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是，其最根本的内容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石，延安精神是从实事求是中创立，也是在实事求是中发展的。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延安精神，也就谈不上延安精神的发展。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实事求是，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从哲学高度概括出来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实事求是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苦苦地思索：为什么中国革命曾经得到迅速发展?为什么中国革命又多次遭到严重的损失?怎样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必须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与此反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801页)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宗教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作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817页)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地回顾了自己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史。
　　一次成功是在1921年至1927年，特别是在1924年至1927年，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1922年党的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始结合的标志。接着，党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帮助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错误，自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对农民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惨痛地失败了。这是第一次失败。
　　另一次成功是在1927—1930年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在黑暗中国的夜空，独力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党由此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时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独树一帜，有胆有识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积极推行一条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虽然英勇作战，最后仍不得不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王明“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这第二次失败教训多么沉痛!
　　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深刻教育了党。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为什么胜利了又失败，失败了又胜利呢?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明确回答。他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这是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为什么陈独秀会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因为陈独秀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而对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则认识不足，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步步退让，最后惨遭失败。
　　为什么王明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因为王明等人自己不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简单照搬外国经验，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见。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虽然一“右”一“左”，是两个极端，但是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指出：“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290页)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民主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概括出来的。古人虽然也说过“实事求是”，但他们指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赋予崭新的科学内容，使这一概念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概括，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毛泽东“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109页)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经过周密的实际调查写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1929年12月，毛泽东总结两年多来建党建军过程中的丰富经验，在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他还明确提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形势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古田会议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声。因为它既强调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注重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
　　毛泽东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比古田会议前进了一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思想路线这个概念首次被使用，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第二，明确反对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本本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第三，提出纠正本本主义的方法——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
　　应当看到，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虽然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还没有来得及作严格的理论论证，毛泽东到达延安后，为了总结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的著作，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实践论》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则不是从实践中来，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并拒绝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样，《实践论》就从认识论上揭示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分歧。《矛盾论》则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认为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和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这种矛盾和变化。一切正确的思想，只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任何离开具体条件的绝对的僵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主观主义则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和表面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内部联系，不仅违背了辩证法，也违背了唯物论，陷入唯心主义。《矛盾论》就从辩证法方面揭示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分歧，这两篇著作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证了我们的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充分可靠的理论基础，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还需经过一个过程。这是因为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41、1942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就是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他在当时给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以后又给《七大纪念册》题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两句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实际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保证。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指“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121页)。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
　　三、实事求是在延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党和人民改造世界的全部活动中。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恩格斯说过：唯物辩证法是“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全集》，1959年版，第19卷，第5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认识论和辩证法同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到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去，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通过这些重要环节和桥梁，走出了理论论述和论战的范围，真正成了党和人民群众科学地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而格外富有生气和巨大的实践价值。
　　第一，实事求是，实现重大战略转变。
　　对于这个问题，彭真同志曾作过精辟而生动的论述。他指出：“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同国民党打，你死我活。‘九·一八’事变，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战争发动了，打起来了，怎么办?我们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好多新的问题就产生了。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是杀是放?为了争取蒋联合抗日，把蒋放了，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土地政策也改变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开始时，有的农民明减暗不减，白天减了，夜间又偷偷送回去，因为他怕地主。后来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又不交租、不交息了。中央又提出，要交租交息。从没收地主土地，到减租减息还要交租交息，这是多大的变化呀!还有，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成了‘国军’。过去我们红军的帽花是红五星，抗战时戴的帽花是青天白日，这又是多大的变化呀!”“抗战结束以后，是打是和?全国人民，包括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都希望和平，全世界都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到重庆谈判，搞了个停战协议。但是，蒋介石、国民党还是要打。解放战争打起来以后，我们的土地政策已不再是减租减息，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这时我们的帽花又恢复红五星了。打了三年半，我们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这个时候和抗战期间完全不一样了，和土地革命时期也不一样，就是这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各地也不完全一样。新解放区在两年以内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先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分浮财，因为那时新区农民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如果没收地主土地，分浮财，果实会被少数‘勇敢分子’得到，不容易分到真正勤苦劳动的广大贫雇农手里，而战争负担却要落在他们身上。所以，新区两年以内还实行过减租减息，以后再搞土地改革。好复杂呀!但总的是一条，都要实事求是。”(彭真：《事实求是，不尚空谈》，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参阅资料》，1990年第5期)
　　第二，实事求是，发展统一战线。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总结了其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创性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统一战线理论、原则和策略。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1937年底，王明到达延安后，全力贯彻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毛泽东敢于破除迷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对王明的右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敢于放手发动群众，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在处理有关抗战的具体问题时，共产党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不同办法。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根本原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虽然留在抗战阵营内，但是非常动摇，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如何处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矛盾，关系到能否把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的问题。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客观形势，指出在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情况下，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规定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进攻，限制了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实施，把抗日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又联合又斗争，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者之外，还有一个中间派。毛泽东特别重视中间力量。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他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页)只有争取了中间力量，才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鉴于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数量很小，而中间有着数量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张“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而反对“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战略思想。
　　第三，实事求是，进行革命战争。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革命战争，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制定了一整套符合这个特殊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
　　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同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战争。面对强大而凶恶的民族敌人，我们依靠什么力量去打败它?蒋介石集团单纯依赖外援，党内的王明教条主义者则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他们都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512页)他又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同上，第480页)毛泽东在分析了客观实际情况之后，得出的鲜明结论是：“兵民是胜利之本。”(同上，第498页)这就是说，打败入侵强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为了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首先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抗战一开始制订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动员全国军民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纲领。要动员广大军民积极抗战，还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抗战与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三三制”、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还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利于主力军的发展，又有利于发挥各自的长处，同时还有利于适应战争形势，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由于坚持了人民战争的路线，以仅有5万余人之兵力，在全国创建了19个抗日根据地，歼灭牵制了大量日军，并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20万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的正确战争指导路线。
　　在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有着相当大的市场。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他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1)敌强我弱。(2)敌退步我进步。(3)敌小我大。(4)敌寡助我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此基础上，他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实践证明，战略持久战是弱国战胜入侵强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指导方针。
　　中国革命战争要赢得最后决定性胜利，必须依靠正规战争。但这种正规战争只有从中国的游击战争发展而来。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9、499、405页)在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正是由于坚决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方针，因而取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毛泽东依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和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条件，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方针，使我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能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当敌人在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在敌我兵力的对比上，敌强我弱的情况虽已有所改变，但我军仍处劣势的情况下，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及时抓住敌人战略布局上的致命弱点，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从而使中国人民战争出现了由战略防御发展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敌人则在我内外线兵团联合打击下逐步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以后，又不失时机地指挥解放军先后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的巨大胜利，奠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毛泽东用以指导解放战争的各项战略决策之所以正确，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到了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符合，这种主客观的一致性，来源于对战争各阶段敌我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对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可靠基础上的，因而能适应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成为驾驭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制定战略决策，并据此适时地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方针和方法，是毛泽东实施战略指导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四，实事求是，发展经济。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经济工作，制定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由于日寇的连续“扫荡”和严重摧残，由于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加上水旱灾荒，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在1941至1942年间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叙述那时情况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针对这一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生产自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发展生产，克服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规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同上，第891页)为了实现这一总方针，毛泽东提出，一是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这是保证财政、供应的根本办法。二是组织群众建立生产合作社。三是部队、机关、学校开展自给的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各解放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空前的生产热潮。这不仅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而且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实事求是，搞好党的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党的建设，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产生“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提出了克服和纠正这些错误倾向、解决党内矛盾的根本方法。
　　抗战爆发后，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战，在全国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广大革命分子纷纷要求入党。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大党，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处在他们的包围中，不能不经常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些还没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其表现为：思想方法方面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倾向方面的“左”右摇摆和组织生活方面的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思想，也时常通过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传到党内来。所以，党内矛盾的本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主要的又是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曾经在党的历史上多次形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虽然中共中央已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还没有肃清。因此，这个时期党内又表现出几种不良的作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
　　鉴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提出，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整风运动的对象是全党，首先是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毛泽东创造性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方法，清除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广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比较清醒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同时，整风使大批党员从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转为无产阶级立场，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使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秀作风。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党的建设，使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强核心。
　　第六，实事求是，做好领导工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中去，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其主要点是：
　　——调查研究，胸中有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承认差别、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要有远见卓识，反对持一孔之见，要把远大理想同当前的实际的任务结合起来；
　　——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
　　——领导者注意的重心应当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上，捉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善于“弹钢琴”；
　　——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和分散的关系；
　　——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要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
　　——抓两头带中间；
　　——抓典型、解剖麻雀；
　　——留有余地；
　　——波浪式前进，……等等。
　　说到底，这些方法体现了一般和特殊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就是调查研究。
　　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在毛泽东大力倡导下，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设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闻天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陕北和晋西北开展调查研究，整理出许多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在延安时期，调查研究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土地改革中去，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调查研究成为各级领导机关普遍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经常的工作制度，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中国共产党人最杰出的代表和学习楷模。
　　毛泽东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确立和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四、实事求是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于党的一切工作中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概括，体现了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实事求是是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何为第一性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不能反映存在，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简明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客观事物总是遵循着它自己所固有的内部规律性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同时，人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探求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可以用这种关于“是”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指导人们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这就是说，世界是可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命题，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时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实事求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而且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即存在和思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做了充分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论述，毛泽东则系统地阐述了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标准等理论。
　　实事求是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这些基本观点，它是以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为根本目的的。实事求是中的“求”，就是指要去认识世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如何才能做到这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基础上，遵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逻辑的原则和规律，进行能动的反映(认识)，揭示事物的真理。我们从“实事”中求得了“是”，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
　　以求到的“是”(即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是认识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如果把求得的“是”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是”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在阐述实事求是时，毛泽东不仅强调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出发，而且强调“求”。就是说，要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唯心主义，所以没有更多地论述主观能动性问题。到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因而他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毛泽东在延安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理论，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这个概括，突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的特点——实践观点和辩证方法。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里，能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关系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他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毛泽东既反对了那种认为人只能消极地顺应客观条件的摆布而无所作为的机械论观点，又反对了那种认为人可以不受客观条件限制的盲目的唯心主义观点。
　　由于种种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求是”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实事”变了，“是”也会变，人们根据实际情况探求事物规律的认识活动也就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实事求是是永无止境的。
　　第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
　　在延安，毛泽东具体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他特别强调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而深刻阐明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的必要性。
　　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只承认事物的位置移动、数量变化，否认事物性质的变化，因而它否认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反，不仅承认事物的位置移动、数量变化，而且阐明事物性质的变化，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自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毛泽东关于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分析，正确地说明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社会自身矛盾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这是辩证法思想史上关于矛盾普遍性的最简明、最准确的概括，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毛泽东在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后，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的互相联结。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从大的方面看，有种种运动形态的特殊矛盾，各个事物发展过程的特殊矛盾，各个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事物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等。事物是无限复杂的，就因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无限多样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区别与相互关系，也是矛盾特殊性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只能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特殊性中必然具有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互相联结。事物的特殊本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上的特征，则是由矛盾发展过程中各阶段上的特殊性决定的。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科学分析，从理论上充分地论证了各国革命都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调查研究中国国情，着重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以及各个革命发展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绝不是哲学教科书中某些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包含了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与中国革命有着血肉联系。把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加以系统化，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经验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突出贡献。
　　总之，实事求是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又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一句话，实事求是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原理，它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培育了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