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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之升华

延安精神研究会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是我国人民的始祖。“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然在先祖的丰功伟绩中表现出来,在这里,让我们追溯那古老文明的源头。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在延安地区的黄陵县城北面的桥山,有轩辕黄帝陵。那是在远古时代,有熊国君少典,娶了一个名叫符宝的妻子,生了黄帝。黄帝本姓公孙,因长于姬水之旁,故改姓姬。又因为居住轩辕之丘,就起名轩辕。为什么叫“黄帝”呢?据说黄帝降生那天是戌己之日(“土”日),紫气充房,黄帝显现,有土德之瑞,所以称黄帝。这时中国还是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传说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部落有“苗”和“夏”。夏部落有神农氏(炎帝)和轩辕氏(黄帝)两大氏族。黄帝首先擒杀了最为凶暴的蚩龙,打败了苗部落,后来黄帝又征服炎帝,被推为部落联盟首领。据说黄帝娶四妃,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常见的有姬、酉、祁、己、腾、葳、任、荀诸姓,后来的唐尧、虞舜及夏、商、周、秦和百家诸姓,都是他的后代。
  黄帝时期有许多创造发明,用坚石制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发明锅和镜子,仓颉造字,伶伦制乐器,大挠作干支,歧伯著医书,常仪占月,羲和占日,叟区占星气,隶首作算数。可见,我们的祖先是多么勤劳、勇敢、聪明。轩辕黄帝有一次问父老兄弟姐妹:“咱中部的五谷今年收成可好啊?”大家异口同声回答“食足衣丰”。又问“六畜兴旺?人寿安康?”大家抢着说“风调雨顺、族泰民安。这多亏黄帝德高望重,教民耕织,德播四方啊!”轩辕却说:“这是大家勤劳勇敢的洪福,这是大家的洪福啊!”
  黄帝活了一百一十一岁,死于荆山,葬于桥山,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和政府每逢清明节和国家大典均要派官员前来祭祖谒陵。1937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伯渠前往黄帝陵以鲜花束帛之仪祭祀轩辕黄帝,宣读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祭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此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屡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奋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贵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抗战。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爱国爱民,艰苦奋斗,为民主共和,为民族雄立东方独立自主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是不屈不挠、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民族。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相传在陕北延川有个小部落,部落长叫鲧,他的儿子叫禹,也是黄帝的玄孙。在尧的时代,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洪水灾害,黄河流域,洪水泛滥,人民深受痛苦。尧派禹的父亲去治水,可是搞了三七二十一年而无结果。尧死后,舜又派禹继续根治洪水。他接受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采取疏通河道的办法,修渠引水,排除积涝,最后制服了洪水。据传,大禹治水,历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妻子生孩子时也没有回去看一看。
  黄河壶口瀑布,当为大禹治水之首功。郦道元《水经注》载:“禹治水,壶口始”。壶口瀑布在延安东南宜川县境。万里黄河至此,河床由二、三百米宽突然收缩到五十多米,象一把巨大的“茶壶”。奔腾的黄河水就从这五十多米宽的壶口炮轰雷鸣似的飞流直下,形成极为壮观的瀑布。
  大禹治水的故事,至今还在延安地区流传。群众说“壶口龙糟,深九里十三丈,这是一年一寸磨成的”,可见之艰辛。为了老百姓,禹大腿累得没了肉,小腿磨得没了毛,可见之献身精神。禹治水成功后,定天下为九州。现在延川县境有一禹居村,传说是大禹治水途往此地时住过的地方。宜川县境有一衣锦村,禹在这里居住时娶该村周姓女子为妻。后来,人们在此修了一座庙宇称“禹王庙”。因禹是该村的姑爷,又称此庙为“姑夫庙”。
  黄帝和禹,毕竟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
  在古代神话中蕴藏着中华民族精神,毛泽东在延安党的七大所作的闭幕词,题目就是《愚公移山》。他说:“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一定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①这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延安精神就是这种精神的继续,它的根就深深地扎在这黄土地里,蕴藏在这块神圣土地上的伟大事业里。
  马克思曾说,哲学是人类文明的魂灵,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珍贵、最精致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在先秦时期,产生了儒、道、墨等百家学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和“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孔子重视“刚”,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这一思想后来在《易传》中有进一步发挥。《象传》提出“自强不息”的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光。”儒家追求“知、仁、勇”三达德的君子和“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毛泽东在延安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人民服务,”②同时,毛泽东对其进行了改造指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是方案、政策,仁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③可见,毛泽东把孔子的“知、仁、勇”三达德给予批判的继承,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的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的精神。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43年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中谈到共产党员修养的必要性时指出:“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从而把自己培养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可见,延安精神同其有内在的源渊关系。
  墨家在先秦和儒家一样也称“显学”。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上层社会,那么墨家哲学则是古代一种大众哲学,他反映了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支柱。墨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赖力生存的观点。墨家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禽兽依赖自身的羽毛蹄爪和自然界现成条件便能生活,而人则异于禽兽,需要付出气力劳动才能生存。“今人与此(禽兽)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这一观点反映了下层劳苦大众自食其力的人生哲学和客观真理。其二,发奋图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赖力不仅是人生存的根本条件,也是生活好坏的力量。“强必富,不强则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非命下》)。可见,这不仅是一种赖力哲学,而且是一种强力哲学。在这块黄土地上,在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度里,靠劳动,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生存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是大多数华夏子孙的精神支柱。其三,节俭精神。俭是墨家一大特色,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热爱劳动,必然主张节约,墨家提出节用、节葬、非乐,是因为王公大人衣锦食甘,耽于佚乐,厚葬久丧妨碍生产,增加人民的负担,其节约的原则是“诸加费不利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另外,墨家学派那种“日夜不休,以苦为极”“劫富济贫,扶弱除强”“赴火蹈刀,死不旋踵”的豪杰义士的大无畏献身精神也使人敬佩。墨子大概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经常和弟子们一起“以裘褐为衣,以跂履为服”,他积极进取,情感激烈而意志十分坚强,当他看准目标时,就奋发向前而不畏艰难险阻,准备承受一切牺牲,好冒险而全力以赴。他喜欢积极的苦行者的生活,为了爱别人和为别人服务,而甘愿牺牲自己。
  可见,儒家精神主要是一种仁爱精神,而墨家精神主要是一种创业精神。前者表现为一种“仁人志士”,后者表现为一种“豪杰义士”,这同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英雄主义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命精神有历史的承传性。
  另外,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同儒家思想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道家思想主要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的哲学比前者更抽象,有点纯哲学的特色。老子认为道是本原。“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认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天下》)可见,道家认为圣人就是“顺天从性”,自然而然。保持固有的天性。而要保持天性就要去欲抱朴。因为在他们看来,欲是人本性中人为的多余的欲念、要求和伪饰,所以是一切罪恶、混乱、痛苦的根子。朴是未经雕饰不成器具的木头,代表人格浑然本色的天性,所以是一切美善、宁静和幸福的源泉。人若多一分欲,就必然少一分朴,若多一分朴,就必然少一分欲。老子提出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却进一步认为只有“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马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基于这种认识,朴素成为道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俭成为三宝之一。道家还提倡“贵柔尚弱”。老子认为柔是人生存的前提和法则,“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柔则生,坚则死。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柔是最坚强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如,而莫之能行。”“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以知无为之有益也。”这种“以柔克刚”“棉里裹铁”的人格追求所表现的正是那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那种以弱胜强的必胜信念。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庄子也清醒地看到“人为物役”;要获得自由的根本办法就是摆脱物役,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他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在《逍遥游》中,他以“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自喻,追求一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恶乎待哉”的“无待”自由境界。这虽然是幻想的精神自由,但无疑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曲折表现。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神话传统哲学文化中,沉淀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劳动人民的主体精神。其基本内容大致有:一是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战的自豪感以及自信、自尊品格。二是艰苦创业精神,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拼命精神、牺牲精神。三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食求果腹,衣求蔽体的优良品质和传统美德。这些显然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问题这只是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同生产方式、社会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生长的根是在经济事实中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我国几千年农业生产和农耕文明的结晶。在我们国家,由于人们改造自然的工具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生产粮食主要是靠天吃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所以,人们在生活上就要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为了备荒防灾就不能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就必须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可见,中国农业生产一方面使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一方面使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由于农业生产靠天,但天又靠不住。所以,只能靠劳动者自己改天换地,好劳多得,劳动致富。这就是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主体精神。延安精神,就是现代中国人的主体精神,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精神。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她不仅有几千年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实践基础,而且有相应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心理基础。延安精神没有离开人类的文明大道,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民族之魂。
  注: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02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第147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第147页
  

时代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概论/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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