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它的基本方面是随着党的诞生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逐渐萌发、形成以至完善起来的。共产党人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机制。
　　一、延安精神的先声(1921—1928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自成立之日起，便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昭告世人：中国共产党将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从此，中国革命抛弃了屡走不通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上一条到达胜利彼岸的光明之路。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以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从未使用过，也不可能使用的、全新的革命方法，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法，将党的一切活动都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之中，由此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中国革命由于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奋斗目标；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采取了相信、依靠群众的革命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革命的前途、对象和动力等问题，整个面目为之一新。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旧中国反动统治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所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所处的环境异常残酷，从而迫使党从一开始就处于非法的、秘密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它的生存时刻受到威胁。然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洪流之中，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开始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领导数十万工人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斗争，由此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运高潮。在二七罢工失利的情况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在被敌人残忍地连砍数刀后，仍不屈服。他对敌人斩钉截铁地说道：“头可断，工不可复!”志气轩昂，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反帝反封建的坚定性、彻底性，以在北伐战争中敢打硬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在中国人民面前树立起自己的革命形象。人民从共产党的主张和行动中，从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和英雄事迹中，明白了共产党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党，是一个不谋私利、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党，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
　　然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把数万共产党人推进血海。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6万人。党的著名活动家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肖楚女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全国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鲁迅先生曾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在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之际，革命队伍中那些意志薄弱者，有的叛变，有的颓唐。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却奋然前行。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高高擎起的革命火炬。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追求理想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和在危难之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革命风貌，无疑是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的胚胎和先声。
　　二、延安精神的雏形(1928—1935年)
　　从1928年到1935年，是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造性地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使中国革命顺利地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但是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使中国革命再次遭受严重挫折，党和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先后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由此构成了延安精神的雏形。
　　(一)井冈山精神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是攻取长沙。但在起义军遭受失利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做出“引兵井冈”的正确决策，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实践上成为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起点。党正是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著名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信革命的星星之火必能燎原的信念和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中看到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井冈山根据地处于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是闪烁在黑暗中国的一点星星之火。由于井冈山的斗争是在敌强我弱、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始终面临着来自四面的白色政权的威胁，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当时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的敌军，经常有七、八个团，最多时达十八个团，而红军主力不足四个团，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没有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很难生存的。
　　在革命队伍中以林彪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就因缺乏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一度产生右倾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其在促进革命高潮方面的决定作用。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分析和判断政治形势，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论证了当时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的观点。
　　毛泽东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即将到来的光明：“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106页)这里，他把共产党人那种对自己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充满自信的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
　　同时，毛泽东还正确地指出，不承认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这个客观现实，把低潮当作高潮，搞“左”倾盲动主义是错误的；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观察事物的本质，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前途，不相信革命高潮会到来，同样也是错误的。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们，所具有的这种坚信革命的星星之火必能燎原的信念和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中看到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力拼搏。到1930年初，全国已形成大小十五块根据地，红军总数计十万余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燃遍全国。
　　第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开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精神。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关系着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若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必须正确解决和回答这一问题。
　　依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学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是武装夺取政权，或简称为暴力革命。这一点，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是适用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这一普遍规律在各国的应用过程中，则不会千篇一律，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个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
　　1917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首先夺取城市政权，然后再将革命推向农村。城市是其积蓄力量，发动革命的中心，城市无产阶级是其革命的主力军。
　　这样一条道路是否适用于中国革命呢?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是缺乏清醒的认识的。党内不少同志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坚持“城市中心论”，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进行了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们从实际出发，深刻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大胆的、开拓性的探索。
　　1928年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初步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科学地论述了红色政权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1927年，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到1930年初，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提出“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从而把“工农武装割据”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在一起，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里是找不到的，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这一理论的产生，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可以说，离开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党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难以成功的。
　　第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处在四面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物质条件非常艰苦。“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3页)当时，人们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有油盐的南瓜汤，即便如此仍难以维持，只好靠野菜充饥。
　　在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等领导者带头吃苦菜，和战士同穿粗布衣，官兵一致，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怕苦。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坚持长期的斗争，井冈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军民大打粮食仗，送粮、背粮、护粮的战斗紧张而又繁忙。当时四十开外的朱德军长，为储备粮食粉碎敌人“会剿”，亲自挑粮上山，长途跋涉，留下“朱德的扁担”美名四扬。他们还自己动手，办军工厂，用土办法制造梭标、大刀和单响枪；办被服厂，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生产军服；办红军医院，聘请当地土郎中，上山采药。就是靠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井冈山军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1页)这里所说的“共产党的力量”，不仅是指党的军事力量，而且是指党所具有的坚定的信念、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和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这是党团结自己，争取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
　　(二)长征精神
　　1934年底，当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苏区根据地丧失90%，革命濒临绝境之时，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率领下不畏艰险而北进，以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起点，又一次使革命从困境中崛起，并为党实现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长征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使之升华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蔑视困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开篇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难”字，不知概括了多少世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长途跋涉，体力极度疲乏之难；缺衣少粮，疾病伤痛之难；千山万水，攀援跋涉之难，……。再加上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阻截，更使红军的“远征”难上加难。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红军将士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两个宇：“不怕!”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怕，乃是等闲视之。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题词中写道：“没有什么困难事情能阻挡我们去路的，问题只在于坚持正确方针，艰苦奋斗，就能达到目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长征再清楚不过地向世人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斗志。
　　人们在谈到吃苦时，常这样说：“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的确，在长征中，红军将士们吃尽了天下苦，历尽了世间难。但在他们身上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爬雪山时，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不少同志的脚被冻得僵硬，鞋袜与肉粘在一起。但当巍峨的大雪山踩在英雄们的脚下时，红军战士举起手中的木棍，自豪地笑道：“雪山高，但没有我这根木棍高。”过草地时，遍处沼泽，荒无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着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踩进泥潭，就很难拔出，甚至会被泥潭吞没，献出生命。尽管如此艰难，总参谋长刘伯承竟触景生情，畅想起草地的未来。他兴奋地对朱德总司令说：“将来开发草地，您当总指挥，我还当您的助手——参谋长。”(《艰苦的历程》(下)第81页)那时，战士们只有一个念头：走出草地，就是胜利!他们就是这样，以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所具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第三，为革命理想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
　　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蔑视一切困难的革命情怀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斗志，来自他们对革命理想的忘我追求。
　　1938年4月，张闻天在给陕北公学学生的一次讲演中说道：“长征中，我们的确碰到了无数困难，……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论青年的修养》)
　　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在长征期间，牺牲的人比活下来的人多得多，幸存者们意识到，如此多的人牺牲了，而他们却活了下来，这种意识使他们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并且产生了一种几乎是宗教性的献身精神。”这种心理遗产对延安精神的形成有特殊意义。(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0页)
　　毛泽东在阐述红军长征的空前的历史意义时说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之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150页)毛泽东这篇充满激情的讲话，是对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党人和红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的高度评价，字里行间，闪烁着长征精神的光辉。
　　中国革命经过长征的严峻考验，造就出革命的栋梁之材。他们个个都经过了千锤百炼，人人都是中国革命的精萃。当红军即将到达陕北时，周恩来对那些活下来的同志，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红军象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周恩来传》第297页)正是这些革命的火种，把党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带到陕北，带到延安，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延安精神的形成(1935—1945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来说，延安时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党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大党，党员人数由4万增加到120万；而且在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一时期更系统化和普及化了，并且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一)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
　　从1935年10月红军落脚陕北到1941年全党整风之前，是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以及抗大精神的形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解决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这次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所以只对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落脚陕北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特别是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来制定党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新策略的问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实现了党在政治策略上从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本转变。毛泽东根据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上详尽透彻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奠定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从党中央决策的高度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危及中国存亡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起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同上第153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阐述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的制定，不应当从“本本”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实出发的思想。
　　可见，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正是我们党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独立自主地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制定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开始成为党中央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根本上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利用到延安后工作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刻苦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于1937年先后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以科学的总结。
　　他在《实践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由此得出结论：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坚决反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尤其着重地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强调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就从理论上批驳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为在思想理论上彻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抗大由此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被称为“抗大精神”，并在延安所有干部学校中迅速传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远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但在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都因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作指导而受到限制和阻碍。毛泽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结合在一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而且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文化基础。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形成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备的理论体系，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已初步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任务，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已经成熟。
　　上述情况表明，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已经初步形成。
　　(二)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从1941年整风运动开始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召开，是延安精神正式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对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早在1938年6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象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
　　但在整风运动之前，我们党的许多干部由于过去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缺乏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鉴别能力。当机会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被蒙蔽以致盲从。这种状况严重危害着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也极大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例如：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写道；“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毛泽东选作选读》上册第411页)他要求全党总结由于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后期的两个极端政策，使党和革命遭到极大损失的教训，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党内有些高级干部却认为，王明的“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上的错误。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同志的觉悟，在这个指示中就没有提“路线”二字，而只提“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史》第2卷第47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这种情况，说明当时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实质尚缺乏统一而深刻的认识，其严重影响还远未清除。“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起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04页)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导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反思，展开怎样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重大问题的探讨。使全党通过这个讨论，切实感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533页)这样一个认识，在吃尽了教条主义苦头的广大干部和党员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彻底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根本上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
　　通过整风运动，在延安地区，存在于广大党员干部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得到了全面的清算，实事求是，注重调查，遇事同群众商量，处处倾听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得到了全面弘扬，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到全面的培养。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延安精神”的论点，并号召全党学习延安精神。他说：“延安县的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么!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们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22、23页，东北书店1949年3月版)可以说，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对延安精神的性质、内容作了明确的界定。由此也可以看出，整风运动对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及边区军民的革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著名的“南泥湾精神”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树起的一面旗帜。
　　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基本上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自给，为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培养了延安军民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是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曲赞歌。
　　中国共产党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培养和弘扬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这就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
　　三大作风，体现着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