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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旗独树扬天下

黄宏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那一天起,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过上安定、幸福的新生活。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站在民族救亡的最前列,坚定自己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人民利益而奋斗。
  (一)曲折中诞生的联蒋抗日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它继占领东北以后,又发动了华北事变,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大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毅然担负起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统一战线思想最早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党宣言》在阐述共产党人在斗争中的策略时,要求共产党人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联合,要搞统一战线。后来,列宁在实践中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刚刚成立时也曾经尝试过。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就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制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且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刚刚成立不久,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对统一战线理论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实践,自动放弃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犯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再加上后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统一战线政策失败了。虽然这次统一战线没有成功,却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积累了经验。
  然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却是十分曲折的。它大致走过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蒋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统战口号,这是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萌芽。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其中包含了基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吞并中国的局势,为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方向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把党的政治路线完全转变到马克思主义上来。会议阐明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时局的主要特点,即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日民族矛盾。所以,在这个新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①可见,当时要成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对象是“全中国民族一切力量”,而这个“力量”是不包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共产党与国民党还是对立的,国民党与蒋介石是我们要消灭的对象。所以,这个阶段的统一战线是“反蒋抗日”。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下层统战与上层统战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很快打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所谓下层统战与上层统战,是按照统战对象的不同而划分的。下层统战的对象一是城市中自发的各种行业组织,如救国会、抗敌会等;一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下层士兵,红军通过释放俘虏、前线喊话等方式,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抗日宣传,争取国民党士兵。
  上层统战的对象一是社会上的各界著名爱国人士,其中还包括国民党的某些左派。由于这些人有一腔爱国热忱,又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我党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重点是上层统战,即争取这些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志士仁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分别致信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蔡元培、宋庆龄等,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日的真诚愿望。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以民族大义为本的襟怀与气度深深感染了这些上层人士。不少人致信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蔡元培在赠鲁迅的诗中写道:“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对民族前途的关切,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鞭挞之情溢于诗中。
  上层统战的另一个对象是国民党的各地方实力派。中共中央曾派出许多干部去做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傅作义等人的工作,表示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愿意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由于长期受到蒋介石的压制,对蒋早已不满,加上在西北与我军作战受到严重损失,亦有与我军停止内战之意。1935年12月,党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会见杨虎城,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交通站、同做抗日准备等四项协议。同时,我党也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经过李克农、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多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停战协议,同意一致抗日。这样,我党就形成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合阵线。上层统战的工作收到了实质性的效果。
  上层统战工作,不仅扩大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政治影响,争取了更多人民的支持,还造成了国民党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与红军结盟,降低了红军的损失,保存了抗日力量,同时分化、瓦解了国民党内部,直接造成了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
  第二阶段:逼蒋抗日。1936年4月,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会谈。会谈中,张学良说道:“蒋介石是现在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在统治着,全国主要的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会使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的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我们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扭转过来。”②对于张学良的建议,周恩来表示会慎重考虑。
  此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开始考虑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并主动避免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冲突。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示愿意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的新策略。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很不恰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③。此后,红军单方面发布停战命令,停止对国民党军的任何进攻。
  但蒋介石反共的贼心不死,1936年10月和12月,他两次来陕,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一心想抗日的张、杨多次慷慨陈词,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失望之际,张、杨于12月12日采用强硬手段,囚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的八项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同时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力陈团结抗日之计。蒋介石也表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的内战”,④并同意中共的六项主张。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政策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从此,和平代替了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三阶段:联蒋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致电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等五项要求,同时也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等四项保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取消了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亦取消了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但蒋介石并未真正下决心抗日。直到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蒋介石才下定决心抗战。国民党政府开始加紧国共合作的步伐。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8月25日,红军顺利改编。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讲话,同意停止内战,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1931年9月到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积极争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说明我们党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始终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能够始终如一地加以贯彻执行。
  延安时期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总结以往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而形成的。这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
  1.统一战线的对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以往的统一战线不同,它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学生等一切爱国力量,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突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社会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形势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民族利益的政治方向,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积极团结中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与我党、我军已为敌十多年之久,曾给我党、我军带来巨大损失的国民党。这不仅显示了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更说明了我党对于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定性。
  2.统一战线的策略。过去,由于党内的错误倾向,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曾经犯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所谓斗争,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展开与其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在发展同国内各阶级的关系上,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将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即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加以区别。前者是统一战线的主体,是劳动阶级的联合;后者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的联合。党既要争取资产阶级进入统一战线,又要与其本身所固有的动摇性进行斗争。将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对待大资产阶级,我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策略是积极联合,善意批评。
  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之前,在对待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党内曾经出现过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给我党造成了损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我党十分注重保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党的态度十分鲜明。对于共产国际的“两个一切”的策略,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指出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他认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如果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需事先取得国民党、蒋介石的同意,那么,他不同意怎么办?继而,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⑤无产阶级只有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自己正确的政治方向,组织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才有能力主动地影响别人、吸引别人、动员别人跟随自己的目标行动,取得抗战的胜利。同时,独立自主又是与领导权密不可分的。坚持独立自主,必然要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失去了领导权,就根本谈不上独立自主,只能受制于人。因此,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⑥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取得领导权,主要取决于党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主张实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二)中流砥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实行“绝对不抵抗”政策,反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听任日本侵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积极进行反共内战。日本侵略者通过“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实际上控制了冀、察两省,接着又积极策划所谓“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华北局势十分紧张,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担起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重任。
  自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那一天起,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民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抵抗。“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号召下,东北三省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蓬勃兴起。由党直接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组织严密,成分好,觉悟高,作战英勇,行动积极,使日寇不断地遭到打击。1934年冬季、1935年春季和秋季,东北抗日军民三次粉碎了日寇的大“讨伐”,使党领导的各地抗日军队和游击队进一步发展、壮大。为适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新的发展形势,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八一宣言》的主张,在反“秋季大扫荡”中着手建立抗日联军,并于1936年2月20日发表了《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不久,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及抗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联军游击队,共计4.5万人。整个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区,除城市和交通要点外,广大农村都为抗联所控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不断发展,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迟滞了日寇侵略计划的实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同红十五军团一起,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延安建立了全党的领导中心,准备抗战。12月17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后,毛泽东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为贯彻党的路线,瓦窑堡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决议重申和强调了红军作战、指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党的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红军开始由进行国内革命战争向进行抗日民族战争转变。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同时决定我军实行战略转变,即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主要指分散使用,不是说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洛川会议规定我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进行战略支援;保存和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它明确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央军委根据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8月20日,把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依据战斗序列,9月12日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兵力共4.6万人。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改编南方八省(湘、赣、粤、浙、闽、鄂、豫、皖)除琼崖地区外的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翌年1月移至南昌。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和军部特务营,共1.03万人,六千两百余支枪。至此,我军完成了抗日的军事准备。全军斗志昂扬,准备开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抗战之初,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日军气焰极为嚣张,号称“不可战胜”。我军刚刚参战,就在平型关战斗中给了日军迎头痛击。改编之后,我军第115师主力于8月22日从陕西省三原地区出发,在9月中旬挺进至晋东北地区,于9月23日以一部(独立团和骑兵营)伸向灵丘、涞源方向,牵制与打击敌之增援部队,另以3个团的兵力于24日夜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25日晨,日寇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进入预伏地区,我军突然发起猛攻,迅速将敌包围割裂,展开白刃格斗。经一天激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获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华中和华南的重镇武汉、广州,从此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是因为抗战以来,日本侵略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伤亡惨重;再加上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日益分散,补给供应不足,而其后方又受到我军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威胁。因此,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对共产党进行军事打击,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英、美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寻求与日本的妥协,在中国压迫蒋介石投降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发生了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弃民族解放与同胞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投降日本,成了可耻的叛徒。蒋介石也转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时,日军把用于正面战场与国民党军队交战的主要兵力抽调用于对付解放区战场。在1938年到1944年5年多的时间,日军将侵华兵力的62%和伪军的95%集中在解放区进行“扫荡战”,进行极其残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解放区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了奋战在抗日前线的最主要力量。针对时局的变化,我党于1938年10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15个月来的抗战经验,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了“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以及我党、我军的历史使命是“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制定了我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对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坚持抗日战争直至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越是在最危难的时刻,就越能检验一个政党的政治方向是否坚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的两种态度、两种表现,充分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是无比坚定与正确的。
  日寇停止战略进攻后,将其主要兵力用于与我军作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发挥了抗战中流砥柱的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这一时期日益残酷的斗争形势,连续发出指示,提出这一时期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总的方针和任务:坚持统一战线,坚持长期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坚决粉碎日伪顽的夹击进攻,长期坚持熬时间,储蓄力量,巩固内部,准备将来反攻。在此期间,我军在冀中、冀南、晋察冀、山东、晋西北等战场上坚决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其中有威振中外的百团大战,有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役等。同时,为适应新形势,党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根据地军民对日寇的“扫荡”和“蚕食”、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最终渡过了难关,使民族解放战争走上了继续发展的坦途。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于9日分西、北、东三个方向出兵我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14日,苏军前出到松辽平原,对关东军主力形成了分割包围态势。在此前后,美国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对广岛和长崎各投掷了一枚原子弹,造成了日方大量伤亡。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并在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的参战,缩短了对日战争的进程,中国的抗日战争亦立即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我党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100万人,民兵两百二十余万人,并建立起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日军占据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对日战略反攻的局面正逐步形成。苏军参战后,我党、我军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地组织了战略反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8月10日,党中央指示,应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日,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寇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第一道命令;11日,他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各解放区接到党中央、毛泽东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命令后,立即进行紧急动员,迅速集中分散的部队,组成强大的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并陆续发起猛烈的反攻。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打击下,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人力、物力均已枯竭,无力再战,被迫于9月2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至此,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慷慨高歌忆逝踪,当年抗战亦何雄!
  一旗独树扬天下,四海五湖唱大风。”⑦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共中央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军事路线的指引下,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八年中,我军共与日伪军作战12.5万多次,消灭日军52万人、伪军118万人,缴获各种枪69.4万多支、各种炮一千八百五十多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军也越打越强,截至1945年9月26日的统计,我军扩大到127万人,民兵268万人,解放区人口1.25亿,面积104万平方公里,拥有县城285座。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证明,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紧要关头,只有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救民族于危亡。
  ①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页。
  ②转引自《延安精神·民族之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页。
  ④转引自《延安精神·民族之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⑦《延安颂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延安精神/黄宏主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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