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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马文瑞


  (2001年6月)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年的光辉历程。回想我16岁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现在,我们党已经成为领导近13亿人口的大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核心力量。这是多么伟大而深刻的变化啊!抚今思昔,我深深地怀念带领我们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辉煌胜利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列宁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幸存者当然也应该这样做。我们有一个永远也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了的艰巨任务,这就是加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能否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党的状况,取决于党自身的建设。一直到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归于消亡,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才不存在了。
  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呢?最根本的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来加强。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扬。现在我以“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为题,谈几点看法,就教于大家。
  一,把握好长远目标和现阶段任务的关系
  80年前,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的性质和纲领,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最终目标。从党的历史看,处理好长远目标和现阶段任务的关系至关重要。延安时期是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的时期。1945年4月至6月,我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在七大上,毛主席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有一段着重讲了长远目标和现阶段任务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每个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如果看不起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共产党人也毫不讳言,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都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如果心目中没有这个目标,也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也不可能很好地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奋斗。这段论述讲得再透彻不过了。
  当时,《论联合政府》是作为书面报告发给大家的,毛主席在会上还有个口头报告。他在口头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要强调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原来当时曾经刮起一股要中国共产党改名的风。不仅蒋介石打电报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他又说:“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这是对这股改名之风的有力回击,是对共产党员的深刻教育,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也有人劝我们改名为“社会党”,说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私有经济,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彻底地放心了。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像这样说得直截了当,但也是主张只管当前阶段的事,不要提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这行吗?不行。已故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真同志晚年在病榻上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有没有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大不一样,最终目标好比是灵魂,有了它,社会主义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没有它,就会无所适从,左右摇摆,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他老人家在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还惦记着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每一个革命阶段,都不只是完成本阶段的历史任务,同时也要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没有共产主义的目标,就不能完成好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还会把一个时期的具体任务和最近目标,误认为是党的全部任务和最终目标,以致只顾运动的现在而忘记运动的未来,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利益。例如,共产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阶级被彻底消灭的社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目标,在现阶段就不可能在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时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会听任私有化发展和蔓延,这势必导致党的性质的改变和社会性质的改变,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强调共产主义目标,会不会重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会不会把私营企业主吓退呢?我看不会。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着重强调了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根本没有出现超越民主革命去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吓退,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反而倒会出现这种情形吗?这里,关键是要处理好长远目标和现阶段任务的关系,既不能把现阶段任务看作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全部而放弃长远目标,也不能对实现现阶段任务稍许放松而空谈长远目标。
  新时期以来,是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他是有所感而发。这些年来,我们确实对党的最终目标讲得少了,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讲得少了。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二,把掘好阶级基础的先进性和联系群众的广泛性的关系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超阶级的政党。我们党要坚持阶级基础的先进性,同时又要坚持联系群众的广泛性,要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延安时期,毛主席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这里就包含着阶级基础的先进性和联系群众的广泛性的问题,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充分体现了党的阶级基础的先进性。在现代世界上,只有工人阶级称得上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为它是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现代化的大生产造就了工人阶级的种种优秀品质。早在《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毛主席就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却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工人都能入党,也不是说除了工人以外,就不能吸收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入党。这是工人阶级政党同阶级整体的联系和区别。在建党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党的主要成员是由站到了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并且接受了党的纲领和章程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所构成。这并没有影响党的性质,因为这些人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战争年代,在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革命军队中,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和生死的考验,确实符合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经过延安整风,广大党员分清了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解决了不仅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也要入党的问题,思想政治素质有了较大提高。
  至于剥削阶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从剥削阶级的子女中,曾经出现过许多背叛了本阶级的革命者。他们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献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他们只要符合入党条件,党的大门都是向他们开着的。他们和直接从事剥削的剥削阶级分子显然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党历来是把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严格地区别开来的。不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不允许吸收剥削阶级分子入党;已经入党的,一旦发现,就清除出去。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保持了阶级基础的先进性。
  三,把握好发扬民主与集中统一的关系
  延安时期,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应当说是发扬得比较好的。党的重大决策善于走群众路线,充分集中群众和集体的智慧。毛主席说,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来说,是“实践——认识——实践”;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来说,是“群众——领导——群众”。像这样用极其简洁明了的语言,把领导方法和思想路线统一起来,把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起来,马、恩、列、斯都没有论述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作的卓越贡献。
  毛主席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仅事先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充分讨论,有时还发电到各个根据地,把不同的方案提出来,请他们发表意见,以便择善而从。毛主席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成文和定稿前,曾经反复征求意见,谢觉哉同志还要求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同志深入地加以研究。大家知道,“精兵简政”的主张,是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当时日寇对我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实行封锁,根据地日益缩小,我们遇到了空前严重的物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精兵简政”的政策,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休养生息民力,使革命航船能够绕过险滩暗礁,继续向前航行。这是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包括党外人士的智慧的一个范例。
  当时,人民民主也发扬得比较好,领导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既听得进正面的意见,也听得进反面的意见,甚至是尖锐的反面意见。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一位县长被雷电击毙。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主席不仅不让追查这个农民,而且反过来检查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以致引起群众的反感。结果发现公粮征多了,毛主席由此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坏事就这样变成了好事。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采取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投票方法,根据不同的文化程度,分别用票选法、圈选法和投豆法进行选举,使民主不是徒有虚名,而是充分而实在。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同发扬民主相辅相成的是集中统一。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相互之间联系比较困难,但党令、政令是畅通的,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听延安的,听党中央的。当时也有所谓“山头主义”,这是在敌人长期分割包围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党中央、毛主席采取“承认山头,削平山头”的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夕,集中统一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1948年4月,毛主席要求我们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的第二章,并且写了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第二章讲的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就是“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当时还有人人耳熟能详的四句话,叫做:“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彼此分割走向全国解放,党能够始终保持集中统一,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发扬民主,谈不到真正的集中统一。反过来,没有集中统一,所谓的“民主”也可能成为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我们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客的集合体,而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东欧、苏联发生剧变的时候,都要在党的章程里删去民主集中制这一条,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民主集中制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我觉得,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在发扬民主和集中统一这两个方面都有加强的必要。我们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一定要落到实处。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要真正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且真正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应该看到,现在我们的党令、政令不是那么畅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上面三令五申,下面我行我素。中央一再强调决不能搞私有化,要制止、出售国有企业成风。有的地方却公然对抗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硬是顶着不办,顶风而上,还以此为荣,自命正确。这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是到了严肃处理、彻底纠正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出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局面,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是我们在讨论加强党的建设的时候应当认真对待的。
  我已经是将近89岁的老人了。要我说话,可能说的都是老话。但是,我相信,老话并不都是过时的话。古人有“刍荛之言”和“野人献曝”的说法。我的这个发言暂且当作“刍荛之言”和“野人献曝”吧!衷心祝愿我们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建设得更加坚强,祝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撰写的专题文章,编辑入本文时有删节,原文见《中华魂》2001年第6期。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中)/马文瑞著;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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