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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增订本中)》编辑组


  (2011年6月)
  为了纪念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纪念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创会会长马文瑞同志诞辰100周年,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编辑的《马文瑞论延安精神(增订本中)》就要出版了。
  本册收集了马文瑞同志从党的11次代表大会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的论著共58篇。其中从《马文瑞文选》中选了33篇,其余25篇是从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出版物上收集来的。同《马文瑞论延安精神(增订本上)》同时出版。
  这样就同2010年5月出版的《马文瑞论延安精神(增订本下)》形成一套完整的系列。上册是以马文瑞同志缅怀领袖、英烈、战友、模范的真实人物为主,从具体实践角度探索活着的延安精神。中册是从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马文瑞同志对弘扬延安精神的宏观理论探索为主。下册则是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活动为主,主要是1989年以后,马文瑞同志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11届3中全会前后,马文瑞同志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马文瑞同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之一,有幸在这个时期生活、工作、战斗了24年。这也是党的事业曲折、辉煌发展的24年。
  编辑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学习、研究马文瑞同志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弘扬延安精神,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试图探索党建的历史经验。试图指出马文瑞同志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具体的创造和贡献。以便汲取精神力量和理论力量,为党的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共产主义服务。
  马文瑞同志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弘扬延安作风,实行民主集中制。1977年12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具体组织领导了中央党校的拨乱反正和干部思想教育工作。1978年5月,他亲自上讲堂开课,按照叶剑英同志党章报告和邓小平同志的讲活精神,动员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指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的思想,承认认识来源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这种态度,是党性的表现,是革命的彻底性和科学性的结合。”1978年7月撰写了《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的署名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中央党校恢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理论课,在实践中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延安作风是马文瑞同志的具体贡献。
  马文瑞同志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毛泽东《实践论》观点,为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具体贡献。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后,他奋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积极主动地做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老同志的工作,集中到中央党校,组织短期学习培训班,大力支持了全国范围内大批的解放老干部工作。他在党校鼓励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干,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在教学中按照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初步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问题的时候,曾经着重讨论过,提出要澄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总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组织了中央党校内有关路线是非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学习讨论。他支持和同意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后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率先发表。这需要有很强的实践和理论功底。我们将马文瑞同志在党的11届3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的几点意见》收进本册。其中提出了“应当重新考虑1959年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1979年10月,马文瑞同志提出陕西省《领导干部要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进一步指出:躺在本本上和过去的经验上搞不了现代化建设,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请教,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这一课。
  坚持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于总结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文瑞同志始终坚持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的观点。坚持中国特色的按劳分配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坚持调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要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鼓励并重,两条腿走路。马文瑞同志从1954年到1966年12月,担任国家劳动部长达12年之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1983年6月24日,他撰写了《物质利益原则与政治思想工作并重》的署名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解决这一战略性的重大课题。重申了他在1959年10月提出的处理分配问题的五项原则的正确性:“(一)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二)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三)从6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四)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高低悬殊。(五)表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形式,应当从有利于生产和职工团结出发。”明确指出:“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注意得不够,贯彻得不够,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之外,与我们党在理论上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很大关系。”他提出了正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的主张,批判了“左”的思想干扰的五种表现:把物质利益当成“物质刺激”加以批判;经济建设上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积累,忽视个人利益和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适当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造成思想混乱;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想用供给制取代工资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经验教训,特别是目前出现在分配领域的分配不公、高低悬殊的严重情况,都说明了马文瑞同志所坚持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马文瑞同志始终坚持要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必须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1994年4月,他撰写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弘扬延安精神》的署名文章。认为在反对党内、外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问题上:“从实际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时注意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这是延安时期的宝贵经验。现在,在对待‘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提出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防止主要的错误倾向,又不能忽视另一种倾向。实际上,从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障碍看,‘左’确实是主要危险。可是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党的两位总书记犯的不是‘左’错误,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可见,反对错误倾向,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这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准确地执行基本路线。”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独立思考地、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
  马文瑞同志始终自觉坚持在党风问题上,从恢复和发扬延安作风到全面弘扬延安精神的基本实践与基本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探索。收入本册的58篇文章中有一半以上涉及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作风和延安精神。1979年7月,为纪念建党58周年,他撰写的署名文章《永远保持延安作风——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上。指出:“党的作风问题,就是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党的任务和政策的问题,是党领导革命能不能胜利前进的一个重大问题。”“延安作风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我主要谈一谈民主作风、艰苦奋斗作风和实事求是作风问题。这些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和展开,贯穿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马文瑞同志第一次把延安作风与延安精神的内涵联系起来,第一次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来概括延安精神。率先在陕西和全国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1983年6月1日,马文瑞同志在《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党的12大新党章“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91年7月,纪念建党70周年,他撰写的《弘扬延安精神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署名文章中说:“延安精神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最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中。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干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团结友爱、顾全大局的精神;等等。其核心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是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一致的。”
  2000年9月,马文瑞同志在《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中说:“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探讨,大家对延安精神的内涵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它主要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宝贵财富,也是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延安精神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党的英烈、党的干部、党的领袖的革命的性格、作风和精神。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最核心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科学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马文瑞同志始终坚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延安作风、延安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1983年4月10日他在中共陕西省六大上专门讲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指出:“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文化建设。”“加强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建设。”“热情帮助和引导知识分子自觉地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他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支持中国劳动学会办成模范团体。坚持《搞好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学习革命英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继承先烈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振兴秦腔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秦腔必须在建设精神文明中发挥积极作用》,《继承延安文艺优良传统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马文瑞同志始终坚持弘扬延安精神要为加强党的建设服务,要同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高标准要求出发,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探索改变“一手软、一手硬”被动局面的具体方法。2001年6月,为纪念建党80周年,他在《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一文中深情地说:“我们有一个永远也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的任务,这就是加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能否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党的状况,取决于党自身的建设。一直到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归于消亡,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才不存在了。”同年7月他在《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一文中提出:“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现在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例如解决腐败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再如,怎样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等等,都是极其重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给与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答。”2000年9月他在《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提出“现在有的同志只讲‘服务’不讲‘生命线’忽视思想政治工作。”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失败论”,批判那些鼓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歪理邪说。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要处理好“的”与“矢”、“破”与“立”、“言”与“行”的关系。提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起而行,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领导做起。
  马文瑞同志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科学工作方法,发扬勇于改革创新的革命精神。1984年11月21日,他在《把调查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一文中说:“我们党历来重视和提倡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坚持调查研究就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马文瑞同志是捍卫党的纯洁性、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的英勇战士。2000年9月在《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中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尤其要批判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奋斗历史的错误言论,批判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歪理邪说。2001年6月在《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中提出把握好三个关系:坚持共产主义长远目标,把握好长远目标和现阶段任务的关系,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发扬民主和集中统一的关系,主张经过充分党内民主程序,决定重大问题。
  马文瑞同志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1994年4月他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扬延安精神》的署名文章中,头一条就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保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每当危难之际,他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住第一手材料,向党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本册收集了马文瑞等同志1982年向党中央撰写的《长安县胜利一队穷困和王家斌家庭生活困难的调查》报告,他曾带队三访“梁生宝”,千方百计改变陕西农村穷困面貌。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向党中央撰写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报告,指出存在的五大问题:党政干部中腐败现象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仍然是群众意见最多而又担心的问题;社会分配不公;社会风气恶化,精神污染严重;社会治安恶化。提出三项具体建议,切中时弊和要害,发人深省。至今具有重大参考价值。1992年他向党中央撰写的《关于福建党风廉政建设的考察报告》。抓住典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有益处。这些都是马文瑞同志以身作则的具体范例。给我们党留下巨大的理论力量和精神力量,是弘扬延安精神的光辉典范。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马文瑞同志为榜样,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团结起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的光辉胜利奋斗到底!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增订本中)》编辑组
  2011年6月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中)/马文瑞著;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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