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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照耀湘赣边工委前进的灯塔

汪大洋


  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进攻、入侵面前,经过千难万苦,能够在八年时间里,用小米加步枪战胜它,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动员人民打败拥有美国飞机大炮、军队十倍于我的蒋介石集团,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当家作主。这神话般的奇迹,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靠的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除了国际形势影响之外,主要靠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靠毛泽东思想哺育形成的延安精神。
  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所属湘赣边工委(又称江西工委)从1947年4月到全省解放,由开始几个人发展壮大到“党员逾千,控枪万五”,时间也只有两年多。当黄扆禹、蔡敏、池冲执行党中央指示,开辟江西地区工作初期,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之际,条件十分险恶,他们几个外省人,赤手空拳,竟然能把革命红旗重新插上赣南老区,使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靠的同样是延安精神。
  1946年,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向浙、赣各省、向皖南发展”;“在蒋顽集中全力进攻解放区,后方空虚的条件下,福建省委应采取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据此,1947年1月,福建省党代会决定:将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后又改名闽浙赣省委),并在组织上划分为闽北、闽浙边、……江西等六个地区 (同时成立城工部)要求各地区从不同情况出发,实行“从长期分散隐蔽游击向发动公开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以牵制敌人后方,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开辟江西地区的斗争,一开始从决策到方针、路线都是来自延安的,是延安精神的产物。黄扆禹(1947.4~11)、蔡敏(1947.11~1949.6)先后主持江西地区党的工作,他们首先发扬了大无畏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延安精神,直插敌人心脏地区,并遵从“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工作方针”的原则,蔡敏、池冲分别乔装成伐木工人、锯板工人、木材商深入老苏区给人打工,建立起一些临时掩蔽据点,然后依靠老苏干、老红军吸纳革命知识分子、烈士子弟、工人、贫雇农,经过教育、审查发展他们入党,逐步建立“小块独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组织,再设法让党员通过各种关系和机会建立乡、保基层两面政权,并选择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深厚、地形险要、离城较近或交通较便的山头,建立根据地开展工作,派掌握军事技能的老红军打入敌乡武装队,设法“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相机实行“枪换肩”,还进一步开展“抗征兵、征粮、征税”的“三抗”斗争。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扩大党的影响,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进一步融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进行更高目标的斗争。试想当年,蔡敏他们一无钱、二无枪,若非如此实事求是地唯一依靠老苏区有利的群众条件,踏踏实实地做工作,那是永远打不开局面的,甚至可能被敌人消灭。而蔡敏同志正是发扬了延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善于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紧紧依靠群众采取“依靠山头,扎根农村,面向群众,面向城市,以城市支援农村,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变白色政权为红色政权”的方针,短短时间,先后建立起紫瑶山——雷公坑、杨岭山、梅花山等山头根据地,广丰、横峰、临川等山乡游击区和上海、上饶、南昌、吉安等城市隐蔽的地下交通站,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为配合解放军解放、接管蒋管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革命的发展总是曲折而非一帆风顺的,正当紫瑶山根据地发展巩固,群众“三抗”斗争日益激烈之际,反动派惶惶不安,于1948年5月,派省保安团团长带领部队来到泰和,与地主武装相勾结,组织“四县联防”,组成“联防指挥所”,实行“清乡”。先后逮捕共产党员、老苏干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先后有党员邹庭光,邱顺碒、蔡文香等多人被捕杀,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我党于是采取了“分散隐蔽,保存实力,加强联络,伺机再起”的策略,决定一方面未暴露身份的本地党员,就地隐藏,坚持斗争,已引起敌人注意的党员,到外地暂时隐蔽;另一面派我地下党员打入敌联防指挥所,掌握武装、探听敌情;外来干部分批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蔡敏本人则扮成木材老板,在县城隐蔽,亲自领导粉碎敌人“清剿”的斗争。有条件的支部,还不时地袭击国民党的区、乡政府,使敌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到处抓人。由于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发展,最终迫使“清剿”武装撤走。这说明,遭遇挫折时不可惊慌失措,沉着应对,便能化险为夷,正义的事业终不可挡。
  中共湘赣边工委工作之所以发展迅速,成效好,还因为工委领导蔡敏同志发扬延安精神,注重引进人才,并注意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知识份子干部与工农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的团结合作,这也是延安精神的表现。他们利用杨岭山根据地,地形复杂,山势险要,易于掩蔽的有利条件,从上海、南京等地以最掩蔽的方式,最艰苦的要求,引进大批大专院校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已暴露或有可能暴露的党员,到杨岭山根据地,让他们经过艰苦煅炼,首先,学会在农村、山区,在敌人封锁“清剿”的环境里能生存下来的意志和本领,由池冲带领大家在深山老林中,凭着双手,利用一把柴刀一把铁锄砍木伐竹,开辟一块坡地,以原木捆绑屋架,用竹子一剖两片作瓦,自盖棚子住,床、碗、钵也都用竹做,没有油就将菜只以黄豆煮熟,加上盐和一点辣椒末,进餐送饭,晚上还要冒着寒冷和危险,轮流站岗放哨,有时深夜还要翻山越岭下山挑米上山,没有炊事员,由大家轮流值日做饭。然后再加以严肃认真的政治思想教育、培训,学习党章、论党员修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件,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还举行了入党宣誓,然后派往各地工作。一般都由本地干部任正职,外地干部为副,因此,都能互相尊重、团结合作,更有利于密切联系当地群众,从而促进工作发展快、成效好。特别应当一提的是:从京、沪、杭引进的这批革命知识份子党员,曾经对江西地下党的工作以及解放后江西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遵从延安精神的结果。众所周知,自从1927年之后,土地革命时期,我党长期处于农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曾经有人认为“知识份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产生过不敢信任、依靠知识份子,甚至恐惧、排斥知识份子的思想现象。到了延安之后,1939年底,中共中央专门作了“大量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份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以后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重视知识、重视知识份子之风渐开,成为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解放初期,有人仍囿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认识,把“成份复杂”的帽子扣在江西地下党头上,主要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他们的某些弱点去看他们,而不是从他们的政治表现来认识他们的,“是由于不懂得知识份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份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份子的区别”。
  中共湘赣边工委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到全省38个县市,党员逾千,控枪过万,与蔡敏等遵照延安精神,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是分不开的。在我党历史上,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革命便由我党单打独斗,于是逐渐形成关门主义。到了延安之后,党中央毛主席批评了这种“子弹不会择敌”“不能把敌人营垒中的被裹胁的人们拉过来”,“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的错误思想倾向,逐渐形成了“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的延安精神,中共湘赣边工委的同志们,运用这一法宝联合了江西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等,团结了省参议长彭程万、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前方日报》社长王造时、江西民革负责人武惕予等社会知名人士,争取了浙江湖嘉专区专员、保安司令于树峦、上饶专区保安副司令陈杰民等国民党军政人员,阵前起义或停止抵抗。各地基层组织,也都开展了大量策反,统战工作,对于壮大游击武装力量,维护地方秩序,保护工厂、学校、粮食、物资、敌伪档案免遭毁损,以及剿匪、支前等都起到重要作用。
  解放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曾经有人怀疑这些正确的做法,称之为“组织路线有问题”。把从旧营垒中拉过来的,一慨视为“招降纳叛”、“成份复杂”,甚至怀疑为不拿枪的敌人,发生过不少冤假错案,甚至把参加革命打成反革命,把个别组织定为“红旗特务组织”,须知,在当时条件下,这对瓦解敌人营垒、减少人民损失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有的中下级敌伪军政人员弃暗投明,还做过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判定一个人、一个组织最重要的标准,应看他(它)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中,站在光明进步一面,还是站在反动、黑暗那一面,是对人民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才能判断是非曲直,其他都是第二位或不重要的。
  综观中共湘赣边工委的革命活动,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是在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哺育下成长壮大的,是按照延安精神开展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无论是它的艰苦奋斗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紧密联系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衷同济的精神,都是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感动今人,教育后人的。
  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在与敌人战斗时,曾经有12名成员英勇牺牲。解放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却未发现一个叛徒,党组织也未遭破坏,这说明党组织是坚强的、与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邹庭光、林穆贤等烈士被捕后,任凭敌人严刑拷问,坚不吐实,保护了党的组织和机密,范家谋烈士就义时,浩气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代表了解放战争时期江西地下党全体战士的心声,永远值得后人敬仰、感动、怀念。
  今天,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我们应自觉地奋力促其早日实现。因为,这也是当年湘赣边工委成立时的初衷和战斗目标;也是湘赣边工委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们的遗志。实现他们的遗志,自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
  (作者是江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原省建设厅副厅长)
  

延安精神哺育中共湘赣边工委从诞生到胜利/江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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