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它发端于井冈山时期，形成于延安年代，发展于建国前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延安精神的价值是永存的，表现形态则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延安精神所以能够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汇集，它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给延安精神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研究延安精神的历史发展，把握延安精神的新内容、新特点，对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实践
　　延安精神的发展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任务和党内外状况，延安精神的发展又呈现不同的状况和特点。
　　从全国解放前夕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是我们党继承和发展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走的道路和所处的国情，深刻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并针对全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主要是：建立和运用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脱离群众等等。这不仅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延安精神在新形势下赋予了新的内容。
　　(一)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全国胜利以后，我国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权?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的经验，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1369页)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二者相结合的制度。并“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同上书第1635页)根据这一思想，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建立和强化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且还依靠政权的力量，完成了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后期作战任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大运动；进行了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完成了“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从而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使中国逐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鉴于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入城市，由战争转入经济建设，毛泽东向全党同志发出努力学习经济建设工作的号召。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同上书第1417、1418页)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需要，全国胜利后，我们党抽调了大批思想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充实到经济战线和城市管理部门工作，并通过大专院校和党校、干校、工农速成学校培养了一批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同时还启用了一大批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城市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我们党根据任务的变化及时转变了自己的工作重心，狠抓经济建设工作，所以，我们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八百万增加到一千六百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到1957年底，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完成原定计划的101%。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期间城乡人民的生活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必须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
　　全国胜利前夕，针对我们党即将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及时提出把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滞起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因此，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1949年10月，毛泽东复电延安人民，号召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由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加上解放之初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急剧变化，致使党内一部分人逐渐滋长了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金钱美女的侵蚀和利诱下，陷入了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泥坑。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迅速腐化堕落的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针对这一情况，1950年，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1951年春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并分期分批进行。在进行“三反”的单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单位结合“三反”进行，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在总数为六百五十余万的党员中，共有四十一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这次整党，加强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纯洁了党组织。
　　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为此，从1955年底到1956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的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大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上来。党的“八大”提出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它不仅给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也给党的各方面建设，给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党的“八大”全面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七年来的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八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长期任务的观点。他说，党的“八大”应该继续发扬我们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则比较全面地提出执政党建设的新理论、新观点：一是报告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正确分析了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二是报告指出，由于我们党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此，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三是报告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报告还分析了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在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因此，必须正确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报告指出，集体领导的问题，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并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在提出要爱护党的领袖的同时，强调“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五是报告指出，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帮助党员和党的干部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同时，要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并经常地进行整党整风。
　　党的“八大”提出的这些党的建设的新观点、新理论，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我们党取得了两个伟大胜利：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一个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胜利。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深入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全国也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蓬勃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延安精神的曲折发展，延安精神发展的典型形态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延安精神也只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1957年至1959年，延安精神有发展也有挫折，其表现是：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所阐述的十二个问题，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其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的观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法，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关于“双百”方针，关于勤俭建国、励行节约，关于造成“一种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要求，等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都对社会主义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搞好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次运动和斗争却扩大了敌情，扩大了打击面，在全国划定了五十五万个右派分子，误伤了一大批党内外同志和朋友，使这次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应该指出，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指导整风运动，无疑是对延安精神的一个丰富和发展，然而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尤其是用“四大”形式代替和风细雨式的思想教育，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错误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不良作风在全国严重地泛滥起来。所谓“三面红旗”运动是理论脱离实际、政策超越阶段的典型产物，它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9年的庐山会议，原是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而举行的。然而会议期间毛泽东错误地改变了会议的方向，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使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一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残酷打击。庐山会议的中途转向，使延安精神在五十年代的后期发展又一次遭受挫折。
　　1959年至1966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随后又进行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这一阶段，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纠正，但在经济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党开始清醒起来，并逐渐对“左”的错误开始加以纠正。在此期间，延安精神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共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1959年至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对此，党和全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节衣缩食，奋发图强，一手抓粮食，一手抓石油，终于渡过了难关。著名的大庆石油会战所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就是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写照，就是这一时期延安精神的反映。1964年10月，我国自行研究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谱写了一曲国防科技战线自力更生的凯歌。二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由于三年“大跃进”，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到1960年下半年，我们党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年3月广州会议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下乡搞蹲点调查。全国省、地(市)县领导同志也都纷纷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建国以来最广泛的一次调查活动，是贯彻“八字”方针，克服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大举措。这一年，仅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就派出十多个工作组，深入农村和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农业六十条》之后，又制定了《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条例草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对理论结合实际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几年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着重讲了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动员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请同志们“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深入到各级参加会议，听取地方同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66年至1976年，我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十年间，党的各项事业受到巨大的损失，延安精神的发展也遭到严重的挫折。当然，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区别开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从内容到形式对延安精神都是否定的。但在这一期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共产党员，在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以及“四五”运动，表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这块历史怪石的重压下，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抗争，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回顾我们党从1956年到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实践，虽然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工作有“得”有“失”，但“得”是主要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期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党中央的号召和身先垂范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身体力行下，我们党不仅继承了延安精神，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延安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延安精神形态，这就是大庆铁人精神、雷锋精神。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由大庆油田和这个油田先进工人阶级的代表王进喜创立的。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松辽盆地中部。大庆石油会战是在1960年我国经济极端困难，而会战的地区和条件又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开始的。当时，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和原苏联中断对中国的援助，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十分困难。1960年，国家给石油工业的投资只有十亿元，1961年又减少了52%。大庆处于边远牧区，尤其是会战开始，几万人拥到茫茫的大草原上，头顶蓝天，脚踏草原，天寒地冻，既无房屋，又缺少运输工具，甚至连锅灶、用具也不齐全。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庆人坚持用“两论”(《矛盾论》、《实践论》)统一思想，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没有房子，就住“干打垒”和地窝子；没有运输工具，就靠手拉肩扛；没有粮食吃，就自己开荒种地。大庆人就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大庆油田从1960年会战至今三十年来，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坚持用“三老四严”(三老，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即对待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作风培养管理队伍，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中，锻炼出一支有政治觉悟，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造就了一代新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促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大庆是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大庆精神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是密切相联系的。“铁人”王进喜是大庆石油会战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的最突出代表。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省玉门赤金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八岁时便开始给地主放羊、放牛，以顶租还债，十五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全国解放以后，他迅速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钻井队长，并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60年，他奉命从玉门油田带领1205钻井队来到大庆油田后，一不问吃，二不问住，以“宁可少活几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气概，投入了大庆石油会战。王进喜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象炽烈的火焰，燃烧在百里油田。钻机到了，但没有运输工具，他就带领职工肩拉手搬，硬是把五、六十吨的钻机部件御下火车，运到现场，并竖起了井架。开机时，需要大量的水调泥浆，但当时既没有铺设供水管线，水罐车也很少，他不等不靠，带领职工从一里外的水泡子里，用脸盆一盆盆地端水，争时间提前开钻。为了防止井喷，急需加大泥浆比重，但现场没有搅拌设备，他就带头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防止了井喷事故的发生。王进喜有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205钻进队从安装第一台钻机到第一口井钻完，他连续七天七夜不下“火线”。当地老乡感动地说：“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啊!”以后王进喜领导的1205钻井队年年月月超额完成钻井任务，被树为油田标杆钻井队，王进喜被树为油田第一个标兵。从此，学“铁人，做铁人”的活动在油田开展起来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王进喜的带动影响下，大庆油田涌现出许许多多象王铁人这样的先进模范人物，铸造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铁人王进喜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的集中体现。1990年2月23日至3月l日，江泽民在视察大庆时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庆精神。他在看望铁人的家属和子女时说：“王进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铁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石油战线要学习，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各行各业都应该学习。有了这种精神，任何人想压垮我们都是不可能的。”
　　雷锋在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先后题词赞扬雷锋精神。从此，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为什么一个普通战士能够引起领袖的注意，并号召向他学习?这是因为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的业绩，所以才能在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心里产生共鸣，激起时代、民族精神的波澜。雷锋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出生不久，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等亲人就先后被旧社会贫困疾病折磨死。雷锋从小就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1949年家乡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送他免费上了学，戴上了红领巾。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从小就无比热爱党，热爱人民政府，热爱社会主义，并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政府。雷锋高小毕业后，曾先后当过乡通讯员、县公务员、鞍钢推土机手。1960年雷锋参了军，在沈阳部队工程兵某团运输连当汽车兵。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当县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当推土机手，曾先后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十八次被评为标兵，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当汽车兵，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他被沈阳工程兵党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是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从出生到1962年因公牺牲，仅仅走完二十二年的生活历程，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世长存，永葆青春。雷锋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的钉子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螺丝钉精神；不知疲倦，孜孜进取的精神；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精神；生活低标准，工作高要求的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曾教育了几代人，鼓舞了几代人，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雷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平凡，就在于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锋精神更贴近生活和时代，更容易被人感受和学习，也更应该被普遍提倡和学习。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号召向雷锋学习至今已有三十来年了。三十年来学习雷锋的热潮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一浪高于一浪，全部道理就在于此。
　　除此之外，五、六十年代，还涌现出人民公仆的杰出代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领导兰考县人民治理风沙盐碱的艰苦奋斗业绩，他那种心里只装着兰考县人民而唯独没有自己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也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总之，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些精神是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延安精神的典型形态。这些精神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体现了延安精神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使之更加典型化、具体化，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它所体现出的爱国求实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远不会过时，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鼓舞我们克服困难、奋勇向前的巨大精神支柱和动力。
　　三、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中丰富了延安精神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为恢复、发扬和光大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可以这样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形成的过程，就是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过程；没有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继承和发扬光大，就不可能产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主要表现在：
　　(一)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破坏，针对当时“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如果不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中国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为此，他反复强调，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两条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在邓小平的关心支持下，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禁锢，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次讨论，基本达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那几年，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定。同时，在全党全面开展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的形式和确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延安精神从党的作风问题提高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并对延安精神的实质和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决议》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个论断第一次揭示了延安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系，是对延安精神的内容和实质的高度概括。
　　(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对延安精神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发展。从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论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一起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成为一项长期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不仅从根本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丰富和拓宽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全社会理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内容和道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延安精神也将会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重大发展。
　　(四)把党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陈云同志在1980年11月谈到党风问题的重要性时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了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并被全党同志所接受。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了这一观点，党的“十三”大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党的建设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理论，是对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对党风问题的认识、立场和态度，为克服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各种脱离群众的腐败现象，继承和发扬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五)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里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把它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提倡的，从而使我们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争取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要有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不排除对外开放。应该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建设，无论在科学技术、资金设备、科学管理方面都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国通过扩大开放，扩大国际交流，引进他们的资金、设备、人才，引进他们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为我所需、为我所用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可以避免我们走弯路，甚至不走弯路。因此，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扩大对外开放是不矛盾的。应该说，对外开放斌予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新的高度和内容。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上。江泽民在建国四十周年前夕视察延安时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六)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一是靠教育，二是靠制度，制度建设是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端正党风的重要途径。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党的“十四”大则进一步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这就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实践也反复证明，在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等方面，一是离不开宣传和教育。否则，再好的传统和作风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二是离不开制度。因为如果没有制度做保证，就没有对人行为的约束，就会放任自流，再好的传统和作风也难以坚持。只有把教育和制度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从思想和组织行为两个方面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很多方面继承、发扬和光大了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回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延安精神，没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不可能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这一理论和实践又必将为延安精神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和用武之地。我们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延安精神将会更加发扬光大，并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