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4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这篇文章，听说是一位外地作者的投稿。《光明日报》负责同志送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看。理论研究室的负责同志看后，拿给我看过，都认为写得基本不错。我同意对文章修改后，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随后《光明日报》正式发表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很快转载。文章面世以后，我又看了，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至今认为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此之前，中央党校在教学中，按照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初步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时候，就曾着重讨论过，提出要澄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总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曾经着重论述过这个观点。特别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对这个观点有重大的发展。《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实践论》认为，指导我们行动的革命理论来自实践，并且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展。认为我们的理论，我们主观方面的一切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才能保持正确。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待革命导师和领袖讲过的话，应当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能搞片言只语，搞教条主义。如果教条主义地墨守革命导师和领袖讲过的只言片语，不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对待事物、研究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就不会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曾经讲过，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成功。列宁从实际出发，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变化情况，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了列宁在这方面的学说是真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马、恩、列、斯的文章中没有这样讲过。假若不把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认识问题，制定战略策略，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吗?李立三②、王明③，都是照搬原理，不从实际出发，结果失败了。
　　然而，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主席就对外国朋友讲过，切不可照搬。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④
　　我们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⑤和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实践标准，仍然按照“两个凡是”，就不可能解决。再如九大党章中，把林彪称为“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但实践证明林彪是最凶恶的敌人，他甚至阴谋杀害毛主席，党章不修改怎么行?“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发过两个决议，各地都表了态，开了声讨会，如果不实事求是，不按实践标准办事，而强调“两个凡是”，怎么解决?《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有人给定了罪名，说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怀疑论”，在政治上是“砍旗”，对于理论工作采取压服办法，致使群众中议论纷纷，有的还乱猜测。现在，许多同志，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都讲了看法，这对于分清理论是非极有好处。为了消除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争论，建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开个理论务虚会，让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讨论研究一番，澄清思想，统一认识。讨论的原则，我认为应当注意两条：第一，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也可以有不同看法，但不要采取压服办法，不要戴帽子；第二，有的同志认为那篇文章有缺点或错误，可以写文章，共产党人不应当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大家讨论，这样做有好处。如果有不同意见，又不公开讲，就不能以理服人。总之，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当前理论战线上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密切关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国际上也很重视。搞清楚了，对于我们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于促进安定团结，正国内外之视听，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根据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马文瑞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注释
　　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早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发表；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并提出不能用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在一些场合指责这篇文章。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束缚，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②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他接受了党的批评，认识并改正了错误，在党的七大、八大会议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③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1974)，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长江局书记。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60年代后沦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④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07页。
　　⑤天安门事件，指1976年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又称“四五”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议，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