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21日)
　　陕甘党组织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以及上级领导机关某些时候的错误领导，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党的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始终坚持斗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陕甘党建立初期，党员成分主要是中小知识分子，大部集中在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但也有少数农民党员。党的活动主要在城镇；但在农村中也开展了农民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逐渐由城镇转入农村，在许多农村发展了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1931年以后，大批党员由秘密活动转到搞武装斗争，组织起游击队和红军，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特别是1934年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2月，经两个苏区党组织协商，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苏区和两支红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6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3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扩大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在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①、谢子长②是两位杰出的领导人，有着卓越的贡献。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消灭了第三次“围剿”西北红军和苏区的部分敌军，取得重大的胜利。正当这个紧要时期，苏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被逮捕，使这个全国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幸而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这时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挽救了危局。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会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一仗，消灭了东北军的一个师又一个团，最后粉碎了蒋介石的这次反革命“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③1936年6月，红军东征回师后，进行西征，解放了甘肃、宁夏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陕甘宁边区。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由保安移驻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为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在党的建设和党的活动方面，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更加健康、稳步发展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并且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
　　一、坚持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发动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全中国。由此引起国内外矛盾的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
　　1935年12月23日至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是党的策略路线的一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基本形势出发，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说明了在抗日的前提下，重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明了在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④
　　中央到达陕北后，在1935年12月间，将中共陕甘晋省委撤销，分设了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书记为朱理治⑤，副书记为李富春；陕北省委书记为郭洪涛⑥。红军西征时，又成立了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当时各地各级党组织都把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作为重要任务。我在肃反问题解决，到陕北省委任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部长时，曾由省委指派去延川、延长县委传达了这一重要决议和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与此同时，党在政策上也实行了一系列的转变。1935年12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6年7月22日又发布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地主在没收其土地财产之后，仍分给与农民相当的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对于小业主的土地不没收；农业企业主按富农对待。工商业政策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5年11月25日颁发布告，取消对苏区商业的一切税收；允许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的大小资本家投资经营各种工业。除了改变经济政策外，政治上的政策也有明显的变化。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1936年1月15日公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其中规定：一切脑力劳动者都有选举权；雇工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者有选举权。此外，中共中央还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1937年3月以后，边区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恢复了资本家、富农、地主的公民权。许多在土地革命时期逃离边区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陆续返回边区。如保安县回来40多家，安塞县回来105人，定边县除4户未回者外，都回来了。
　　党的策略路线的转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形成。1936年夏红军西征时，党中央对苏区提出三大任务，即坚持陕北游击战争；创建陕甘宁新苏区；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当时苏区面对的敌人，是十几万“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张学良连吃三个败仗，损兵折将，苦恼彷徨。毛泽东同志形容东北军犹如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到处飘泊，寄人篱下，有打回老家去的愿望，有可能同红军联合抗日。为了争取东北军，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0名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党的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红军在前线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采用喊话、散传单、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多种方式，号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执行优待政策，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讲明当前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举行文娱活动、办学习班宣传抗日；凡是愿意回东北军的官兵，一律放回。他们回去后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警卫营长。他主动要求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共同抗日，在我党同张学良的会谈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36年2月，我党派李克农到洛川，先问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后同张学良会谈，达成局部停战协议。应张学良之邀，党中央派周恩来于4月9日在延安桥儿沟同张学良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从此，前线的战斗实际上停止了。
　　1936年6月，党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李克农、边章五等为委员。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其中规定：“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⑦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陕北省委也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委员有陈治中、张耀宇、刘德明、李仲英等。下设安塞、高桥川两个办事处，我兼任安塞办事处主任，白步洲任高桥川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的领导下，建立了安塞、高桥川两个市场，三天一集，我们动员群众卖给东北军粮食、柴草、蔬菜、肉类和其它农副产品。集市很热闹，东北军的采购人员、下级军官和士兵常来赶集，或到办事处交涉事情，我们即相机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进行争取工作。如给东北军散发宣传品，让文工团演出节目，到东北军驻地的营房、哨所做工作，和东北军官兵交朋友，进行抗日宣传等。我还亲自到延安城内东北军的一个团部同团长和团副谈话，向他们分析当前形势，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表示赞成。该团长说：“你们共产党可歌可泣，那么艰苦照样干，不简单。我们赞成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你们的毛委员长(对毛泽东同志的称呼)敬奉的都是外国人(指马克思、列宁)，使人不可理解。”我解释说：“马克思、列宁虽是外国人，但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可以救国救民。他们不是外国的统治阶段，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革命家，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我还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不也是从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学说中受到启发吗?它对民主革命有用处，孙中山就拿过来了。”这位团长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那时，叶剑英同志也住在安塞，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自己也亲自做一〇六师师长刘翰东的争取工作，并在那个师里发展了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他也常到市场上看看，找东北军官兵谈话。我们经常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工作。
　　当时，南线在牡丹川、富村川和川口也成立了三个办事处，下设三个市场，广泛开展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在西线，也有人负责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党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对杨虎城⑧的西北军也进行了争取工作。毛泽东曾派汪锋⑨携带他的亲笔信同杨虎城会谈。经过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对西北军上层、下层的争取工作，杨虎城也同我党达成停战协议。
　　1936年11月，陕北省委派我到延长做驻宜川的杨虎城部陈玉璧营的争取工作。陈玉璧在大革命时期曾加入共产党，同我认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未见答复。但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停止了同我们打仗。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红军兵力增加到25000多人。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粮秣缺乏，向西发展也有困难，中央准备红军再次东征，北上抗日，派张云逸、邵式平、戴季英到延长研究渡河计划，准备渡河船只，我也奉命参与其事。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云逸兴奋地对我们说，中央来电，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大家真是欣喜若狂!蒋介石同我们血战十年，杀害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这一下可该公审枪毙、报仇雪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高瞻远瞩，认为如果杀掉蒋介石，势必引起更大的内战，这只能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利于中国革命。因此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党中央对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一方面立即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做工作，一方面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办法。同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由彭德怀率领红军进驻三原一带，给张、杨以实力的支援。在周恩来等同志的艰苦努力下，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转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⑩
　　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坚决地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主动停止了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一切敌对行动；调整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对地主、富农的政策，停止没收他们的土地；恢复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公民权；将工农苏维埃政府改为普选的民主政府。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改建，把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民众团体改为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抗日统一战线团体。如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青年救国会，工农妇女代表会改为妇女联合会。新成立的各抗日救亡团体，也都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但王明却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实际上就是要我党一切通过蒋介石。他曾称赞蒋介石像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在一段时间内，边区也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某些影响，在一些干部中一度放松对敌特活动的警惕和坚决的斗争。当时边区还有一个统战区问题。所谓统战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属我苏区，后被国民党所占领；一种是原为国民党所占据(主要是县城)，抗战开始后，划为我八路军驻防地和募补区。统战区的根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即既有国民党的政权，亦有我党建立的政权或实质为政权的群众团体(如抗敌后援会、农会、自卫队等)。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抗战大局，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原欠债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政权，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针对这种情况，1938年5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布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上述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明令公告：“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11)边区党委随即指示各地进行查处，大大地教育和鼓舞了人民，严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8年12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尖锐地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党内的危险倾向，已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从而纠正了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发表反共言论，印发反共文件，制造反共事件。1939年7月，党中央发表了“七七”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边区党委也发表了《告全边区民众书》，号召边区军民加紧保卫边区的战斗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阴谋，迎击日军新的进攻。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侵占了边区的栒邑(今旬邑)、正宁、宁县、淳化、镇原五座县城。我边区军民根据中央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进行了自卫反击。1940年2月，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犯官”、绥德专员何绍南，何绍南畏罪潜逃。与此同时，致电天水行营，要求撤走在边区境内13个县的国民党政府机关。随之，经过同顽固派的斗争，在上述各县建立起完全的民主政权。至此，结束了边区境内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党的各项政策在全边区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施。在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党坚持了这个原则，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二、全面进行抗战动员，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保卫边区，巩固边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是边区党十分重要的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于1937年7月8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日的宣言。1937年8月25日，党中央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全面抗战动员。1937年11月15日，边区党委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动员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领导当地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1938年3月3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提出：(一)全边区人民应该武装起来，把自卫队加强起来，武器配备起来，随调随动，发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来配合政府军队作战。(二)我们的战略，不在与敌人争寸土的得失，而在坚持长期的抗战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物质力量，直到最后完全歼灭敌人。(三)全边区人民应该努力帮助政府军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缝纫队、洗衣队、除奸队及修筑工事、征募战士、收集军需用品、供给部队粮食。(四)应该更加提高全边区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每个村庄、市镇，大都应注意切实执行警戒、盘查工作，使汉奸、敌探、托匪等不能混入活动。(五)全边区的一切民众团体，如抗敌后援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农民会、文化救亡协会等，都要动员他们组织的力量，来保证抗战工作之顺利进行(12)。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先后向我河防阵地发动了大小23次进攻；其中有8次较大的进攻。一次进攻神府，5次进攻宋家川，两次进攻凉水崖和马头关。日军的兵力少则两千，多则万余，均被边区军民击退。为了巩固河防，防止日军侵犯，边区军民从百里之外搬运大量砖、石，由宜川到神府的千里河防上，筑起了坚固的河防工事，使日军不能跨越河防一步。1937年冬，日军进攻晋南，形势非常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党和政府在7天之内，就动员了1万多头牲口到山西前线帮助运输物资。1938年11月到12月，边区动员整营、整团的自卫军冒着严寒修筑河防工事，妇女们赶做了四万双鞋袜送到前线。
　　在抗日战争的头两年，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动员了3万多名青壮年参军，组织起22万多人的自卫军、3万多人的基干民兵，并加以训练，配合边区留守兵团和地方部队，在对付日军和顽固派对边区的进犯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边区军民还大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使九万多名军烈属受到优待照顾，这不仅使前线战士安心打仗，也进一步激发了后方人民参军参战的热忱。
　　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党政学的脱产人员是相当多的。1937年为四五万人，以后增到10万人以上，占全边区人口的8％。在国民党停发军饷和封锁边区之后，他们的供应就完全依靠边区本身了。对于边区这样一个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地区来说，无疑是一项艰苦的任务。仅吃粮一项，10万人一年就需要10几万石。边区党和政府动员农民，积极缴纳公粮，党员和干部争先带头。1937年征粮5000石，到1941年征粮16万石，1942年更高达20万石。边区人民辛勤耕作，节衣缩食，为保障供应尽了最大的努力。
　　边区的抗战动员是同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工作密切联系起来进行的。没有民主政治的政治基础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基础，抗战动员是不能成功的，没有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抗战动员也不能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于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边区军民终于胜利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巩固全国革命总后方的任务。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陕甘宁边区曾经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从1935年冬到1948年春的13年中，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在全国革命运动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党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每前进一步，都由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陕甘宁边区发出指示，分析形势和问题，指明方向和任务，领导全国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如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六届七中全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家沟会议等，都是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发表的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文化等方面的大量著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成为全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因为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灯塔。
　　陕甘宁边区又是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延安曾被誉为革命圣地，吸引着全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景仰和关注，也引起国际人士的重视。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和爱国侨胞，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前来延安寻求真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党中央和边区党政在延安和边区各地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30多所，其中，著名的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及其后的延安大学等。在各类干部学校中，培养训练了5万多名干部，一部分是老干部，更多的是新干部。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除少数留边区工作外，绝大多数输送到敌后各根据地，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此外，边区还办了培养后备干部的九所中等学校，先后培养干部1000多名。边区党委还办了边区党校，轮训区以上干部3700多名。边区为培养干部所支付的经费在总经费的支出中占第二位(军事为第一位)。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派赴东北开展工作的干部就有两万多人。
　　陕甘宁边区也是马列主义和新文化的传播中心。当时延安是人才荟萃之地，曾经出版过相当数量和有很大影响的书刊。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在延安出版、发行的马列著作有50多种，报刊30多种，在传播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指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在延安的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写出许多内容先进、风格清新的好作品，演出许多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好剧目，谱写出许多鼓舞斗志的革命歌曲，并从延安流传到全国。我们党有文武两支队伍，文武两条战线。当年活跃在延安的文化队伍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抵估的。
　　陕甘宁边区各抗日团体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着推动作用。1938年边区总工会和妇女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时，河南、武汉等地都有代表参加。1942年10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有前、后方各地代表200多人参加。他们回去以后，进行广泛宣传，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使进步思想得以传播，抗日力量不断壮大。
　　陕甘宁边区还是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区。党中央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施，取得经验，再推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例如“三三制”政权的建设，精兵简政的实施，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劳动互助合作的组织，文化教育的建设，新文艺运动的兴起，整风运动的进行等等，都是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始，然后扩大到各根据地的。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电报中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13)
　　三、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党组织自建立以来，经历了秘密的与公开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失败的与胜利的斗争，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获得比较丰富的经验，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形成了边区党的强有力的骨干，担负起艰巨的工作任务。边区党和政府以及地方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大都是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出来的。到1936年，边区党员人数已有14000多名，党的组织也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但那时党员的流动性还很大，党的组织还不健全，党的生活还不经常，党的教育还很薄弱。党的组织更加普遍和党员的更大发展则在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8年期间，边区虽然一直受战争的威胁，承担着抗击日寇对我河防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的骚扰、破坏，但它与敌后其他根据地相比，毕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这就使边区党有条件有可能比较扎实地加强党的建设工作。
　　抗战期间，边区党的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到1939年，是大发展阶段，侧重于组织建设。1940到1941年是巩固党的阶段，侧重于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育。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则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总体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向问题，分清了路线是非，使全党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1937年5月2日至5月15日，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同全国党代表会议合并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284人。其中，苏区地方代表120人，红军代表70多人，中央一级代表20人，列席代表74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举行的。张闻天在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苏区党的任务就是要“使特区(14)行成为抗日的模范区”。并指出：“一切上述的任务，只有存在着坚强的党的领导时，才能完成。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15)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6)边区党的建设，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对我们现在整顿党风，该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啊!
　　在毛泽东作了总结后，会议按苏区和白区分别召开，博古在苏区的代表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问题》的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逐步撤销陕甘省委、陕北省委和陕甘宁省委，成立陕甘宁特区(后改称边区)党委，各地区党委归边区党委统一领导。会议选举郭洪涛为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边区已有党员32418名。此后两年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员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到1939年底，党员发展到54000多名(包括军队中党员8000多名)，在所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中，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党的各级组织按照中央的规定，建立起工作规则，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党的生活也逐步纳入正规。党洗刷了一批自首分子、腐化分子和堕落分子，党的组织更加纯洁了。选拔了一批新干部，提高了一批老干部，党的干部队伍加强了。尤其是党员干部开始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自己在1937年3月到8月，在抗大二期四大队学习了5个多月，受到很大的教益。当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抗大的教育工作，亲自确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技术”；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负责人亲自到校讲课。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张国焘讲授政治经济学，等等。毛泽东同志讲的《辩证唯物论》对大家的教育最深刻。他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讲二三个小时，从3月间讲到“七七”事变以后，历时4个多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武装大家的头脑，大大地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后来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这期讲授的《辩证唯物论》的一部分，成为全党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徐家沟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70人。其中地方代表122人，军队代表44人，工厂代表4人。这次大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紧要时期召开的。这时国民党的投降、分裂与倒退已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最大的危险。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向边区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八项决议，选举产生了边区党委会、高岗当选为书记。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作了重要报告。他讲了群众工作问题和党的工作问题。他指出：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要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边区的老干部很多，是我们的骨干，但他们的文化程度低，有的写也不会，书也看不懂，所以要下决心学习。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命是革不成功的。第二，要提拔新干部和加强新老干部的团结，特别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工农干部应和知识分子干部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三，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第四，要纯洁干部队伍。他还讲到党的支部要做群众工作，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应当团结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这样才能使党变为群众的党。如果党是一个光杆子，那就不成为党了(17)。陈云同志的报告，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对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这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要以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指出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主要关键；并且规定了干部教育、普通党员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大会号召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认真地学习，努力地学习，看谁学得更多更好，谁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最好的拥护者。这次大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大会之前，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其中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知识教育”(18)。所以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一般地没有发展党员，党的建设的重点放在组织党员首先是干部的学习上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和边区第二次党代大会的决议，边区党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教育。
　　在干部教育方面：(一)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二)扩大和提高边区党校，轮流训练区级干部及乡级主要干部。(三)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下级干部训练班。(四)有系统地认真开展在职干部的学习，实行中央号召的每日两小时学习的制度。
　　在职干部的学习大致可分为四类：甲类，有相当文化理论的老干部，学习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老干部，先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革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新干部，先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文化课与党建课同时并进。文化课必须提到能够阅读普通书报，党建课学完后再学中国革命问题。
　　在普通党员教育方面：(一)由县委直接帮助区委，到乡上办理党员训练班。(二)由边区党委供给适合的教材，主要内容是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三)从边区干部中和小学教师的党员中选择训练班的教员。
　　在文化教育方面：(一)有计划地在短期内改变区级以上干部不识字的情况。(二)动员支部中所有党员参加当地的识字班、夜校、冬学及其他补习学校。
　　经过两年的学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第一，区以上干部不识字的现象基本上克服了。大多数原来是文盲的干部，能够看报写信了。
　　第二，党员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了。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了。
　　第三，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也有了改进。
　　但是这个期间内，党内还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在一部分同志中还相当浓厚，不少同志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从根本上说，王明“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遗毒还没有肃清，还常常在党内兴风作浪。这些问题，在1942年整风运动普遍展开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四、广泛深地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这次运动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与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这次整风运动，在边区党的历史上，在边区党的建设上同样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的组织领导。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之后开始发动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五个系统进行，即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党校和中央文委系统。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风报告的决定》之后，4月14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下设边区党和民众团体系统、边区政府系统、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系统三个分学习委员会，领导各该系统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初期，中央西北局规定，各单位的整风学习一律由行政负责人兼任该单位学委会的主任。党的组织，尤其是各支部，必须切实地保证整风计划的实现。支部的一切活动，必须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中心。支部与行政负责人及各单位学委会，必须密切配合，搞好整风，凡属参加整风学习的机关干部，部队排以上干部，各校师生，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工作经验的多少，党龄的长短，成立三类学习小组，每组10人左右。甲类多是领导干部，乙类主要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干部，丙类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甲、丙类人数较少。陕甘宁边区一级参加整风学习的有2000人左右，组成200多个学习小组。与此同时，西北局向各地党委也发出关于整风工作的指示。
　　(二)整风学习的过程和收获。
　　整风学习的过程，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逐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造干部思想的过程。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是克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最终肃清王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在正确路线下团结和统一起来。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必要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在认真学习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和实质的基础上，对照检查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中的毛病，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边区整风运动的步骤，与中央一级单位基本相同。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准备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王明的左倾错误后，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边区党组织也组织干部进行了学习，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第二阶段，是高级干部学习中央文件，初步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第三阶段是普遍整风时期。这一时期又大致分为普遍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整风五个步骤。第四阶段是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时期。
　　普遍整风从1942年4月开始，至1943年3月前后结束，历时一年。
　　整风运动开始后，西北局规定，边区一级各机关要切实执行上午不办公，所有干部一律参加学习；高级干部除自身学习外，都要参加中级干部的讨论会；各单位负责干部，都应积极领导学习，及时解答学习中的问题。4月21日，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在延安参议会大礼堂举行边区整风学习动员大会，2000多名干部参加。任弼时同志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在会后3个月内，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宣部规定的22个文件学好，并就整风的目的和计划作了说明。大会以后，学习整风文件就成为干部学习的中心内容。6月2日，边区系统总学习委员会召开了各单位学委和学习小组长的联席会议，总结了前一时期学习的成绩和问题。一致认为，全党这样热烈的学习文件，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领导学习，都是空前的，学习已收到一定的效果，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学习中的主要缺点是：咬文嚼字者多，发挥中心思想者少。有的就文件讲文件，而不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反省，有的进行反省也只是轻描淡写，或者只谈别人不谈自己；有的认为整风就是整领导，应当“脱领导同志的裤子”；有的认为学完22个文件，就算完成了整风任务。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整风的意义。明确指出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会议要求各学委和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要自己反省和自我批评，提倡发扬民主精神，不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只有这样，才利于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以后，边区的整风学习，与中央直属系统采取同一步骤，延长了学习时间，学风、党风、文风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学习。在学习掌握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检查。
　　首先是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在检查中，大家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方面，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每个同志都写出思想总结，在小组会上进行自我检查，经过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反复进行修改。这种自我检查的过程，实际上是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改造思想作风的过程。
　　从个人思想、工作、历史的检查，进一步发展到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检查。大家根据整风文件精神，对本单位的工作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共同分析原因，研究改进的办法。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延安充满一派新鲜的景象。在机关、团体、学校中，在山上山下河畔村边，在大家住的窑洞里，到处可见人们在高谈整风，议论整风，整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在大小会上，大家以满腔热情，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正形成了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延安各系统学委会经常互通情况，介绍经验和问题，推动运动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各学委会除了抓紧学习文件，自我检查这个中心环节外，还就学习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原则问题，组织大家展开热烈的争论。例如：关于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个人工作兴趣和党的需要的关系问题；科学工作、文化工作同马列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批判错误言行、反动言行和发扬民主的关系问题；坚持党性原则和发挥个性的关系问题；个人前途和日常平凡工作的关系问题；技术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关系问题；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问题；等等。有些单位用10天半月时间集中讨论这些问题，并吸收其他单位同志自由参加辩论。会议上各种不同意见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达到比较一致的认识。
　　在整风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成为整风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当时延安的报纸对上述争论问题和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事迹做了大量的报道，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社论和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经过将近一年的整风，边区一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状况、精神状态和工作态度及工作作风都有了明显的转变，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边区一级整风运动开始后，西北局向各地党委所发的指示中对各地、县的整风运动也作了全面的部署。边区所属的各分区、县、区及群众团体、干部学校师生有一万多人。他们处在工作的第一线，他们工作的好坏，成绩的大小，对全边区的工作影响极大。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武器。各分区、各县从6月1日至8月30日，组织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西北局于5月23日又发出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将学习整风文件作为1942年下半年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并以领导整风学习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经常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考虑到县、区干部的实际困难，规定整风学习的时间延长为6个月，县级干部的学习从7月1日开始，区级干部的学习从7月20日开始。
　　县、区级干部在整风学习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时间学和学不懂，“解不下”。原因是许多干部经常下乡，在机关的时候很少；许多干部文化程度低，看不懂文件。针对这种情况，各地采取了许多办法，如每月集中5天或10天学习，或举办训练班，抽调干部离职学习。或请文化程度高的同志给大家上大课、讲文件等办法进行整风学习，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效果。为了正确指导各地的整风，西北局于9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边区各分委、特委和直属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提高党员素质和支部建设问题、干部问题、新区和边境区问题、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问题。这次会议进行的方式和过去各种会议完全不同。先由西北局的负责人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然后采取活泼的座谈方式，自由交换意见，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求得党的全部政策的正确执行。这次会议是一次整风会议，对于推动各地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会后各地委、县委对于整风运动作了更加切合实际的部署，把全边区各地区的干部组织到整风运动中来。多数区以上干部都受到整风教育，转变了思想，改进了作风。至1943年春耕开始时，各地整风先后结束。
　　我在整风运动中也受到很大的教育。1942年和1944年我曾两次进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彭真同志直接主持下进行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的一个缩影。那时中央党校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的干部。我于1942年夏第一次进中央党校学习时，一开始就学习整顿三风文件。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整风学习是在校部领导下，主要靠各支部自觉地进行。学习制度是很严格的，除星期天外，一般不准外出，不准会客。大家一心扑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地学习文件，思想问题，寻求自己过去在革命斗争中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的答案。大家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很认真，逐段逐句地学，两遍三遍地学，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边学、边想、边讨论。学习中都记笔记，写心得，写体会，互相交换意见，交流心得，真有“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刻苦钻研精神，对整顿三风特别是思想方法问题的认识，大家都较前有很大的进步。
　　我第二次进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是1944年。这时，整风运动已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这次学习的前一阶段，主要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和批判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肃清其流毒。当时学习了中央编印的《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大本文献。在这次学习中，大家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对革命斗争中的战略策略问题，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政策的得失等，经过充分的讨论，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这次学习的后一阶段，在掌握文件精神实质和认识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写出书面材料，在小组会上自己讲，大家评，高标准，严要求。我也检讨了我的全部历史和思想。我在1926年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只有14岁，革命道理懂得很少，只知道旧社会不好，要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贪官污吏、除土豪，团结起来救中国。上中学时和后来的工作中，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有了一点初步的理论知识，但不会也不懂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后来搞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工作有了根基，但从上级来的人又指责我们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思想上想不通。那时在我们地方党的领导成员中，并没有什么富农或富农思想，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怎么就成了富农路线呢?再后来又进行肃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抓起来了，我也被抓起来，思想上更结了大疙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经过学习，才深刻地认识到这都是“左”倾错误路线在作怪。它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结果害了革命，也害了自己。我们由于马列主义修养不好，也有经验主义的毛病，所以对教条主义者的一套往往辩别不清。教训是很深刻的。我在这次整风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任何人，如果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可避免招致失败和挫折。这可以说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一条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
　　(三)西北局高干会。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300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经常到会，协助领导。毛泽东同志在开幕、闭幕之日到会讲话，中间在大会上讲解了《联共(布)党史》的6条结论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12条，并为大会写了一篇《关于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十余万字的报告。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也向大会作了重要的讲话。大会在开幕、闭幕会上和讨论政府工作及财经工作时，还邀请了政府党外负责人士参加。这次大会对于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边区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次大会解决了三个大问题：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党的一元化的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大会开幕后，10月21日起，由陈正人报告整党整民(指民众团体)问题，而整党的目的，在于求得思想的统一。因此，在讨论中就不能不涉及党的历史上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意见，大会主席团决定集中一段时间，用整风的精神，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达之前的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边区党内老干部如习仲勋、张秀山、李卓然、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贾拓夫、刘景范等46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我在会上对边区党内的历史问题也作了发言。大家列举了种种事实来说明当时“左”倾错误路线怎样危害革命工作，危害党内团结和党与群众的关系，怎样制造了错误的“肃反”事件，要求犯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痛改前非。过去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但已觉悟了的同志，一面进行自我批评，一面督促没有完全觉悟的同志赶快觉悟。而个别代表错误路线的负责人，由于承认错误不彻底，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大会气氛热烈，情绪激昂，每天散会后，在宿舍、饭堂、山道上、炭火旁仍然继续进行研究和讨论。由于时间所限，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在会上发言。在错误的“肃反”中遭到迫害的一些同志，过去认为肃反只是当时的个别负责人品质不好，陷害好人，故意整人，没有完全了解问题的实质。这次讨论，把历史争论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使大家弄清了边区党内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就是因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作怪。高岗在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央分工指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基本上澄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团结。当时在某些问题上有的同志还有不同的意见，并在近年引起一些争论。中央于1983年印发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我们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按照中央通知的精神，团结起来向前看，不再在历史问题上进行纠缠。
　　大会在历史问题讨论告一段落后，从11月24日起，用大会讨论的方式，集中力量来批评当前工作中和思想上的偏向。会上发言的有70多人，从县团级干部起，直到边区、分区高级负责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如地方的同志检讨了分散主义、政出多门、政策法令不统一、对军队支持帮助不够等倾向，军队的同志检讨了军阀主义的残余、闹独立性、对党和政府及群众尊重支持不够等倾向。
　　会上，林伯渠做了整政的报告，贺龙做了整财的报告，谭政做了整军的报告。根据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次会议决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统一于西北局领导，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统一于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决定地方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军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以密切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决定认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三三制”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等。会议还决定整顿党的组织，以党在路线上、政策上、组织上的统一，保证边区各项事业的胜利进行。
　　这次大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明确规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两大中心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位，其他任务都应围绕中心任务去进行，克服“百端并举”，“样样都想做模范”等不切实际的思想。这次会议上，奖励了王震、习仲勋、王维舟、马锡五、贺晋年、王丕年、刘建章等22位领导生产成绩卓著的同志，我也荣幸地获得奖励，得到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成绩来自陇东的广大干部和人民，我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王震同志代表受奖者讲了话。
　　高干会后，边区工作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尤以大生产运动成绩卓著。这证明经过整风，边区的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提高了，作风转变了，党性增强了，因而更加为群众信任和拥护。
　　正当全党深入开展整风之际，身为中央学委副主任兼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却趁整风中进行审干反奸之机，策划搞了一个所谓的“抢救运动”。1942年11月间，康生在社会部制造了一个“敌特”假案——“张克勤案件”，并以张的假口供将一大批在甘肃、陕西、河南工作的同志打成“红旗党”特务。1943年初，康生亲自批准，让保安机关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200多个所谓“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之后，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从上层到下层，开始了“全线进攻”。在高压和哄骗下，假坦白、假口供满天飞。绥德师范有一个16岁的男学生提着石头走上“坦白”台，编造他是石头队长，受特务机关指使专用石头杀人；一个14岁的女学生，也胡说她是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拉拢党员、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康生等人完全袭用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逼、供、信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这场“抢救运动”中，许多革命同志、热血青年被关进自己的监狱，政治上、人格上备受凌辱。据不完全统计，延属各县共抓了2643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的88人中，搞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搞出230个“特务”；陇东一个县在短短的13天中，竟“挖出”了120多人的“特务系统”，真是一场灾难!毛泽东同志发现这一严重问题后，在干部会上首先承担责任，并用《三国演义》中“擂鼓三声斩蔡阳”的故事启发大家。此后，中央立即对审干和反奸问题作了指示。中央作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严禁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要求对所有案子进行甄别。这样一来，康生的倒行逆施才得以遏制。西北局从1943年12月开始，对边区一级和各地这批冤案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了甄别平反，把错关押的同志放出来，对所有搞错的人给予平反。康生所搞的“抢救运动”，给全党特别是给边区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抢救运动”对整个整风运动来说，仅是一个奸人搞的插曲。党中央纠正了这一错误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全党的整风运动一样，继续健康地发展，做到了善始善终。通过延安整风，提高了边区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深刻地改变了边区党的面貌，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大批新党员坚定了无产阶段立场。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整风运动，改变了边区党的状况，改变了全党的状况，对中国革命起了转折作用。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了延安整风的胜利成果，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五、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边区
　　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为此目的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作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19)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根据中央的指示，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准备改变政治体制，即将工农民主政府改为普选的人民民主主义政府时，制定了选举条例，实行普遍的直接的不记名的选举，产生民主政府。边区进行过三次普选，都是很成功的，参加选举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1937年第1次普选时，70％的选民参加。1941年第2次普选时，80％以上选民参加。1945年第3次普选时，90％以上选民参加。民主政治普遍推行。1939年1月召开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这个纲领是边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的。纲领中规定：在边区实行坚持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的彻底的民族主义；实行民主政治，采用直接、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的彻底的民权主义；实行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革命所得之利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的工业，发展牧业、发展商业，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彻底的民生主义(20)。第一届参议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的最高准绳”。陕甘宁边区政府全部实施了这个纲领，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同时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21)1941年边区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了新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1941年5月1日公布，广为宣传。这个纲领规定：边区境内各社会阶级、抗日党派共同抗日；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和做好优属工作；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真诚地同非党人士团结合作；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改进司法制度，励行廉洁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普及国民教育，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的健康；坚持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等21个方面的内容。(22)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边区中央局于1941年4月30日作出《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材料，加以熟读。”“一切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23)1941年11月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全部接受边区中央局提出的施政纲领，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指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这届参议会基本上实行了“三三制”，在大会选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都只占1／3。施政纲领中提出的各项内容，在大会后也均得到切实的实施。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有各阶层的代表参加了政权，使政权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各阶层人民把政权视为自己的政权，因而就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的各项政策更加有效地实施，各项建设事业得以胜利发展。当时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精兵简政”一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指示全国各根据地普遍实行。陕甘宁边区从1941年至1942年进行了三次精简，基本上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李鼎铭在一次讲话中要求边区各阶层人民不惜毁家纾难，团结抗日。他支持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赞扬民主政治。他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我在政府是既有职，又有权”，在国内外引起良好的反映。这说明，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的。
　　1946年4月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通过了《三年建设计划》。但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这个计划被迫中断了。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到1939年是休养民力阶段，1940年至1942年是战胜严重困难阶段，1943年以后是生产大发展阶段。1937年以前，由于内战的破坏，生产是下降的。抗战开始后，我党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加之这时国民党还发给我们一部分军饷，又有部分外援资金和物资，使我们有可能减轻人民负担，休养生息。1937年到1939年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1937、1938两年，每年只征粮10000多石，1939年也只征了50000石。这三年生产恢复发展较快，1937年粮食产量为1116381石，到1939年，粮食产量增加到1754285石。人民生活有一初步的改善。
　　1939年冬，国民党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封锁了爱国人士的资助，使边区断绝了外来的财政来源，一切军需民用都要自给自足。从1940年到1942年，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1942年征粮高达20万石，边区经济处于极端严重的困难境地。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面对这种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边区军民发出“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要求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战争”。边区中央局于1940年提出关于经济自给的计划，决定在中央机关、军事机关、边区机关成立领导生产的组织，发展自给经济。12月3日，边区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农业、工业、商业都有了发展，困难得到初步的克服。
　　从1943年起，在整风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全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学和全体人民以更加旺盛的精神，投入伟大的生产战斗，取得更大的成绩，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包括四种经济成分。(1)以农业为主体的私人经济。这在当时边区国民经济中占第一位。粮食产量：1943年为1843274石(细粮)，1944年为2034888石，许多地区实现了耕三余一。棉花产量：1943年为2096995斤，1944年为3044865斤(27个县统计)，实现了大部自给。牛、驴、羊的数量也逐年有所增加。以纺织为主的家庭副业遍布农村。1943年织布9万匹，1944年32万匹。人民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2)公营经济。边区原来几乎没有工业，1938年以前，一切日用工业品几乎统统靠外面转入。公营工业只有小规模的印刷、被服、军需等业，全部职工只有270名左右。1942年公营工厂有62个，1943年公营工厂增加到76个，1944年发展到82个，建立起纺织、被服、造纸、化学、农具、石炭、炼铁、炼油、机器修造、军火制造等工业，日用工业品实现了自给和半自给。职工增加到12000多人，初步形成边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公营商业和以盐业为主的对外贸易也有了相当的发展。(3)合作社经济。它是私人入股集体经营的经济组织，有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等多种形式。1943年全边区有合作社155处，股份约15000千万元(边币)。1944年达634处。(4)私营工商业，也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边区没有官僚资本，也没有大的民族资本家。当时私营工业规模较大的有万合毛织厂、民生纸厂、元华工厂等。这些工厂采取民办公助，由私人创办，私人经营，各方入股，按资取利。1944年，延安市私商473家，资本约10亿元到16亿元之谱。定边小大商号185家，私商就有173家。他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虽然很小，但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上述四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就构成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型。
　　边区经济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十分落后而贫穷的经济地理环境中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边区党认真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方针；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
　　第一，执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边区约有半数地区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半数地区还未进行土改，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西北局于1942年10月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从1942年冬到1943年，发动了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陇东地区庆阳、合水、镇原3个县17个乡在1942年7、8两月统计，共有佃户432户，承租土地2万4千余亩，免去1939年以前欠租405石，退回1942年以前多收租子71石，本年减租282石，合计纯收益达758石。这对一般佃户来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收入。经过减租，不仅削弱了地主经济而且使农民扬眉吐气，更加积极生产。这些未土改的地区，在1947年至1948年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最终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第二，执行了优待移难民开荒垦殖政策。规定移难民开公荒，可取得土地所有权，开私荒三年不交租，不交公粮。抗战期间，边区安置移难民12911户，33172人，增加劳动力8800多人。
　　第三，执行了农贷政策。1943年到1944年前后发放农贷3000万余元，帮助缺乏资金的农户发展了生产。
　　第四，执行了组织起来的政策，提倡发展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以自愿为原则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毛泽东同志号召“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个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24)全边区60万劳动力，约有半数左右参加了常年的或临时劳动互助组织，有效地调剂了劳力畜力不足，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五，执行了奖励劳动英雄的政策，推广了劳动竞赛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全边区涌现出成百成千的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他们起了很重要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在劳动英雄杨朝区、吴满有提出劳动竞赛的倡议后，朱德、贺龙等同志立即指示在部队推广，西北局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推广，从而迅速掀起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村与村之间以至乡与乡之间的劳动竞赛热潮。1943、1945年边区召开了两次劳模大会，对他们给以奖励。毛泽东同志在这两次劳模大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这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第六，执行了改造“二流子”的政策。“二流子”指的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抽大烟、耍赌博这号人。在大生产运动中改造了4500多人。这不但使这些人受到教育成为新人，而且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风尚。
　　第七，在朱德同志提倡下，军队实行了“屯田”政策。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率领下，在南泥湾开荒26万亩，种植粮食、蔬菜、烟草等，创造出“陕北江南”。除吃用自给外，还上缴公粮10000石。在三五九旅榜样的影响下，边区的其他部队也基本上实行了屯田政策，先后出现了槐树庄、大小凤川等屯垦区，其中三八五旅的开荒种地，也很有成绩。
　　第八，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种地、种菜、纺线，为全党做出光辉的榜样。边区各级所有干部直至勤务人员都利用工余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并规定一定上缴任务。大家不畏艰苦，辛勤劳动，不仅解决了一大部分的经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锻炼了干部，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5)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
　　陕甘宁边区由于原来处于旧社会最落后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文化教育也是十分落后的。文盲高达90％以上，除了城镇有少数学校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奇缺，知识分子很少，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高达60％。全边区巫婆神汉多达2000多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总之，旧社会这一地区的文化教育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落后愚昧。
　　抗战以来，边区党委对文化教育是十分重视的。1937年5月，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把文化教育列为六大任务之一。1939年、1941年第一、第二届参议会上，边区党委提出的施政纲领中，都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为重要内容之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更明确地提出，边区今后以生产、教育为两大任务。伴随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
　　边区的文化教育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下面简要说说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小学教育。1937年春，全边区仅有小学校320所，学生5600人。1940年春小学增加到1341所，学生41000人。整风运动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和旧型正规化的倾向，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都有了改革和进步。各地还陆续办起500多所民办学校。各类小学校，适应农村环境和农村特点，教材内容同农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吸收了农民的生动语言，增加了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科学知识。例如，教语文，教写便条；教算术，学珠算和记账；教生产知识，学改良耕作方法，防治病虫害和植棉、养蚕方法等。边区教育厅编了一套新教材，其中有一本新三字经，取代了旧三字经，深受农民的欢迎。教学中不只学文化，还要养成儿童遵守纪律的习惯，提倡讲礼貌、讲卫生、团结友爱、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教育方法也多样化，除了课堂上课外，还采取田头地边上课，轮回到各村上课，到家庭补课，并进行家庭访问，了解儿童情况，家庭情况，说服家长让儿童上学，不让后代当睁眼瞎子。农忙时间放农假，使儿童帮助家庭参加生产，并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对私塾也进行了改造。边区文化落后，私塾占相当数量，陇东分区就有150多处。他们多半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我们促进私塾按照政府的教育方针办，有“旧瓶装新酒”。陇东推广了贾其昌私塾改造的经验，取得很好的效果。
　　小学改革的基本经验是：第一，读书与抗日相结合，教育和政治、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抗战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第二，学校的设置和组织形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贯彻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原则。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学校与群众互相配合。
　　2．中等教育。边区的中等教育，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边区在1937年以前没有一所中等学校。1937年3月成立了延安鲁迅师范，1938年成立了延安边区中学。1940年以后边区中等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
　　学校由两所增至7所，就是：边区师范、边区中学、三边师范、关中师范、鄜县(今富县)师范、米脂中学、陇东中学，另有3所中等专业学校。我任陇东地委书记时，曾兼任陇东中学的校长。毛泽东同志亲自为陇东中学题写了校匾，刘少奇、朱德同志题写了诗词，可见党对学校工作的重视。学校的教学内容既有文化课，也有政治课。政治课中除时事政策内容外，还有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初步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教材主要是社会发展史。这种科学观点，在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中也渗透进去。在教学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偏向，即有些学校不切实际地强调“正规化”，其实是沿用了旧学校的一套办法。有些学校用教条主义方法抽象地讲解政治和社会科学概念。学生学不懂，影响了教学效果。这些偏向，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基本上纠正了。西北局明确规定：中等学校带有干部学校的性质，并在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增设了行政人员训练班(统称地干班)，使边区中等学校与边区建设需要相结合。为此目的，削减了不急需的课程，增强了当时实际需要的课程。同时，确定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原则，在学生的实际活动中培养他们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使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从此，边区中等学校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3．社会教育。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民，是对成年农民(包括失学儿童)不脱产的教育。它是边区国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和发展生产，不但要求办好小学、中学，培养本地知识分子，而且要求农民逐步消灭文盲，破除迷信，讲究卫生，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
　　边区的社会教育，从边区实际出发，采取了多种形式，主要有识字组、读报组、夜校、冬学等。
　　识字组、读报组是最普遍、最受群众欢迎的形式。农民识了字、读了报，眼界大为开阔。当时《边区群众报》办得很好，通俗易懂。报纸就是教材。农民看了报，听了读报，又听了干部的宣传，知道了天下事，懂得了党的政策，学到了当时条件许可下的科学种田。如怎样防治病虫害，怎样种棉花、给棉花打杈，为什么要秋翻地等。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还学到了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改造二流子，讲究卫生、防治疾病等小知识。参加各类识字组、读报组的人数在1944年高达5—6万人。
　　冬学是边区群众创造的有历史传统的一种社会教育方式，从1937年就开始推广。1944年共办了3470所冬学，入学农民达5万人。延安各单位派下去支援办冬学的就有1000多人。
　　夜校也办了很多，一般都是冬办春散，和冬学差不多。教员大都由寒假期间中小学教员和学生担任。
　　4．文艺工作。抗战时期，边区来了许多文化人，组成了一支相当大的文艺队伍。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26)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都是格格不入的。
　　当时正值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改造了一代文化人。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现在也仍是文艺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有些人认为它过时了，是完全不对的。边区文艺工作者经过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一年的整风学习，气象焕然一新。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歌曲、漫画等作品，都和群众的呼吸接近起来。新年以后，鲁迅艺术文学院、西北文工团、中央党校等学校和团体所创作和改编的秧歌舞风行一时，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文艺工作者活动的中心，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宣传部联合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使即将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而召开的。陈云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文艺工作者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关于“特殊”，他说：“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27)刘少奇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从唯物论出发，批评了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他提出：“耳闻不如目见，旁观不如动手。”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向实际学习，在直接改造实际中学习。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同志在最后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实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新方向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他们的讲话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育是很大的。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大批作家、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工厂，走向农村，走向战场，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这是边区新文艺运动的重大发展，也是全国新文艺运动走向新阶段的重要步骤。
　　5．文教大会。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总结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奖励了一批文教战线的模范，明确了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今后文教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今后文教工作的奋斗目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文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文教大会十分重视。早在1944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召集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和边区五个分区的地委书记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阐明了文教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就文化教育与政治、军事、生产的关系作了论述。他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的，同时又是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就要受到阻碍。(28)
　　西北局为了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4月15日，约集边区五个分区的地委书记和延安有关负责同志开座谈会，讨论了边区文教建设问题，并就报纸、教育、卫生、文艺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决定。
　　10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他阐明了文化工作中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要同文盲、迷信、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29)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边区文教工作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正确的方法。
　　这次文教工作者会议以后，各分区也都召开了文教大会。
　　边区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了文教工作者会议的各项决定，进一步团结和教育、改造了原有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加强了新旧知识分子、新旧艺人、新旧医生的团结，使大家都转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转到科学态度上来，转到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上来，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并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网络。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全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六、边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是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建立和发展起来。经过抗日战争，边区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逐渐趋向成熟。总结边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党的建设应当着重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首位。
　　毛泽东同志早在1929年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这一党的建设的方针，强调党的建设应当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不放松组织上的建设)，要把党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之所以有较好的成就，就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一正确的建党方针。
　　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前进与后退，是同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区党组织创建以来，经历了无数次严峻的考验，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毛泽东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0)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正是边区党从土地革命过渡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头。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但党员的政治水平不高。党虽有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但他们还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政治思想水平不高，政策观念不强。抗日战争以后，边区党曾着重地提出要提高党内马列主义水平，加强党的政策的教育，以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边区党的队伍基本上是纯洁的，但是，由于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还严重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健全、步调不一致等问题。为着能够担负起领导边区军民进行抗战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就必须认真地整顿一番。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党内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要求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的，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入党。为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西北局首先抓了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教育。实践证明、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前提。只有干部思想有了进步，工作的进步才有可能。边区的工作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成就，就是因为边区党的干部经过学习和整风运动而改造了思想。
　　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延安整风运动时说：我们党经过抗日时期的整风，清算了王明、李立三的错误，“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31)边区党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有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边区才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以巩固和发展，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以及文化教育诸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就，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型。由此可见，是否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首位，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和发展前途。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党员、干部，以提高全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二)党的建设必须服从于党的总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18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联系着的。”(32)毛主席这一政治建党的理论，是边区党的建设的科学依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边区党组织和全党一样，主要的活动是阶级斗争。那时，党的总路线是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抗日战争时期，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总路线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抗战时期党的这一总路线的确立，促使了边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引出了党的许多政策和策略及活动方式的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这首先是停止对国民党的敌对行动，调整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其次是在边区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一面和平共处，一面防备顽固派的摩擦进攻。三是领导边区军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积极投入抗日斗争。边区党的建设的实践证明，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建设的首要内容。只有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党的组织建设才能巩固和发展；而只有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建设，才能正确地处理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而党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斗争的勇士。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同王明投降主义斗争中，进一步强调和明确了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对革命的领导权。王明的投降主义理论，认为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必须“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把我们党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企图以消极的让步来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这种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投降主义。当时，王明的投降主义也曾渗透到边区党内，一时造成了某些混乱。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后，边区党坚决执行“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来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点，是将革命不断引向胜利的关键。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党的建设就会走偏方向，犯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着重地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总路线的又一次大转折。我们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积极投身于改革，切实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才能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出贡献。
　　(三)党的建设必须使党的领导机关成为集中全党意志，带领广大党员进行斗争的核心。
　　边区党的斗争实践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身的改造和提高，尤其是要注意如下的基本要求。
　　1．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的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33)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党内生活和群众关系上的表现，党必须善于把党的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党要求自己的党员，保持无产阶级的旺盛的革命精神，这就必须经常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缺点和错误，不断获得新的进步。陕甘宁边区党在整风运动中的经验证明：党的三大作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如果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不可能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就不可能有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如果没有为广大群众利益忘我牺牲的精神，就不可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取得了政权，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党伟大目标的神圣使命，保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尤其重要。在抗日战争的岁月，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尤其值得继承和发扬。现在，我们党内有些干部存在着个人第一，贪图享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以党谋私，大搞歪门邪道等不正之风。我们必须以延安整风精神，坚决果断地批判和纠正不正之风，使我们党保持无产阶级纯洁性，保持崇高的威望，领导人民不断前进。
　　2．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增强党的纪律，使党更加有力量，就必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边区党的历史上曾经有由于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带来灾难的沉痛教训，全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深刻教训。我们要牢记这种教训，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
　　3．增强党的团结，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边区党依靠高度的党性原则和自我牺牲精神，保持了党的领导人员之间、上下级组织之间、新老干部之间、新老党员之间的团结，保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对待这些矛盾，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来解决，决不是草率从事、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边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动用毛泽东同志“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同王明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鲜明对照。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必须在原则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完成党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是当时全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织部分。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开创的伟业，已作为中国革命的精华部分而永垂史册。西北工作的同志必须牢记毛泽东同志给边区人民的题词：“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附录：
　　陕甘宁区边党组织的概况
　　(一)抗战时期边区党领导机构的组织沿革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发展，陕甘宁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发生了变化。1935年冬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将原来的陕甘晋省委撤销，成立了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同时，在关中、神府、三边、伊盟等地区设立了特委和工委。1936年夏，红军西征期间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委。1936年冬西安事变后，重建了地下的中共陕西省委。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后，1937年5月陕甘宁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选举产生了特区党委(9月改称陕甘宁边区党委)。边(特)区党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先后将陕北、陕甘、陕甘宁省委撤销，各地党组织统一由边区党委领导。边区党委下设地区党委，以后又称分委。陕北分设为两个地区党委，一个是西地区分委，辖靖边、志丹、安定、安塞、蟠龙(区)、甘泉、鄜县等县(区)委。另一个是东地区分委，辖清涧、绥德、固临、延长、延川等县委。1937年冬将这两个分区党委撤销，所属各县委直归边区党委领导。陕甘宁分区党委，辖定边、盐池、赤安、环县、曲子、华池、固北等县委。1938年春，将陕甘宁分区党委分设为庆环分区党委和三边分区党委。庆环分区党委辖环县、曲子、华池、固北等县委。三边分区党委辖定边、安边、盐池等县委。关中分区党委辖淳耀、新正、赤水、新宁等县委。1938年春成立了绥德警备区特委(后改称地委)，辖绥德、米脂、清涧、葭县(现佳县)、吴堡等县委。1938年7月间，将庆环分委与陇东特委合并，改名为陇东地委，除原属环县等四县委外，增辖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委。1940年10月，中央把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中央决定将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西北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后，西北局下属五个地委，即关中地委、绥德地委、三边地委、延属地委、陇东地委。当时的陕西地下党工作归关中地委管，甘肃地下党工作归陇东地委管，宁夏地下党工作归三边地委管。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边区所辖区域有所变化，党的组织有时也有变化。以1941年春为例。这时，边区各县都成立了县委，基层组织已遍布边区广大乡镇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54000多名党员。此时，边区中央局领导下的地方党组织是：
　　直属县委：延安县委、延长县委、延川县委、固临县委、甘泉县委、鄜县县委、安塞县委、保安县委、安定县委、靖边县委、延安市委
　　关中分委：赤水县委、淳耀县委、新正县委、新宁县委
　　三边分委：定边县委、盐池县委
　　陇东分委：庆阳县委、镇原县委、合水县委、环县县委、华池县委、曲子县委、固原工委
　　绥德分委：绥德县委、米脂县委、吴堡县委、葭县县委、清涧县委
　　神府分委
　　洛川特委
　　伊盟工委
　　(二)抗战八年中边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发展变化
　　1937年5月边区党委成立时，原陕北省各县共有60个区委、325个支部(包括61个机关支部)，党员13679人。原陕甘省各县共有19个支部，党员844人，原陕甘宁省各县共有党员2900人。神府地区各县共有64个支部，党员3000上百人。关中地区各县共有19个支部，党员1866人。到1937年9月，边区共有156个区委，585个支部，32418名党员(1937年5月、10月统计)。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正要开始时，延属各县共有79个区委，503个支部，党员21566人。陇东地区各县共有34个区委，231个支部，党员5844人。绥德地区各县共有48个区委，275个支部，党员7802人。关中地区各县共有20个区委，68个支部，党员3976人。神府地区各县共有六个区委，81个支部，党员2594人。三边地区各县共有14个区委，68个支部，党员1846人。以上总计，共有200个区委，1789个支部，43268名党员。加上边区一级(机关、学校)党员2599人和军队中党员8597人，此时，边区共有党员54824人(西北局组织部1941年10月统计)。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绥德地区各县共有党员10514人(其中男9915人，女599人)。关中地区各县共有党员3131人(其中男2994人，女137人)，延属地区各县共有党员16628人(其中男14666人，女1962人)。陇东地区各县共有党员5051人(其中男4951人，女100人)。三边地区各县共有党员4021人(其中男3934人，女87人)。边区一级(机关、学校)共有党员2850人(其中男2334人，女516人)。以上不包括军队中的党员，边区地方党员总计42195人。其中男38794人，女3401人(西北局组织部1945年3月统计)。
　　关于边区党员成分、文化程度、年龄、党龄等，1945年春的情况是，在42115名党员中，就出身成份而论：工人952人，雇农2598人，贫农26632人，中农7563人，富裕中农77人，富农785人，地主466人，商人313人，资产阶级39人，小资产阶级373人，其他320人，不清2077人。就文化程度而论：留学外国24人，大学30031人，高中581人，初中1563人，高小1842人，初小2686人，稍识字6196人，文盲23781人，不清5192人。就年龄而论；25岁以下4209人，25岁至45岁28026人。46岁以上4747人，不清5213人。就党龄而论：1927年以前入党的4003人，”28年至1936年入党的14652人，1937年至194年入党的19838人，不清7302人。
　　*这是马文瑞同志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的系统回顾与总结。
　　注释
　　①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领导陕西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陕西省委候补委员、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军委主席、中共西北工委委员、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35年10月初劳山战役后，在错误肃反中与习仲勋等被捕关押。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于11月7日获释，任中革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
　　②谢子长(1896～1935)，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陕西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后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等职。
　　③④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151页。
　　⑤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是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⑥郭洪涛(1911～2003)，陕西米脂人。曾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陕北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山东省委书记，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计委、经委副主任，是中顾委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1页。
　　⑧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反袁斗争。1917年参加陕西靖国军任左翼第五游击支队司令，率部与陈树藩、阎相文等军阀部队作战，因部队伤亡过大，遂拉往陕北。驻榆林时，经杜斌丞介绍与魏野畴相识，开始与中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杨将遭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安插在自己的部队。后接受蒋介石改编，助蒋打败冯玉祥的刘汝明部，被任命为讨逆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任高级参议。1935年被免除省主席职务，仍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1936年12月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赴欧、美考察归来途经香港，即遭特务扣押，1949年9月6日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杀害。
　　⑨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二团代政委。1933年秋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5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持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通过杜斌丞与杨虎城等谈判，达成协议。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军特派员，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部长、关中地委书记。1946年组织李先念、郑位三等中原突围领导同志由陕南回延安，后任中共豫鄂陕边区委书记，豫鄂陕军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西北野战军第十九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宁夏区委、甘肃省委、新疆区委第一书记、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⑩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
　　(11)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2页。
　　(12)参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26页。
　　(13)毛泽东：《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10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96页。
　　(14)特区，指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苏区。将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是中共中央1937年2月10日在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作的四项保证中提出的。
　　(15)《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14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17)参见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6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6、157页。
　　(19)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5页。
　　(20)(23)参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51～53、7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742、743页。
　　(22)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94页。
　　(24)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8、932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706、707、70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27)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1943年3月10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273～274页。
　　(28)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01—502页。
　　(29)(30)(33)《毛泽东选集》第3卷《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11—1013、1094、1093—109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07页。
　　(32)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