忠渭等人。这些交通网站及其人员为掩护湘赣边工委来往干部、保持湘赣边工委和各地联络的畅通等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节 南昌小组革命活动
　　湘赣边工委直属南昌小组是1949年2月建立的，由吴怀书、朱立亚、赵则平、李超四人组成。吴怀书任组长。
　　一、以《自由报》为宣传阵地
　　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以南昌《自由报》为阵地，广泛联系和团结文化、教育界有影响的人士，争取他们为党做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从小组成立到解放，小组成员除为湘赣边工委转送从外省、外地寄来的信件，对南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物的情况和表现，进行了解研究，写成材料供领导参考外，还与江西民盟负责人漆裕元直接联系，商议配合工作，在迎接和配合解放的斗争中起到较好的作用。同时，还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教育活动。曾利用南昌青年会作为场所，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动员豫章中学、葆灵女中20名左右青年参加学习，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政策以及当时形势。组织他们阅读进步书刊，秘密印发和传阅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举行讨论，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走革命道路。
　　党小组主要成员的公开工作，是在南昌《自由报》社担任编辑。实际上对报纸的出版起着主导作用。运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检查作斗争。对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在刊出的方式、标题运用或在字句上，稍加修改，向人民传播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喜讯。把从各方面得到的新闻，或根据进步报刊的文章，改写成评论或短篇杂文、杂谈，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吴怀书以H·S笔名发表文章《通向战争的道路——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抨击美帝在全世界扩军备战，援助蒋介石打反革命内战的罪行。发表文章《论所谓苏联的经济民主与美国的政治民主》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抨击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反人民的性质。以陈树椿的笔名发表文章《论知识分子的道路》，鼓励知识分子要适应新潮流，接受新思想，与人民大众共命运，走革命的道路。这些文章对启迪文化、教育界人士从政治思想上加以思考和教育青年心向革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办报的艰苦岁月中，赵则平巧妙的维护好外部各方面的关系，应付着敌人的刁难和指责。5月23日南昌解放。次日二野四兵团宣传部来车将《自由报》合订本全部要去审查，几天之后，兵团宣传部长曾正伟对吴怀书、朱立亚当面肯定和表杨了《自由报》办得很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当即决定把《自由报》社人员全部调进兵团宣传部办的《南昌新闻》社。1949年6月7日《江西日报》社成立，这些人员，被兵团宣传部介绍调进《江西日报》社工作，吴怀书也同时在《南昌新闻》、和《江西日报》社任副刊编辑。朱立亚在两报的采通部任记者，赵则平任《江西日报》社发行部经理。
　　二、保护江西电台及电厂
　　解放大军渡江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大小官员纷纷南逃。南昌敌伪人员，也惶恐不安。准备南奔广州。直属南昌小组考虑到保护江西电台极为重要。当时与李超同在豫章中学任教的曹自明，主要工作是在江西电台担任技术课课长。也是电台工程师。李超在做团结知识分子工作中，通过接触和联系，知道他思想进步，经吴怀书、朱立亚、李超研究，决定通过曹自明作好保护电台的工作，先由李超与曹初步交谈、商议，接着吴怀书又亲到电台与曹见面，鼓励他团结电台职工，与反动台长汤一鹗作斗争，保护电台机器设备。经研究，由曹联络职工逼汤发已欠几月的薪水(工资)，把汤撵走，曹掌握了电台领导权。1949年5月中旬，敌夏威兵团派一军官前来威胁，要把全部机器、人员随他们南撤。被曹以机器陈旧、不堪拆卸、缺乏运输工具、职工生活困难等为由，将其应付骗走。为防敌人破坏，5月18日他们派去豫章中学四名学生，还有民盟来的一个青年，身穿国民党军装，佩戴伪江西省保安处的符号，带着该校军训用的步枪，声称是保安处来接收电台机器的，由曹指挥电台几名工人，把电台的主机——3千瓦发射机连夜折卸装箱，趁天黑下雨，把机器运到五纬路20号隐藏起来。为防敌人怀疑，暂用一台250瓦小机器维持播音。5月23日南昌解放，在曹自明主持下，当天就播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以及新华社的新闻广播稿，随后就将隐藏的主机运回安装。6月3日正式使用，从此南昌人民广播电台诞生。在组织保护电台的工作中，直属南昌小组还请民盟负责人漆裕元协助，从一家粮店借来大米1500斤，发给生活困难的部分电台职工，对于安定人心，作好保护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解放后由军管会照数付给了大米的债款。
　　在组织保护江西电台的同时，直属南昌小组还通过曹自明作南昌电厂总工程师傅振模的工作，做电务局材料科科长余镇中的工作，做电讯局技术处徐处长的工作，向他们传达党的政策，要求他们坚守岗位，保护物资设备，为迎接解放立功，从而，又使南昌解放以后，在电力供应和通讯上，保证了正常的供应和运转。
　　直属南昌小组为了护校护厂，迎接解放，为防敌人溃逃前的破坏，用环丘街八号名义，印发了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秘密分送各文教卫生和公共事业单位，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维持正常秩序。
　　李超也在豫章中学组织了护校委员会，接管了学校权力，把经费和存米发给教职工，把图书仪器集中保管在地下室，用军训的武器组成了武装纠察队，保护了学校的安全，解放后把这些武器移交给军管会公安部门。
　　朱立亚通过漆裕元做国民党南昌警备司令部第二科科长的工作，要他所属30余人枪，不许逃走，不许破坏，并保护好物资和档案，解放后，这支部队作为起义，立功受了奖。
　　三、配合反特锄奸与组织恢复生产
　　1949年5月23日南昌解放。湘赣边工委直属南昌小组除吴怀书介绍原《中国新报》副刊编辑、进步青年洛汀到二野四兵团新华社工作，介绍女青年周绪庄、周绪淬、郑光华到《江西日报》参加工作，李超动员豫章中学进步学生龚尚、李平方、王精球等20多人参加二野四兵团部队外，在配合反特锄奸与组织恢复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南昌军管会成立以后，军管会领导认为李超在南昌工作多年，对文化教育界比较熟悉，要他不公开地下党员身份，到公安部门受田平领导；协助反特锄奸，经过李超努力工作，提供了以反动学阀熊育锡为首的心远系及其骨干李中襄、杨不平等人的中统关系与其反动历史背景；提供《华光日报》社长、主编游悲侬中统特务历史背景；提供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南昌分社社长王效平军统及其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反动历史背景，以及新潮书店、中统特务、伪装进步、长期潜伏的反动背景材料。李超还根据原乐平锰矿同事江镇东提供的情况，国民党军官应释生收集部分散兵游勇30多人，潜伏于鄱阳湖南岸一些地方，军管会指示江镇东伪装入伙，把应释生诱至南昌市逮捕镇压，其余匪徒亦被全歼。根据戴佳臻提供侦悉情况，浙赣铁路工程处楼上有特务电台一处，协同公安部门将其破获。
　　南昌解放后，接管工矿和组织恢复生产急为迫切，省委组织部又调李超到物资接管部工矿管理局，参加工矿接管和组织生产工作。他协同参加接管南昌新甡纱厂工作。参加由田林带队的工矿接管组，到乐平接管鸣山煤矿，并组织恢复了生产。同时接管乐平锰矿，协助作好复工的生产准备工作。协助组织丰城煤矿恢复生产，保证浙赣铁路通车，支援前线。南昌解放前夕，浙赣铁路部分遭到破坏，沿线煤矿也停产，影响铁路运输，为保证军运支前和生产建设，工矿局受命组织各矿恢复生产。李超被调参加由韩建盾带队的工作组到丰城龙头山煤矿区，召集私营7个煤矿人员组成丰城煤矿管理处，韩、李分任正、副处长，李负责组织各矿备料，修复矿井，在驻军的配合下恢复了生产。很快生产煤万吨，运至铁路沿线，有力地保证了军运支前。
　　第三节 上高支部、曹伟民支部革命活动
　　一、上高支部
　　1949年3月，郑信芳由南昌特委青年委员俞玉昌发展入党后，被湘赣边工委派回上高发展党员，建立上高支部，开展工作。郑信芳回到上高，由于原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的郑敦参加过上海学生运动、受到党的教育，思想进步，早于1947年买了一些进步书刊，组织他过去的中学同学一起学习，为发展党员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使郑信芳发展党员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1949年4月，他便发展了潘敏行、张炽兴、严植南、潘仁然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上高支部，由郑信芳任支书，潘敏行为组织干事。随后又发展了丁仁林等人入党。到解放时止，支部共有党员16人。在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对上高的敌情和社会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当时上高的反动党派有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特务系统有中统、军统和伪县政府政工队。反动地方武装有伪察警队和伪县自卫总队。他们对这些反动党派组织、特别是伪地方武装人员头目、地方恶霸以及枪支等等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和登记。并对城乡储粮地点及储粮数量，也作了调查登记。这些调查登记，对配合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高以及支前工作，都起了重大作用，如在收缴私藏枪支期间，由于他们对地方反动分子的私藏枪支早经调查登记，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凡藏有枪支的反动分子，都不敢隐瞒抵赖，乖乖地把枪交了出来。
　　如1949年7月14日，解放军尖兵班进到上高，要他们为解放部队主力一万多人过境，作好军用粮草准备，由于他们早已调查了解城乡储粮情况，心中有数，对凡来联系粮食部队，都能一一派人带去存粮地点，及时供应粮食。
　　二是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油印大量宣传传单，广为散发。他们在大军渡江以后，利用传单着重宣传南京已经解放，蒋家王朝末日来临，江西指日即将解放，劝告上高伪军政人员，认清时局，弃暗投明，保护国家财产、文卷档案、枪支弹药，等待解放，听候接管。宣传解放军纪律严明，党的新区政策，劝告广大人民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受骗，准备迎接解放。这些宣传对配合解放，进行接管，安定社会秩序，都起了很好作用。1949年7月15日，解放军进入上高县城，伪党政机关人员，都安守本职，保护国家财产、文卷档案，听候人民政府接管。乡镇人员也都服从人民政府命令，听从使唤。全县公教人员都照常供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黄正中、伪参议长冷建勋、特务杨镛权、杨震波、李江海等均不敢破坏捣乱，也未外逃。城区群众，也都民心安定，秩序井然，南北两街的商店第二天便照常开门营业。
　　三是上高解放前夕，他们得知伪自卫总队已从县城撤到离城80里的田心乡。此地远离县城，靠近万载、蒙山，既易于由万载方向逃窜，又便于上蒙山为匪；也可能自动解散，把枪支散落外境，难于收缴。他们随即采取行动，一面通过巳打入伪自卫总队的同志在内线活动；一面派人前往，对伪自卫总队长胡献庭晓明利害，劝其率队投诚。他听了劝告，既未外逃或上山，也未解散，一直呆在田心乡观望等待。上高解放以后，县人民政府要党支部写信去动员呆在田心乡的伪自卫总队回城。党支部写信给伪自卫总队后，该队全体官兵即整队回城，由解放军收缴了他们的200多条长短枪。
　　二、曹伟民支部
　　湘赣边工委曹伟民支部是1949年1月建立的。党员有曹伟民、陈琛、刘开树、曹群、陈时雨、贺祖煌等人。曹伟民任支书，陈琛为组织委员、刘开树为宣传委员。曹伟民1977年含冤去世。支部当年活动不详，现只知党员刘开树1981年在江西农业大学任副教授。陈琛1981年在厦门大学任副教授。曹群曾任江西印刷公司下属一个分厂的经理，1981年仍在该公司工作，兼任江西财经学院讲师。陈时雨1981年任江西九江发电厂副厂长。贺祖煌1981年任江西永新禾水化肥厂副厂长。
　　第八章 南昌城工部革命活动
　　1947年夏，黄扆禹、蔡敏研究决定，要调一些外地人员来江西开展城乡工作，1947年11月从上海调来李健安排在南昌工作。1949年2月湘赣边工委决定成立南昌城工部，李健为城工部负责人。5月，南昌城工部办事机构正式建立。南昌城工部以中正大学为重点，并利用条件向萍乡、安义、樟树、进贤、临川、崇仁、清江、丰城、新余、武宁、宜黄、新干等城乡开展活动。
　　第一节 组织建设
　　一、南昌市区党组织的建立
　　1947年11月，李健从上海调来南昌开展城市工作。1948年3月，李健开始在中正大学寻找进步学生，经陈国琛与上海学联联系，在学联的江西进步同学的介绍下，首先找到万家耀和罗和民。3月底，发展罗和民入党，不久又经罗推荐，发展正大学生王石民、陈庆麟(校学生自救会理事)等入党。4月间，李健指定他们3人成立正大党小组，王石民为小组长，直接由李健领导。这是正大的第一个党小组。李健要求该党小组主要做好以下工作：加强学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从中发现和联系积极分子，做好发展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此后，他们先后发展正大学生龚成余、南昌进步青年杨鲁平等入党。
　　正大校方在1948年7月利用暑假之际，大规模迫害进步学生，开除和勒令退学的有100多人。此时党小组成员由于均已毕业离校或被校方开除而停止了活动。为了发展党组织，南昌党组织决定从正大学运骨干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经过陈庆麟的联系，李健发展林增伟入党，紧接着林增伟介绍了李绳祖、单发喜、范拯球和张自旗(南昌《中国新报》社编辑)等入党。李健介绍万家耀入党。这标志着南昌党组织与正大的进步核心力量紧密地汇合起来。
　　为了更好地领导开展南昌地区的学生运动，南昌地下党组织在1948年9月秘密成立南昌城中学生运动干事会，干事有万家耀、李绳祖、单发喜等3人，由李健直接领导。同年12月，南昌城中学运干事会改组为南昌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万家耀、组织委员李绳祖(负责大学工作)、宣传委员张自旗。(负责中学工作)。
　　1948年10月，正大重新成立党小组，由李绳祖(组长)、袁孝鹑和黄治(他们两人未打通关系)等3人组成。11月增加黄景祚，袁孝鹑改任该小组与南昌城中学运干事会的联络工作。这一党小组承担起重新组织开展正大学生运动的艰苦任务。
　　1949年1月，正大党小组扩大为正大第一支部，支部干事会最初由李绳祖(书记)、黄治(负责文、法学院)、余立毅(负责工学院)、黄景祚 (负责农、理学院)等4人组成。袁孝鹑担任支部与南昌学委的联络工作。支部在各学院中成立了党小组：文、法学院各有一个小组，先后由黄治、朱炯开、杨小春总负责两小组工作；工学院小组，先后由李绳祖、余立毅、徐远定、夏咸洪等任组长，农、理学院各有一个小组，先后由黄景祚、黄济凡总负责该两小组工作。同年三四月间，第一支部书记改由黄治、余运毅、黄景祚3人轮流代理。4月底，李绳祖、黄治等因暴露而撤出正大，第一支部干事会由黄景祚、余立毅、朱炯开等3人组成，黄景祚任书记，第一支部先后共有党员30多人。
　　南昌党组织还在正大建立了第二线的隐蔽组织——第二支部，以防万一在第一支部暴露后能随时撤离疏散，由第二支部继续接替其工作。1949年3月，第二支部秘密成立，支部干事会由李龙启(书记)、聂兆霖(组织委员兼交通)、邹宜儒(宣传委员)3人组成。第二支部共有党员17人。
　　1949年6月，南昌解放后，正大第一、第二支部合并为正大支部，书记黄景祚。
　　除了正大以外，在南昌市区还陆续建立独立的党小组5个，先后发展党员30余人。其具体情况是：省盐务局小组，组长黄镏勋，共有3人。直接由李健领导，是南昌党组织的一个主要秘密据点。中正医学院(简称正医)小组，代组长顾瑞，共有3人。南昌二中小组，组长熊国模，共有6人。南昌心远中学小组，组长胡显中，共有6人。南昌高商学校小组，组长罗惠民，共有4人。此外，在南昌江南中学、一中、女中、女师、丰城育才中学、电信局、公路局、《中国新报》社等处和无业青年中先后发展了一些党员。
　　在1949年5月南昌解放前夕，李健调集在南昌的部分党员，正式宣布成立南昌城工部组织，李健为负责人，下设秘书、组织、宣传、青运、工运、妇运、总务等组，其主要人员有万家耀、李绳祖、聂兆霖、黄治、余立毅、贾德谦、李龙启、单发喜等。
　　二、其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
　　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南昌党组织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陆续从南昌动员和派出一批党员(主要是正大已经毕业和被开除的学生)，先后去萍乡、醴陵、樟树、清江、温圳、新干、吉安、泰和、武宁、丰城、安义、兴国、万安等地方，建立发展党组织，从而把革命活动从南昌一地扩散到全省10多个地方，从中心城市扩展到各地城镇，从主要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发展到开展工农运动和筹集武装等工作。特别是1949年1月以后，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必然覆灭、全国解放已成定局的大好形势下，南昌党组织在各地得到了更为迅速地发展。这些地区的具体情况是：
　　萍乡特别支部：南昌党组织根据湘赣边萍、直、醴地区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决定把这一地区作为南昌以外的第二重点地区，从1948年7月以后，陆续派出林增伟、欧阳文德、李岳传、王镇邦、欧阳文道、熊剑、李日余、易远耀、胡道臻、易成(以上均为正大学生)、张自旗、刘志平等10余人回到该地区开展工作，并指示规定其任务为开展工运、农运和武装斗争。1949年 月建立芦溪总支部，林增伟任书记，1949年4月，正式成立萍乡特别支部，由林增伟(特支书记)、王镇邦(组织兼联络员)、张自旗(宣传委员)、易成、胡道臻组成特支委员会(后增加熊剑)，萍乡特支的活动范围包括萍乡全县和宜春西屯地区、湖南省醴陵县部分地区，共辖总支9个，支部42个，矿区支部2个，共有党员444人，其中总支情况是：城区总支(书记张自旗)、萍东总支(书记林增伟)、宣风总支(书记贺光明)、萍南总支(书记王有象)、安青总支(书记李日余)、湘东总支(书记康绍泉)、萍宜边总支(书记易成)、上栗总支 (书记胡道臻)、小西路总支(书记汤增光)。
　　樟树特别支部：1948年8月，杨鲁平、聂兆霖等被派回清江县樟树镇。9月成立樟树支部。书记杨鲁平、组织委员聂兆霖，11月扩大为樟树特别支部，书记杨鲁平、特支委员唐骏、朱星涛等。下辖6个分支部，共有党员34人。其活动范围在清江县和丰城县部分地区。6个分支部的情况是：樟树分支部(书记朱星涛)、塘圩分支部(书记熊林泉)、义气分支部(负责人敖剑虹)、剑他分支部(负责人陈怀安)、斌乔分支部 (书记唐骏)等。
　　温圳特别支部：1948年7月，福建厦门大学学生、地下党员晏致保毕业回到家乡江西临川县温圳(今属进贤县)开展党的宣传工作。1949年1月，厦门大学学生、地下党员何永龄也从外地返回家乡温圳。他们后经南昌江南中学教师、党员欧阳占乾的介绍而与李健取得了联系，李健乃决定派他们回温圳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同年2月，温圳支部成立，书记何永龄，组织委员晏致保，3月初，温圳特别支部成立，书记晏致保、组织委员章广忠、联络委员邹秉忠。3月中旬增加宣传委员舒文烈，该特支通过欧阳占乾与李健联系并受其领导。温圳特支先后在进贤，临川、崇仁、宣黄4个县建立支部四个，包括原先成立的温圳支部，共辖5个支部，共有党员67人。各支部的情况是。温圳支部由章广忠负责兼管，临川支部由晏致保负责兼管(后来先后由晏致福、傅锡寿负责)，进贤支部由舒文烈负责兼管，崇仁支部由晏致保负责兼管(后支部书记为华提)，宜黄支书由邹采忠负责兼管(后支部书记为黄存谦)。
　　赣闽支队特别支部：1949年4月，南昌《中国新报》编辑、党员聂轰，被派至黎川、南丰地区组织开展武装工作，后建立赣闽支队特别支部，特支书记聂轰，共有党员2人。
　　新干支部：1948年8月，正大学生王石民毕业后被派至新干县开展工作，1949年3月建立新干支部，书记王石民、组织委员孙器成、宣传委员胡来，共有党员9人。
　　丰城支部：1948年10月，南昌师范附属小学教师李林荣由罗和民发展入党后被派往丰城县开展工作，同年12月建立丰城小组、李林荣任组长。1949年2月扩大为丰城支部、书记李林荣、组织委员李干卿、宣传委员陈茂荣，共有党员7人。
　　武宁小组；1948年9月，正大学生龚成余毕业后被派往武宁县开展工作，11月成立武宁小组，组长龚成余，后由芦修龙负责，共有党员5人。
　　安义小组：1949年3月，罗和民在南昌介绍进步青年王业西入党，后他派往安义县开展工作，建立安义小组，共有党员4人。
　　宜黄县：1948年7月，杨鲁平发展宜黄进步青年吴植佛、吴志福兄弟入党。1949年初，两人调离宜黄并与杨尊文同往湘赣边工委根据地。1949年5月，温圳特支派人去宜黄发展党员，建立宜黄支部，属该特支领导。
　　此外，还有以下地区的党员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湘赣边工委下属各地组织，为了便于联系，在1948年9月以后，先后将他们的关系转交湘赣边工委下属各地组织领导。在泰和有陈庆龄，在兴国有范拯球，在万安有潘静伯，在吉安有刘天锡，在于都有王庆霭。
　　第二节 开展学生运动
　　根据当时正大学生运动的实际情况，南昌党组织将南昌工作的重点放在正大。为此，在1948年9月成立了领导开展学生运动的组织机构——南昌城中学运干事会(后改为南昌学生工作委员会)，总结过去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斗争的策略和部署，并由李健执笔草拟《上学期“正大”学运总结报告》，在党内秘密传阅讨论，强调必须坚持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团结广大群众，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形势，争取在正大这一块对全省有影响的阵地上作长期的韧性的战斗。1948年10月，正大建立了新的党小组，并开始在学生中秘密串联，和进步学生分析形势，总结过去学生动运的经验教训，学习革命书刊，启发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引导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想思，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和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之中，在此基础上进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随后，在正医、二中、心远中学、高商学校和一中、女中等校陆续建立了党小组或发展了党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南昌学生运动走上了更加健全、更加成熟的发展道路，新的学运骨干力量已经迅速成长起来。
　　1948年7月，正大校方开除大批进步学生后，又颁布反动的《训导法规》，实行所谓“沉寂封锁”，宣布禁止社团活动和集会，禁止张贴墙报，规定三人以上集会必须经过登记批准，刊物和墙报经过检查后才能出版编写，一时望城岗上乌云密布，空气沉闷。在这种情况下，正大党组织首先在党员和学运骨干中，组织学习，坚定信心，总结经验教训，转变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敢于斗争，开拓前进。并通过党员和学运积极分子去秘密恢复和发展进步核心社团，然后再去带动其他群众社团，这些进步社团主要有：“工业建设研究学会”、“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农业科学研究学会”、“文艺研究会”、“教育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蓝星英语学会”等，他们组织学生传阅革命和进步书刊及党的地下油印刊物，通过阅读革命和进步书刊，组织座谈讨论，辩论局势，使广大学生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看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拥护我党主张，认清形势和前途，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战斗。
　　1949年初，正大党组织决定以“民三八级联合级会”出面，召开追悼肖蘧先生大会(肖蘧为正大前任校长，他既反对进步学生运动，但也反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通过这一合法斗争形式冲破校方制定的《训导法规》，争得了学生出刊和参加社团活动的自由权，名义上是悼念、缅怀肖先生，实质上是揭露批判当时校长、国民党党棍林一民腐朽黑暗的管理，反对国民党党棍治校和特务横行。
　　1949年1月，正大校内很多伙食团纷纷停办，寒假留校的学生面临饥饿威胁，他们强烈要求成立全校性学生组织办理生活福利事业。正大党组织研究后认为必须把握这个时机，以为学生办好伙食、搞好文化娱乐为名，成立全校性办理生活福利事务的学生组织。党组织发动全校20多个学会、社团联合向校方要求民主选举成立这一组织，经过与校方的多次交涉和谈判，校方不得不让步而答应成立“正大寒假留校同学服务部”(开学后改为“正大同学服务部”)，并经过民主选举，由党员李绳祖任该部常务理事，还派出一些党员和学运积极分子担任服务部的各项具体领导工作。这样，正大党组织掌握了这一组织的领导权，便于利用这一全校性合法组织具体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同时，切实办好学生的各项生活福利事业，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充分信任和热情支持。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镇压进步学生而酿成“四一”惨案，南昌各大、中学校进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无比愤慨，以各种方式抗议。4月15日，“正大同学服务部”宣布罢课3天，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之后，南昌学委决定由“正大同学服务部”发起和组织召开全市性的追悼“四一”死难烈士大会。4月17日，南昌市区的正医、工专、一中、二中、心远中学、高商、体专、农专、女师、女职、豫章中学等20所学校的500多名代表冲破重重阻挠来到正大，和1000多名正大学生一起参加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是南昌市的大、中学生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四一悼歌》等歌曲，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政府假和平的阴谋，号召全市广大进步同学团结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会后在校内组织了游行示威。这次声势浩大的集会是正大以至南昌市学运的最高潮。会后各校代表商订成立了南昌市学生联合会(地下市学联)，正大地下党员李绳祖当选为南昌市学联主席。南昌学联提出的任务：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党的各项政策，粉碎敌人的谣言，开展护校斗争，保护公私财产，保障群众安全，迎接解放。
　　在南昌正医、二中、心远中学、高商学校和一中、女中等学校，通过党小组和党员去发动、团结广大进步学生，开展多种进步活动，组织进步社团和秘密读书会，如正医的“青蛙合唱团”、二中的“群力书刊服务团”、张自旗组织的“荆棘社”、一中的“唤梦音乐团”等，传阅革命和进步书刊，编印进步刊物，油印宣传品，大唱革命歌曲，声援教师罢教等活动，出版进步文艺丛刊《人民的旗》，还派党员协助进步青年出版《学生报》。
　　第三节 武装斗争
　　筹建革命武装始于1948年9月。南昌城工部先秘密发展民革江西筹委会聂轰入党，后又与民革江西筹委会负责人武惕予取得联系与合作。1948年底至1949年初，通过聂轰、武惕予及其子武纪彬等人的多次联络，成功地策动黎川县自卫队、3个中队共300余人携械起义，并与当时抵抗国民党强行征兵的部分农民，组成一支武装队伍，活动在黎川县东华山区。3月，队伍正式成为赣闽边区人民游击总队，下辖3个大队，800人枪；并成立了中共赣闽边区人民游击总队特别支部，聂轰任书记。总队后与闽浙赣边纵队在赣东地区活动的人员取得了联系，并于5月中旬，在将军殿阻击了南逃的国民党警察队、自卫队，俘敌 10人，缴枪10支；并进驻黎川县城。当时，黎川县长带领部分县自卫队逃至宏村，与南城专员带领的保安队残部数百人会合，妄图负隅顽抗。总队又策动南逃的黎川县自卫队中队长杨兰歧、杨传纬等人率部起义，配合游击队伍捉了县长。
　　聂轰、武纪彬等人，还在黎川协助策反另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于4月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军闽赣边区纵队，并安排他们到光泽、邵武等地活动。
　　萍乡特支根据南昌城工部有关武装斗争的指示，于4月两次开会研究武装斗争问题，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杨歧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6月中旬，萍乡特支部分党员带领“躲避队”成员20余人，先袭击宜春坑西的自卫队，后开赴杨岐山地区，组织群众暴动；特支派熊剑上山，把暴动队伍整编为赣西游击队第二大队(亦称‘湘赣支队’)，有100人枪、在杨岐山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三征”。游击队后来在与十倍于已之敌作战中，虽不幸失败，剩下18条枪，但对解放赣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3月温圳特支成立后，在4、5月秘密收编了临川、进贤、崇仁、宜黄等县国民党地方武装，先后组成赣中民主联军7个支队，共2420人。第三、四两个支队，在解放军主力南下时，和平解放进贤，并迎接解放军进城。赣中民主联军除一、二、三支队的1300人枪外，其他支队都在解放后交给解放军主力部队处理。
　　南昌城工部党员，在解放军进军江西时，积极搜集情报，开展策反工作。早在1948年初，国民党后勤司令部南昌供应局有个姓郑的中校参谋，经李健的接触工作，经常向城工部提供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南昌的活动情况；1949年4月他又整理了一份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地区弹药粮秣清册，交给李健。经党员钟立民策反，江西保安第九团团长吴幼元率官兵1100多人，在南昌西南田铺向解放军投诚。经党员邹永明策反，清江县保警大队长、代理县长邹永亮带领县保警队一个中队30多人投诚，并保存了县城公产和全部县政府档案。经党员孙器成、刘家莹等人策反，新干县参议长兼商会会长刘永元制止了一些反动分子准备把县自卫队拉进山区打游击，并在解放军解放新干时自动投诚。
　　第四节 迎接与配合解放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宣布国民党反动政府灭亡。5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沿浙赣线向江西乘胜前进。这时，南昌城工部组织人员，从收音机中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布置各地组织广为翻印、散发、宣传，及时地向各界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人民群众的情绪。南昌城工部及所属组织还写信给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和号召他们交出武器，接受共产党领导，在保护城市和迎接解放方面作出努力。南昌城工部在南昌等地的邮电、银行、盐务、文教等行业中，发动罢工、怠工、罢教斗争，要求索取欠薪。南昌城工部向南昌各校党组织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他们团结同学，保存力量，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并充分利用“应变会”的合法形式，积极组织开展护校斗争，反对搬迁和转移学校资财的阴谋。正大、正医、工专、二中、女中等十二所学校代表集会成立南昌市中上学校应变会，余立毅任会长。一些学校先后成立了“应变会”。正大党组织以“学校应变会”名义接管全校的档案和设备资产，统一管理全校师生员工的生活、安全等事宜。南昌城工部写信给正医的校长和部分教授，请他们出面暂负责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并指示该校党小组组织武装巡逻队，日夜守护学校。南昌二中党小组讨论制定了护校工作计划，掌握了该校“应变会”，控制了全校的枪支弹药，开展护校斗争，进行武装守护。心远中学、女中等学校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护校斗争，迎接解放。他们为正大、正医、二中、心远中学、女中等学校在解放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作出贡献。
　　1949年5月中旬，在南昌的国民党部队大都逃退。此时，李健调集部分党员，正式宣布成立南昌城工部组织，并将其主要精力转入南昌市区的工作，组织人员维护市区治安，进行街头宣传，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各项准备工作。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三十七师解放了南昌市。23日上午，部队举行了隆重的进城仪式，受到南昌城工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28日，南昌城工部召集在南昌的所属党员，与部队举行会师大会，李健向部队领导同志汇报了南昌城工部的情况，部队领导同志指示南昌城工部会师后的工作任务是：协助部队保护城市；调查研究；组织地下党员学习。
　　南昌解放后，南昌城工部组织人员抢修公路、桥梁，以保证人民解放军追歼逃敌之需要。还组织学校上街宣传，与人民解放军联欢。6月3日，为欢迎人民解放军并庆祝南昌解放，在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民运部和南昌城工部的领导下，由南昌市学联组织召开了南昌各界群众欢迎庆祝大会，会上各界代表向人民解放军献花、献旗，并通过了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贺电，会后与群众冒雨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以后，南昌城工部抽调出部分地下党员参加和协助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还动员进步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同时，南昌城工部在南昌地区的大部分党员参加“整顿学习会”，后又参加江西省委组织部举办的训练班，集中学习总结。另外指定朱炯开、杨小春、邵荷春、晏政等6人组成党小组，由朱炯开任组长，留在正大开展学生工作，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
　　南昌城工部在南昌以外的各地组织，在迎接解放时期，组织宣传攻势，广为散发传单字画，组织各界人民保护工厂、商店、学校和机关，阻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在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地方，维护社会治安，收集敌人枪支、劳军筹粮支前、动员青年参军和提供情报等方面均做了许多工作。
　　第五节 关于南昌城工部的建立与隶属的说明
　　解放后，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工作上失误，南昌城工部的隶属问题混淆不清，许多人对实情并不了解，现加以简要说明。
　　一、李健原是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在上海的一个关系。1947年7月重新入党，1947年11月，李被调到南昌搞城市工作后，即不再属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领导。黄扆禹于同年11月调回福建工作时，将李健关系交由蔡敏直接负责，并不存在什么“横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农工部”和“城工部”之分。当时也没有给李健以任何职称名义。如“南昌特派员”等。
　　二、闽浙赣区党委自其城工部错案发生后，1947年10月决定各地城工部组织不再归区党委城工部领导，中共湘赣边工委对城乡实行统一领导，也没有单独设立“湘赣边工委城工部”。在南昌市，湘赣边工委采取了分散发展的方针，先后建立的下属组织有：南昌城工部、南昌特委和一些支部、小组、联络站等。这些组织各自分散活动。至于在南昌要否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虽有过设想，但鉴于当时形势发展迅猛，很快就解放了，故未实现。
　　三、闽浙赣区党委发生了城工部错案，株连李健，1948年5月区党委曾通知蔡敏要采取紧急措施切断同李健的联系。(1949年蔡敏在建瓯解放后，听黄扆禹说，也曾通知李健不要与蔡敏联系而与黄扆禹联系，但黄并不和李联系)。蔡当时本想执行，但事实上没有做到。区党委后又派来交通，传达了区党委对城工部人员处决的决定。其时蔡因对“城工部问题”不摸底，而李健又继续积极同蔡联系，只好根据当时开展工作需要等实际情况，决定以审慎察看的原则，采取措施和李健保持关系，维持联系。如陆续要李健筹集输送钱、枪和搞兵变、发展组织，以中正大学为重点、向赣西北、但不向赣东北发展。不要再送人员进入湘赣边工委山区根据地，可利用自身关系安排在各地活动。转移到赣西南一带的人员按秘密工作原则，由湘赣边工委接收交给各地领导。安排了固定同李联系的地点与人员。蔡敏对李健联系使用的名字为“蔡文华”等。总之，李蔡之间的交通人员及书信电报来往等均未中断。
　　四、南昌城工部是在闽浙赣区党城工部事件发生之后，于1949年2月才建立的。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李健来信要求明确组织名称等问题。为了更好开展活动，配合解放，湘赣边工委决定成立南昌城工部，并通知了李健。其组织全称为“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南昌城工部”，李健为负责人。当时没有用“部长”或“书记”等名义，在对外工作需要时也可用化名，如“江南党委城工部”等。所以“南昌城工部”既不是由闽浙赣区党委建立与领导的，也不是李健自己想出来的。
　　五、1949年5月初，赣东北先于南昌解放。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率部到江西会师。中共湘赣边工委交通员在上饶向曾汇报了湘赣边工委工作情况。当时曾镜冰即将湘赣边工委的关系、情况统一向解放军及党政领导作了交待。同时，也就地将湘赣边工委所属组织赣东工委移交在上饶的赣东北区党委。此外，曾镜冰还就江西工作专门写了一指示信给湘赣边工委书记蔡敏，要求配合好江西的解放与接管工作，做好整顿组织与移交，以一部分人力支援福建和总结湘赣边工委工作等，据此，湘赣边工委又随即作了进一步部署。
　　1949年5月下旬南昌解放。李健成立了南昌城工部的具体办事机构，并公开以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南昌城工部迎接解放配合接管。6月，蔡敏带队到新干和解放军会合并赶到南昌。蔡敏一方面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请示，一方面在南昌阳明路听取南昌城工部及其他组织的情况汇报。传达原区党委和江西省委指示。布置配合解放与接管等工作。与此同时，还决定集中南昌城工部及附近组织的部分人员，成立整学会(即整顿学习会)进行了学习。有一些人员则根据解放与接管需要安排了工作。可见，南昌城工部不仅解放前属湘赣边工委领导，而且在解放后不久，向江西省委正式移交之前，都是由湘赣边工委领导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联合”，也不仅是李健只送人、钱、枪给蔡敏的关系。
　　六、福建建瓯解放后，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蔡敏赶到建瓯向闽浙赣区党委汇报了中共湘赣边工委的工作。对于南昌城工部问题，当时由于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错案还没有得到纠正，仍在风头上，而李健来自城工部，问题未得到澄清。为了减少湘赣边工委的株连面，决定把由李健负责的南昌城工部这一部分组织作为与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有关连的一个部分划分出去，由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提请中共江西省委审查处理。由此，造成了南昌城工部解放后组织隶属关系上的混淆。
　　中共江西省委在中共湘赣边工委举办的整学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江西省委组训班”，对地下党员进行审查培训。组训班结束时，中共江西省委宣告了对南昌城工部系统不予接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江西省委在1956年中央对“城工部事件”审查纠正的基础上继续落实了政策，并充分肯定了南昌城工部所作的贡献。
　　南昌城工部从1948年4月建立党的小组起直至1949年5月南昌解放以及解放以后，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与工作上的失误，受到了审查、否认等不公正对待，但他们仍勤勤恳恳、尽忠尽责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这种革命精神实为可贵。
　　第九章 湘赣边工委上海联络站、京沪杭办事处革命活动
　　1948年2月，湘赣边工委为利用外地有利条件，开展当地党的活动，以外力支持江西革命斗争，成立了上海联络站，活动于南京、上海的一些院校和单位，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9年1月，又在上海联络站基础上成立了京沪杭办事处。上海联络站负责人甘群光。京沪杭办事处主任甘群光、副主任李维若。
　　第一节 筹集经费和输送干部
　　1948年2月，湘赣边工委根据当时江西工作开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上海联络站，在南京、上海一些院校和单位，以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入手，建立网点，打开局面，然后选拔一批知识青年党员骨干来江西支援城乡工作，并筹集经费和物资，解决当时江西工作开展中的经费物资困难，如有条件，也可以就地进行革命活动，配合当地革命斗争。湘赣边工委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决定派遣甘群光担任上海联络站负责人。1949年1月，随着工作开展的需要，又在上海联络站的基础上成立京沪杭办事处，由甘群光任主任，李维若任副主任。甘群光初到上海时，既无经费，也无住处，开始是依靠中学同学、上海党员叶文萃和他的弟弟、上海党员甘代全以及他原读书的上海法学院师友等关系，着手工作，逐步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立足下来。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奋斗，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绩，才把联络站及后来的办事处，设在南京百年世家的朱桂芳家，以此为掩护，再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建立了联络自如的网点，使工作布置、人员接待、物资转送、文件传递、敌情探听等地下联络工作，能够严密地顺利进行。从上海联络站成立至1949年 6月京沪杭办事处结束，经过甘群光、李维若等同志的积极努力，对湘赣边工委提出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在筹集经费和物资方面，除了解决联络站及办事处的必需经费外，还为江西工作的开展解决了一些困难，特别是提供党的重要指示文件、学习资料等方面，为湘赣边工委指导工作，党员学习，向群众进行宣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通过各种关系，想尽种种办法，避开敌人层层检查，把当时国民党禁运的军用物资、一部十分难得的干电池收音机，运到杨岭山根据地湘赣边工委机关，使湘赣边工委领导能及时收听到延安新华社发布的党中央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报道各个战场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为江西工作能够紧跟中央部署，顺应形势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选拔一批知识青年党员骨干，输送到江西支援城乡工作的成绩就更为突出。他们在联络站及办事处1年4个月工作期间，先后选拔输送的党员骨干有张洪椿、万木、陈康、费成信、郭岸、赵明、肖寒、何莹、傅希前、刘大千、戴强夫、陈梦尧、杨森(阳亚平)、吴怀书、朱立亚、谢辅安、陈中乔、陈茂城、肖治、唐万铮、王孝湘、朱桂芳、陈石铭、徐静、胡又深、杨时民、俞百巍、汤之驹、李如文、熊荒陵等30余人来到江西。这些同志，有的是南京、上海学生运动中的坚强骨干，有的是原就担任过党的工作。他们来到江西以后，在湘赣边工委领导下，经过湘赣边工委先后举办多种形式学习班的学习培养和城乡实际工作斗争锻炼，在湘赣边工委机关及各地有关组织中有的担任正、副书记，有的担任特派员，有的担任正、副主任，有的担任负责人等职务。他们在各地同原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一起，密切团结，相互支持。共同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湘赣边工委布置的各项任务，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江西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湘赣边工委根据闽浙赣区党委指示，作出利用外地有利条件，开展当地党的活动，以外力支持江西革命斗争正确决策的重大胜利。
　　第二节 在京沪开展学生活动
　　湘赣边工委上海联络站及京沪杭办事处成立后，甘群光、李维若等人发展党员，建立的党支部有：上海联络站直属支部，党员有李铭传、吴怀书、王哲，由李铭传任支书；边疆学校支部，党员有张洪椿、万木、陈康、费成信、郭岸等，由万木任支书；复旦大学支部，负责人叶万新；同济大学支部，肖治任支书；上海新闻学校支部，负责人龚强；上海市图书馆支部，党员有陈石铭，胡又深、徐静，负责人陈石铭。发展党员后，未建支部，只设立联络员的有：大夏大学联络员唐万铮；交通大学联络员张奇珏；上海法学院联络员王孝湘；上海立信会计学校联络员何济光；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联络员杨时民；浙江大学联络员李蒯。此外，还在江西上饶设有驻赣东上饶联络站。并设有一些不是党员的联络员群众组织。这些党支部和联络员，在联络站及办事处领导下，除了筹集经费和物资外，还利用条件，就地进行革命活动，配合了当地革命斗争。成绩做得最突出的有上海联络站直属支部和国立边疆学校党支部。
　　一、上海联络站直属支部学生活动
　　上海联络站直属支部，原是1948年3月成立的党小组，党员有李铭传、吴怀书、郭学洁、尹天为。1948年10月，郭学洁到东北解放区工作。1948年11月，甘群光召集李铭传、吴怀书、王哲(女)开会，决定成立直属支部，指定李铭传任支书，吴怀书为组委，王哲为宣委。1949年 1月，王哲到中原解放区工作。同年2月，吴怀书奉调到江西工作。直属支部由李铭传、尹天为等人继续坚持工作。
　　李铭传在国防医学院、尹天为在某工厂、吴怀书、郭学洁、王哲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活动，主要任务是。配合上海党组织在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参加复旦大学的反蒋民主斗争；发展组织；为上海联络站及京沪杭办事处向湘赣边工委或解放区输送革命力量。
　　在宣传鼓动工作方面，除了自己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顿三风》(收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文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以外，还向周围的同学介绍和购买苏商经营的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杂志，时代书店经营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其他进步刊物，组织传阅和学习。1948年夏，组织过一个学习《资本论》小组，有吴怀书、郭学洁、王哲、陈金灿等人参加，这个小组举行过几次讨论。如1948年秋，就以政治科学研究会名义，组织过一次《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土地改革和经济情况剖析》的讨论会，约有300名同学参加。郭学洁、吴怀书等人在大会上发了言，赞扬这些国家的建设成就，认为中国也要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同时，还在周围同学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革命形势，这对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开展反蒋民主斗争，壮大革命力量，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参加和领导学生的反蒋民主斗争方面，吴怀书、郭学洁参加上海学生赴杭州祭扫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烈士墓，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活动。1948年6月，参加了“反对美帝扶持日本”的学生运动。此次学生运动后，国民党逮捕了大批进步学生，复旦大学陕西籍学生汪汉民、同济大学陕西籍学生韩格兰也被捕。吴怀书与复旦大学进步学生高有为利用自己是陕西籍关系代表陕西旅沪同学会，找江苏监察使陕西人严壮，要求其向国民党有关当局交涉，得以获释。
　　在向解放区和湘赣边工委输送革命力量方面，除曾先后分四批向解放区输送进步学生杨本驹等12名外，1949年1月，经吴怀书介绍，甘群光批准，发展朱立亚、谢辅安、陈中乔、陈茂城等四人入党，并于1949年2月输送他们到江西工作。
　　二、南京边疆学校党支部学生活动
　　南京国立边疆学校党支部，是1948年2月，甘群光通过熊荒陵介绍，与万木、张洪椿等人取得联系后建立起来的，早在1947年7月，边疆学校学生万木、张洪椿为了适应京沪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需要，组成了一个核心小组，领导全校的学生运动。成员有郭岸、费成信、陈康、黄启勋、薛文明、尹景伊、李应煊、张弟华等人，为党支部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甘群光对边疆学校核心小组每个人的情况详细了解后，明确在核心小组的主要成员中吸收万木、张洪椿 (以上两人党龄已由组织恢复为1939年)、陈康、费成信、郭岸等人入党。并成立边疆学校党支部，由万木为支书。明确支部当时具体任务是：办好学生自治会，利用合法形式，扩大革命宣传，发展进步势力和党的组织，孤立国民党反动势力，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学，组织一支团结少数民族的进步学生队伍，建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广大阵线，争取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更大胜利。他们按此任务，决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继续利用原核心小组的组织形式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展开活动。并吸收严可欣、马开祥、田龙祥、谢吉、朱崇道、李文秀、辛文波等为核心成员。同时继续运用边校多年行之有效的两个团结同学的渠道，做好团结工作，壮大队伍。一是通过同班、同乡、同民族、同爱好等关系，交流思想，建立感情，越串越多，自然形成队伍。二是运用学生自治会公开组织，进行活动。特别要发挥运用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中的少数民族进步同学朱崇道(藏族)、张弟华(藏族)及李应煊、严可欣(女)等人发挥团结同学的作用。1948年3月，在支部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在南京举办了一次大型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演出了藏舞、新疆舞、蒙古舞、康舞、彝舞、羌舞，取得了团结少数民族同学的重大胜利，受到世界大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称道。5月20日晚，以支部党员为核心，由学生自治会率领边校大部分同学前去参加中央大学草坪举行的抗议《五·二0》血腥暴行一周年纪念大会和营火晚会。当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冲击会场，捣毁会场灯光设备时，该校同学在党员张洪椿、费成信等人的安排下，以维吾尔族同学为前锋，以蒙族、俄罗斯族、苗族、彝族、回族、汉族同学为中坚，以藏族同学为后卫的队伍，手挽手，昂首阔步，进行在南京珠江路、中心路、大光路上，高喊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这是蒋管区第一次出现的一支中国各民族学生团结的壮大队伍。第二天早上，严可欣带领部分同学参加了全市大中院校学生为抗议《五·二0》周年纪念活动特务暴行的大示威。5月7日，在支部领导下，由进步同学骨干朱崇道、张弟华、李应煊、万光楚、马开祥等人积极带动进步同学与学生自治会一起，发动边疆学校改制罢课，向国民党政府上书请愿，要求将边疆学校正式改为大学或学院为理由，在政治上抨击国民党歧视少数民族教育的反动统治。这一罢课活动，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由当时的教育部派彝族土司、伪国大代表前来强迫复课，在马开祥的公开抵制下，该代表几乎遭到毒打。
　　1948年6月，党支部主要成员万木、张洪椿、陈康、费成信、郭岸等人，由上海联络站决定，撤离南京到江西工作。在他们撤离不久，南京有关方面以为他们是西康人，已回西康工作，就代电通知西康省政府教育厅，称万木、张洪椿、陈康、费成信为“匪谍”嫌疑分子，嘱任职机关密切考核查明，从严惩办。万木还遭到国民党中央社发出通缉消息，登在伪《中央日报》上。
　　万木等人离开边疆学校以后，党的支部经甘群光同意，由严可欣、马开祥、田龙祥等人组成，严可欣任支书，继续进行战斗。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国民党为了垂死挣扎，在南京的反动统治更加严厉。1948年8月16日，边疆学校严可欣、尹景伊、马开祥遭到逮捕，关押在南京特别刑庭看守所。他们在几次审讯中，进行坚决斗争，对列举的所谓罪状和罪证，予以严正驳斥。国民党当局最后无奈，只好宣判由学校保释出狱。11月25日，严可欣又遭到南京卫戌司令部便衣特务逮捕，随之被逮捕的还有张弟华(罗桑降错)、辛文波、林正达。他们在狱中，曾遭受残酷折磨，张弟华受了电刑，耳朵被打聋。但他们在狱中，同难友一起，坚持斗争，坚贞不屈。1949年2月国共和谈时，代总统李宗仁宣布释放政治犯，他们才得出狱。在此期间，马开祥、李应煊、谢吉等经甘群光布置，秘密转到浙江作兵变工作。田龙祥也秘密转到皖南解放区。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市军管会代表来到边校，严可欣等配合军代表，对学校的接管做了很多工作。
　　第三节 策动浙江两淮税警部队兵变
　　浙江两淮税警部队的策反工作是李田(又名李浩)在甘群光领导下，经过长期策划、艰苦工作取得胜利的。李田原是国民党少将，伪国防部部员。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时期苏中军区的特别党员，1945年初被迫与党失去联系。1946年底，与熊荒陵相识，曾同罗飞以“未来诗刊”为阵地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8月，熊荒陵到湘赣边工委工作，离开上海时将李田的关系转给甘群光，并向甘群光介绍，李田有些旧部下在国民党两淮税警部队任职，可以做两淮税警部队的策反起义。从此，李田就在甘群光领导下展开两淮税警部队的策反起义活动。1948年9月，李田认为当时两淮税警主力部队仍在苏北，想到苏北去做税警策反工作，但因湘赣边工委上海联络站与苏北地区党组织没有直接相通关系，李田得到甘群光同意，就没法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关系前往苏北。到苏中泰县了解一些情况后又回到上海。1948年11月，李田得知两淮税警大队(淮北大队和淮南大队)已由其首脑邱国梁率队自两淮逃到浙江镇海重整部队。他便决定以浙江的税警主力为重点，进行策反，得到甘群光的同意，先去做税警首脑邱国梁的争取工作，因邱顽固反动，没有成功，他便放弃对邱个人的争取，决定转向部队中级和基层的人员。当时的计划，最大的目的是要能确实掌握税警的主力部队。积极配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攻势，乘机占领镇海及三北地区(鄞北、慈北、姚北)，与四明山游击区部队联系向南发展，以扩大政治影响。如果不成，就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原地斗争，保护盐务的国家资财完整，就地迎接解放。基于这一目的，他首先做了两件事情，一是 1948年11月中旬，由甘群光派党员谢吉、马开祥和边疆学校学生骨干李应煊3人组织工作组，由谢吉任组长，到镇海税警大队做策反工作。他们带着李田托汤其西(抗日前后是两淮税警大队办事处副主任，抗战胜利后下台军官，是国民党革新派成员)写的介绍信，到镇海把信交给淮南税警大队队长陆中杰(陆是汤过去的下属)。陆中杰便以二等兵的待遇安排他们在大队部工作。该大队相当正规军1个团的兵力，下属3个中队，每个中队管3个小队，每个小队管3个分队，每个分队管3个班，每班有15人，设正副班长各1人，是装备比较精良的机械化部队。他们根据甘群光布置的通过发动下级士兵，涣散敌人军心，相机发动起义，迎接解放的任务，开始进行工作。首先以活跃士兵生活，提高士兵文化，免在社会上惹事生非为理由，说服了陆中杰，同意他们办一个《淮南三日刊》，3日出一期，刊面有两张腊纸大。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士兵的心理，适当地写一些社论。简要报道一些国内外新消息。还设有副刊，登载一些士兵来稿。他们利用给士兵读报刊，发动士兵投稿和为士兵改稿的机会，同士兵接触和串联。他们3个人分工，一人走一个中队。就这样，同一些士兵逐步建立起感情。在接触中适当地启发士兵阶级觉悟，尽量使士兵逐步认识到，广大工农兵劳苦大众受穷受压的道理，并教唱《山那边好地方》、《古怪歌》、《王小二过年》等歌曲。通过3个多月的串联发动，相当一部份士兵已开始有些觉悟，把他们当知己朋友看待，但还有些不放心，于是他们选择了比较成熟的士兵以“拜把”的形式建立起一个10多个人的秘密组织，其中大多在士兵中有威信、有号召力的班长。如大队部的通讯班长智能，一中队的文书上士刘强，二中队的班长、机枪射手李中信，三中队的班长周德之等等。他们同这10多个士兵秘密结为兄弟时还庄严盟誓。这10多人又秘密地串联，发动其他士兵。1949年2月16日，他们根据发动士兵的情况，由谢吉潜入四明山游击区，准备同游击区党组织商量协助税警淮南大队今后起义事项时，引起陆中杰的疑惧，怕对他和他的部队有所不利，便以谢吉离队三天为理由，把他们3人半送半逼地弄上客轮，推回上海。谢等回到上海向甘群光汇报。甘指出此次起义工作虽没成功，但为今后再作该部策反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据了解，杭州解放后，国民党当局强迫此一税警大队撤往舟山群岛。广大士兵坚持不走。只有三中队被迫撤到袋山岛。二是1948年12月，驻余姚盐场公署庵东的税警第三区区长陈振，也是与党失去联系的抗日时期苏中军区的特别党员。他很想策反起义，但苦于找不到党的组织。便写信给上海李田，探问是否与党有联系。李田将此情况向甘群光汇报后，甘即派李田从上海去庵东，向陈振谈了他已与湘赣边工委接上关系，正在进行税警策反工作的情况。陈振听后非常高兴，急忙向李田介绍了三区税警情况，要求把三区税警的策反工作纳入湘赣边工委领导之下。李田按照甘群光的指示，给陈以肯定答复，陈振便把他准备策反起义培养的核心官佐王蔚筠等人，介绍与李田认识。1949年2月，陈振根据部队活动情况到上海向甘群光汇报请示工作。因甘当时去江西未遇。此时，李田考虑到事情紧要，便陪同陈振到上海塘沽路，向他原来熟悉的上海局军政策反委员会一位同志汇报了浙江沿海税警兵力和驻防情况。从此，陈振下辖的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共8个税警队的兵力(每队约 40余人，配备轻机枪1挺，步枪30余支，短枪3支，每支步枪配备子弹百余发，全区还有重机枪2挺，追击炮2门)，便在甘群光的领导下，通过李田与上海局军政策反委员会的联络，并和四明山游击区党组织的互相配合，于1949年5月起义成功，进入四明山游击区，改编为四明山游击区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由陈振培养的起义核心官佐李自强任大队长。
　　李田对两淮税警部队的兵变工作，在湘赣边工委领导下，争取了各方面的配合支持，经过他和他的旧部的艰苦工作，在解放大军解放浙江的胜利形势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温州地区的税警，均在原地保护盐务，迎接解放。只有原在陆中杰部工作，后由浙江镇海调到温州的纪开榜极其反动，曾经开枪拒降。在乐清的税警大队长贾山堂率领3个队在翁羊圩抗降，经李田派人通知贾到温州，当面说服，部队顺利投诚。在浙东地区，由于李田和陈振一起做策反工作，原驻庵东的陈振区队，除已在解放大军未到浙江前，即起义开入四明山游击区外；另一王启森支队，在杭州解放后，便就地起义，迎接解放。此地区的税警策反，全功告成。在浙东的钱清、百宫税警部队，均在宁波解放时全部投诚。在象山的税警两个支队，均起义投诚。只有被反动当局胁迫逃去舟山群岛的陆中杰一个中队，最后也被解放军分别缴械。李田党籍已恢复。
　　第四节 浙江湖嘉专区新工特派组的武装斗争
　　浙江湖嘉专区的武装斗争与策反专员兼保安司令起义工作，是甘群光派党员陈彬去做的。陈彬1948年下半年搞筹集经费期间，认识了上海法学院助教、浙江菱湖人洪静芳。通过洪静芳的关系，认识了吴兴县银行经理王洗。根据当时了解，王洗抗日战争时期，是菱湖地区抗日进步青年组织国魂社的负责人之一，打过游击，接触过当时浙江省政工作队中的一些地下党员，受过党的教育，当过抗日游击区区长。抗战胜利后，弃政从商，有进步要求。在一些区乡的自卫队骨干中，有他抗日时间的旧部，并与吴兴县社会上层有联系。1948年11月，得到甘群光的同意，陈彬根据王洗的要求，带王洗、洪静芳同甘群光见面。王洗向甘群光交了资助组织经费1万元金元券后，还向甘群光提出他可以利用上层关系做国民党湖州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于树峦的工作。1949年2月初，湘赣边工委书记蔡敏根据甘群光、陈彬在南昌对菱湖地区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陈彬担任新工特派组组长，受蔡敏和甘群光双重领导，在菱湖地区以筹集经费为主开展工作。不久，王洗又提出要求，请甘群光直接领导他们搞经济，搞武装。并再次提出他可以利用上层关系做国民党湖州地区专员于树峦的策反工作，争取他起义。同时，还提出他和他团结的几个进步青年的入党要求。经研究请示湘赣边工委，1949年2月下旬收到湘赣边工委指示，同意全面开辟菱湖地区工作，在搞经费工作的同时，可以搞武装，进行策反，扰乱敌后，策应大军渡江。1949年3月初，陈彬到了菱湖，由王洗安排在菱湖青树中学以社教处教员的公开合法身份作掩护展开活动。经过王洗介绍，认识了新近回到家乡暂时隐蔽的南京学运骨干李百冠、菱湖化学厂青年工人汪子培，抗日时期进步青年组织国魂社成员施星火，王洗在抗日时期从国民党枪口救下命来的菱湖丝厂自卫队长陈鲲以及由王洗推荐当上菱湖镇长的青年沈自强。通过和他们个别谈话，了解了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思想状况。同时，还认识了南浔中学教师姚逊和徐迟。陈彬在菱湖经过多方面的接触和王洗的详细介绍，得知了菱湖、双林、南浔等地自卫队情况，弄清了这些地方武装的成员多数是当时农民，分析了对他们进行策反，建立地方武装的各方面条件。还了解到王洗所联系的社会上层情况，包括吴兴县参议长凌以安，抗日战争时期打游击、当过专员、战后遭到国民党排挤的朱希，以及湖州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于树峦的一些思想动态，为在湖州做上层策反工作创造了条件。
　　1949年3月下旬，王洗又给组织搞到50石米，换成一两一块的金条，由陈彬和沈自强带去上海交给甘群光。并向甘群光汇报了在菱湖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正在这时，李百冠从菱湖来到上海，随身带来了一大批用钢板刻印的《为贾亦斌起义告全国人民书》，并且汇报了贾亦斌起义之前，王洗在上海参加了起义的秘密会议，并在起义后部队途经菱湖附近，由王洗给以沿途接应和各方面支援的经过情况。甘群光对李百冠和王洗等人的这一实际行动非常满意。当天，陈彬和李百冠冒着国民党溃败前对革命者实行疯狂镇压的白色恐怖，在上海散发了《为贾亦斌起义告全国人民书》。随即甘群光又把谢吉、马开祥介绍给陈彬，告诉这两位同志都是预备党员，原来受地下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两淮税警大队做策反工作，由于面临着暴露危险，故调回上海，由陈彬带去菱湖地区协助工作。并指示陈彬要在菱湖地区抓紧进行两项重大工作，一是要策反自卫队，建立武装；二是加紧做国民党专员于树峦的工作，争取他起义投诚。1949年4月上旬，陈彬通过王洗的社会关系，南浔区长陈国楷、双林区长石敬民将马开祥安排在南浔自卫队当教官，将谢吉安排在双林自卫队当教官，在自卫队中，开展宣传教育，结交朋友，培养骨干，进行策反工作，也在此时，甘群光为加速菱湖地区工作的开展，决定由他和陈彬发展王洗等6人入党。并建立支部，由王洗任支部书记。谢吉和马开祥不参加菱湖支部，其组织关系由陈彬直接领导。
　　1949年4月中旬，陈彬鉴于当时革命胜利形势发展迅速决定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上下结合，城乡结合的方针，加速工作步伐，迎接大军渡江，一面迅速组建游击武装队伍，一面加快做于树峦的策反起义工作。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正在纷纷溃退，有些土匪武装亦乘虚而起，为威慑敌人后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陈彬当机立断，决定将策反的自卫队定名为章贡纵队，将南浔自卫队约250人枪，双林、菱湖自卫队约300人枪，分别编为一、二、三支队，成为湘赣边工委领导下的武装队伍。陈彬任政治委员，王洗为司令员。这支队伍的建立，影响迅速扩展。桐乡、德清等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纷纷表示弃暗投明，要求参加。威慑各地的散杂队伍。4月中旬，对一股溃散部队企图上岸抢劫，亦曾由陈鲲、王家琪等带领武装予以包围缴械，并俘获副团长一名，经教育后释放。章贡纵队所属队伍，昼夜巡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商店、工厂、学校，医院、粮食、道路、桥梁和一切公益事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为迎接南下大军的到来做了一切准备。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83师副师长陈景山同陈彬到章贡纵队进行了移交整编，宣告了历史使命的结束。
　　1949年4月25日，陈彬便到湖州做于树峦的策反起义工作。早于 1949年2月，陈彬根据湘赣边工委指示，就已布置王洗对于树峦做策反工作。王洗通过朱希及凌以安向于树峦宣传形势，计议前程，启发他寻求光明出路。王洗还指定吴兴县银行章增培尽可能多接触于树峦，并与凌以安联系，及时掌握于树峦动态。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风传大军即将渡江，解放南京，于树峦慑于解放军威力，最后下定决心，拒绝国民党派他担任“浙西行署主任”的命令，明白地向凌以安吐露了寻求出路的心迹。凌以安将此动向转告了章增培。陈彬即根据章增培的转告，正要去做于树峦的策反起义工作时，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浙东金萧支队派赵民来湖州，通过中国银行经理陈浩然和潘少雄与于树峦联系，做于树峦的工作，目前于树峦正犹豫于陈彬一方与金萧支队赵民之间。在这紧要关头，遇到这一新情况，陈彬考虑到与金萧支队工作的共同对象是国民党专员于树峦，为了把握时机，有利工作，即主动与赵民取得联系统一行动，约定4月27日晚上，共同与于树峦谈判。谈判结果，于树峦表示愿意向人民投诚。但提出保证他本人以及专署、县府人员的身家性命安全。最后达成协议。我方应于树峦要求，保证于树峦及其所属部下生命安全。于树峦必须做到集中专区所属独立营及其所属部队的全部人枪于湖州南门外接受金萧支队整编；保证专署、县府一切档案文件完整保存，不得损毁；保证在湖州解放之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工厂、商店不受破坏。1949年4月28日凌晨，也正是谈判胜利结果的次日，解放军进城解放了湖州。菱湖地区的策反起义取得全面胜利。
　　与此同时，国民党驻南浔水上警察中队王志忠部，有200余人枪，其中轻机枪12挺，重机枪1挺，是国民党一支装备较好的地方武装，陈彬通过派在南浔自卫队的马开祥及南浔中学教师姚逊等人发动当地商会，以保护地方治安为名，做王志忠的工作，王志忠慑于解放胜利形势的威力和马开祥等人做的工作，留下来未走。解放军进抵南浔，马开祥、姚逊即与解放军取得联系，收缴了这一中队的全部人枪。
　　此外，湘赣边工委各地组织在俘获人员中，属于伪县长以上的亦有多人。甘群光、李维若、胡又深等到江西，路经浙江江山时，还俘获了伪徐州剿总副司令刘向渠及其秘书等随逃人员。
　　湘赣边工委除京沪杭办事处在京、沪、浙开展活动外，还派人在四川开展了活动。1949年春，曾派肖光宇、郭鼎铭到四川筹集经费及开展其他活动。肖光宇经过一段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了仁寿县。
　　关于本书书名的说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和蔡敏同志有过多次接触的老同志(如俞百巍、王练等)说，当1949年6月蔡敏率工委机关干部下山到达南昌向新成立的江西省委组织部报到时，刘俊秀部长问：“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蔡教答道：“1948年1月成立时命名为湘赣边工委。因为当时闽浙赣省委也向湘南派出干部，打算发展组织，建立据点，好与蔡敏的组织一道打通湘赣边，并联成一片。但嗣后派去湘南的干部被捕，发展与打通湘南的任务没有完成。蔡敏便倾全力执行1947年1月福建省党代会决定，从赣南向赣中、赣西、赣东扩展，达38个县市，并更名为中共闽浙赣省委江西(区)工作委员会。”但刘俊秀认为还是湘赣边工委这个名字好，未容蔡敏多作分辩，即以其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将它确定了下来。由于江西已经陆续解放，地下党不但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且很快就转入接受省委组织部的严格审查之中，蔡敏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鉴于江西的组织、党史部门未编印过全面、系统、客观叙述湘赣边工委革命史的书籍，蔡敏在得知自己已身患癌症之后，便于1990年会同熊荒陵争分夺秒，联系散处各地老部下，征集资料，核查史实，尽力还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编成本书。蔡敏与熊荒陵认为，既然自1947年4月进入江西后，从未去过湘南，未在湖南境内发展过一名党员，建立过一个机构，若还要将其定位为湘赣边工委，似有名实不副之嫌，且无法体现1946年中央和华东局指示福建省委改名为闽浙赣区党委和闽浙赣省委的历史使命，因此，将本书定名为《中共江西工委革命活动纪实》，并于1991年元月出书后，分别寄给闽赣两省有关组织、党史部门。
　　可是，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和1999年1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仍将蔡敏遵照1947年1月福建省党代会决定开辟江西任务而组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共湘赣边工委。我们此番重印本书时，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和征得原作者之一的熊荒陵同志的同意，为顾全大局，决定与闽赣两省组织史“接轨”，将本书定名为《中共湘赣边工委革命活动纪实》，敬请读者鉴谅。
　　本书编辑小组 谨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