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这一阐述，赋予了实事求是以科学的含义和理论形态。
　　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全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实事求是是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条，因而成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对事物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
　　(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我们之所以提出解放思想的问题，是因为革命实践迫切需要破除迷信。
　　本来，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中国人破除迷信、思想解放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洗礼，没有用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破除封建主义老教条、老八股的思想解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会那么快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就不会那么快地产生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由他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由于思想的解放而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并且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成为反对封建主义老教条的急先锋，他们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解放思想的武器。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就推动形成了大革命高潮。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解放思想传统的党。
　　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把反迷信的斗争任务转入具有解放思想传统的中共党内。这主要是大革命高潮到来后，中共经历了一次组织上急速膨胀时期。1923年党的三大统计党员只有420人，到大革命后期党员人数就猛增到将近六万人，即增长14倍多。大革命高潮中，党组织高速膨胀虽然不足为奇，但由此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留苏学生)拥进党内，使党内思想状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广大党员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党内“左”倾急性病急剧膨胀。这种错误倾向是在共产国际的提倡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潮流。这种潮流在党内造成了迷信状态，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以至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取代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党中央不得不带领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显然，只有从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革命才有出路。这已成为当时中共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这个历史要求的体现。它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创建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和发动全民族进行抗日战争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遵义会议是在长征路上召开的紧急会议，来不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因而不可能完成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完成了从教条主义迷信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党，中国革命也由此走向胜利。由于思想解放、路线正确，解放区军民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因此，解放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延安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延安整风运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现代中国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实际上，延安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继承了五四运动解放思想的传统，又为“文化大革命”后，从“两个凡是”迷信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历史的启示和经验。
　　延安整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是形成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和解放区军民，主要不是在辨明路线是非基础上解放思想的，而是从正确路线领导的革命实践和党的宣传教育中，懂得和把握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以及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等，从而获得思想解放的。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解放思想的武器。它同僵化的、阻碍和扼杀思想文化发展、妨害社会进步的任何意识形态及其理论，都没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一旦不能与时俱进，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体现，它和与时俱进是不可分割的。解放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动力，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的标志。因此，实事求是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
　　破除陈旧思想观念，为革命、改革和建设扫清障碍，是解放思想的历史任务。但解放思想的具体任务和做法，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继承和弘扬解放思想的传统，应与已经发生巨变的时代条件相适应。历史上，中国人对封建主义的迷信，对教条主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迷信，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历经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已被破除。中国人民早已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对“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当前，我们面临“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新的历史任务”。这种崭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用解放思想作为推动与时俱进、推陈创新的有力武器。
　　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说明，解放思想不仅是破除迷信的有力武器，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有力武器。延安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党的建设进入完全成熟阶段。它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彻底清算了党内宗派主义残余，而且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组织路线和党内生活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此同时，还确立了作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共这三大作风的确立，使党的面目焕然一新，建立了党与全中国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要真正从根本上实行，就必须眼睛向下，面向群众，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倡导重视调查研究，并善于调查研究，他始终扎根于中国的大地中，与群众息息相通。早在1926年，他就深入考察农民运动，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中央苏区过程中，作了大量的周密系统的社会调查。比较著名的有：1930年春，红军部队分期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北的平远一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利用这个机会，毛泽东对以城镇商业为特色的寻乌作了一次调查，写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底，毛泽东从兴国县送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8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写成了《兴国调查》。1933年冬，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又身患疾病，但他不灰心丧气，作了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在这期间，他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并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对调查研究进一步加以理论总结，先后写出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等著作，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针对调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还领导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中央文件。他特别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推动下，全党逐步形成了良好的调查研究风气。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甘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泽东、党中央反映：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毛泽东和党中央仔细听取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之后，派了王首道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接管了陕甘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并指示他们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调查，弄清了情况，中央决定将刘志丹等同志无罪释放。毛泽东对陕甘苏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军队和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都作了调查研究，制定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暴露出很多突出的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包括与著名作家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深入交谈，毛泽东进一步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次座谈会对当时及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订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十分重视作调查研究。1942年年初，张闻天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调查。他在《出发归来记》中，认为调查研究是“打破教条的囚笼”的根本办法。他说：“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④
　　为使调查研究工作有组织保证，中共中央首先在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构，即中央调查局，担负对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政府，均设有调查研究机关。各级机关通过组织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第一个大型调查组织是西北局的考察团，共有三十多人，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特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政治、经济、党务等情况的调查。此外，还有妇女生活考察团，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成立的一百多人的战地考察团等。在延安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
　　不仅如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从而使调查研究的理论更加完备和成熟。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就必须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而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要通过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就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在调查研究中，不仅要坚持唯物主义，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了解；而且要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可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延安时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不仅在哲学的高度上，而且在具体工作的各方面，都广泛而深刻地体现出来。
　　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终于为全党所接受，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没有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犯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呢?1961年年初，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跟中国实践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这些年，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他还说，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大跃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许多领导人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不符合实际的或片面的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以感想代替政策。20年后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的原因进行了再分析，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上述分析不能说不深刻，而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和大批的地方领导，在20世纪60年代初确实注意了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比较切合实际的措施来克服经济困难。但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反而距离实事求是越来越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更加沉痛的教训，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下，实事求是才最终得以恢复。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能够深刻认识这一国情，乃是认清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由于中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像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为我们准备关于社会情况的比较完备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⑤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使党的工作指导适合于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和形势发展。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实际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具有最基本的认识。
　　(三)对待事物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客观实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就要尊重客观实际，忠实于客观实际，绝对不能带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客观实际是在普遍联系中存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综合事实的全部情况，全面地看问题，绝对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客观实际都存在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绝对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客观实际始终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对客观事物作动态的考察，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绝对不能以静止、僵化的观点看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不能只凭主观想像，只凭一时热情，只凭死的书本，而要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详细占有材料，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之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严肃批评党内的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而不是经过周密的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这种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他认为，那种不注意客观实际的研究，忽视客观事物的存在，把感想当政策，仅凭“想当然”在那里发号施令的错误做法，是一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⑥
　　延安时期，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成为广大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周恩来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⑦言行一致，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诚恳务实，使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具有实事求是的人格魅力。在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1944年5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他说，整风是好的。审干也作出了一些成绩，只是在抢救运动中做得过分，打击面宽了些，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戴错了帽子，现在对他们应行脱帽鞠躬礼。毛泽东当场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给大家鞠了一躬。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先是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接着大家不约而同唱起《东方红》，歌声激昂奔放。特别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一面高声唱歌，一面流着激动的眼泪。当时在场的美国斯特朗女士拍摄下这难忘的历史镜头。此前，毛泽东在给中央党校五部、六部所作的报告中，也对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是党校的校长，这个党校犯了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
　　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规定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对这一原则，许多党员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会失去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政权。11月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式上，耐心地对“三三制”原则作了说明。他指出，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⑧他还强调：“国家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⑨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要有一个是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经无记名投票，选出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为副主席。在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18人中，共产党员有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并提议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毛泽东等共产党员的真诚态度，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先生就说：“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他后来还对别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一位79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⑩
　　实践证明，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立三路线”和后来的“左”倾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类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在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最为丰富的，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完整形成，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也从而使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得以彻底纠正。为什么纠正主观主义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因为思想问题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1943年10月，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他强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这五项根本业务中，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要务。
　　用实事求是的办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主要是组织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让他们全面、深刻地了解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严重危害的历史事实。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形成《六大以来》一书，发给大家阅读和研究，并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在大量的历史事实面前，大家就比较容易辨别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是与非。另一方面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大家在调查研究的社会实践中了解社会，洗刷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不仅号召大家深入社会实践，而且指导大家怎样才能通过社会调查真正达到对事物客观、全面、本质的认识。这就是要详细地掌握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为此，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全党克服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党的领袖的表率作用十分重要。毛泽东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典范，他的大量著作，不仅是批判主观主义的锐利武器，更是人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好教材。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实际精神，成为鼓舞、推动人们正确行动的巨大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战斗历程中，创造了无数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英雄业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富时代性的(例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和典型性的(例如红岩精神、大庆铁人精神等)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革命遗产，特别是延安精神对我们更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的产物。中共党史上的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由弱到强，并最终走向胜利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和解放区广大军民形成了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风貌，这就是延安精神，也就是延安时期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延安精神博大精深，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最核心、最根本的一条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是指导我们未来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路线。延安精神，就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对中国共产党人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总结。延安精神的形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出的重大精神成果。因此，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为延安精神的精髓与实质。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1世纪，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必将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而我国也必将以更快的速度，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肩负着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发扬延安时期形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才能率领中国人民完成新世纪伟大的历史使命。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④《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⑦《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⑩《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