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历史文化之摇篮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祖就劳动、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横亘在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面积近六十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最典型的黄土地形区。黄土厚度一般在50米到1OO米，最厚可达200米。黄土高原的形成，大约是在二、三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时期，在一百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在活动。
　　有了人，就开始有了人类历史。
　　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人”化石，距今约80万年，这是陕西地区远古时期人类活动历史的佐证。
　　1975年在黄龙县修建尧门河水库时发现的“黄龙人”头盖骨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属晚期智人中的一种，距今约3万年至5万年。“黄龙人”的发现，证明延安地区也是人类童年的摇篮之一。
　　近年来，经过两次文物普查，在子长、延川、安塞、吴旗等地，发现和搜集到大量的陶品和石器，这些文物资料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远古时期的延安历史。除此而外，有关黄帝和夏禹的传说，也说明了远古人类在这块辽阔的黄土地上开始创造人类文明的事实。因而，轩辕黄帝被誉为“人文初祖”。
　　在中国历史上，延安虽非历代王朝建都之地，但却是历朝重视的边陲重镇。
　　自秦统一中国后，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那时，陕北为上郡，延安为高奴县。县治在今延安城东尹家沟一带。
　　秦王朝为巩固北方彊域，阻止匈奴南下，曾派大将蒙恬驻守陕北，监修长城和驰道。据近年来实地考察，秦驰道南起陕西淳化县境，北入旬邑、黄陵，过富县、甘泉，经延安、安塞、靖边，到包头以西的九原故城，全长一千八百余里。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嫁匈奴就是沿着秦驰道途经陕北走向塞外的。董必武曾有诗赞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此乃为历史佳话。
　　西汉时期，由于汉王朝采取了实边与和番政策，陕北一带出现了农牧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在延安和榆林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砖《牛耕图》、《放牧图》、《狩猎图》等，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水草丰盛”、“谷饶畜多”的情景。《汉书·地理志》载：“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肥可燃”是说水中漂浮的油腻物可点燃。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石油的记载。
　　秦汉以后，我国历史进入长达三百五十多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国时，陕北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地方。曹魏政权并没有在这里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机构。西晋末年，司马集团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匈奴族刘渊乘机在山西离石起兵称王，从此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割据混战局面。在此期间，延安先后为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和匈奴族的大夏国所统辖。公元407年，匈奴贵族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夏，建都统万城(今靖边县白城子)。公元413年，赫连勃勃率兵10万，与后秦大战于古城(今黄陵县城南故邑)，俘杀后秦二万多人。后秦亡，赫连勃勃占据延安，在今延安城东李家渠周家湾一带筑建丰林县城。北宋沈括知延州时曾作过考察，他在《梦溪笔谈》中说：“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经过九年征战，隋文帝统一了全国，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与隋通和，陕北一带的战争烽火也平息了下来。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改州为郡，延安即为延安郡肤施县。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延安”称谓，距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隋王朝是历史上一个短命的封建王朝。就在延安设立郡县的第四个年头，即公元611年，全国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公元614年5月，延安人刘迦伦率众十万，占据雕阴(今绥德)，与山东王薄遥相呼应。后来，刘迦伦与隋军在富县地区激战，死伤万余，刘亦战死。各地起义军虽被镇压下去，但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隋共历二帝38年。
　　隋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封建经济空前发展的大唐帝国时代。唐王朝历时290年。初唐时期，东突厥战败后，各少数民族的可汗和四方诸侯纷纷附唐称臣，北部边境数十年无战事，陕北地区也呈现出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和平景象。这期间，延安时设州，时设郡，前后变动过几次。
　　被人们视为延安象征的延安宝塔，建于盛唐末期的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塔高九级，44米，为六角阁楼式的青砖结构。塔内有梯，可登临塔顶，俯瞰延安全城。1944年陈毅在延安曾写《延安宝塔歌》一首，歌曰：“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郭沫若1965年写诗赞延安宝塔：“岭头犹见塔巍峨，不拜菩萨拜荷戈。塔是人民之所造，留为纪念换山河。”
　　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到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在这分裂混乱的五十多年间，延安先后为后梁、后唐所占，仍实行州统县的二级制，称延州和肤施县。
　　到了北宋年间，我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与宋并立的还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族的辽，女真族的金和党项族的西夏。西夏王元昊，1038年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立国，拥兵50万，首先把南下的重点放在打通延安一路。宋王朝也调兵遣将，加强了陕北一线的防御。1040年5月，元昊率精兵10万，由安塞镰刀湾南下进攻延安。经金明寨一战，宋军大败，西夏军包围了延安城。后因宋东路援军赶来，加之天降大雪，西夏军粮草得不到接济而撤退。
　　当西夏企图卷土重来之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奉命知延州。他到任后，重新编组了军队，加固了城防，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打退了西夏军的数次进攻。由于宋夏连年战争，双方损失很大，1044年宋夏议和，元昊对宋称臣，宋又给西夏银、绢、布、茶等“岁币”，陕北方得以安宁。范仲淹镇守延安，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为世传诵。今在宝塔山上，还有范公井、摘星楼、嘉岭书院等历史遗迹。山下石崖上有范仲淹题写的“嘉岭山”三个石刻大字。
　　元朝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开始抢夺良田，改为牧场，不种庄稼，专放牲口，遭到人民的反对。元世祖从稳定统治者权力出发，改变了那种破坏农业生产的做法，实行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措施。如设立劝农司，编辑《农桑辑要》，兴修水利，实行屯田等。那时，延安为延安路，设有延安路屯田管府。今天，在黄陵、洛川等地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古代的梯田遗迹，这就是元代时修建的。
　　明清时期的延安，最值得一书的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崇祯十六年(1643年)10月，李自成攻克西安。11月，率军北上进延安城，前往米脂故里扫墓。在米脂，李自成改延安为天保府。12月底，李自成返回西安。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不久，即向北京进军。1644年3月，攻占北京城，4月即位。
　　明末农民起义虽然最后遭到了失败，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永远屹立在延安这块黄土地上。
　　二、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北上，铁流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陕北，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落脚。
　　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长征一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这座历史的塞上重镇焕发了雄姿，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延安和陕甘边区，是全国革命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1931年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和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南方根据地损失殆尽时，陕北成为全国仅存的一块较大的红色根据地。
　　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和陕北战斗了十三年。这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十三年，是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创业的十三年，是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由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了我党倡导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全国军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后，又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延安，我们党全面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经过整风以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全国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七大”时的121万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发展、壮大和成熟的时期。
　　在延安，我们党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延安写的大量理论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发展并达到成熟的时期。
　　在延安，我们党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依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运用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系统地提出了具有独创性和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在延安，我们党领导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调查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等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和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延安时期，是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时期。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
　　三、延安，延安精神的发祥地
　　延安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中国共产党党性的生动形象体现。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1、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一定的主观的精神意识是一定的客观的物质存在的反映。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深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
　　第一、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原因。1941年至1942年，我解放区面临着严酷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聪明才智，涌现出了创造抗大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英雄群体。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谈到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这件事时说过，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是完全自觉的被理解的。”经济困难强迫我们下定战胜困难的决心，这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第二，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产生延安精神的决定性的主观条件。延安时期，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已经成熟为一个全国性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党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领袖集团。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经过整风运动，干部和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已成为全党的新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从而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但人民富于革命传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陕北开始传播。大革命时期，李子洲等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同志，在陕甘和陕北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延安成为党中央的所在地以后，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奔赴延安，使延安成为中国当时经济上虽然落后，而政治上最先进最民主最革命的地方，这就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2、延安精神的形成
　　从1935年秋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到1945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是延安精神产生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
　　①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在延安所有干部学校中普遍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从而为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但在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都因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作指导而受到限制和阻碍。毛泽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正确解决了延安精神同继承优良传统的问题。只有在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下，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以升华，使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由自发变为自觉的行动。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也是不能持久的。抗大精神就是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体现。
　　②1941年到1942年间，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整风运动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党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对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丰富和发展。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就是艰苦奋斗精神的伟大实践。因此，整风精神和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
　　③1944年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号召全体军民学习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品质。我们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只要依靠人民，坚定地相信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将无往而不胜。张思德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张思德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④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党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党的作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和它的特点的体现。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时期。党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延安精神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也是伴随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