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14日)
　　关于文艺，我是门外汉，没有多少话说，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读者)谈点个人见解，供文艺家们参考。
　　去年秋季，文艺界为一位从事文艺工作60年的同志举行纪念活动。因为我与这位同志在早年就相识，所以中国作家协会特邀我出席。我因故不能到会，便特意写了一封短信表示祝贺。我在信的末尾谈了一点希望，就是强调我们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沿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健康发展。如果要我发表意见，这就是我的文艺观。
　　回顾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50年来的历程，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卓越成就。据我所知，无论是戏曲、歌舞、话剧、曲艺，还是电影、电视、文学、绘画，都有不少好作品，甚至是传世佳作。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以完全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的崭新面貌树立起了自己独具风采的形象。这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并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史册。现在的问题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与之相适应的文艺工作，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讲话》精神，还要不要继续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还要不要继续提倡文艺家深入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了解自己的服务对象、熟悉他们的劳动创造及喜怒哀乐?我认为这是新时期文艺工作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文艺工作势必会迷失方向，滑入歧途。
　　历史的经验总会给人以新的启迪。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革命文艺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为文化战线上唤起民众、团结民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针对解放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开会，亲自提出“问题”，又在大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历史文献，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澄清了文艺界当时存在的种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雄辩和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重大原则问题，起到了指点迷津、震聋发聩的作用，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着西方世界的挑战，我们要迎接新技术革命，我们要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同样是关系到民族前途的紧要历史关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同样肩负着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为文艺工作制定的方针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与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讲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我们新时期的文艺，仍然应当首先起到团结人民、引导人民、歌颂人民、抨击腐败行为和一切丑恶现象的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像当年延安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那样，自觉地肩负时代赋予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原则，坚持文艺工作的“二为”方针，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那么，我们文艺工作的现状如何呢?我看是成绩不小，问题也不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以长篇小说来讲，我看连续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出的获奖作品多数都是比较好的。周克芹同志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萧克的《浴血罗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都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好评。这些作品，对于歌颂人民群众的美好道德，揭露和抨击落后守旧及腐败现象，形象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电影创作方面，我看这一时期成就较大的要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例如《西安事变》、《大决战》、《风雨下钟山》、《周恩来》等，故事生动，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渴望》，也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反映了现实矛盾，也歌颂了我们中华民族真诚善良的传统美德。
　　但是，也应当看到，近些年来，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有这样一些文艺家，由于放松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和自身的思想改造，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追求所谓“个性解放”和“人性复活”，不负责任地编造了一些思想格调不高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它们也反映生活，但反映的不是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往往是某些个人小圈子里的逸闻轶事；它们也抒发感情，但抒发的不是工人、农民、战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劳动创造、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而往往是某些有闲者或小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情小调；它们也刻画心理、塑造典型，但总是喜好刻画、塑造一些利己主义者、财迷、色情女性、堕落者，且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往往又态度暧昧，甚至还暗示着某种同情。更为严重的是，创作这一类“远离政治”、“力求写真”的灰色作品，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成为某些人衡量一个文艺家是否跳出“清规戒律”的标尺。这样的创作风气，其危害万万不可轻视。
　　我们还有一些文艺家，他们没有能够经受住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大潮的考验，在金钱及财物的诱惑之下，乱了方寸，结果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坑。他们写书、拍电影、拍电视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可赚，什么亏心的事也愿意干。不该写的他写，不该拍的他拍，不该歌颂的他歌颂，不该暴露的他歪曲事实也要去暴露。一句话，只要有钱，不惜降低品格、出卖灵魂。于是鱼目混珠，泥沙泛起，乌七八糟的所谓文艺作品充斥文化市场，粗俗之作、趣味低下之作随处可见。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我们还有这样一些文艺家，他们也想为人民服务，也情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他们又整天把自己关在大都市的单元楼里，冬天围着暖气，夏天开着冷气，搜肠刮肚，闭门造车。由于脱离了生活实际，也就中断了创作的源泉。既不熟悉工农，也不了解战士，偏又要去写他们、演他们，结果只能是画虎不似反成犬。或者生搬硬套，毫无生气；要不然就像毛泽东同志讲的“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到头来还是好心办了坏事，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工作，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要求，必须加以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也有必要在思想上来一番清理。前两年，我们曾经在文化市场上开展过“扫黄”工作，收到了较大成效，但终究是治标的工作，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是要在我们文艺家中正风、正气、正方向，也就是要大力提倡发扬延安文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我们新时期文艺的主旋律回归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正确方向上来。要像当年那样，把一切正直的、有良知的、有爱国思想的文艺家们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点燃起来，投身于创造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新文艺，使得我们的每一件精神产品，都不光具有娱悦观众(读者)的美感作用，同时有利于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无私奉献，有利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人际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弘扬正气、抨击歪风邪气。只有这样的作品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形成健康的主流，才能抵制一切“灰色”、“黄色”、“黑色”的东西，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我们的时代呼唤有党性、有良知、有远大志向的文艺家，呼唤具有美好灵魂的文艺作品；以鼓舞广大人民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而团结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