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日)
　　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同志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从1928年起，我就和马明方同志在一起工作，在革命的征途上，我们一起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他的过早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损失。有人说马明方同志是病死的，其实他是被林彪、“四人帮”①一伙害死的。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早在1967年，就把马明方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发表“打倒马明方”的长篇文章，极尽诬蔑陷害之能事。随后，又把他送到北京关押起来。林彪的一个死党亲任专案组长。他们私立公堂，刑讯逼供，硬要他承认是“叛徒”，遭到他的严正驳斥。在被关押期间，他用拣来的一些破纸，偷偷地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多次控告信，诉述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信件根本不可能送到毛主席、周总理手里。我后来看到一点残稿，是他的大女儿冒着极大的危险，背着看守人员从明方同志那里拿出来的。从这几片血泪斑斑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遭受了多么残酷的迫害，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他在信中说，在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先是进行了10天“车轮战”，一日三审，不准休息，把他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折磨得赢弱不堪。随后又进行了20多天的所谓“清醒头脑”，施用各种刑法，大搞逼、供、信，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严重摧残。面对这伙暴徒，马明方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承认自己是“叛徒”。在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面前，这伙暴徒气急败坏，更加残暴地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到最后，他已被折磨得几乎不能行动了。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怀着极大的信任，坚信毛主席一定会拯救他。1973年，由于身残病重，他被送到医院“关押治疗”。起先不让家属探望，病重时不让家属护理，病危时又不采取抢救措施。在他病情垂危时，才允许家属到医院去探望。明方同志对他的爱人和孩子反复讲：“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忠心耿耿、革命一生的马明方同志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害死了!必须指出，残酷迫害马明方同志的，还有那个自命一贯正确的，其实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的“迫害专家”。此人在1968年6月1日听取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汇报时就说：“这个案子是叛变自首，不同一般，有很大罪恶，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下来，有计划地搞内奸”，“马明方、方志纯②、张子意③是首恶分子”，“不要因为敌人向我们斗争就动摇了我们的观点，要有决心，有耐心，有信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马明方同志被关押残害7年之久。
　　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就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在新疆监狱中的我方全体人员。经周恩来同志多次交涉和斗争，国民党才被迫释放这些同志。在马明方同志被林彪、“四人帮”关押期间，周总理多次指出：新疆出狱的同志无问题，并把证明马明方等同志无问题的材料交给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但他们却置之不理，继续对马明方同志进行迫害。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周总理又指示：迅速给马明方同志复查平反。但“四人帮”横加阻挠，直至1975年5月才作出平反结论。经毛主席批发各地后，“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仍然扣压不发，不准传达，不予平反。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许多冤案、假案得到平反昭雪。明方同志，你的冤案也必须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任何人都是阻挡不了的。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贡献。他出身贫农，上过几年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他受党的委派，到西安做军事工作。1927年秋回到陕北，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陕北省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明方同志回到陕北那年，正值大革命已经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党处于严重困难时刻。在艰难的岁月里，明方同志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胆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任团绥德县委书记，明方同志任党的北区区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农村，秘密联络同志，进行群众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很快恢复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1928年、1929年陕北连年大旱，饥民成群结队四出逃荒，绥德县委曾组织上万农民进城同地主豪绅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我在城内负责指挥，明方同志在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进城。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使陕北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1年冬，明方同志调陕北特委工作，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党的组织更加发展了，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逐步建立起来的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带领群众展开了抗捐、抗税、抗债和打土豪、分田地等斗争。1933年6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并划分了安定、延川、神府、绥清、佳吴等几个游击区。马明方同志亲自起草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这次会议，是陕北党组织从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一般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派特委委员分赴各游击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我当时被派往神府，明方同志去安定一带整顿第一游击支队。在刘志丹④同志为首的红军第26军的支持和配合下，陕北游击队迅速扩大。1934年，陕北各地游击队由谢子长⑤同志任总指挥。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游击战争有了迅猛发展。陕北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1935年，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西北军委主席，马明方同志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5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扩大到二十多个县，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一片。这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同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此，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马明方同志对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理所当然地要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抹是抹不掉的。
　　1941年，马明方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路经新疆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⑥软禁。1943年4月3日被捕入狱。马明方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据同时被捕的同志讲，明方同志被捕时，愤怒地质问：“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未说完，就被国民党暴徒拳打脚踢，五花大绑，推上囚车。入狱之后，他积极同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结成一个战斗的整体。当时狱中的主要领导人有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明方同志同他们都取得了联系。他接到秘密传来的报纸后，及时写纸条传出：“这是精神食粮，要珍惜报纸，坚持下去。”他收到林基路⑦同志写词、陈谷音同志谱曲的《囚徒歌》后，传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的纸条。他发现个别人叛变时，又传出“有臭鱼，注意”，并组织大家同“臭鱼”作斗争，将“臭鱼”挤走。敌人曾提出要狱中同志填写“志愿回家，不跟共产党走”的表格作为释放条件时，明方同志当着敌人，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敌人审讯他时，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挑动内战”。他痛斥敌人：“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是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当即遭到敌人的毒打，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敌人的痛斥和揭露。1944年、1945年，狱中全体同志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每次都坚持7天7夜。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将饭碗打掉；敌人边打边问：“你吃不吃?”他坚定地答道：“不吃!就是不吃!”敌人要给他灌辣椒水，他翻滚身子，使敌人无法灌进。大家团结一致，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1945年“双十协定”⑧公布后，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交涉和斗争，1946年6月，敌人被迫将新疆监狱的全体同志释放回延安。当时朱总司令、林伯渠⑨等同志亲自到七里铺迎接，毛主席设宴举杯祝贺出狱同志胜利归来。《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的文章，其中有“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的评语。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要把马明方等同志打成“叛徒”，更加暴露了他们打击诬陷革命老干部的丑恶嘴脸。
　　马明方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陕北土地革命时期，尽管那时陕北和中央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南方的游击战争对陕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那时都知道，毛泽东、朱德、贺龙⑩、彭德怀(11)等同志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也看过一些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陕北革命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的结果。王明路线(12)传到陕北时，明方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反对制造红、白区对立等过左政策；他反对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梢林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逮捕刘志丹等同志。在王明路线危害革命的紧要时刻，毛主席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的党、陕北的革命。因此他对毛主席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解放以后，他在担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从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13)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50年，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写了《两种立场、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文章，批判了那种在土改中不深入发动群众的错误倾向，对于关中、陕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中央财贸部和东北局工作期间，同样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极力提倡加强经济核算，发扬“一厘钱”精神；反复宣传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政治工作上柜台，反对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财贸队伍中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四清”(14)运动中，坚持毛主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基本估计，反对把农村干部说得漆黑一团。他在营口县官屯公社给宋任穷(15)同志一封信上写道：“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的意见。宋任穷同志当即批转各地执行。林彪、“四人帮”一伙攻击诬蔑马明方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的人。他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同志总是赤诚相待，推心置腹；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总是苦口婆心，耐心帮助，从不歧视排斥；对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则深恶痛绝。他的这些优点，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是熟知的。人们还记得老舍写的《西望长安》中的那个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吧。195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其中说到李万铭伪造的证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应看出来，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明方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的优秀品质，深表敬佩。
　　马明方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他平常不多讲话，在会上讲话、作报告也不很流利，有时还磕磕巴巴，但他是一个讲求实际，肯动脑筋，勤奋学习的人。他的许多重要报告和文章，都是他事先找干部、找群众调查研究，形成思想观点，然后亲自起草；或口授大意，由别人写出草稿，再经他亲自修改而成的。他在工作中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他的这种优良作风，给予同志们的印象是很深的。
　　当然，马明方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缺点，但他从不文过饰非，讳疾忌医。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林彪、“四人帮”一伙苍蝇在他身边嗡嗡叫了一大阵，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一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像马明方这样的优秀老党员，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的迫害而得不到保护呢?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律遭到严重的破坏。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的准则。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窃据的权力，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残害革命干部和人民。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给这些干部随意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辩解和说明，更不允许对他们的卑劣行径提出任何疑义。如有申明，如有反抗，就说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翻案，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迫害。他们无视党纪国法，随意点名，随意抓人，私立公堂，严刑逼供，刑法之多之残酷，牵连人数之多，不仅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我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他们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加以歪曲、篡改，当做法律，把他们自己的话当做法令，强令句句照办。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大搞法西斯专政。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以“左”派自居，大肆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欺骗了不少人，坑害了不少人。他们的这一切罪恶活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所以能够钻到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核心，他们的罪恶活动之所以长期没有受到阻止和法律制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少了。加之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法律不完备，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这就给篡党乱国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这个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的迫切愿望，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马明方同志在生前就一贯主张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此奋斗了一生。现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到来了，举国上下正在团结一致，一心一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明方同志，你安息吧，你的遗愿一定要实现，你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悼念马明方同志撰写的署名文章。原载197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战士终竟是战士”，收入《马文瑞文选1》时，改用现标题。
　　①指以林彪为首，成员包括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林立果和以江青为首，成员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的两个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
　　②方志纯(1905～1993)，江西弋阳人。1924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赣东北省委书记。闽浙皖赣省委书记、闽赣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赴苏联学习、治病，1941年初同马明方等回国路经新疆，被盛世才拘捕入狱。经中共中央营救，1946年获释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省长、省长等职。是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③张子意(1904～1981)，湖南醴陵人。1925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副书记。1938年初赴苏联休养、学习。1941年初同马明方、方志纯等回国途经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阻挠滞留，1942年9月被捕入狱，为狱中中共秘密组织总负责人。经中共中央营救，1946年获释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代书记，晋绥军区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常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④参见本册代序言《缅怀毛泽东主席》注释②。
　　⑤谢子长(1896～1935)，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陕西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后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政委等职。
　　⑥盛世才(1892～1970)，奉天(今辽宁)开源人。1933年任新疆边防督办。为割地自保，一度亲苏反帝，愿与中共合作抗日，并同意在新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多方要求派更多的中共党员来疆工作。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蒋介石，疯狂反苏反共，被蒋介石委任为新疆省主席，先后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主要领导人和在新疆工作以及由苏联途经新疆回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投入监狱，并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等。
　　⑦林基路(1916～1943)，广东台山人。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被派往新疆开展对盛世才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局氏、库车县县长，政绩卓著，深受各族群众爱戴。1942年9月被盛世才软禁，翌年2月被投入监狱，9月27日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被秘密杀害。
　　⑧“双十协定”即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
　　⑨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湖南醴陵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被选为国民党一、二届中央执委，二届常务委员，任农民部长。1928年赴苏联学习、任教，1932年间国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从1937年冬到1948年，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七届、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⑩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湘鄂西红四军军民、红二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1)参见本册《应当重新考虑1959年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注释①。
　　(12)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1974)，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长江局书记，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20世纪60年代后沦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13)“三大改造”指1956年基本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4)“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5月先后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虽然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错误地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5)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人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1977年后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十一(三中全会增选)、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政协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