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这个地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是举世闻名的；这个地区在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也是人所共知的。今天，陕北老区建设得怎么样了?陕北人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特别是曾经在陕北生活过、战斗过的老同志十分关心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陕北人民的回答是：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路线正、政策顺、人攒劲”，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在过去长期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改善，农业生产连续三年获得全面丰收，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居住、交通、保健和文化教育等条件也有了显著改善。广大老区人民精神振奋，喜气洋洋，正在满怀信心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
　　党中央一贯地热情关怀陕北人民。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同志在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中，高度赞扬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勉励大家“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周恩来同志对陕北建设作过多次重要指示。1970年3月，在他的倡议下，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座谈会，会后，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以大力支援。1973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到延安时，看到陕北人民生活仍很困难，含着泪向当时的省、地委领导同志提出迅速改变陕北老区贫困面貌的要求，后来他又批准每年给陕北增拨水利和农业建设专款。
　　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援下，陕北人民发扬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陕北建设缺乏一条正确的方针，发展缓慢。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陕北人民饱尝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之苦，经济、文化建设和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尽管从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中，国家给陕北调进返销粮7亿多斤，陕北人民仍处于缺吃、少穿、没钱花的困苦境地。当时大多数地区群众的平均口粮只有二三百斤，有30％的农民吃不饱。当时到过陕北的老同志，看到这种景况无不潸然泪下。
　　二
　　党的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从1979年开始，陕北老区在不断遭到旱、涝、虫、雹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续丰收。延安地区1979年粮食总产91，600万斤，比1978年增长7.7％；1980年104，600万斤，比1979年增长14.2％；1981年夏粮总产17，000万斤，比前一年增长18％，秋季虽然因灾减产，全年总产仍然达到95，000万斤。榆林地区1979年粮食总产131，700万斤，比1978年增长7.13％；1980年受到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总产仍达123，300万斤；1981年一年总产135，000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占有粮食，延安地区达到800斤，榆林地区在1000斤以上。相当多的社、队实现了“耕三余一”。群众踊跃向国家交售余粮。仅延安地区去年超售万斤粮的就有60户。林牧渔副各业也得到全面发展。社员的经济收入成倍增加。延安地区社员人均收入1978年只有五六十元，1981年达到165元。有10万农户还清了历年的欠债。榆林地区从1979年以来，社员人均收入每年递增35％，1981年达到150元。农村的储蓄额逐年增加，群众的购买力大大提高。自行车、缝纫机等高中档商品供不应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陕北农村出现了多年未有的修窑盖房热潮。1／3的农户住上了新窑或新房。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也提高了。建国前，陕北只有6所中学。现在有1，500余所(包括戴帽中学)。过去地方病严重的几个县，在防治地方病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绩。
　　现在的陕北，普遍出现了口粮多、油多、肉多、存款多、修窑盖房的多、买“三大件”的多的喜人景象。陕北确实大变样了。
　　三
　　陕北老区为什么能在短短3年里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首先，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979年以来，陕北老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不断清除“左”的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逐步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减轻了群众负担，纠正了生产上的“高指标”、“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同时，贯彻执行了陕西省委关于陕北农村放宽政策的十六条规定，鼓励和支持社员广开生产门路，开展种植业、养殖业、编织业等集体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扩大了自留地，划拨了自留柴山和自留林草地、沙漠，开放了集市贸易，活跃了农村经济。特别是较早、较快地建立了适合当地情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克服了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把农民的劳动同他们应得的报酬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丁生产队集体经营和社员自主经营这两个积极性，恢复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建设的发展。
　　第二，有了一条符合陕北实际情况的农业生产建设方针。过去陕北发展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一条正确的农业生产建设方针。不管是宜农、宜林，还是宜牧，单纯抓粮食，广种薄收，盲目开荒，结果水土大量流失，土地越来越瘦，不仅粮食没有抓上去，反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造成恶性循环。1979年，中共陕西省委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定了陕北农业生产建设的方针是：“农林牧并举，逐步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在努力实现粮食自给有余的同时，逐步建成林牧业基地。”并成立了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代表省委、省政府具体指导陕北老区的生产建设工作。近3年来，我们着重从解决陕北老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入手，在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逐步增加林牧业的投资，因地制宜地逐步改变陕北的农业结构。根据省委提出的陕北建设方针，各地、县(市)、社对本地的山脉、水系、土壤、气候、地形、地貌和各种资源进行了初步考察，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制定了发展远景规划和分年实施计划。改单一抓粮食生产为农林牧并举，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3年来，新增造林面积590多万亩，种草400万亩，逐步调整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使农林牧有机结合，各得其所，互相促进，为恢复生态平衡和保证农林牧业全面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积极开展农业科学技术工作。陕北各地党政领导认真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了农业科技机构建设和技术培训工作；调整了作物布局，因地制宜地增加了糜谷、小麦、水稻、豆类等作物的比例；选育和推广了杂交玉米、土豆、谷子、高粱等优良品种；改革了落后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根据陕北地区干旱、瘠薄等特点，总结和推广了山地水平沟种植法，川、原、坝地垄沟种植法，川水地间作套种法和旱原区油、豆、草肥田法。实行上述“四法”种田的地方，平均亩产比过去的习惯种法增加50-150％。榆林地区推广薄膜育秧移栽技术，平均亩产比直播稻提高两倍。在整地造林、飞播造林种草、植保机械化、引进和繁育家畜家禽良种等方面，也获得显著成果，尤其是引进细毛羊，打开陕北畜牧业的新局面。
　　第四，比较合理地使用了老区建设专款。1979年以来，我们把中央每年拨给陕北老区这笔建设专款，主要用于扶助穷社穷队，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改善群众生活，并规定了管理办法，建立了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保证专款专用。同时把国家扶助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鼓励集体、个人一齐发展结合起来，把工程措施同生物措施结合起来，使陕北建设专款在改变贫困面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年来，延安、榆林两地区新修基本农田60万亩、改造提高50万亩，新修水库23座，渠道110条，抽水站805处。延安、榆林两地区和淳化、旬邑、彬县新架输电线路2，700公里，解决了5个无电县的用电问题。新增电灌面积17万亩。新修县社公路70公里，社队公路1，087公里，新增通车大队146个。全区503个公社，社社都有了汽车。1978年，陕北老区穷队共有3，789个，3年来已用建设专款扶助了3，695个。受援穷队利用援建款治山、治坡、治沟，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贫穷面貌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基本改变面貌的占25％，米脂县有64个穷队在一年之内就翻了身；有显著变化的占65％。
　　四
　　陕北老区可利用的土地面积有1.1亿亩，每人平均26亩，现有的农耕地、林草地仅占可利用土地面积的一半。土地资源丰富是陕北的优势。地下矿藏也很可观。据初步勘查，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能源数量大，质量好；食盐、石英砂、铝钒土、石灰石、瓷土、玛瑙等，藏量也比较大。正像周恩来同志多次指出的“陕北是个好地方。”近3年来，我们在陕北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目前陕北的底子还很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要充分挖掘陕北的潜力，保证农林牧副工各业稳定地全面地增产，从根本上改变陕北贫穷落后的面貌，任务还艰巨，还需要我们坚韧不拔地进行长期奋斗。
　　今后，陕北的生产建设任务，必须本着既要使人民群众丰衣足食，又要进行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原则，一面促进农业的稳定增产，逐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一面广开生产门路，增加集体的积累和社员的经济收益，提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争取尽快建成林牧业基地，并相应地发展工业生产。
　　我们计划，首先实现胡耀邦同志同陕北人民提出的“一、九、八、五”的奋斗目标。就是到198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人均1头大牲畜、9亩林草、800斤粮、5只羊。在工业生产方面，我们除了首先抓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积累高的轻纺工业外，还要搞好地质勘探工作，为将来开发和利用地下资源创造条件。
　　总之，陕北是一个待开发的地方，资源丰富，潜力很大。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依靠陕北老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从根本上改变陕北面貌已不是遥远的事了。我们坚信，具有光荣传统的陕北人民，定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是马文瑞同志在陕西《农村工作通讯》上撰写的署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