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
　　一
　　1988年至1989年之交，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日益增多，否定中国革命的倾向日趋明显，而青少年不了解历史，往往被一些貌似新潮实是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论所蛊惑。北京不少在延安生活过的老同志坐不住了，深感有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必要，有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必要。1989年春，王甫、李鉴、田方、高兴海等同志来找我，意思是想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以便组织起来，更好地宣传延安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速现代化建设服务。他们提出推举我当会长，牵头来筹办这件事。在这之前的1985年，高兴海等已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开展了一些工作。我认为在北京成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意义的，但在延安长期战斗、生活过的有影响的老同志还不少，请王震、习仲勋等同志担任会长，也许更合适些。再说我除了政协的工作外，还有不少挂职，精力上怕顾不过来，当时没有立即答应。他们回去后不久，王甫同志又打来电话，还是力请我出来牵头。我很熟悉王甫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央党校工作时我们就认识了。他一再动员我，我考虑这在实际上是帮助党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就答应了。
　　不久，王甫、杨植霖、黄钢、李鉴、田方等同志又来到我家。这次一起会见，就正式着手筹备工作。大家研究了有可能参加的人员及联系办法，并委托黄钢、李鉴、田方起草倡议书和章程。不久，胡耀邦同志去世，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此事就搁置下来。但从这次政治风波中，我更感到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延安精神进行深入和广泛宣传的必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正是通过否定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来达到否定我们党、否定我国革命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宣传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辨是非抗腐蚀的能力。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们恢复和加速了筹备工作。1990年2月9日，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章程(草案)》和《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倡议书》两个文稿，并由各位筹委推荐发起人。3月16日，我主持召开第二次筹委会会议，原则通过了章程和倡议书两个文稿，交流了大家推荐的240多位发起人名单，并请各筹委提出理事的推荐对象。
　　4月23日，我同王甫、杨植霖、李鉴同志到彭真同志处汇报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并恳请彭真同志担任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彭真同志虽年近90，但身体还健朗。他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并与我们作了亲切的交谈。他说：“我完全赞成和支持你们成立这个组织，也赞成你们筹委会的几个人。”说到延安时期，彭真同志情绪很高，侃侃而谈：“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各方面都成熟的时期。整风、‘七大’，把路线问题搞清楚了，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统一了，马列主义的水平提高了，形成了一整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延安精神是全面的，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谈到延安精神与现实的关系，他语重心长地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仍然要靠延安精神。你们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可以说是‘古’为今用。对延安精神要实实在在地进行全面研究，采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结合目前所处的时代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临别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协助党把作风搞好，出主意，提建议，工作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尽力而为”。他鼎力支持我们，他热情的态度和中肯的意见，使我们深受感动，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
　　5月12日，我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筹委会。会上传达了彭真同志的谈话精神，研究了理事会理事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候选名单，提出和通过了聘请顾问的建议名单，确定了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议程，以及成立大会的其他有关事项。
　　经过3个多月(如包括前期，则有一年多)紧锣密鼓的筹备，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政协礼堂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共有190多人出席。事先请了李瑞环同志，因去了外地，他不能出席成立大会，特留下了题词：“坚持实事求是，牢记群众路线”。不久，李鹏同志也应约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题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重振延安精神，发扬民族正气》的讲话。在讲话里我概括地阐述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抱着远大的理想，又能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的精神；就是不怕艰难困苦，不在强大敌人面前低头，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就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精神；就是公而忘私，为了民族的利益、公共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暂时的利益的精神”。关于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我看过一些同志的文章，有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艰苦奋斗精神；也有的把艰苦奋斗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都归纳为延安精神。这些都有道理。但如何表述最全面、最科学，包括我的上述概括，还需进一步研究。在讲话中，我着重强调了延安精神在当前的意义：“延安精神既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又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胜利前进的必要条件。建国40年的实践证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淡化和放弃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失误，就会受到严重挫折。延安精神能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思想支柱。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十分需要把延安精神推广到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广大青少年中间去，不断地扩大能够继承革命传统、具有高尚革命风格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生力军的队伍。坚持这样做下去，对于我们发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永远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讲到延安精神对我国和世界革命的意义，是密切联系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的。到我讲话的时候，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保加利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相继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崩溃，执政的共产党或下台，或改变名字、改变性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甚至惨遭杀害。苏联和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帝国主义者兴高采烈，期待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重演。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精神支柱，就不能把千百万人的思想凝聚在一起，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从而导致亡党亡国。这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已被充分证实的现实问题。我们万万不可忽视。
　　会上还通过了章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处理经常会务的工作机构，聘请了顾问。特别是德高望重的彭真同志担任了我们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并为大会写来了贺词，使大家很受鼓舞。研究会由我任会长，王甫、强晓初、杨植霖、郁文、黄钢任副会长，李鉴任秘书长。下设理论研究、宣传、文化活动、组织联络、经费管理五个工作委员会。
　　二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后开展的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于6月27日组织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座谈会，邀请了我们的顾问、理事及部分其他有关的同志参加。会议由我主持，彭真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从什么是延安精神入手，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的讲话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只要把他的讲话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首先，他对延安精神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辛亥革命以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延安时期经过整风，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党的七大，把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总结，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延安作风，主要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
　　其次，也是他讲话的中心，就是精辟透彻地阐发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及如何做到实事求是。他说：“什么叫实事?实事就是客观的实际情况。求是，就是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产生主张、意见，产生路线、方针、政策。主张、意见等是对是错，要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样才能从实际出发?还是毛泽东同志那个话，不作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管是谁，不论他多高明，没有调查，没有系统的调查，就不可能了解实际、了解社会，处理问题就不会完全对。怎样调查?调查要达到什么目的?调查不能是在屋子里把结论写好了，出去找点例证。调查的目的就是了解现实。什么现实?是客观的现实，不是主观的现实；是全面的现实，不是片面的现实；是本质的现实，不是现象的现实。”“怎样达到对事物客观、全面、本质的认识?还是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军事时讲的那番话，要解决一个问题，就要详细地掌握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客观事物发展了，主观认识就得随着变。‘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会变，我们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去求‘是’”。接着他引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及时调整政策，从而保证了革命取得胜利的大量事实，说明“是”是根据“实事”变化而变化的，而“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
　　再次，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虽然“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但是，“从长远看，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世界不会走向黑暗，而是走向光明。”他坚信，“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最后崩溃的绝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帝国主义”。我们要让广大干部群众认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认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与“和平演变”互相关联互相配合的，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政治势力的思潮”，而“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关系全局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种斗争将要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国际、国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教训，掌握斗争的规律”，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
　　最后，他强调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解决好群众是主人而感觉不到自己是主人这样的现象和本质的矛盾，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
　　彭真同志头脑清晰，思维严密，他的讲话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不仅对我们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认清形势、做好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们全党的工作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他对国际形势明确、精彩的分析，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和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判断，在东欧事变以后还是不多见的。他的讲话整理成文，题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来在《求是》杂志上刊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座谈会上，我们的顾问黄火青、莫文骅、方强等老同志，也都发表了重要意见。在座谈会结束时，我提出要学习、研究、贯彻彭真同志的讲话精神，强调研究延安精神，重在密切联系实际，以便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1991年7月1日至4日，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了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收到了各地论文51篇。彭真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会前我同几个同志去看望他，本来说好了不谈工作的，但他很注意工作，又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了半个小时。彭真同志一再叮嘱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遭受了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能高枕无忧。老同志一定要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红旗，不要倒下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都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我们有信心。但问题是严重的，不能认为这里也好，那里也好，什么都好。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英勇地奔向共产主义社会。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革命成果是2000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老同志要切实地负起责任来。”他的话，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老战士的心声。
　　7月1日上午，我在研讨会开幕时的讲话中，向大家传达了彭真同志的讲话精神，下午又组织到会同志去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上发言踊跃，讨论热烈。我在闭幕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在谈了国内外形势以后，我指出我们面临着两种危险：一种是我们内部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一种是敌对势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这两种危险都存在，究竟哪种更危险、更值得我们注意?我说：“目前主要的是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这个更危险，更值得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活动，从来未停止过，过去搞，现在搞，将来任何时候他总是要搞的。我们国内也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或明或暗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如果据此你就说主要危险是敌人的和平演变，东欧和平演变过去啦，中国也会和平演变，那就没希望了。中国有句古话：‘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主要危险还是来自我们内部，是我们自己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这种坏作风，必然要脱离群众，有利于敌人搞渗透、演变和颠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应该更好地做工作，同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开展更有力的斗争。我们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除了已给中央写报告、提建议，还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活动：一个是理论建设。现在谬论不少，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反动的理论还存在不少，我们的理论工作、理论建设，要抓住这一方面做文章，彻底批驳，以影响教育群众。一个是党风建设。我们要很好地宣传延安精神，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当前要抓住“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这三大作风，做好宣传工作。再一个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意克服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如自私自利，拜金主义，赌博之风，迷信之风，吸毒之风，包办婚姻之风等等，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批判，进行有说服力的教育工作，同时宣传表扬好的典型等。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同志，除了本会同志以外，还有辽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陕西省委宣传部、上海和天津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单位。大家在讨论中取得的共识是：在新时期，搞好党的建设，才能防止和平演变。而搞好党的建设，应当继承、发扬和发展延安时期的党建经验，突出以理想和宗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强化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制度建设。延安精神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产物。今天要搞好党的建设，关键是各级领导要言行一致，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同时要教育好青年，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四
　　在此以前的5月，我们还与首钢、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联合举办了毛泽东财政思想研讨会。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经济决定财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发展经济中开辟财源，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以10％的精力去组织收入的思想；关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合理负担，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单纯财政观点的思想；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权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思想等等，仍不失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研讨会还对当前财政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途径，提出了建议。会后，将以上内容以四个举办单位的名义，向李鹏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参加会议的有经济理论界、企业界、新闻界及国家有关部委的同志；到会的老同志也不少，有吕东、袁宝华、顾卓新、冯纪新、杨植霖、康永和、张钧、于明涛等。
　　稍后的暑假，我们又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研讨班，招收了全国各地学员118人，为中直一些单位代培80多人。约请的教师都是中央部门的领导同志、专家教授，学员们普遍反映收获较大，主要是提高了反和平演变斗争长期性的认识，提高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1992年4月，我们又与首钢、全总工运研究会、中国劳动学会、光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职工当家做主与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研讨会，并将研讨的结果向中央写了报告。
　　此外，我们围绕继承延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精神，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组织一些在延安生活过的会员，到所联系的中小学讲革命故事，与大学生座谈；出版了一批研究与宣传延安精神的书籍；组织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支持学生到延安进行考察；拍摄了电视片《走自己的路》；筹办了传播革命传统、讴歌中华文明、弘扬延安精神和锤炼四有新人的期刊《中华魂》等等，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通过几年的实践，我愈来愈深切地感到，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是十分必要的。它自觉地配合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今后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全体会员的聪明才智，扎扎实实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紧密结合实际，继承和传播党的优良传统，弘扬延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选自《马文瑞回忆录》，为纪念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10周年，原载《中华魂》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