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司令部和大本营，聚集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高、中级领导干部和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新中国的诞生，在这十三年的艰苦岁月中，用革命斗争的实践，用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不朽的延安精神。
　　一、毛泽东是实践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用他那光辉的思想，求实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成为实践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挽救了陕北的党和革命，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王明的“左”倾错误在这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全凭某些人的主观臆断便被关押起来，白匪军乘机向陕甘根据地大举进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煽动，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根据地正在日益缩小。
　　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一起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毛泽东通过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掌握了基本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任何逮捕，将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经研究很快释放了刘志丹等领导人。毛泽东对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十分关怀和爱护，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28军军长。1936年春刘志丹在率军东征期间不幸牺牲，毛泽东题了挽词，称他是“群众的领袖，民族的英雄。”毛泽东的到来，挽救了陕甘地区的党和革命事业，并使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为革命事业，忘我地工作
　　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年富力强时期，他工作起来，往往是忘记了吃饭和睡觉，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有时连续几天几夜都不休息，大家都佩服他精力充沛。美国记者斯坦因第一次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从下午3点给他讲到夜里3点。斯坦因写道：一入夜晚，我几次提议告别，但他都不听。……直到早上3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谈吐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那时，每天一早，当机要人员送来电报、文件后，他总要先看一遍摘要，如有急需答复的，就立即答复。如果急需处理的文件多，他就一直工作下去，连早饭也不吃，直到晚上才吃早饭。为了让他掌握工作时间，工作人员想给他搞个钟。而毛泽东却说，不要钟好，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做完，就什么时候睡觉。
　　为了用革命理论指导斗争的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了大量的著作，每一篇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写《论持久战》时，已经是一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布满了血丝，饭也吃得很少。身边的警卫员看到毛泽东这样劳累很耽心，总想瞅个机会劝毛泽东休息，可毛泽东的眼睛总是不离开纸和笔。半夜里，警卫员送来夜餐后，轻轻地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毛泽东却说：“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说着话，手中的笔仍没有停。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再一次恳请主席吃饭、休息，毛泽东才抬起头微笑着说：“好，我吃过饭马上睡。”谁知，当警卫员来收拾碗筷时，看到毛泽东还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写着。桌上的饭菜，一筷子也没动，早都凉了。就这样，一连过了五、六天，毛泽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
　　毛泽东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一天夜里，西北风刮得窗纸“哗哗”直响，警卫员生了盆火放在毛泽东的脚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警卫员正准备给毛泽东送水。正在这时听到毛泽东在喊他，跑进去一看，毛泽东正弯着身子脱棉鞋，两只鞋上冒着青烟，原来是毛泽东的棉鞋被烤着了。警卫员赶快过去帮毛泽东把棉鞋脱下来，随手把暖壶的水浇在棉鞋上，火灭了。拿起来一看，一双棉鞋烧着了好几处，棉花都露出来了。警卫员把单鞋找出来让毛泽东换上。毛泽东望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哈哈大笑着说：“怎么搞的，我一点儿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警卫员这时趁机劝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还是那句话：“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儿就睡。”说完又继续写，一直到很晚才睡下。
　　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也是这样，一连几天都没休息了，警卫员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一面答应，一面仍继续埋头写作。看着他消瘦的面庞，布满血丝的眼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便想方设法劝他休息。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在写作。几个警卫员凑在一起商量，让年纪最小的，十几岁的勤务员小王去“强迫”主席休息，小王走到主席跟前、坚决地说：“主席，您该睡觉啦。”伸手把桌子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主席睡觉的炕头上。主席无可奈何地放下笔，缓慢地站起身来说：“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小鬼，快去休息吧。”小王坚持说：“我要等您上了炕再走。”主席看他那股认真劲，笑着上床躺下。大家见小王完成了任务，高兴极了，都放心地睡觉去了。第二天清早，当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发现主席正全神贯注地在灯下写作，外边站岗的同志告诉他们说：“你们那个办法又失败了，昨天晚上你们刚走，主席就起来了，一直工作到现在。”
　　就这样，毛泽东从当时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写出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著作，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
　　(三)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有时还带着女儿李纳，到处走走，到处看看，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在同老乡的交谈中，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问村里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劳动力有多少，女劳力有多少，地犁了几次，犁得多深，谷子锄了几遍，洋竽种了多少，每亩上多少肥，水地、旱地各有多少亩等等。同时，还向老乡询问机关、部队和他们的关系好不好。问部队砍柴时砍了群众的树没有?机关的羊群吃了群众的庄稼没有?机关和部队对群众的态度好不好?等等。无论走到哪里，都随便和群众攀谈，重庆谈判归来后，他在柳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的时间，毛泽东就将柳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都跑遍了，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
　　毛泽东时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无论他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是将左右邻居们请来一起欢度佳节。在枣园时，毛泽东在元宵节为二十四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祝寿。毛泽东派人挨门挨户地去请他们，并早早地站在会议室门前等着迎接他们，酒菜端上来后，毛泽东亲自给老人们敬三盅酒，祝贺老人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还希望他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教导和带领年轻后生，发展生产，丰衣足食，过更美好的日子。毛泽东还给他们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贺寿的礼品。饭后，又专门给这些老人放映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使这些种了大半辈子地，受了大半辈子苦的庄稼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姓刘的老汉拉着毛泽东的手大哭起来，说：“毛主席，你是咱们庄户人的大救星，你是咱们穷人的引路人，你对咱们太仔细了，把咱们的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办了。咱们祖宗三代都没有做过什么寿呀!”
　　毛泽东非常喜欢与农民交朋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的一次农业展览会上，毛泽东认识了劳动模范郝光华。参观之后，便邀请郝光华到边区政府进行座谈，以后又写信让郝光华来家里谈。为了让郝光华找着方便，毛泽东还特意写上他每天几时办公，几时休息。郝光华接到信，第二天就赶来了。毛泽东听说他来了直迎到山坡下，领到自己的窑洞里，非常兴奋，并仔细地询问郝光华所在的吴家枣园村里的情况，直谈到傍晚，毛泽东又留郝光华吃饭，而且让他坐在上首，亲自把菜给他夹到碗里，还一再劝他要多吃一些。临走时，毛泽东把郝光华送出了一里多路，还频频招手。
　　毛泽东如此密切地联系群众，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热爱人民。人民也热爱自己的领袖，称毛泽东为东方升起的红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同群众一起坚持战斗，陕北的人民也用生命保卫毛泽东。一次，敌人抓住了一位70来岁的老汉和一个10岁左右的女娃娃，逼问他们毛泽东曾住在哪个窑洞里，到哪里去了?老汉和女娃都闭口不言。敌人把老汉吊在树上猛抽，女娃娃吓得又哭又叫，但他们始终没有吐露真情，其实，敌军长刘戡住的窑洞，就是毛泽东刚刚住过的地方，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绝不会有人告诉他们。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怀备至，时常到警卫员的住室来坐坐看看，象父亲关心孩子一样问大家：政治课讲了些什么内容?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家里来信了没有?生活有没有困难等等，并且经常鼓励他们学习文化，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学习中遇到的难题。看到警卫员的身上冷，毛泽东就把自己的毛衣脱下给警卫员穿。看到警卫员的被子单薄，就把自己的被子给警卫员盖。
　　(四)生活俭朴，作风民主
　　毛泽东的生活十分俭朴，他和大家一样，每天三钱盐、五钱油，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不少同志多次提议给毛泽东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他总是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的统一规定，大家都一样嘛!我怎么能搞特殊呢?”警卫员贺清华曾给毛泽东打过一双袜子，毛泽东一直穿着。天长日久，袜子都磨破了，上边补满了补丁，疙疙瘩瘩的，毛泽东还舍不得丢掉，一连穿了四年，直到无法再穿为止。在杨家岭住时，天已经很冷了，战士们都已穿上了新发的、又暖和又整齐的棉衣。可毛主席仍穿那件已经穿了四年的灰土布破棉衣，两个胳膊肘上，也不知补过多少次补丁了。工作人员几次要给他换一件，他就是不肯，说现在边区经济很困难，大家的生活都很苦，我们应该省吃俭用。这件棉衣破了，洗洗补补还可以穿嘛。警卫人员看着毛泽东穿着破旧的棉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到各单位去开会、作报告，很过意不去，就搞了几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给毛泽东做了一件新棉衣，趁他休息的时候把旧的换了出来。哪知毛泽东起床后，说什么也不肯穿这件新的，仍要那件旧的。警卫员告诉他那件已经拆了，就是洗干净，也烂得缝不起来了。毛泽东无奈地说：“那就给我领件普通的灰布棉衣，和你身上穿的一样就行了”。为了节约煤油，毛泽东每当晚上考虑问题时，总把灯芯拧得很小，写作时再把它拧大。毛泽东喜欢吃辣椒，但从不准伙房用油炒辣椒，并对管理员说，这是一条纪律。
　　毛泽东就是这样，从不搞特殊化，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虽然作为主席，日理万机，但和大家一样抽出时间开荒种地。身边工作人员劝他说：“主席工作很忙，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泽东却笑着说：“那怎么行，大生产运动是党的号召，我应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当毛泽东得知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主动帮助边区政府克服困难时，立即表示赞成，说我也缴一份。当有人说，您的工作太忙，公粮由大家代缴了时，毛泽东说，请客、看戏可以代替，缴公粮可不能代替，自从确定了公职人员要缴公粮后，毛泽东又增加了许多劳动时间，农忙季节，如锄草和秋收时，他一周常常参加三、四个下午的劳动。这些平凡的行动，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和教育着身边的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在党内生活中的作风是十分民主的。他主持会议的方针是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他常常不规定会议的中心议题，让大家随便发言，无论讲什么，他都耐心地听，从不打断。因而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都是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之后主席将大家的意见反复比较，吸收消化，集思广益，有了成熟的意见后再拿出来。毛泽东在考虑问题时，常常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把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他的分析及打算讲出来，听听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映，然后再做出决定。这就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总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谦虚谨慎，一心为公，身体力行，是全党、全国人民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
　　二、周恩来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周恩来在延安时期以革命的胆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党性的楷模，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成为实践延安精神的光辉典范。
　　(一)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出入龙潭虎穴
　　众所周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抗日救图，一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时的西安成了举世瞩目的大风暴中心，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截然不同的两种前途。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到西安。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许多人对我党的决定很不理解，为此，周恩来要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要做留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工作，也要做张、杨部队中不同派别的工作，还要直接同蒋介石的代表谈判。他为广泛争取抗日力量，白天黑夜地同各方不同意见及各界人士进行交谈，废寝忘食，沉着机智。通过谈判，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蒋介石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后，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的互相残杀。当时东北军的一批少壮派军官主张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救出少帅。他们杀害了主和的王以哲将军，还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明白他们的来意，霍地站起来，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几个青年军官低头不语，气焰收敛。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地开导他们，直到他们跪下来，流着眼泪认错请罪。王以哲是东北军中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发，声称要为王以哲将军复仇。这时，周恩来毅然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之嫌，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样保护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与周恩来的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卓越才能分不开的。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新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经常往来于延安和武汉、重庆、南京、上海之间，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开展工作。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出任了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分管政治部的宣传工作，这正是我们的优势。因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队伍，动员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延揽了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冯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工作。他们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演出，把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他经常就时局问题同冯玉祥交换意见，冯玉祥很同情支持我们，不仅帮我们印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还向延安图书馆捐赠了大批图书。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在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扩大了共产党员的影响，用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工作才能，正确地表达了我党的立场，不仅团结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而且也扩大了我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如，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后，经周恩来的介绍，到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根据亲身体会，赞扬在国内只有延安是廉洁的，在华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纷纷捐款给延安，支持延安的抗日斗争。许多外国评论家说，周恩来不仅是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1946年5月，周恩来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上海，一直到这一年的11月19日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着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斗争。
　　周恩来在延安十三年中，出生入死，深入虎穴，在险恶的环境中了解敌情，掌握斗争形势，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自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具体组织落实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比其他同志都睡得更晚，起得更早，在毛泽东休息时，除了特急电报外，他都不去惊扰毛泽东。前线发来的战况情报，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毛泽东阅示，以减轻毛泽东的负担，使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考虑更重要的问题。他经常说，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不仅在工作上与毛泽东配合默契，融洽协调，在生活上对毛泽东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现出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厚而真挚的革命情谊。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非常关心，他具体安排了谈判的有关事宜，亲自布置检查各项安全措施，并亲自保卫毛泽东。在毛泽东到重庆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当局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周恩来十分警惕，他没有到分配给他的地方去，而是坐在毛泽东卧室隔壁的房间里，名为办公，实际上是亲自保卫毛泽东，彻夜不眠，直到天明。之后，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他让人把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腾出来给毛泽东住，指定专人负责照顾毛泽东，组织办事处的同志日夜轮流值班。周恩来同毛泽东的亲密合作关系，不仅得到党内外同志的称赞，连美国记者约翰·吴德施都在他的书中写道：“周这样忘我无私的品质，在同毛的关系上最后受到考验。”“周、毛的合作关系，无论就经历年代、亲密程度、历史重要性来说，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他们的伙伴关系长达40年之久，这种关系是坦率的，也是有创造性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存在下来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周——中国传奇式人物周恩来非正式传记》)
　　周恩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迹是屡见不鲜的。在艰苦的1941年，延安中央医院的同志听说周恩来要从重庆回延安，希望周副主席的工作人员从重庆带点伤寒杆菌的菌种回来。十几天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三个装着伤寒杆菌的小玻璃管，交给医务人员。在场的人都楞住了，因为这样贴身携带很容易传染上伤寒病。这位同志告诉大家，菌种是周恩来亲自要来的，他怕放在别处碰坏，一直十分珍惜地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亲自从重庆带到了延安。
　　周恩来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来关心和帮助其他同志，为大家排除困难，解决问题。他经常和干部、群众在一起交流思想，引导年轻的同志把自己的烦恼和个的愿望谈出来，用美好的建议，使你解开思想疙瘩，让你豁然开朗。所以，大家感到在周恩来面前无拘无束，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永远不会感到枯燥、寂寞。周恩来就象冬天的太阳，给人以温暖，使人愿意和他接近。当周恩来知道警卫员小彭家有年老的父母，生活困难时，就亲自决定从救济费中拨出一点钱，每年由工作人员给小彭父母寄去。当小彭接到父亲的来信，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感动。当周恩来看到停在村头的担架，知道其中一名抬担架的老乡病倒后，便叫警卫员扶生病的老乡去医务所看病，自己和另一位老乡抬担架。当担架上的伤员知道抬他的是周副主席时，激动地流下热泪，发誓养好伤，马上回前线杀敌，就是流最后一滴血，也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安全。
　　(三)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周恩来不仅在行军打仗中和战士们一样，两身换洗的衣服，一床毛毯，便是全部的财产，就是在重庆、南京、上海的花花世界里也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
　　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因日夜操劳，身体更加消瘦，鼻子也经常出血。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要乘火车到石家庄同卫立煌谈判。警卫人员为照顾他的身体，便想给他买包厢票，他坚决不同意，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象有钱人那样呢?”大家又想改买软卧票，又被他坚决制止，在他的坚持下只好买普通硬席票。火车到石家庄后，卫立煌对此很吃惊，认为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这样廉洁奉公，真是可亲可敬。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因兼任国民党政治部的中将部长，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每月有几百元的薪水，加之写文章的稿费，收入很可观。可他对平时的日用品仍是能不买的就不买，能买次的就不买好的。出席会议和会客总是穿着那件穿了多年，已磨毛了边的旧裤子，工作人员多次劝他买一件新的，他总是不肯。每月的薪水，周恩来只用去很少的一点，剩下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在生活上，周恩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他从西安回延安的途中逢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赶到洛川县城时天已黄昏，便临时决定住在一家旅社里。吃饭时，勤务员想买一荤一素给他吃，可他却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炒一盘豆芽就很好了。”勤务员说：“你要的菜都没有，只有红烧肉、炒肉片和炒鸡蛋。”周恩来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便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都在吃黑豆，吃山药蛋，我们应节省每个铜板支援前线!”一天，他经常划地图用的半截铅笔头不见了，竟千方百计地让工作人员找回来，并对大家说：“你们知道这些铅笔是怎么来的吗?不管是买的，还是领的，或是从敌人那里搞来的，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自己造出来，我们得靠金钱和鲜血去换来。我们进行过长征，吃过很多苦头，如今在陕北安了家，可不能大手大脚啊!这铅笔还可以用上几天，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半截铅笔，这是我们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周恩来就是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在大生产运动中，为克服困难，他带头纺线，并被评为纺线能手一直传为佳话。
　　此外，周恩来在广泛团结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也为大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三、刘少奇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刘少奇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延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光辉典范。
　　(一)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派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只保存了河北省委、若干基层组织和几十名干部，而且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局面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重返虎穴，重整旗鼓，他首先在党内批判、清除“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大力恢复和发展各地的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使华北的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五千多人。其次，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大力动员群众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当时刘少奇向华北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十万。这个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成，也为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完全是正确的。
　　抗日战争一爆发，刘少奇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败的动乱局面里，刘少奇和北方局的其他同志一道，及时迅速地组织革命力量转向农村，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广大的华北敌后根据地。这就使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了华北人民所依靠的，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因此，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称他是“白区工作的模范。”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派遣，赴华中局任书记。当时华中局受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较深，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没有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没有领导和组织这一地区的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刘少奇到华中后，认真调查研究，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分析了华中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明确提出了华中地区今后抗战的任务和方针。他亲自作了军事部署，调配干部到各地开辟工作，派遣李先念、彭雪枫等同志到湖北、豫皖苏、大别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以后，他又担任新四军的政委，和陈毅一起奔走于大江南北，战斗在东海、黄海之滨，使新四军成为插在敌人心腹的一支劲旅。经过三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伪军的“扫荡”，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大大发展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了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任务。
　　(二)对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是我党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刘少奇回延安时，应党中央总书记和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就有关思想修养问题，在马列学院作了一场报告，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张闻天认为刘少奇的报告对于广大学员都是迫切需要的，便请少奇整理成文，发表在《解放》周刊上，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领导党务工作的经验，对党内生活、学员种种表现观察的总结。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将这篇文章规定为整风的必读文件。除此之外，刘少奇还写了《论党内斗争》、《论党》、《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文章，在党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和教育意义。尤其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热情地讴歌了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刘少奇对党的思想工作一直是做在前边，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他提醒全党正确处理意见分歧，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帮派习气”等。使党成为一个团结统一，上下一致，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堡垒。在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以后，为着提高党的战斗力，刘少奇再一次强调党的团结的问题，专门谈了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他指出，目前我们党内没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没有出现任何分裂的苗头，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我们却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失去应有的警惕性。
　　刘少奇这种思想工作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党务工作者的楷模。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都说：刘少奇是一位杰出的党务工作的领导者、精悍的组织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工程师。周恩来听了很赞赏这种说法，说她讲得准确、贴切、客观。
　　(三)忘我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在谈判期间，以及后来毛泽东生病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主持中央工作。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的谈判斗争，还要勾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相互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刘少奇一生中为党为革命事业，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有条不紊地处理了各个方面的一件件大事：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果断处理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坚持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依形势发展的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布置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另外，还要做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
　　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直到1946秋，党中央的全面工作仍由刘少奇来主持。这一时期，是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和动员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势是非常严峻和复杂的，刘少奇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泽东对他的重托，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为全党树立了模范工作的榜样。
　　(四)关心干部，以身作则
　　刘少奇对干部的工作不仅作原则性的指导，而且切实地、具体地关心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1946年底延安的疏散工作中，他特别要求做好赵紫兰、帅孟奇等大姐以及老弱病残人员的疏散和安置工作，指出一定要给他们配备一个勤务员，行路时拨给一两匹牲口。刘少奇还对师哲讲：你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你如果这样想，那就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你只要一有这种思想，就会麻痹大意起来的。这样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是错误的，危险的，会使你吃苦头的。你应该时时刻刻考虑，并细心观察，检查在某处、某一个环节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岔子，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堵塞漏洞，这才是有益的，有意义的。这些话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具体表现。
　　刘少奇始终表里如一，严于律己，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以身作则，首先做到。他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曾多次吐血。到延安后，他和大家一样吃粗米淡饭，总是默默地忍着因饮食不适而引起的胃痛，生活上从未提出过特殊的要求，而且在困难的时候，带头到地里去挖野菜充饥。一次，报社发给刘少奇二千多元稿费，勤务员拿着稿费心想，这回有了钱，该好好改善改善生活，给他补补身子了。
　　可当勤务员把钱交给刘少奇时，他说啥也要把钱退回去，说：“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饭吃，解放区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儿，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刘少奇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他到北方局时，中央交给他几万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吃剩的饭菜，从不允许倒掉，都是留着下次再吃。领到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再补。他穿的一件皮大衣，还是新四军时发的，许多地方都磨成了光板，布面上补丁摞补丁，破得几乎无法再补了，他仍然不让换。一次，后勤部的同志背着他，拿走换了个布面，他知道后批评这个同志说：“现在前线战士爬冰卧雪，穿衣服都很困难，我们有这个穿就不错了，怎么还能搞特殊呢?”从这以后，刘少奇给身边工作的同志订了一条规矩；凡是他用的东西，不经他允许，谁也不能随便拿去换新的。
　　此外，刘少奇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关心同志。他从不宣扬自己，总是把我们党的业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
　　四、朱德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在延安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是一位非凡而又平凡的将军，他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一)是将军，又是普通一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朱德任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37年9月，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向敌后进军的过程中，取得了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忻口会战，夜袭了敌人的阳明堡机场等。八路军指战员英勇杀敌，接连获胜，打击了日寇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意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11月9日太原失陷以后，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开始进入主要地位。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
　　在抗日前线，朱德不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较量，而且领导太行山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并利用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接触的机会，揣摸和掌握他们的思想、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了解、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现象，深切地感到蒋介石国民党天天都想反共的思想本质。根据这些情况，和他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如《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等，对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治军方面，朱德始终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对干部首先要信赖，放手使用，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有机会施展才能，使人有用武之地，这是我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是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相互勾通联系，切实掌握情况，及时解决一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彻底解决，不留夹生饭。指挥员应具备的条件是掌握情况准确、精明、果断。对战士的要求主要是勇敢、坚毅、忠诚、机敏，能吃苦、能耐劳、能坚持。他对任何犯错误的人，极少用军法制裁，总是采取教育的方式，以理服人。他说，如果不讲清道理，要人家盲目服从，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或貌恭而心不服。
　　有一次，一个战士向朱德报告了一个大家都不满意的炊事员的劣迹。朱德听了后有些生气，找来那个炊事员问：“炊事员的任务是什么?战士们吃你做的饭满意不满意?”炊事员回答不上来。朱德又接着说：“如果你的饭做得不好，那就是你把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粮食给糟蹋了、浪费了。按我们人民的习惯说法，糟蹋五谷是造孽的、犯罪的。再说：粮食能够增加营养，增进人的健康。可是你的饭做得不好，战士吃后得了病，这不是第二次犯错误，第二次造孽吗?总之，你的饭做得不好，你有过错，知道吗?”这种诚恳、真挚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方法，给全党全军的干部树立了榜样。
　　朱德既是一位叱咤风云、运筹自如、统率着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司令，又是一位谦恭和气、通情达理，没有一点架子，象一名普通的士兵。例如，1937年9月的一天，朱德率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出发之前，驻在西安西北云阳镇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接到通知，知道朱总司令要来，便派出几名同志大清早赶了三四十里路，来到一条河的桥边等候。这几位同志以前没见过总司令，此时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猜想朱总司令一定是个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一派与众不同的将帅风度。中午，桥上走过来一批八路军干部，每人都穿着一样的红军衣服——普通的灰夹衣，衣领上缀着红领章，腰扎皮带，打着裹腿，头戴红五星的八角帽，每人还挎着一枝驳壳枪，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什么特殊。他们想，这一定是打前站的，总司令还在后头呢。于是，他们继续等，左等右盼地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见总司令来，便派两人回去汇报情况，其他人仍在此等候。当这两人气喘吁吁地跑回司令部时，总司令早就到了，正在和其他首长谈话呢!
　　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他们在莫斯科的时候，由于大家都没有见过朱德将军，而且传说他是一位神秘人物，于是有人猜想，以为朱将军一定是一位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不苟言笑、高踞人上、傲慢自负、目中无人的旧督军式的人物。谁知相见之后，才知他竟是这样一位非凡而又平凡的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英勇的军事将领，同时又是普通的、不失劳动者本色的革命长者。
　　(二)深入调查研究，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朱德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时候。为此，他对边区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邀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等，到延安西川视察了农具厂、难民纺织厂等几十个小厂；到杏子河川的茶坊、纸坊视察了第一、第二机器厂和八路军印刷厂；到延安以南的临镇、南泥湾、牛武镇等地作了考察。每到一地，他都要召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当地的生产情况，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还帮助解决了一些生活和生产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视察回来后，他写了《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提出了解决边区困难的措施和方法。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建设政策的指示》中，许多条款就是根据朱德的意见提出来的。
　　朱德根据党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号召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0年秋，他命令王震旅长率领八路军359旅进驻南泥湾，一面阻击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南线的进攻，一面开荒种地。这之前，朱德曾亲自到南泥湾考察、选点，并亲自拟定开发计划。他号召部队既能打仗，又能生产，“背上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多生产一颗粮食，多增加一份战斗的力量”。他还把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员组织起来，一半在机关工作，一半在南泥湾办农场。还把聂荣臻送给他的那匹大洋马和一头驮骡安排到运输队拉车，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年近六旬的朱老总，不仅号召部队“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革命家务，用自己生产的成果解决吃穿问题，不能有依赖公家的思想，更不能靠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过日子。”而且自己身先士卒，在日理万机中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位于八路军总部大门西侧有一块河滩地，朱德和康克清及身边工作人员一有空，就到地里拣石头，平整土地。朱德时常一大清早背着粪筐在路上捡粪，有时天快黑了，还在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等，常常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警卫员在田边放一个小板凳，不时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总是不肯休息，还说：“这不是爬雪山过草地，干这些农活累不坏人，心里高兴就会忘记疲倦，再说这也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在朱德的精心耕作下，这块地种植的白菜、黄瓜、西红柿、土豆等蔬菜长势好，成熟早，产量也高。干部、战士都称其为“小南泥湾”。
　　朱德还带头纺线，他办公室里放着一辆纺线车，凡是来给他汇报工作的同志，他首先要问你会不会纺线，若不会，他就手把手地教，学会后再让汇报工作。
　　(三)虚心好学，生活简朴，关心群众
　　在繁忙的工作中，朱德从不放松学习。他常说：“学习好比人身上的血脉要流动一样，不能停息。只有经常学习，才能懂得如何革命。”他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意味深长地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可见，他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也正是不断深入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真理的过程。朱德还说过，他一生跟过三个领袖，一个蔡锷，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毛泽东是他跟过的领袖中最好的一个领袖，毛泽东真正精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为此，他勉励大家，要像毛泽东那样，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正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他给身边的警卫员规定每天识五个字的任务，并常常手把手地教警卫员写字，还利用上南泥湾的机会，上山剥了许多桦树皮装订成册，送给警卫员作为练习写字的笔记本。
　　他不仅关心战士们的学习，也关心战士的生活和身体，对战士们体贴入微。1941年5月的一天，朱德带领几名警卫员和一个向导前往南泥湾视察。傍晚，走到南泥湾，朱德决定在两个破窑洞住宿，而不去打扰部队。他们在窑洞里搭起了简便的床铺，吃了点干粮就休息了。朱德和警卫员小李睡在一个窑洞里，本来考虑总司令年纪大，又奔波了一天，怕他夜里着凉，让他睡在里边的床上，小李睡在洞口的床上，这样下半夜叫小李起来换岗也方便些。哪知朱德在睡觉之前跟小李换了床位，夜星换岗的时候，警卫战士来到朱德住的那个窑洞口，轻轻推了几下靠洞口床上的人，告诉他换岗了，便回到自己床上睡觉了。第二天清早，发现朱总司令不声不响地站了半宿岗，小李还在那边的床上睡觉。
　　为了让战士们吃好，朱德亲自参加机关食堂召开的伙食管理会议，并提出了用上山打柴代替上街买柴，以及自己生豆芽等方法节省开支，来改善食堂的伙食。当他看到猪养得不好，影响了伙食时，又亲自到猪场和养猪的三个同志促膝谈心，给他们讲养猪与革命的关系，和他们一起研究怎样养好猪。使养猪的战士十分感动，表示：“总司令这样关怀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把猪养好!”其中有个战士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过来的，经朱德的教育，思想提高很快，工作越做越好，后来调到别的地方当了干部，还多次给朱德来信，说他从未听说总司令管工作管到猪场，管到饲养员这样的事，表示永远忘不了总司令对他的教育和帮助。
　　朱德虽然身为总司令，但生活是十分简朴的，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他坚持和总部的同志们一起吃大灶。有时吃顿白面，工作人员把饭送来后，他还要亲自去看看同志们是不是吃的和自己的一样，唯恐给他特殊照顾。一次，司务长搞来一些菜，考虑到总司令年纪大了，为了他的健康，想给他多吃一些。朱德知道后却严肃地说：“人的嘴都一样，应该分给大家吃。”南泥湾打猎队打了不少野猪和豹子，他们听说朱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就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他铺，结果被他断然拒绝，并说：“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啥子贡哟!我们党是不兴送礼这一套的。”
　　朱德的衣服和鞋袜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换新的。为了节约开支，他用马尾做牙刷，用盐水漱口。他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棉被，一直带到北京，用了20多年。他经常教导战士们：“我们军队要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要和人民一样生产和节约，不能搞特殊化。这样，我们的军队才有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朱德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所以当他和普通战士在一起时，人们很难辨认出他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正如续范亭在《赠朱总司令》的诗中所写：“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五、任弼时对延安精神的实践
　　任弼时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老黄牛精神，和坚持原则，敢于向任何错误倾向作斗争，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为革命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延安时期党政军民的一直称赞。
　　(一)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任弼时1936年10月随红军二方面军到陕北，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2月，任弼时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他受党中央的派遣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直到1940年3月回到延安。这期间，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共产国际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清除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国内外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弼时一到共产国际，便立即伏案挥笔写报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介绍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在报告中，他着重介绍了党内斗争、长征经过、遵义会议的主要成就，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共中央的总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等。特别强调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他写到：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才有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党和红军的发展，才召开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迅速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才有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和长征的伟大胜利。由于毛泽东等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才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战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任弼时还强调：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是完全正确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如果离开了他，革命就受到挫折，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在共产国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纷纷找任弼时交谈，或请他去各国代表团作报告。各兄弟党的代表团听了这些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理论，感到十分新鲜，听了以后感到很有道理，他们纷纷赞叹：“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虚心向中国同志学习。”
　　为了宣传毛泽东，宣传中国革命，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任弼时还在《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等刊物上撰写文章，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并组织编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写的文章。他看到王明为了抬高自己，在许多地方都挂上自己的像，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也在宿舍挂上王明的像很生气，指示全部摘掉王明的像，挂上毛泽东、朱德的像。
　　由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所做的大量工作，使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转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看法。再加上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病期间，再次向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谈了王明回国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种种表现，使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的真实情况。
　　(二)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正直公道，不绚私情
　　任弼时于1940年回到延安后，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会、青年团、妇联及西北局的工作。这期间，他的工作虽然繁忙，但却有条不紊。首先，他整顿和健全了中央机构和工作制度，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干部供给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的现象，大大提高了中直机关的工作效率。其次，抓了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将各部委领导都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使各单位的工作相互协调开展，很快走上正规化。第三，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号召、推动大家学习马列著作等。
　　任弼时不仅担负着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直接组织者的任务，而且后来还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直接主持者。他负责组织对代表的选举、审查、接待；准备大会的文件；选择大会的会址。任弼时还参加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开幕后又当选为大会的秘书长。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任弼时任中央机关直属支队的司令员，负责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不仅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还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供应、安全警戒、敌情侦察等工作。他为使毛泽东、周恩来集中精力指挥全局，把一些具体事情都考虑安排得很细致周到。有些同志对撤出延安思想不通，他还要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向这些同志讲清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他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但工作起来，常常忘记自己的病情。
　　任弼时一贯耐心、谦虚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不管是反映情况、倾诉苦衷或提出建议，也不管你讲得正确与否，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听下去，决不打断你。在他看来，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正因为他善于听取意见，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他信任干部，并放手使用干部，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创造性。但是，如果发现干部有了缺点，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和错误时，他总是及时地从正面指出、纠正。对犯错误的干部从不恶言厉声地训斥，也决不冷嘲热讽，更不会斥责谩骂。在任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凡归他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不论给予何种处分，总是合理合情，恰如其分，一般都能使人欣然接受。无论干部和群众都乐意与他接近，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把心里的话、难言的苦衷、不便向人透露的私话向他倾吐。所以大家称任弼时是“我们党内的妈妈!”
　　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任党中央书记兼社会部长的康生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口号，擅自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十天大会”，进行逼供信。刚开了两天，任弼时听到有关方面反映，立即到了会场，看到那里一片混乱，里里外外贴着一些醒目的大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台上站着几个神情紧张而又害怕的青年干部，台下与会者正吵吵嚷嚷地让那几个青年交代问题。任弼时把负责专案工作的人找来，逐个地询问那些挨批斗的青年干部的情况，他边听汇报边看案卷材料，越看越气，说：“这是怎么搞的?连同特务一起坐过火车也要算问题，真是岂有此理!”还说：“有的青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他们同家庭决裂，到延安来，就很不简单，能把他们都看成是‘特嫌’、‘阶级异己分子’吗!”之后，任弼时来到关押人的地方，对管理这些人的干部说：“你们要注意，这里的生活标准不能随便降低，仍要按干部正常待遇，即使问题严重的人，也要讲政策嘛!”并对几位“审查对象”说：“我们党历来实事求是，你们的问题迟早是会搞清楚的。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要振作起来，不要着急，更不要悲观。这也是一种磨炼和考验嘛!”说得几位“审查对象”泪水夺眶而出，久久地拉着任弼时的手。任弼时通过调查，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便急步向毛泽东办公的窑洞走去，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出应采取措施，纠正审干中出现的偏差，即使确有问题，采用逼供信的形式也是错误的。于是，毛泽东立即召开会议，批评了康生的做法。之后又经过多次研究，以党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并由陈云组成一个新班子，负责干部的审查和平反工作。
　　任弼时党性强，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一天，江青找任弼时，要求给她批一些布，准备在窑洞前搭个凉棚，供她休息用。任弼时当即拒绝了她的要求，并说：“前方部队连穿衣都困难，怎么能拿出布来做凉棚呢?”江青在任弼时面前讨了个没趣，并不甘休，又找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求她向任弼时说说情。陈琮英很生气地对江青说：“我们共产党不兴枕头风。”江青两次碰壁，只好作罢。
　　(三)谦虚谨慎，带头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任弼时总是讲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成绩，谈毛泽东建党、建军的光辉思想和成功经验，很少讲红二方面军的成绩，即使讲到红二方面军，也大多是讲红二军团的成绩，讲红六军团的不足之处。一次，一位同志要他谈谈红二方面军整党整军的经验，他却说：红二方面军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不多，不太好谈。那位同志看他不肯谈，便说：“要是您工作忙，您就给我们介绍几个同志，让我们去采访。”任弼时知道这个同志和原红六军团的一些干部很熟，耽心红六军团的一些老战士夸大自己的成绩。就说：“你找关向应他们，他们对情况了解很多。”结果，几位原红二军团的同志把任弼时的事迹讲得更多，尤其是谈到任弼时抵制和纠正夏曦所推行的“左”倾错误时更是赞不绝口，说这是办了件天字第一号的好事。当采访的同志谈到任弼时总不愿意讲自己时，关向应笑着说：“这是弼时同志的老作风。”
　　任弼时不论对干部战士，还是平民百姓，从不摆架子，都是虚心相待。他刚到解放区时，战士们不认识他。有一次，他让一位战士教他刺杀，那位战士教了几次，见他动作不准确，就竖眉瞪眼地批评他：“乱弹琴，象你这样还能刺倒敌人?”任弼时虚心接受，认真听从教练。当他动作稍有进步，那战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不错，长进很大，照这样下去，肯定是一个模范赤卫队员!”过了一会，通讯员跑来喊：“请首长去开会。”那战士一听愣住了。他一问，才知道这学刺杀的人原来是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脸一下胀得通红。任弼时却大笑着说：“你不仅是个模范战士，还是一个好教练员!”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带头解剖自己。尽管湘赣边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成绩很大，但在原湘赣边区领导同志的座谈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严格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省自己过去同“左”倾错误斗争不够的地方。并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向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被批评错了的同志道歉。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畅所欲言，弄清了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
　　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既是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他和机关的干部一起，在岭下开了一片荒地。地整好后，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种辣椒，有的说种茄子。任弼时笑着说：“不要争了，辣子也种，茄子也种，再种点黄瓜，黄瓜又脆又嫩，才好吃呢。”大家说：“哪来的菜种呀?”只见任弼时不动声色，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有辣椒种，茄子种、黄瓜种、还有萝卜、白菜种。原来这是他从太行山带回来的，他笑着说：“这叫有备无患。”另外，任弼时一有时间，就向过去当过织袜工的妻子陈琮英学纺线。由于他虚心好学，反复练习，技术提高得很快。在他的带动下，机关里出现了纺线高潮，原来强调工作多、没时间、好懒贪玩的干部也都摇起了纺车。任弼时还对纺车进行了技术革新，在纺车轮子和锭子中间，安上一个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结果使纺线速度提高了一倍多。在任弼时的提议下，中央机关还展开了一次纺线比赛，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比赛，周恩来、任弼时均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总之，任弼时是一位平凡的伟人，他无声地战斗，默默地献身，恰似一匹沙漠里的骆驼，为着民族和阶级的利益，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