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人性、注重礼仪、富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民族。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大公无私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认同和维护、对最广大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提升，使“延安精神”具有了鲜明的人文关怀特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价值哲学和初步的治国理念，“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尝试，其所彰显的民主、平等、公正、人民主权等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仍是我们当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一、延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方向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追求。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利益观的集中体现
　　坚定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区别。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性、妥协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她的身上带有中国无产阶级的诸多特殊优点，富有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党的任务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内和平。尽管在革命的过程中，党遭受了各种挫折和打击，尤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大资产阶级联合国内外反动势力疯狂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几乎遭到了覆灭性重创。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以罕见的气魄和惊人的勇气，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在陕北重新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革命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政治方向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投身于革命，延安也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圣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哺育出了延安精神，是延安精神鼓舞了中国革命。
　　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弘扬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近代中华民族所需要的精神首先应该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勇于为革命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为此，就要造就一大批具有如此精神的革命志士。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鲁迅》的著名讲话，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给陕北公学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践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②从延安时期所推崇的两位理想人格的代表者——张思德、白求恩身上，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共产党人所独有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人生终极价值，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人生乐趣和人生意义。1947年，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不仅再度肯定了共产党人生命的价值，而且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远大目标上强调了对生命的尊重。这一独特的生命伦理在现实中产生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
　　二、延安精神倡导民主，尊重人格，积极反映并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平等原则的尊重与坚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政治的重要尝试时期，也是中国新型民主政治模式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民主政治的突出特点就是广大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权利和平等观念的养成。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在饱受封建专制束缚的底层民众中进行民主政治的实践，造成良好的民主生活氛围，必定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任务。但是民主的实践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41年11月，在县乡两级普选的基础上，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为了切实贯彻“三三制”原则，实现民主政治，在边区政府常驻议员的选举中，肖劲光等6位共产党员候选人主动退出；在政府委员的选举中，徐特立主动退出。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高兴地采纳了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议案，并把这个主张作为我们党克服当时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1944年9月8日，为了纪念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演讲，指出革命队伍中的平等精神是造就民族凝聚力的宝贵资源，以开追悼会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些动人故事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平等的深切关注。如果说“三三制”政权的建设、边区各级参议会的民主决策功能的发挥，以制度的形式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民主观念的传播和民主政治的启蒙教育，那么共产党人身体力行，自觉遵循民主原则、尊重人民民主权利的实际行动则使平等、参与的观念深入人心。
　　三、延安精神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心普通百姓的疾苦，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贯作风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面对物质供应极为匮乏的困难，党的领导人与普通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根据地全体军民包括中央领导机关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去，涌现出了南泥湾开荒的壮举。与此同时，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热情。为了早日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党在工作中特别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精神和群众路线，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漠视民生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斥之为“国民党的作风”，他动情地说：“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1941年2月，毛泽东在表扬延安县的同志时，第一次阐述了“延安精神”的概念，其主题就是为普通人民的利益而勤奋工作的精神，“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③延安文化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精神解放、致力于为普通群众提供精神食粮而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四、延安精神关注人权，努力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这是延安精神的最高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关怀的终极价值所在
　　大革命失败后，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独裁、物质贫穷、文化桎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切实地实践着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且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通过根据地建设的各个方面，努力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早在建军之初，党就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工厂工会章程准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100多个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通过这些法规章程，中国共产党切实保障了公民的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自由；实现了男女平等，提高了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普及了免费的儿童教育；改善了劳动待遇，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普遍的选举、参政的政治权利到自由的婚姻、宗教信仰、民族习俗、言论，从政府官员的办事态度到共产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不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普通民众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受到普遍的尊重，人权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1937年 10月，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黄克功，因逼婚不成，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案件发生后，黄克功以自己“资格老，功劳大”为自己辩护，并致信党中央，要求减免刑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亲自写信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厅审判长雷经天，并批准处以黄克功极刑。毛泽东在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1937年10月 11日，黄克功被执行枪决。这枪声向全中国、全世界显示了陕甘宁边区法律的公正性。中国著名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延安的实践昭示了中华民族获得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
　　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解放、物质生活的改善相比，文化的普及和普通群众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对于团结鼓舞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创新性地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科学的界定，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④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命题，它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发展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指导思想。延安时期是革命文化的繁荣时期，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一大批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民众，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从延安新秧歌运动到戏剧繁荣，从文字改革到教育普及(据统计，到1945年上半年，边区小学总数1377所，学生人数达30044人)⑤，以普通民众为主体对象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文化的发展不仅以其朴实无华的草根本色在中国新文化序列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它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面貌，为广大人民的个性发展开辟了广袤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实践活动第一次彰显了民主、平等、公正、人民主权等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使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看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在面对内外敌人困扰、地域经济严重落后、民众启蒙欠缺的战争年代，延安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价值通过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而得以实现。同时也由于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中共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动员人民，形成强大的群众基础，克服边区困难，完成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战略着眼的。当今，我们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讲求人文关怀，尊重人的价值选择。因此，以新的思维来理解延安精神的本质内涵并加以完善和发展，正是当今发扬延安精神所要面对的新课题。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生)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②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③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毛泽东选集》下册，第762—763页，1948年。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⑤张振德：《西北革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