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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形成 第一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罗忠敏,崔岩主编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烽火岁月中,培育和弘扬的一种革命精神。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一、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延安,地处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史上,它曾是炎黄子孙的始祖轩辕黄帝的生息之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它亦是革命发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但是,假若没有本世纪30年代那次至关重要的革命重心转移的话,它很可能至今只是我国西北的一个无名小镇。然而,历史毕竟在那场变动中,将中国革命的坐标指向它。
  (一)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中惨遭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被迫率领红军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目的,旨在彻底摆脱敌人的“围剿”,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但当时,在哪里落脚,到何处去重建根据地,将主要取决于敌情的变化和敌我双方的军事较量。
  按照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原定计划,红军突围后的行动方向是到湘西,与先行转移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红军的战略意图很快被蒋介石窥破。他迅速调集40万大军,几十架飞机,沿着红军的前进方向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由于红军巧妙地利用了敌人的内部矛盾,得以较顺利地通过前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湘西一战,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兵力折损过半,鲜血染红了湘江。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7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此时,蒋介石又已在湘西通道以北地区,集结了近20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口袋形阵势,横刀立马,等待中央红军钻入。
  面对这种形势,中央红军落脚湘西的战略意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如果硬要坚持,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危难,毛泽东在被剥夺实权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中央军委,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此举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置敌重兵于脑后,使红军得以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对此,刘伯承曾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刘伯承回忆录》第5页)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会议上,正式决定放弃原定“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拟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36页)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会议在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时,刘伯承、聂荣臻提议,中央红军应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开创革命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加之,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8页)会议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渡江北上”的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拟定的以黔北为中心重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为阻止中央红军渡江,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封锁长江。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避实就虚,四渡赤水出奇兵,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中央红军又克服重重困难,斩关夺隘,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终于在四川懋功地区与已经退出川陕根据地,正向西转移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川西北地区的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
  此时,全国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红军所处的战略地位,决定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同北上抗日的大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迅速形成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打开革命的新局面。
  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对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阳奉阴违,处处作梗,顽固坚持其向川康边界退却的南下主张,甚至不顾党中央的多次劝告,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央。在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二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连夜行军,先行北上。
  9月17日,毛泽东等所率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通道。于19日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意外地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以及“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吴志渊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97—98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虽然知道陕北、陕甘边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但在全国苏区损失达90%以上,连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等大块革命根据地都丧失殆尽的情况下,陕北、陕甘边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还存在不存在?详细情况如何?党中央是不清楚的。得知陕北革命根据地还在,红军还在,而且还有相当的规模,这个新情况,对中共中央做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宣布,将所率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由林彪、彭德怀和叶剑英兼任。在报告中,毛泽东诙谐地说道:“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杨成武:《记长征》第226页)他铿锵有力地向红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肖锋:《长征日记》第121页)
  两天后,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做出将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并初步提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
  192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陕甘支队突破驻守六盘山的敌军最后防线,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紧接着,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密切协作,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仗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此,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的党和红军,终于找到了一块新的立足之地。尽管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贫瘠而荒凉,但它却为身负民族解放重任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一块实现其抵抗日本侵略者誓言的“绿洲”。延安也由于数万名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中坚的到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再生之地。
  (二)民族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在红军到达陕北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中日民族矛盾已急剧地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国难深重,使整个中华为之震动。
  在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高擎起抗日救国的旗帜。
  早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各党派间、各界同胞间、各军队间,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处于华北前线的万名爱国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毅然奋起,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猖狂进攻,国内民族革命高潮的兴起,激烈地变动着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它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而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把握革命的领导权,争取最广大的同盟军,就必须对新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并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从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本性转变。
  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后,立即于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等问题。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问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延安,由此确立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非同凡响的特殊地位。
  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芦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御外侮,正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客观形势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获得了恢复与发展的机会,而且有可能通过合法的途径,突破地域的局限,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国革命的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这种形势下,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重要作用,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突出地显现出来。
  首先,延安成为中共中央制定和实施抗战政策的策源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一场殊死战争。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延安的窑洞里,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先后制定出一整套推动抗战、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步步地引导抗战走向胜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及各阶段的一切大政方针,都由这里产生,一切重大行动都由这里部署。延安成为整个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
  其次,延安成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和总后方。
  1937年8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编制4.5余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自同年9月到11月,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先后从陕北出发以后,在山西新军的协同下,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从而形成对日作战的敌后战场。在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辟敌后战场的整个过程中,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它们的战略总后方,是为其提供兵源、输送物资的主要基地。
  最后,延安还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及各类人才的革命熔炉。
  毛泽东曾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民众的伟力只有通过千百万干部去发动、组织和领导,才会真正释放出来,成为战无不胜的物质力量。抗战前,党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但是对于抗日战争,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观的民族革命战争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党中央一到延安,就把培养千百万抗战急需人才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二十几所院校。在延安这个面积不大,偏僻落后的山沟沟里,兴办如此众多的学校,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理论等各方面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熔炉。
  正是延安所处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它及边区的各项工作,不仅能及时地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全国总的形势,以便在把握革命全局的前提下,更稳妥地解决本地区的实际问题,而且使延安及边区的各项工作方针和工作作风,既具有延安的地区特色,又较好地体现了党的整个战略意图,反映出革命战争的共同规律。这是延安成为延安精神发祥地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也是延安精神能够不受地域局限,而成为代表全党风范的革命精神的原因所在。
  总之,正是由于延安在中国革命重心实现战略转移的历史性变动中,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中国革命的再生地;在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特殊环境中,它又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出发点,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这就使它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上虽然落后,而政治上则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民主的地方,从而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提起延安,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中共党史上极其重要的“延安时期”。所谓“延安时期”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始,到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止,将近13年时间。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既承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的军事扫荡和军事进攻的压力,又承受着物资匮乏、经济严重困难的巨大压力。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人民革命力量面临着危机。正是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构成延安精神产生及形成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是我国最贫穷落后而且多山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的水土流失,使这里沟壑纵横,地瘠民贫,仅能维持少量人口的极端贫困的生计。
  周恩来在谈到这里农民的生活时,曾说过:他们“极端贫困,土地产量很低,……在江西和福建,人们参加红军的时候随身带着包裹,这里,他们连双筷子也不带来,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2页)
  1935年10月,红军落脚陕北后,使这一地区骤然间增加众多人口,其经济上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为摆脱极端贫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共中央曾多次酝酿向外扩展根据地的问题。从当时陕北周围的情况看,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缘,是少数民族回族的聚集地,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去山西。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不仅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供给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北上抗日,及策应平津一带的抗日爱国热潮。(《聂荣臻回忆录》(中)第304页,这正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决定进行东征的考虑。然而,由于山西方面阎锡山的拼命抵抗,以及蒋介石调兵入晋,企图与阎锡山相呼应,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致使党中央试图向东扩展根据地的设想未能成为现实。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心,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和一切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更大大地增加了延安及边区的财政负担。它必须承担边区政府、中央机关和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大部分。当时在延安及边区的脱产人员众多,经常保持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13万。这么多人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必需的事业经费,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边区人民每10人要负担一个脱产人员。庞大的财政支出远非群众所能负担得起。
  这种经济贫困、财政匮乏的状况,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新情况的发生,变得愈发严重。
  自1939年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调整其侵华策略,把主要兵力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他们持续不断地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伴之于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军民生存的条件。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顽固派,出于对迅速发展的人民抗日力量的恐惧,也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甚至多次掀起反共高潮。自1939年起,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抗日军饷,截扣海内外进步人士给根据地的各项捐款和物资,并调集70万大军配合日寇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及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困死、饿死根据地的军民。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华北地区不断遭受的自然灾害,使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经济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人民抗日力量的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困难的时期是1941年和1942年。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黑豆、秕糠和野菜。大批战士由于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而各种中药品和基本的生活日用品又十分短缺。寒冬腊月,冰天雪地,还有不少干部、战士不得不身着夹衣,打着赤脚,夜间则靠稻草来抵御刺骨的寒风。
  由于革命根据地内部生活艰难,加上外部敌人的猖狂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八路军1940年为40万人,到1942年就降至30万,根据地人口也从1亿减到5千万以下。
  严峻的形势,严峻的考验,回避不能,低头不行。否则,人民革命力量就难于坚持,抗战胜利就没有保障。
  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面临危急的时刻,在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受到饥饿与死亡的挑战之时,迫切需要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去振奋中国共产党人,振奋中华民族,从而渡过难关,走出低谷,争取胜利。
  面对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延安和边区的军民们毫无畏惧和退缩之色。他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奋起开展大生产运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硬是咬紧牙关,凭着“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在我们的党和根据地军民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延安精神”的——崭新的思想风貌。它成为中共党人和亿万革命者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中,团结战斗,经受各种考验,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件事时,曾这样说过:“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语,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解放社1944年1月延安版)
  严峻的困难,迫使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下定战胜困难的决心,这正是延安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客观条件。正所谓: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时代又造就了革命的精神。延安精神既是革命战争需要的产物,又是革命战争造就的结果。
  三、党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
  延安精神的形成,固然与延安时期党所面临的严峻的客观形势有关,但它绝不是客观形势的消极结果,也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在特定的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党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决定性的主观条件。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便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它继承了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它还只是一个处于幼年的不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的不成熟性,集中表现在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及规律尚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亦缺乏完整统一的理解,以致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的共产党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得以盛行。这种状况,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然而,也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的反复斗争中,在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党逐渐成熟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政治上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已经能够以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了。1962年,毛泽东曾回忆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这段话说明革命实践的发展,及其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延安时期的党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的根本原因。而延安精神本身,诚如彭真所指出的,正“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经验的总结,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彭真文选》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可见,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延安时期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党已经形成了稳固的领袖集团。列宁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上万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那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332页)
  领袖是党的旗帜。政党的成熟,首先是领袖集团的成熟。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我党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正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我们党在经过多次选择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杰出领袖——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并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领导集体。它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一大批党的卓越领导人。他们也同毛泽东一样,既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既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具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领导集团,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各项决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以及党的正确领导的实施。这是延安时期的党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稳步地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党能够在这一时期将以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迅速升华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作为党的最高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已经成熟。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日益丰富和发展并达到成熟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个期间,毛泽东等同志从事了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情;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点;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明确地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完整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
  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和一系列有关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及政策。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据此规定了中国革命长期性、持久性的战略思想和一整套军事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在其它著作中,还阐述了关于经济工作、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的理论和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第256页)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关于现代世界及中国国情的分析;二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三是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四是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五是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六是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七是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八是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九是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选集》(上)第333页)从上述这九个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是关于某一方面的理论,而发展成为有关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能够在延安时期得到系统化并达到成熟,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具备了以往所不曾有的条件。这个条件,除了上面提到的,此时的党已经积累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能够比较充分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党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成熟的领袖集团之外,还包括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空前增强了对理论的需要;党始终处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等因素。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获得了持续十年的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它为党全面、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举世公认的。
  就毛泽东的个人素质而言,他具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智慧,丰富的经历,渊博的知识,高度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但是,在到延安之前,他的卓越才能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加上战事繁忙,流动性大,书籍报刊极其匮乏等因素,使他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条件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更难以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大批马列主义原著,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明显增多。而此时,毛泽东也已经稳固确立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通晓全局,高瞻远瞩。这一切都为他进行开拓性理论研究,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条件。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作,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至四卷的有112篇,占四卷总数的70%以上,没有出版的论著为数还不少。其数量之巨,内容之丰富,水平之高,在党内是无出其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创立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卓越贡献。
  随着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贯穿着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典范;党有必要对毛泽东总结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正确的评价和命名。于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共产党主义。”同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国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最早见于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其中,提到延安整风学习时说:“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我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思想上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这种思想改造,又必须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联系起来,每个干部,特别是犯过某些错误的干部,一定要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工作经过深刻的反省,才会获得整风的成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41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此后,这一概念为党的其他领导人和中央及各地党的文件广泛使用。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正式确定下来,并被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的许多基本内容,如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实行自我批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等等,正是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在党的作风中的生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就不可能有延安精神的形成。
  此外,在谈到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观条件时,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倡导和千百万共产党员及延安军民的身体力行。伟大的延安精神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实践,才得以展现,并升华为先进的民族精神。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 /罗忠敏,崔岩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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