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
　　今天，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延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格并没有过时。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对于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延安精神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联系
　　为什么说弘扬延安精神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内在的联系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各方面都趋于成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后决定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分重视经济工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强大反作用，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当前，我们每开展一项工作，首先向群众讲清楚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方针、政策，随时解决群众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解决妨碍群众发挥其积极性的种种矛盾，从而保证了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干部、党员和我们的基本群众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热情，即使是才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也转变了立场，爱憎分明，调转枪口同反动派展开殊死的斗争。这常常使我们的敌人困惑不解。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奥秘，除了我们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外，便得益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和平建设年代仍然不能丢。现在，有的同志只讲“服务”，不讲“生命线”，因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有些领导干部忙于跑场子、剪带子、批条子，却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件大事丢在脑后，这是很危险的。
　　宣传延安精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探讨，大家对延安精神的内涵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它主要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今天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拿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说，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延安时期，我们是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但我们大家都懂得，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这个理想信念鼓舞着我们去克服世上罕见的艰难困苦，战胜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国内外反动派。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数十年，尽管距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还很远，但比起延安时期来，已经前进了很大一步。可有人却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说什么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这实属荒谬之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显然，宣传延安精神，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再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说，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觉地不谋私利，把个人利益融于人民利益之中，在个人利益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服从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想不到如今有些人却明目张胆地宣传个人主义。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绝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同上，第二卷，337页)显然，宣传延安精神，批判那些鼓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歪理邪说，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延安精神的其他方面同样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毋需一一细说。
　　现在，我们面临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繁重任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得如何，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关系极大。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弘扬了延安精神，大大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形成自觉的纪律，这是我们真正的政治优势。所以，弘扬延安精神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效果不很理想?如何加以改进?我看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二、思想政治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效果不很理想?如何加以改进?我看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的”与“矢”。思想政治工作要处理好“的”与“矢”的关系。什么是“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热点问题，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注意这一点，事先总要从事周密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做干部、群众的工作是这样，做友军的工作也不例外。一定要有的放矢，这就不仅要弄清“的”，对准“的”，而且要取得“矢”，掌握“矢”。这个“矢”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是其他的学习所能代替的。记得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毛主席说：“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调查研究，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这个意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热点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理论愈敢接触实际问题，愈多接触实际问题，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2、“破”与“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拿弘扬延安精神来说，我们要善于发现现实生活中比较好地体现延安精神的人和事，发现通过延安精神使群众的面貌和整个单位的生产和工作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先进典型，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加以宣传，这便是“立”。“破”和“立”是辩证的统一。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就要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领导干部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对象，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不可少。这次开展“三讲”教育活动，搞得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如何。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坚持和发展唯物论，不批判有神论，就不能坚持和发展无神论。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歪理邪说远不限于“法轮功”，我们要善于举一反三。我认为，当前尤其要注意那些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奋斗历史的错误言论。例如，有人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什么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继承洋务运动的传统，以美英为师；“五四”运动则受了卖国条约的刺激和十月革命的影响，转而以俄为师。这一严重的历史转折，使中国白白浪费了80年宝贵时光，直到现在，才从以俄为师的歧路上走出来，转到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有人给党史上已有定论的建党前夕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翻案，说什么张东荪、梁启超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切合实际，切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因而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观点的并不能真正驳倒对方，“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对于此类言论难道不应该进行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吗?如果我们不开展批评，甚至像邓小平同志早就批评的那样，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取得成效的。
　　3、“言”与“行”。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善于运用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提出反对党八股，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的文风解决得比较好，但是，现在有些干部讲话、写文章，八股气味颇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值得注意的。更加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言行不一。过去人们歌唱共产党：“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现在，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确是说得到，做不到，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极大地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力量。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台上他说人，台下人说他，这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所说的，应当是自己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东西，应当是自己感受真切并深刻铭记的东西。只有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完美统一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有崇高理想的人谈理想，有坚定信念的人谈信念，才能说服人，打动人。群众对于我们，固然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如果我们讲起消极腐败现象激昂慷慨，义愤填膺，一旦临到自己头上却又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那么，谁还相信我们的话呢?1980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要反对那种发牢骚、放空炮，你怨我、我怨你的不良风气，并且引用周恩来青年时代说的一句话“坐而谈，何如起而行”，要提倡“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领导做起”。20年过去了，我如今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看法，归结到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领导做起。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党建研究》杂志2000年第9期撰写的署名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