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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二章 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渊源

罗忠敏,崔岩主编


  一定的主观的精神意识,虽然是一定的客观物质存在的反映,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凝聚着中国革命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延安精神亦然。它是悠久的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升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丰厚土壤
  一般来讲,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累性和变革性的特点。积累性是指,每一代人都会在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内容。变革性是指,不同时代的文化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而更新和变革。当人们考察文化的积累和变革时,就会发现其中有某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要素。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文化传统”的东西。所谓“民族文化传统”,正是指在该民族历史文化中那些相对稳定、影响深远的内容要素。它主要包括:民族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及生活情趣等。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潜意识的东西,但对该民族成员的心理、情感和行为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恩选集》第1卷第603页)民族文化传统,就是这种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之一。它既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又是一种对现实发生作用的客观存在。它是培育民族新文化灿烂之花的沃土。
  众所周知,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中华文化历经盛衰变迁而延续不绝。这一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必定有其值得肯定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成分。延安精神便是孕育、滋长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片沃土上的一朵奇葩。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举其要旨,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追求理想,热爱祖国
  确立理想,并为之不断努力,持续奋进,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根本特性。中华文化弘扬人对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为追求理想而矢志不移、至死不殆的仁人志士如丝如缕,代代不绝。
  春秋孔子云:“朝闻道,夕可死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战国屈原在《离骚》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们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后人所效仿和崇敬,逐步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
  纵观历代杰出人物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往往是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
  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频繁侵扰,中国内部的爱国浪潮空前高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千百万民族精英的座右铭。
  在外寇侵入,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他们奋起抗争,血染神州大地。如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丁汝昌、邓世昌等。
  在国家贫弱,人民生灵涂炭之际,他们又主张改革故旧,维新图强。戊戍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愿以自己的鲜血为改革铺路。他题词狱中:“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封建帝制,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历尽千难万险,视失败与挫折若等闲,愈挫愈坚,奋斗不已。
  正是这种追求理想、热爱祖国的文化传统,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脊梁”,而且通过他们的实践,形成了中华民族一种极为可贵的性格和风骨,使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吞并、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始终未能得逞。
  (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涵盖民族心理基本层面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我国早在春秋《周易大传》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记载。意喻:天体运行永恒不息,体现着天道的刚健本性。人也应该仿效它,奋发向上,永不停止。“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古代有许多优美的神话歌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这样的实例更是比比皆是。
  战国末年,越王勾践在吴越之战中败退会稽山,国破家亡。然其并未气馁自卑,而是卧薪尝胆,刻苦图强,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吴国,成为霸主。
  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历来被人们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这部不朽之作,却是在他身心均遭受莫大摧残和凌辱之后,发奋而著就的。
  明代李时珍用30余年的辛勤劳动,刻苦钻研,翻阅了800多种书籍,走遍祖国名山大川,采集药物标本,方修成《本草纲目》。
  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在举家皆食稀粥的困苦条件下,坚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传世之作《红楼梦》。
  可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引导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祖先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凭借简单的劳动工具,创造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文明成果,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举世公认的杰出贡献。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能够身处逆境无畏无惧,奋进自强,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历经劫难而不衰,上下绵延五千年且代有高峰的奇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
  (三)求是务实,经世致用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朴素唯物主义始终是思想主流之一。
  先秦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著名论题。(《荀子·天论》)肯定自然界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日月星辰的运转,春夏秋冬的交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因为圣明的帝王在世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暴虐的君主执政而消亡。他认为,自然与人各有其职能,彼此不能互相代替。但人能够以完成自己职能——即认识、利用、治理万物——的方式,来参与自然过程。这叫做“天有其时,地有其力,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同上)
  荀子的学生韩非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参验”说。“参”是比较,“验”是实证。“参验”即是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客观规律,通过实际的功效来考察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韩非子·六反》)显然,他在肯定自然界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同时,更强调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实在性”与“可行性”。
  此后,历代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如东汉的王充,宋代的范缜,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都坚持和发挥了荀子和韩非的上述观点。
  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和注重“知”的实在性,反映在历代思想家的治学态度上,就是倡导“求实”学风。东汉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记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将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汉朝的河间献王刘德,治学时,注重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力求从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这是目前人们所找到的“实事求是”这一提法的最初来源。
  实际上,历代著名的学者之所以能有所成就,都是与其“求实”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如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自幼泛览各种书籍,对记载山川名胜之书尤感兴趣。此后,他又潜心攻读了大量的古今地学专著,在地学知识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立志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作实地考察。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年年外出考察,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在地理学的研究上,特别是对我国的岩溶地貌和水文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集中体现在他以日记体裁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一书中。
  这种在学风上重视“求实”的文化传统,在明末清初得以发扬光大。这一时期涌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启蒙学者,进一步强调学与用的结合,主张“经世致用”,“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欲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返之实。”他们痛斥宋明以来“空谈性理”的腐朽学风,发扬注重实证的求实精神,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和历史考察,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实学”思潮。
  19世纪初,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针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剧烈动荡局面,赋予“经世致用”之学以新的时代内容。他们猛烈抨击脱离实际,侈谈理性的宋学和囿于繁琐考据的汉学。大声疾呼要关心社会现实,睁眼看世界,“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魏源《古微堂文集》卷20)并从救亡图存的愿望出发,提出了“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务实主张。(魏源《海国图志》)将“经世”的重点指向“师夷长技”,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导。
  尽管上述历史人物在强调“求是务实”、“经世致用”方面的立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唯物主义意向,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轻玄想”的优良的文化传统。
  (四)民贵君轻,民为邦本
  “民本”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早在周灭商后,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初年的执政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夏、商两代的兴衰进行反思。他们通过反复的比较和思考,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决定一个王朝兴衰的关键力量,是人不是神。有德者得民,得民则得天命、有天下。夏禹、商汤的成功就是典型。反之,无德者失民,失民则坠天命、失天下。夏桀、商纣的亡国之命便是先例。故而,自周朝起,便有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郑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议论。在这里,周朝的统治者虽然仍把“天”看作是意志之天,但将“民”的问题提到一定的高度,主张既要敬天,又要保民,使“天”和“民”两者沟通起来。这种“敬天保民”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孟子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当时众多的有关“民”的地位与作用的探讨中,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孟子·尽心下》)与“敬天保民”的思想相比,他更肯定民的主导性,也更强调统治者“得民”的重要性。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是他对历史上一些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所作的理性概括,对后代产生颇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承袭和发挥,而且为历代贤能的君主和政治家所肯定。
  如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对朝臣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
  19世纪初,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家林则徐,面对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用民心、恃民力”、“民唯邦本”的思想。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国计与民生,实相联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唯邦本也。”(林则徐《江苏秦稿》卷五)在禁烟和鸦片战争中,他将“用民心、恃民力”的思想付诸实践。针对英国侵略的海上封锁和武力威胁,他鼓励沿海人民“群相集议,购置武器,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转引自邵德门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第42页)林则徐这种“用民心、恃民力”以抵御外侮的思想及实践,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是卓具政治胆识的。
  此后,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中,进一步赋予“民本”思想以近代资产阶级的特色。他指出,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是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国民革命必须发挥民众的力量。只有“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其“革命维新,兴邦建国”,才能“断无不成”。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孙中山选集》第82页)
  当然,在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提出的“民本”思想与主张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对此应有所认识。但“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毕竟揭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民心向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此,在客观上,对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之一。
  (五)注重修养,自我完善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反映和代表了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素质和社会心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并把它作为一个人能否立身处世,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根本。
  孔子十分注重培养弟子的品德修养。当子路问他君子的修养是什么标准的时候,他谈了三个层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敬”指“敬业”,即认真地对待事业。“安人”的“人”指上层人物,统治阶层,隐喻社会。“安人”便是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安百姓”指能博施于百姓,使人民得到安乐。
  孟子将人格修养归纳为:善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修养就是使人具备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充溢于天地之间,贯彻到人的灵魂中去,表现于品质、情操、人际关系等诸方面,使人格力量变得崇高伟大。他认为,秉有此气的人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样的人才能完成天降的大任。
  上述可见,儒学的“修身”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学倡导的人格完善的全过程。
  这种为平治天下,实现政治抱负而努力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道德追求,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竟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较典型地代表了士大夫阶层不敢须臾松懈对自我严格要求的心境。中华文化这种过分注重自我克制的道德规范,在相当程度上扼制了人的个性发展,产生一定的历史惰性。对此,后人应引以为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倡导社会成员通过自我完善来与社会需要相协调的道德追求,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其积极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六)追求和谐,崇尚仁爱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农业文明在我们这里发育得既早而且成熟。艰苦复杂的自然条件,使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凭靠有组织的集体劳动来战胜自然,创造自身生存条件的习惯。而集体劳动的单位,由最初的氏族、宗族直到后来的家庭,都是靠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来联系的。因此,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始终是深藏在我们这个农业民族心理底层的内在要求。
  《周易·坤卦》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地”的德行是顺育万物,大地以博大的胸怀包孕万物,以丰富的养料哺育万物。人也应该仿效它,要有淳厚的德性,能包容天下万物。“厚德载物”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敦厚宽容的气度,是中华祖先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基本准则。
  如《尚书·尧典》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之说,是讲民族与民族,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友好相处。《中庸》讲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有九项,其中两项是:“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柔远人”是讲大国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小邦国的态度应该友善,对于他们还做不到的事情,要给予帮助。“怀诸侯”则是指大国收取小邦国纳贡的礼品不妨少些轻些,而回报的礼品却要厚重。这里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上热爱和平的思想品格。在历史上,中国即使在国力很强盛的时候,也很少对外国发动侵略性的战争,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处理国家或民族各成员间的关系上,人们尊崇儒家主张的“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何谓“仁者爱人”?孔子的解释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和别人都是人,都具有相同的欲望,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已及人的良好的道德素质。
  当时与儒家声望相近的墨家学派,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提出了“爱无差等”的“兼爱”主张。其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这里,墨子所说的“爱无差等”是不彻底的,他并不要求废除差等,而是认可存在贫富、贵贱的现实,只是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不相欺凌而已。
  可见,无论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墨家的“兼爱”,都具有阶级的局限性。同时,他们对统一、和谐的单向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忽视对立与斗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意向,含有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文化因素。对此,我们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去把握。
  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在人际关系方面,追求和谐相处,崇尚仁爱的道德规范,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全社会的和谐运转,人际关系的友善和自我调节产生积极的作用。
  总之,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极其丰厚和富赡的。延安精神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片沃土之中,构成了它由以出发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的缩影,是悠久的中华精神的一种积淀。
  但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革命传统与作风结晶的延安精神,又决不是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低层次重复。它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自觉地进行更新与提高的产物。如,共产党人将中华文化中对社会理想执著追求的传统,提高到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高度;将求是务实,经世致用的传统升华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基于维护统治阶级目的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改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从追求自我完善为主要内容的修养传统,更新为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至于热爱祖国和自强不息的传统,可以说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得到了空前程度的弘扬。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寻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共党人积极促进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在人民抗日力量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中,面对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共产党人毫不畏惧,顽强拼搏,用自己的双手,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五谷丰登的“陕北江南”,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凯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在八年抗战中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可见,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升华,是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的最佳结合。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对世界各国内部的革命运动产生深远影响。斯大林在谈到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时,曾指出:“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它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6页)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到来。
  由此开始,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55页)
  毛泽东说得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很少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总是把目光投向西方,在那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贵的尝试,然而行不通。于是,他们傍徨、顿足、失望。
  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惊醒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们,促使他们思考,既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那么中国可不可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既然俄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赢得了工农大众的解放,那么中国人能不能运用这个武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革命因素不断增长,已经具备了广泛传播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条件。经过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而且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这对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促成其世界观的转变,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严密而科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共党人用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进行一系列的继承和提高,使之升华到更为科学的高度,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党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深刻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论证,为中共党人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确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是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我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绞刑架下,对杀气腾腾的敌人说道:“我告诉你们的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说完,他登上绞刑架的长凳,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微笑着告别了人间。(《祖国在我心中》)
  著名共产党员夏明翰就义前,写下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妙的理想和信念的支配下,无数党的优秀儿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奋斗不息,直到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验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页)
  共产党人的这种理想和信念,绝不是对人类美好前景的乌托邦式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论证,为这一理想和信念的确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来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后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无产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和体现者。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其它阶级将日趋没落和消亡,而无产阶级则将日益壮大。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决定了它在历史上是一个最革命最先进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只有它才能真正承担起埋葬资本主义,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剥削,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的历史使命。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63页)
  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的确立,使人们不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把社会主义只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罪恶的道德愤慨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追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关系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从此以后,以科学的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第3卷第423页)由此决定了共产党人确立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信念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二)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的科学阐述,为中共党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党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想人民之所想,干人民之所需。如1933年4月,毛泽东到江西瑞金沙洲坝,当他在与群众的闲谈中了解到当地人民“吃水难”的问题时,立即让红军战士就地取材,先后打了两口井。当老乡们用双手捧起又清又甜的井水时,感动地说:“毛主席,您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沙洲坝的群众为纪念这件事,在井台上竖起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8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所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和革命运动的特点时指出,以往历史上的一切社会革命,革命的果实最终都为少数剥削者所攫取。虽然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被推翻了,但另一个剥削阶级又取而代之。尽管在革命过程中,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群众也参加了这些运动,但他们始终只是某个剥削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而被暂时利用的一种工具。一旦革命成功,劳动人民仍然摆脱不了继续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命运。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则不同。它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发展,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这正是与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62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者,它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忠实地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由此决定了它必然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
  (三)马列主义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党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方面的论述,为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党风是一个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所谓党风,就是指一个政党和它的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作风。党风既是党员个人意识的表现,又表现为党的整体或大多数党员的共同作风。它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作风,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概括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党的三大作风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性格和作风。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两个侧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决定的作用,表现在:一是人的认识,尤其是科学的理论,往往产生于实践的需要,是以实践为出发点的;二是理论一旦从实践中产生出来,它的任务、使命就是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三是理论形成之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其真理性的程度。
  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以及人的认识,特别是上升为科学理论之后对实践的反作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党的实践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否则,实践活动就会失去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就会带上盲目性。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必须面向实践,为实践服务。否则,理论就会成为空洞的不着边际的东西,成为僵死的教条。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关系,好比“矢”和“的”的关系,理论是“矢”,实践是“的”,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就是有的放矢;如果理论脱离实践,不能为实践服务,那就叫做无的放矢。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我们党形成这一优良作风的理论根据。它是我们党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
  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和体现。它是以马列主义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科学肯定为理论依据的。
  肯定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由此出发,唯物史观认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这同一切剥削阶级所主张的,只有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主人的唯心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正是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科学肯定,为我们党确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的又一优良作风。它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观点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列宁也说过:“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政党都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全集》第8卷第421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于运用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因为它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它没有自己特殊的私利。所以,为了人民的利益,它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上述可见,延安精神的形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指南,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更新和提高的结果。这就是延安精神生成的基本轨道。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 /罗忠敏,崔岩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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