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精神，是我党、我军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弄清它的形成、内涵及作用，对于正确继承与弘扬南泥湾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泥湾精神的形成
　　南泥湾精神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43年拍摄的影片《南泥湾》解说词中。但是，南泥湾精神作为南泥湾大生产的结晶，它的形成决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一)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南泥湾精神的先导。任何事物总是有其继承性，没有继承性的事物是没有的。纵观南泥湾精神的形成，首先是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最直接的继承。例如：在革命理想与信念方面，井冈山革命斗争处在“白色势力包围四周”、敌强我弱，艰险“有时真的到了极度”的境况，个别人提出了“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然而，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则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彭德怀、滕代远等在带领红五军孤军据守井冈山的激烈战斗中，不顾生死地激励大家：“革命不要怕吃苦，不要怕流血，不要怕牺牲，那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干到底。”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面，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加上敌人严密封锁，红军物质生活异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总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长征中更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风雨侵衣，野菜充饥，草毯泥毡扎营盘。在官兵一致方面，从前委书记到士兵、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年逾40的朱德，不仅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而且还有一条专用的扁担，经常和士兵一道挑粮上山。在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红军之所以能在井冈山站稳脚跟，长驱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很重要一点就是做群众工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结果。从毛主席在三湾改编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饮酒结盟借路通过，处处展现了人民群众至上的精神。如此等等。以上精神有的通过法律性文件、条例、规定等形式被继承下来。359旅前身就是红军部队，由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万里长征的老红军亲自带到了南泥湾。因此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南泥湾精神的先导，南泥湾精神是在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基础上丰富、完善、发展起来的。
　　(二)粉碎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是南泥湾精神产生的特定条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我党中央审时度势，于9月22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党承诺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奋斗；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政府；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于9月23日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我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建议。此后，我党严格履行宣言承诺的诸项条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然而，蒋介石却自食其言，骂我党为“奸党”，我军为“奸军”，陕甘宁边区为“封建割据”。叫嚷要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1939年3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作出了“限共”，“溶共”，“反共”决策，会后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在行政方面，将陕甘宁边区政府定为“非法组织”，声称“绝不能令其存在”；在军事方面，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私编部队，私委名义”，不得“越出战区划分范围”对日作战，妄图剥夺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军队指挥权；在党政方面，对共产党“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及民众运动，如经发现，即勒令解散”，严令取消我党之“外围组织”等等。在1940年国民党六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又变本加厉，从“政治限共”发展到了“军事限共”，发布了所谓的“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处处制造磨擦，挑起事端，公然调集30万大军，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耗资一万万元修筑碉堡群构成五道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叫嚷“一斤粮、一尺布也不许进入边区”，妄图困死、饿死我党中央和边区八路军。并在1940年、1941年连续对我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停发了原来承诺发放给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物资和薪饷。当时，边区地理贫瘠、人民生活困苦，无力负担赋税。因此，蒋介石把我们“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的境地，困难大极了。我八路军第359旅就是在此非常严峻形势下，奉命进驻南泥湾进行大生产，为粉碎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特定条件下形成南泥湾精神的。
　　(三)毛泽东思想是南泥湾精神的理论基础。面对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的极大困难，出路何在?是单纯地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呢，还是发展经济呢?是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呢，还是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呢?在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前，毛泽东同志提出“生产自救”。他在1939年2月2日举行的延安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说：“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随后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生产运动立即在边区展开。当年6月10日，毛主席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8月中旬，毛主席根据敌我形势分析，即电令120师359旅由恒山地区开赴陕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地区巩固绥德警备区。10月中旬，359旅到达指定地域后，一面守卫河防，一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后来359旅进驻南泥湾进行大生产。毛主席曾发表一系列的关于大生产的指示，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组织起来，建立生产、消费、运输、信用合作社；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以及举行“拥政爱民日”等指示。359旅结合实际，均认真贯彻执行，获得了优异成绩，因而，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在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359旅的生产自给做得比较好些。”还给王震旅长题词：“有创造精神”。1943年9月，毛主席亲临丰收的南泥湾进行视察，对王震旅长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朱德总司令对南泥湾大生产也倾注了鲜为人知的心血。1940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邀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同志到延安西川、南泥湾、临镇等地视察后，发表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等文章，认真研究了我国历代实行军屯、民屯、商屯的资料，尤其是曹操的军屯对他的启发很大，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当南泥湾屯田取得硕果时，他又赋诗赞誉南泥湾“有似江南好”，并向记者们发表谈话，赞誉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据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老战士回忆，朱德总司令曾五次深入南泥湾，为部队勘察定点、划分生产任务，指导生产运动，作过许多详细指示。而每次去南泥湾又都是骑着那匹大青马，其中三次住进一个早被群众废弃的破窑洞，与广大官兵同吃住，毫无特殊之处。原国民党新编第一军中将参议续范亭曾对那种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发自肺腑地赋诗称赞：“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冷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许多有关方针政策指示，成了南泥湾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四)八路军第359旅是南泥湾精神的实践主体。在王震旅长兼政委率领下，359旅从1940年11月先头部队(717团)进驻临镇至1945年6月9日最后一批部队(南下二支队)离开南泥湾，经历了4年零7个月的大生产运动。他们在一缺资金、二缺衣食、三无生产工具等极端困难条件下，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只经过两年奋战就将一个昔日满目荒凉的“烂泥湾”改变成“陕北好江南”。截至1944年秋，全旅开荒种地26.1万亩，收粮3万石，达到“耕一余一”，开始向边区政府上缴1万石公粮。经费也达到全部自给。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了工业、运输业和商业，为发展边区的经济作出了贡献。南泥湾大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大生产，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大生产。大生产的物质资料维系了边区的生存，而大生产的精神财富，则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培育了千千万万后来人。
　　南泥湾精神的科学内涵
　　南泥湾精神，是对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本质属性的概括。概念的概括法告诉我们，“精神”是我们概括的对象，而“南泥湾”则是对“精神”的限定，故南泥湾精神的概念是对359旅官兵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所表现的精神风貌的科学概括。由于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概念的用途及社会历史的变化等原因，虽然南泥湾精神这一概念早已出现，但是，迄今为止对南泥湾精神的内涵尚无科学的揭示与表述。比如，有的说南泥湾精神就是艰苦奋斗，有的说南泥湾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我认为这只是南泥湾精神的一部分内涵，其全面内涵至少可概括为下列几点：
　　(一)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曾在1945年为开垦南泥湾而牺牲的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碑文。全文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言而喻，这既是对烈士的祭奠，也是对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全旅将士思想境界最精辟、最深刻的揭示。这是因为：
　　大生产是人民军队宗旨的体现。早在1929年，毛泽东、朱德签署的红军布告中就宣布：“红军宗旨，民权革命。”从那时起，就已经指明了红军的宗旨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政权和权力而战。1944年，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主席在追悼大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并且指出在大生产中牺牲的“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第359旅进驻南泥湾生产后，许多同志思想不通，认为：“我们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种地的”，“在后方生产不如在前方打仗光荣”。针对这些反映，旅政治部在动员教育中向大家讲清了：打日本鬼子和大生产都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后方生产和在前方打仗同样光荣。由于把大生产提到了“为了人民利益”的高度，从而，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广大官兵得以安心生产，并以坚强的信心和饱满的劳动情绪，战胜重重困难，创造人间奇迹，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像张思德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名英雄，有数十名同志牺牲在生产岗位上，用青春与生命实现了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执著追求。毛主席曾经指出，陕甘宁边区部队、机关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多，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我们根据这一论断作了这样一个计算：边区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26万石(每石300斤)，按边区人口(已除去10万脱离生产的人口)，人均需负担65斤细粮。这对于贫穷落后的边区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部队自己不生产，全靠人民负担，那么，人民势必饿饭。为此，359旅的官兵战天斗地大生产，最终取得了粮食全部自给，并上缴万石公粮的好成绩，以实际行动减轻了人民的重负，维护了人民的利益。结果，军民两方都没饿饭。这显然是最实际的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着想。人民军队，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在服务于人民的过程中，还要争取人民的支持。而在“服务”与“支持”之中又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构成军民之间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这对矛盾，359旅官兵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从人民利益着想，以我为主地处理军民之间发生的矛盾。哪怕是牺牲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也在所不惜，毫不动摇。例如，过去部队吃粮一向是由政府向群众催送。但当359旅首长了解到，耽误群众一个工，挖盐卖的就少赚400元边币，群众反映“你们什么都好，就是要伕子太多”。于是，便决定全旅的粮食自己去几十公里甚至百公里以外背运，不动用民众一人一车。据朱总司令在1944年元旦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中列举的数字：“359旅动员指战员自己背粮一次背了300石，节省人民3000个畜工，1000个人工和11万元路费。”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不仅受到了朱总司令和总政治部的表彰，而且受到了边区群众的热烈拥护，在群众中树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高大形象。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一个整体。独立自主，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其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不允许国民党和其它党派插手；自力更生，主要是从经济上讲的，是由独立自主规定的，是实现独立自主的立足点；艰苦奋斗，主要是从思想作风上讲的，是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保证。没有艰苦奋斗，既谈不上独立自主，也无法实现自力更生。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三位一体的，绝不可拆开使用。它是南泥湾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阐述如后：
　　独立自主。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要搞一党专政，始终反对统一战线。其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下达了若干命令，制定了若干方案，采取了若干反动措施，进行“限共”、“反共”。例如：不允许你扩大军队，不允许你“越区”作战，不允许你建立根据地，不允许你发动群众，不允许你建立政权，不允许你征收抗日捐税，不允许你发展农工商业，等等。一句话，只能服从他的领导，按他的意志办事，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绝不能存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绝不能存在。当然毛主席拒绝了他的命令，毅然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从而陕甘宁边区遭到了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与此同时，我们党内有的同志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为此，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我359旅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开进南泥湾大生产的。这一行动的本身就表明了：虽然编制序列在“国民革命军”内，但是，仍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生产自给，战胜困难，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边区。无疑南泥湾精神的首要内涵是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359旅是按照毛主席独立自主的思想奉命开进南泥湾的。那么，开进南泥湾后怎样才能实现独立自主的思想呢?是依赖国民党发饷吗?不是。是依靠人民政府发饷吗?也不是。而是以“‘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作为有关生存的紧急任务和巩固根据地的长期艰巨任务”。(引自王震《关于359旅军政委员会领导部队生产建设的一些问题》)在没有任何外援条件下依靠劳动的双手创造一切，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因而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与勉励。他在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艰苦奋斗。359旅奉命进驻满目荒凉的“烂泥湾”开展大生产时，没有房屋住，就搭窝棚睡；没有粮食吃，就到几十公里甚至百公里以外去背粮，以稀代干、饿着肚子去开荒；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打野生动物来解决；没有衣服穿，他们夏天光着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冬天则砍柴烧木炭取暖，熬过北风呼啸的寒夜；没有生产工具，就运盐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换农具，从倒塌的古庙中抬来破钟，从河防地区捡来敌人轰击群众的炮弹皮，打铁制造工具。开荒开始以后，从旅长到伙马夫一律参加生产劳动。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建成了“陕北江南”，达到了丰衣足食目的。当建立了“革命家务”之后，官兵们仍然缝缝补补、节衣缩食，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不仅自己动手捻毛线、缝衣服，而且供给部门发放被服时，战士们你推我让，谁都不去领新。即使领来了也是小心翼翼地放在包袱里，只是会操、过年过节时候穿一下。最后南下时，许多同志，又从包袱里拿出来交回供给部门。
　　(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中说：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步进步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存在着……据此，《决定》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办法，就在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一天，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了调查研究的实施办法。随后，中央组织了几个大型调查团(有高岗任团长的西北局考察团，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以及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调查团，八路军政治部也成立了100多人的战地考察团，等等)，深入各地考察，迅速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写出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调查报告。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整顿了“三风”，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革命作风。在大兴调查研究和整顿“三风”的推动下，王震旅长在领导359旅进行南泥湾大生产中，认真贯彻了这一精神，具体表现是：
　　深入实际。他们在领导大生产中不坐办公室，不尚空谈，“不是指手划脚，而是动手动脚”，从旅团首长到每一个机关干部一律参加劳动，下到基层，了解与掌握第一手材料，面对面地指挥生产。由于他们深入实际、熟悉基层，也为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沟通了领导与被领导、机关与基层的关系，从而，扫除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灰尘。例如，王震旅长从深入基层中了解到部队有这样一个反映：“吃多少饭开多少荒”，“开荒任务完不成找战士，伙食搞不好找干部”。于是，他便亲自召集司务长会议研究改善伙食，亲自下伙房做示范，教炊事人员如何做“国共合作饭”、“杂和饭”，炒猪肚，生豆芽，改善伙食；粮食丰收后，他发现仓库容易受潮，还进去了老鼠，他就亲自动手用木头修楼房式的仓库，既防老鼠，又防潮湿；他看到连队的猪圈不卫生，又亲自动手修猪舍，既清洁卫生，过冬时又保温；他发现马匹饲养不好，又亲自向总政打报告，要来了兽医指导全旅马匹的饲养与疾病防治工作。广大官兵一致反映，王旅长抓的是点点滴滴，培养的却是一种深入实际的作风。
　　调查研究。359旅的全体官兵绝大多数出身农村，当兵之前都有过农业生产的经历。但是，在地处高原的南泥湾生产还是头一回，对于南泥湾的土壤、水质、气候等条件以及对农业种植的影响一无所知。如果将官兵在家的生产经验原原本本地搬到南泥湾，肯定会失败。所以，他们深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成为领导南泥湾大生产的关键。例如，开荒地。这里的荒地就有好多种：有狼牙刺地、小树枝地、老蒿子地、二蒿子地、猫人草地、蝎子草地、红草地、白草地等等。但是，哪些地适于种植，哪些地不适于种植呢?哪些地适于种植什么庄稼，哪些地不适于种植什么庄稼呢?经过向当地老农调查，才了解到只有前四种荒地，土质好，适于种庄稼。其余荒地，土质差，不长庄稼。还有川地和山坡地之分，川地适于种植蔬菜、包谷和麻子，山坡地适于种植谷子、糜子、洋芋。为了发展工业、商业、运输业，王震旅长还曾经向地方领导干部、土绅、商人作过详细调查。接受了绥德特委书记张秀山等同志意见，打了盐井，开了炭窑；吸收了土绅安子钦、堆子乐的“生财之道”，组织了驮盐队、开办了大车店，等等。1942年，王震旅长专门找延安、延川、延长县负责同志作了调查后，制定了两个月生产、八个月教育、两个月休息的时间安排。其中，两个月生产的安排，是根据当地农民经验和部队体力等实际情况，精确计算出来的。实践结果，证明了经调查研究制定的计划安排是完全正确的。王震旅长指出，南泥湾大生产之所以搞得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生产建设中调查研究的作风风气高，主观主义的作风较少”。(引自王震《关于359旅军政委员会领导部队生产建设的一些问题》)
　　实事求是。这是南泥湾精神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他们讲实话，鼓实劲，干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讲实话，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得到的就说，做不到的就不说。说的话都是真话，绝不吹牛。鼓实劲，就是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提倡物质奖励，把精神奖与物质奖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群众生产情绪。精神奖励方面有：授予劳动英雄、战斗英雄、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光荣称号。物质奖励方面有：给予先进人物毛巾、肥皂，优待他们吃猪肉、猪心和猪肝。对全体官兵，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劳动情绪，另一方面还通过改善伙食保证他们有充沛体力发挥干劲。干实事，就是强调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工作不分贵贱，只有分工不同。不论为官的还是当兵的，不论是当伙马夫的还是在战斗班当战士的，都围绕大生产尽职、尽责、尽心，做出自己的贡献。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既坚持原则性，又富有创造性，取得实际效果。这是359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内外团结，奋发进取。毛主席在总结军队生产自给经验时指出，军队生产自给，“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7页)这些副产物中，尤以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最为突出。并因官兵“亲如兄弟”和军民“亲如一家”的团结而迸发出奋发进取的力量，保证了南泥湾大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内外团结的主要特征是：
　　劳动生产是内外团结的纽带。在南泥湾大生产的艰难岁月中，359旅提出的口号是：“干部以身作则，不是指手划脚，而是动手动脚”，“上至旅长，下至伙马夫，一律参加生产!”口号一经提出，王震旅长带头参加劳动生产，一个外国记者报道说：他的手和他的部下一样“长满了老茧”。团长陈宗尧同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八人组成一个生产小组。他白天开荒，晚上开会。下连检查工作总是背一把镢头，走到哪个连队就边掏地边了解工作，全小组在17天中开荒130亩地。他还同战士一起去延安背米。被边区军民传为佳话。政委左齐，在战斗中曾失去右臂不能使用镢头开荒，就下连帮伙房烧水、做饭挑上山，战士们说他是“变工队长”。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由于干部参加劳动，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打掉了官气，肃清了旧军阀作风，从而，使官兵关系亲密无间。此外，该旅还运用“帮工”、“换工”、“扎工”等形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获得经济利益。部队有了家底，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少了。因此，军队和人民、军队和政府的关系也好了。
　　对内发扬民主，对外开展自我批评是加强内部与外部团结的锐利武器。部队内部的团结得益于充分发扬民主，给士兵有说话的场所和提意见的机会。士兵有什么心里话，对干部有什么意见就会很快得到解决。那时领导上还很强调肃清军阀主义作风，不仅不许打骂士兵，不许枪毙逃兵，而且要处处爱护、关心士兵。干部有什么缺点要作自我检查，因此，军队内部的团结有了新的加强。在处理军政、军民关系方面，1943年正月开展的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月，对部队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检查了群众纪律等，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更具特色的是提出了“军政民关系如搞不好，一般地也要军队负主要责任”(引自1944年1月4日《解放日报》)的指导思想，要求官兵树立根据地观念，以连队为单位开反省大会，反省自己，端正对待政府和人民的态度；要求各单位通过召开军民座谈会，向政府和人民群众以我为主地、公开地检查军队方面的缺点、错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展了历史上第一个拥军优抗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劳军团，到359旅慰问，从而把军政军民团结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革命目标的一致是建立内外团结的基础。359旅的全体将士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和广大农村，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其中有些已有妻室儿女。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尽残酷压迫与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家庭多么需要他们。然而，他们却怀着粉碎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目标，舍弃小家为大家，来到南泥湾生产。在革命大家庭里，无论是官还是兵，是上级还是下级，都亲如兄弟。官长像爱护自己亲兄弟一样爱护士兵，士兵也像尊重兄长一样尊重干部。同志间因为都是“同一志向”，所以，都是绝对地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从来都不会发生根本利益的冲突，更不会发生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诈骗行为。王震旅长为解决士兵吃不饱问题，亲自主持会议培训司务长，调剂伙食；为解决士兵没衣穿的问题，亲自组建大光纺织厂生产被服；见到战士衣服破了，亲自为他缝补；为解决团级干部婚姻问题，亲自请示上级调来女学员；在作战行军途中发现年仅14岁的小战士王海山掉队，便将他扶上自己的坐骑，等等。正因为如此，部队内部的团结得到了空前加强与巩固。外部团结也是一样。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除了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外，再没有自己的私利。八路军第359旅与同处被包围、被封锁的边区人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革命目标都是一致的。虽然经常发生一些不利于团结的现象，但是都能在服从大目标的前提下，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就解决了。
　　南泥湾精神的历史作用
　　历史，常常是检验某一事物的一把尺子。南泥湾精神经受这把尺子半个多世纪的检验，有力地证明了它的巨大历史作用。
　　(一)生产自给，兵强马壮。军队生产自给，在形式上违背了分工，是落后的、倒退的，但是，在当时敌人包围封锁和边区人民负担过重等特殊条件下，却是进步的。其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首先是，通过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衣食丰足、改善了部队生活的目的。大生产前夕，国民党还按4万人(实际我军已发展到20余万人)发给60万边币作薪饷，每人每天补助6两(老秤)粮食。从1940年起，伴随三次反共高潮，便将这点微薄的薪饷和粮食等供应全部停止，使我们陷入了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极端困难境地。广大战士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但是，359旅官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只经过数年，就达到自供自给，从而改善了部队生活。据1943年统计的数字：全旅粮食全部自给有余(耕一余一)，上缴万石公粮，经费自给93.3％。牲畜饲养达到了“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标。以特等劳动英雄赵占奎所在连队718团5连为例，该连75人，即人均收粮1320斤，共收蔬菜513万斤，喂猪40头、羊200只、牛40头、马驴各1头。不仅顿顿吃饱饭，而且天天有肉吃。王震旅长曾要求部队：保证每人一个月吃三斤肉。过年时每人不少于三斤肉，结果，每人吃了七八斤肉。毛主席在视察时高兴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
　　其次，通过劳动生产，加强了部队建设。由于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从而改善了官兵关系；由于部队有了家底，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以及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改善了军民关系；由于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军队依赖政府没有了、埋怨政府少了，从而，改善了军政关系；由于执行了严格的劳动纪律，加强了对部队的行政管理，从而提高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由于每年坚持三个月生产、八个月教育，除了生产外，还进行练兵，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使部队战斗力得到了全面提高。总之，通过大生产运动给部队带来了许多“副产物”，使部队兵强马壮，为后来组织南下、挺进东北，扩大队伍，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充当前锋。八路军第359旅认真执行“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第二位，商业第三位”的方针，只经过头两年的艰苦奋战，便改变了南泥湾面貌，生产战线取得了显著成绩。1941年开荒种地11,200亩，收细粮1,200石、菜蔬164.8万斤，每百人约养猪20头，经费自给(包括衣服、油盐、津贴、杂支)78.5％。1942年种地26,800亩，收细粮3,050石，经费自给达到90.3％。蔬菜、肉食、油及鞋袜全部自给。战士伙食大为改善，每人每月吃2斤肉、5钱油、5钱盐和1.5斤菜。会餐还能吃到鸡鸭、大米、白面。干部战士住上了平整、光洁、宽敞、舒适的窑洞。同时，还办起了3个公司13个工厂。即：盐业公司、土产公司、运输公司，纺织厂、皮革厂、鞋厂、肥皂厂、榨油厂等。还有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旅店，遍及整个边区。359旅首先在边区部队中“脱贫致富”，为此，1943年2月，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主席给予了表彰，会议决定给予359旅以团体奖励，授予“发展经济的前锋”锦旗一面。会后，各种宣传媒体进行了大力宣扬，总政电影团拍摄的《南泥湾》电影广泛放映，贺敬之、马可创作的《南泥湾》颂歌，到处飞扬，以及报刊对359旅的宣传，为边区大生产运动锦上添花。从此，359旅被广大群众誉为大生产的模范。
　　南泥湾大生产经验推动了敌后解放区和敌后游击队的生产。自从毛主席于1939年2月发出“自己动手”、“生产自救”号召以后，处于敌后的解放区未能普遍开展生产运动。其主要原因是对在频繁战斗环境中能否开展生产运动持怀疑态度。但是，通过树立与宣传359旅这面旗帜后，一个学习南泥湾、创造本地“南泥湾”的热潮，迅即推广到敌后解放区。我们翻阅《解放日报》时就发现了诸如“在战斗环境中加紧生产，欧团创造太行南泥湾”、“把大风川变成南泥湾”、“把槐树庄变成南泥湾第二”，取得巨大成绩的报道。令人惊诧的是，在敌后的游击区也开展了南泥湾式的大生产。如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分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山西代县和崞县的部队，都处在晋察冀游击区内。他们在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便采取平毁封锁墙沟、平毁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两旁，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部队化装用半公开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等等方法，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生产，收到了很好效果。人均每日吃到五钱油、五钱盐、一斤菜，每月半斤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都齐全了。其中，第四区队还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便盈利50万元。不仅生产丰收，而且战斗力也提高了。仅2月至9月作战71次，毙伤敌伪165名，俘伪官兵91名，缴获武器物资一批。城里的敌人问老百姓：“最近游击队怎么这么厉害呀?”老百姓告诉他们：“游击队在搞大生产运动，你们千万不要去打扰!”吓得敌人真的不敢轻易骚扰游击队。
　　(三)减轻人民负担，保卫了边区建设。八路军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大生产时就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荷锄到田庄，拿枪上战场。”经过近五年的团结奋战，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边区建设。根据可靠资料，全旅经历了1941年的起步，1942年的好转，1943年的自给自足，1944年的耕一余一，每年上一个台阶。四年共生产粮食49,250石(合14,775,000斤)。这就等于减轻了人民这么多的粮食负担。除此之外，由于官兵自己动手种菜，饲养家禽，挖窑，制造修理家具，捻线织布，制鞋，制衣……等，完全自给，也为群众减轻了若干负担。如果再把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的效益算上去，群众得到的实惠那就更多了。
　　八路军第359旅在南泥湾除了生产外，还执行了作战任务，粉碎了胡宗南的进攻阴谋，保卫了延安，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边区建设。毛主席在1942年1月欢迎359旅三边反顽胜利回师的大会上，赞扬说：“你们359旅这次在定边打了胜仗，你们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你们到了东边，东边就安全了，你们到了南边南边就安全了；你们到了北边，北边就安全了……”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及的“东边”，是指359旅进驻南泥湾之前执行的自吴堡至佳县一段河防任务，在1939～1942年中共与日军和顽军进行大小河防战斗达48次之多，巩固了河防；1939年底至1940年2月底，我359旅还赶走了国民党绥德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清除了国民党渗入到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县的反动势力，清剿了该地的反动武装。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及的“南边”，是指进驻南泥湾守卫南线的任务。多次粉碎了胡宗南由关中北犯的企图。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及的“北边”，指的是三边反顽的胜利。那是1941年10月间，驻东胜地区之顽军何文鼎部企图以奔袭手段侵占三边(定边、安边、靖边)。王震同志奉命率领717团、旅直骑兵大队及部分友军，组成野战兵团，奔赴三边，先敌到达，占领有利地形，一举攻克黑头梁，歼灭该地反动武装。在我军威慑下，顽军何文鼎不战而退。359旅执行的东南边和北边的战斗任务，对保卫延安、党中央和边区安全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毛主席的讲话，实质上是对359旅在南泥湾大生产同时所起的军事作用的历史评价。
　　(四)精神财富，世代共享。南泥湾精神，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由于它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反映了党和军队的宗旨，因此，只要党和军队还存在，这面旗帜将永远高举；由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容，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所以，只要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这项内容就不会改变；由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内容，遵循了唯物论的认识论，所以，只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这项内容也不会抛弃；由于内外团结，开拓进取的内容，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所以，只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项内容将会永远继承。总而言之，南泥湾精神符合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规律，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它是我们世代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精心培育了南泥湾精神，而且依靠这种精神，战胜了国民党的包围和封锁，渡过了困难关，壮大了队伍，夺取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南泥湾精神的各个内容坚持写入了建党、建国和建军的纲领中，例如，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1992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运用实事求是的武器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在制定党的基本路线时，吸收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内容。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到处都闪烁着南泥湾精神的光芒。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南泥湾精神作了全方位的继承。江泽民同志提出的“64字”创业精神，也继承了南泥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重要内容。他在视察兰州军区时对他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倍加赞赏，说：“这方面你们做得好，老红军的传统，著名的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在新一代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是非常可贵的。”(引自《解放军报》1996年1月20日)
　　(作者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教授，离休干部，曾在359旅后续部队工作3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