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思想理论的来源是马列主义，但就其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来说，它是植根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东西。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中国化的过程，是从建党之初特别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经过漫漫长征路，完成于延安的土窑洞，所以，人们常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延安窑洞里的马列主义”。
　　延安时期，是我党集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时期，也是我党真正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针政策，如持久战问题、人民战争问题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一一得到验证，成功证明了中国的山沟和窑洞里也有精彩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
　　(一)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重镇遵义，并在此召开我党历史上重要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也是我党建党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下独立解决自身问题的会议。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0月，随着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中国革命也逐渐转危为安。广大红军战士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在长征过程中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是继井冈山精神之后中国革命的又一精神动力，成为鼓舞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断奋进的精神支柱。
　　从大革命失败到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这10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这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党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其直接后果使党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而中国革命则濒临绝境。在常人难以想像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终于奇迹般地渡过危险，开创出新的局面。这1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与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而那种严重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国外经验的教条主义，或者仅凭主观臆断和热情而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历史经验，高举全民族抗日大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开始了在我党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延安时期。实事求是地讲，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有力思想武器。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为马列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广大的共产党人从这些实践中，意识到了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并逐渐开始投身于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从客观上讲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但从主观上讲，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博览群书、笃志嗜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准备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毛泽东等人的艰辛理论探索，才真正地把“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总结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逐渐意识到，对哲学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他，还是全党，都是相对薄弱的。而哲学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党内的几次“左”、右倾错误，其根源就在于党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理论精髓，在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又没有从世界观的高度去解决问题，致使错误一再发生。为解决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问题，为清算党内教条主义，毛泽东发奋研究哲学，从事哲学著述，以教育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全党辨别是非和把握革命规律的能力。
　　延安时期，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原有的和新购进的哲学书籍。他认真地研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怎么办?》、《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研读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等十几种马列主义经典论著。除了研读马恩列斯的经典论著之外，他还阅读了十多种中外学者的哲学著作。据美国记者斯诺回忆：“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①
　　毛泽东认真研读了众多的哲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上做横批、眉批、打钩、画杠、圈点、做注。有些书籍甚至读过多次。毛泽东在阅读、批注这些书籍的同时，也在认真思考这些著作中讲述的基本哲学原理，努力把基本问题搞清楚。在阅读的过程中，毛泽东联系自己的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创造性的发挥，并把自己的学习心得落实在著作上，就有了后来《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名篇的问世。
　　毛泽东把他所学的哲学著作，经过认真的思考、消化、研究、创造，写出了讲稿，并在陕北公学、抗大亲自讲授，然后组织学员讨论，以发现其中的问题。同时，每讲一次课后，毛泽东都认真补充、完善授课提纲。如是多次讲授，毛泽东对哲学基本理论给予了深刻的理解和创造性发挥。从1937年的6月到8月，毛泽东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最为精彩的部分。《实践论》系统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认识论上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矛盾论》集中、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进一步从辩证法方面批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这两篇著作“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阐明了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②
　　在积累了丰富的哲学知识基础上，毛泽东于1936年秋到1938年冬开始从事中国革命战争学的研究，阅读了古今中外军事大家的众多著作，并根据自己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形成了毛泽东自己的军事学说，有力地指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践。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1936年冬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冬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两篇著作中。
　　从1938年冬起，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方面。1937年4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创立后，出版了许多延安所急需的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著作。毛泽东对新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基本上都阅览一遍，其中尤为喜欢列宁的著作。他喜欢列宁的文风，其语言生动活泼；喜欢列宁的哲理，因为他所说的在某些方面和中国情况很接近。他读的次数最多的就是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1938年到1940年的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学习，使毛泽东进一步提高了理论水平，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理解。
　　1939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五四运动》一文，以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并发表在延安《新中华报》上。5月4日，毛泽东出席了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并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作了讲演。在其中，毛泽东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10月，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杂志创刊发行，毛泽东为此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文章总结了建党以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方面的发展成果，并深刻地论述了三者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党的“三大法宝”的观点。
　　为了加深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参与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教材的编写。在撰写第二章的同时，毛泽东考虑，有一些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受到结构和篇幅的限制，不能够展开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论述。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完成后，毛泽东便开始投入到《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对新民主主义的观点给予进一步的发展和更为深刻的论述。
　　1940年年初，《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引起了巨大反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批判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驳了“左”倾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谬论，分析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本质区别和内在联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航标、灯塔。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整个中国百余年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20年的革命斗争，已经具备了产生自己正确理论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个理论怎么提出、怎么命名，还没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941年夏，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撰文，提出了毛泽东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同年秋，国统区的文人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后，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只不过，他认为这个“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张如心对此进行了批驳，于1942年2月1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指出毛泽东主义绝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不是虚伪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与执行者。
　　张如心依据苏联当时的权威说法，认为20年来我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创造了、锻炼了中国革命的一套理论和策略，这一套理论和策略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及内在的一贯性、完整性。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及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我党思想方法论的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是我党在当时阶段革命的政治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我党战略与策略的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是我党的军事革命理论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张如心的观点得到了包括邓拓在内的众多理论工作者的赞同。
　　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主义”开始在延安的理论界和领导干部之中得到广泛讨论。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赞同这种提法，并开始研究这一理论命题应当如何定义，以及如何构建其理论体系。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主义”无法和列宁主义相比，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不能称之为“主义”，还达不到“主义”的水平。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发言，认为他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为他的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同时，这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实际上，在1943年春以前，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命题，全党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1943年春以后，随着敌后根据地抗日形势的逐渐好转，以及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日益巩固，他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关于“毛泽东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理论命题的确立，条件已经成熟了。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撰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命题。他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的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一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而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③王稼祥的这一提法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的赞同。这样，“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④的重要论断，被党内的广大干部所接受。
　　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列宁写了众多理论著作，形成了列宁主义，而毛泽东与列宁相比，还有一段差距，故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很快被当时人们所接受，并逐渐取代了“毛泽东主义”的命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命题，一直到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才明确提出。会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进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最高评价。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在同党内错误倾向，特别是同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因此，实事求是是它的思想精髓。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形式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华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成熟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是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思想理论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精神”不同于理论，它是和意志、理论结晶结合在一起的意识状态，产生于理论，是理论的外化和具体表现。“精神”受理论指导，只有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的“精神”，才是伟大的和持久的。延安精神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变革现实的强大的长期的精神动力，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是伴随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形成的。延安精神的许多内容，比如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毛泽东对此进行过多次论述，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并为全党所接受。在进行理论的探索过程中，延安的军民们提高了实践这些精神的自觉性，克服了盲目性。作为这些精神的载体，毛泽东思想既为延安精神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保持了其正确的政治方面。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思想则对延安精神起指导作用。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⑥
　　当然，要使马克思主义可以从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以及毛泽东思想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就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党要成为有纪律的组织，党员都接受党的路线，党员都靠得住，能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办事。国民党吃了很厉害的宗派主义的亏。共产党的组织小些，他们能排除宗派主义而取得成功”。⑦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正是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思想作风的影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得以真正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才得以形成。而这些，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现的。
　　(二)横扫“三风”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那么，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⑧
　　毛泽东所说的相当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指在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⑨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但由于当时面临的形势严峻，并没有真正彻底地从思想上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党内的很多同志对党史上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正确、统一的认识。1940年3月，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在延安竟然再版。这说明，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左”倾错误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很多领导干部认为王明的“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显而易见，如果不从根本上彻底肃清“左”倾错误，中国革命还将面临更大的危险。这是我党发动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增加了七十多万新党员。但是这些党员大都出身于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却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因此，在党内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比较严重的困难时期。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是战胜严重困难的决定性因素。延安整风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的，首先从党的高级干部开始。1941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才算得上是理论家。
　　在这次会上，很多人主动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犯过主观主义错误的同志先后发言，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但是，作为“左”倾错误路线代表的王明不但没有对自己的错误作丝毫的自我批评，而且极力为自己辩护。在此以后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中，他也“因病请假”。针对王明的错误，毛泽东在整风会议上作了书面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成为后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初草案。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标志着整风运动进入到第二阶段，即全党范围内的普遍整风阶段。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⑩
　　针对主观主义，他说：“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1)紧接着，他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些在许多人中流行着的糊涂观念逐一作了阐述。在讲到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一问题时，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2)“有的放矢”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正是整风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1943年12月，毛泽东特意为中央党校大礼堂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13)
　　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说：“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14)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是散布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工具。“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15)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就容易消灭了。毛泽东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提出了克服党八股的方法。
　　1943年10月以后，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即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使全党重新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过整风，不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巩固和团结，为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横扫“三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新的优良作风。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总结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性的集中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延安精神，就是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以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为核心的革命精神。
　　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又是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经过延安整风，我党比较好地清除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树立了正确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16)
　　密切联系群众。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就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证明，只要紧紧依靠人民，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信任人民，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打成一片，我们就会无往不胜，任何困难都会克服，任何敌人都能击垮。
　　批评与自我批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事物只有在不停的运动中才能抵抗各种有害物质的侵蚀。只有自身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错误，才能够认真改正。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好似打扫房子和洗脸一样，是应该经常进行的。整风运动中提倡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基本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彻底地清除“三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成为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因而延安整风必然是建党以来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17)
　　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倡导和培育的、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许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伟大、崇高的威望，保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使党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成为我党的根本思想路线。从1921年党成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我党由幼稚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基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重大理论。而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延安时期，作为毛泽东思想成熟并得到最终确立的时期，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言而喻是延安精神的应有之义，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68页。
　　②《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③《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5页。
　　④同上书，第350页。
　　⑤《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⑥《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300页。
　　⑦《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3页。
　　(12)同上书，第819—82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14)同上书，第827页。
　　(15)同上书，第83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