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
　　今年3月4日，是张德生同志逝世14周年。我们深切怀念这位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和德生同志相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后来我们多次在一起共事，对他的为人、处事是熟悉的。德生同志1926年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人中国共产党。他是我们党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和出色的组织工作者，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野战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解放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5年，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1年，在西北特别是在陕西工作中是有功绩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德生同志都曾有过评价，说：“德生同志是个好同志，老实人”；以张德生同志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是个“守法户”。这些评价，准确地反映了德生同志的优秀品德，对于以德生同志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是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①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为了篡党夺权，否定陕西党组织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否定陕西解放后17年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使陕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受其害。特别是党的大批领导干部，不仅活着的遭到残酷打击，死了的有的也被“鞭尸示众”、“掘墓扬灰”。他们给已经逝世的张德生同志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和省委其他几位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把以德生同志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抹得一团漆黑，把他的亲属扫地出门，百般折磨，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或开除“党籍”，或关进“牛棚”，或长期下放、控制使用，有的竟被活活逼死。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的确是有理难辩，有冤难申。只有在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之后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重新纪念德生同志，并为德生同志本人和陕西的党组织平反昭雪，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按实际情况办事
　　凡是熟悉德生同志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一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指导工作，不凭主观想象，注重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方针政策。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之前，陕西地下党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曾经多次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党派德生同志到西安，在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②同志的领导下，和贾拓夫③、欧阳钦④、李一氓⑤、潘自力⑥汪锋⑦、赵伯平⑧等同志一起，坚决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清算了“左”倾路线在陕西白区工作中的影响，恢复和重建了本来群众基础很好的陕西地下党的组织。他从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白区工作规律，提出一系列开展地下工作的斗争策略和方法。1940年夏，德生同志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陕西地下工作，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要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⑨的十六字方针。德生同志与当时省委的其他同志，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方针，保存、发展、壮大了陕西地下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陕西地下党的组织有许多显著的特点：党员多，力量强，活动面广，斗争策略灵活。它把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号称“小边区”的革命据点。在敌人的统治区域里，发展了一支又一支秘密武装力量。很多地下党员深入虎穴，长期埋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组织和策动过多次兵变和起义。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先后护送李先念和郑位三、陈少敏⑩等领导同志，安全出入敌占区，顺利到达目的地。
　　历史不容歪曲，谎言必须戳穿。早在1943年，已窃据高位的康生(11)，就诬蔑陕西地下党是“假党”、“红旗党”，陕西省委是“托派省委”。“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康生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沆瀣一气，诬蔑陕西地下党是“叛徒党”、“土匪党”、“第二国民党”，把不少在地下斗争中作过重要贡献的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土匪头子”，以至关进监牢，横加凌辱，整病、整残、整死。这个大冤案，现在已经翻了过来。1978年7月，李先念同志在中央讨论陕西工作的会议上明确指出：“陕西的地下党是个好党，我在中原突围时因身体不好，从陕南化装到陕北，是陕西地下党的同志护送过去的，我感到同在解放区差不多，很安全，很放心。”这是党中央对陕西地下党作出的公正结论。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德生同志为首的陕西省委，对工农业生产的指挥，不是随风倒，而是力求从实际出发。1956年德生同志说过，陕西的工业布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工业和生活服务行业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赏和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肯定。1958年，德生同志对盛行一时的“五风”(12)是有所抵制的。当时有人说陕西“右倾保守”，是个“黑锅底”。事实上，陕西出的问题比较少，在3年困难时期，还调出粮食支援外省。1959年以后，以德生同志为首的陕西省委，针对工农业方面存在的“两长两短”(工业腿长，农业腿短，机械工业腿长，原材料工业和轻工业腿短)的状况，提出“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的口号和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措施。1962年，在渡过了暂时困难之后，陕西省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采取断然措施，把那些产供销问题无法解决的工矿企业，坚决“下马”，减轻了农民负担，保证了骨干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在农业内部，根据陕西的自然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确定：陕北地区，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林业和畜牧业；陕南山区，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山货土特产；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要建设成为商品粮棉基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把这些正确的观点和措施，加以歪曲，诬蔑为“下马风”和“够吃论”，对张德生等同志大加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彻底澄清。
　　“四清”(13)运动前后，又是那个康生，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前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民主革命，挥舞“土改、镇反不彻底”的两根大棒，打击陕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陕西省委也是有抵制的。在1963年10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针锋相对地提出：“陕西绝大部分地区民主革命是比较彻底的，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的。”可是，有些人坚持极左路线，鼓吹“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所谓民主革命补课，把大批革命干部和劳动人民推向敌人营垒，乱抓、乱抄、乱关、乱斗，甚至草菅人命，搞乱了阶级阵线，至今还有很大的后遗症。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四清”和“清队”(14)中补划的地主、富农和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基本上是错的，最近省委已经采取有力措施对错案作了坚决纠正。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
　　德生同志作风朴实、办事公正稳当。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却攻击德生同志是“四平八稳”。其实德生同志的稳，是有点不是缺点。由于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他能够正确执行政策，严格遵守纪律，持身严谨，办事一丝不苟。正像德生同志经常说的：“要按政策办事，按党章办事，按实际情况办事。”
　　解放初期，德生同志主持甘肃省委工作期间，面临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提出慎重稳进的方针。他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批评了那种认为“甘肃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错误观点，坚定地及时地进行了平叛(15)、土改(16)、镇反(17)等民主改革；另一方面，又从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稳妥的步骤和灵活的策略，既注意放于发动广大群众，又注意团结各民族上层人士，在保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胜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当时有一些反革命分子，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沾亲带故，处理这些人阻力很大。德生同志坚持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原则，对于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亲自向上层人士做工作，宣传政策，晓之以理，指明利害，使他们接受了党的政策。
　　1954年，德生同志调到陕西工作，正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陕西的“三大改造”进行得比较早，也比较积极稳妥，没有发生大的波动。有人为了给德生同志罗织罪名，竟然抓住一度收缩合作社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1955年，陕西省只收缩了500多个合作社，仅占当时全国收缩总数的2.5‰，而且这种收缩是必要的。“三大改造”基本实现的第一年，即1956年，陕西农业生产获得空前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08.7亿斤，比1955年增长20%；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26%。这说明“三大改造”是有成效的。多年来，陕西人民把张德生同志主持陕西工作的1956年誉为陕西的“黄金时代”。近十几年来，陕西工作上不去，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他们把党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政策、好作风破坏了。有人企图把陕西工作上不去的责任推给张德生同志主持的省委，这是嫁祸于人，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早在地下工作时期，德生同志就养成了保守党的机密，“滴水不漏”的习惯。为了保证地下通信联络的隐蔽，他曾协助有关同志规定了许多技术性的方法，即使被查获，敌人也无法辨认。他的爱人王文同志，虽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也从不在他那里看文件。干部到德生同志那里汇报请示工作，家属子女就自觉回避。他经常叮咛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待党的机密要慎之又慎。
　　德生同志对待党的事业，认真负责，心细如发。凡是和德生同志共过事的，每忆及此，都赞不绝口。在地下工作时，有个同志提出“外黑内红”的口号，德生同志改为“外灰内红”。一字之改，含意完全不同。解放后，凡是省委发出的重要文件，他都要反复审阅修改。他经常提醒机关工作人员：文件要力求准确，不能给人留下误解和歪曲的空隙，一句话说得不准，就会影响全省工作。
　　德生同志一贯坚持按制度办事，反对徇私情、走后门。有一年，他的一个亲戚要求到西安当临时工，德生同志认为不合规定，婉言谢绝。他的司机的孩子中技毕业后，要求留在西安工作。德生同志亲切地对这位司机说，你在我这里工作，要求要更严些，硬是说服他把孩子送到了陕北。这些优良的作风，对于陕西的干部有着深刻的影响。
　　团结大多数
　　德生同志长期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是党委“一班人”的好“班长”。他原则性强，作风正派，从不背后议论别人，有意见摆在桌面上谈，不打“肚皮官司”。他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说了算，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在省委的各种会议上，他总是反复启发大家畅所欲言，甚至逐人征求意见。哪怕只是对一件事、一句话有意见，他都要细心听取和认真研究。1961年6月，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他针对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批判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和把对党负责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只强调集中，强调纪律，强调统一意志，忽视民主，忽视自由，忽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倾向，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调动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在干部问题上，德生同志搞五湖四海，知人善任，不搞“圈圈”、“摊摊”。陕西的领导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陕北老区的，有关中、陕南从事地下工作的，有从晋绥和晋冀鲁豫来的，有从华东支援大西北来的。德生同志都能一视同仁，坚持执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他善于正确处理新老干部、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白区干部和根据地干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之间的关系，从不厚此薄彼。1960年，德生同志主动向中央请求给陕西调一批外地干部，恳切地说：我们这些人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对新鲜事物就不那么敏锐，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不容易觉察，调进一批外地干部，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德生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诬蔑德生等同志搞什么“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完全是无稽之淡。
　　德生同志十分爱护干部。工作中出了问题，不向下面推卸责任，也不轻易点名责备。他不主张在事后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许多同志说，在德生同志领导下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他发现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就及早打招呼，敲警钟，防微杜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德生同志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对犯错误干部作结论，一贯主张留有余地，多次指示组织部门，“给干部作结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宁可九十九，不要一百一”，“结论作得高了，不容易降下来，即使降下来也会伤感情”。有些领导干部的重要结论，德生同志亲自起草、亲自征求本人意见。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康生又企图把全国著名的老作家柯仲平(18)同志未发表的《西北革命史诗》打成“反党长诗”，德生同志作了很大的努力，坚决加以保护。在“四清”运动中，有人企图把长期做地下工作的两位同志打成“特务”，德生同志在病床上一再说这两个同志“是好人”。有人把这种正确的态度和做法说成是什么“好人主义”、“君子党”，这完全是颠倒是非。
　　德生同志不但善于团结党内的各方面干部，而且善于团结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以切实的贯彻。邓宝珊(19)先生曾有感触地说：德生书记有水平、有魄力，他的魄力表现为柔能克刚，从不锋芒外露。
　　德生同志所以能够团结大多数，同他严以律己的作风是分不开的。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经常进行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例如，1963年他就中共陕西省委特别是他本人在固步自封方面的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检查。对“一平二调”，剥夺农民的错误，也作过公开检查。对于在反右倾斗争中批错了的同志，除在大会上公开检讨以外，还多次向本人赔情道歉。他曾十分内疚地对一位同志说：“1959年把你搞错了，是我拍板的。我有很大责任，这是我一生很不愉快的事，我当面向你赔情道歉。”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对八届十全会以后错批判过的几个同志的事深感不安。相反，对于反对过他反对错了的同志，从不计较。有一位同志，对他提过比较尖刻的错误意见，不好意思见他。他知道以后，主动请这位同志吃饭，并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同志的工作问题。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德生同志的一种高尚品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这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功归于己、过归于人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1930年被捕入狱期间，他坚强刚毅，沉着冷静，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经杜斌丞(20)先生营救出狱之后，他先后在甘宁青特委和汉中特委，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德生同志参加了红军一、四方面军的长征先遣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沿途的地理民情，特别是介绍了腊子口天险的情况。此后，在陕西的地下斗争中，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在解放陕甘的战斗中，在甘肃的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工作中，在陕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德生同志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直到临终时，他还要求把自己的遗体献给党和人民，用于医学科学研究。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自1936年以来，以德生同志为主要领导成员的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和解放后以德生同志为首的陕西省委，以及德生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都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成绩始终是主要的。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领导干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德生同志逝世以后，谢觉哉(21)同志的悼念诗说：“扪虱而谈天下事，长征相伴记忆新。病魔夺我英贤志，泪洒秦川哭此人。”表达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德生同志的深切哀痛和怀念。
　　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纪念德生同志，有着现实的意义。我们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忠实执行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和善于团结大多数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学习他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为尽快改变陕西的落后面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纪念张德生同志逝世14周年撰写的署名文章，原载1979年3月4日《陕西日报》。
　　①见本册《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注⑥。
　　②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83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84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
　　③贾拓夫(1912～1967)，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关中特委、三边特委书记。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安市市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政协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④欧阳钦(1900～1978)，湖南宁乡人。192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工委书记。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北军工委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军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旅大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⑤李一氓(1903～1990)，四川成都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四军军部秘书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大连区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⑥潘自力(1904～1972)，陕西华县人。1926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大使。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参见本书《模范党员普通一兵——怀念潘自力同志》。
　　⑦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192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代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军委书记、省委书记、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委，中共陕南区委书记，第十九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宁夏区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新疆区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八届(八大二次会议增补)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增选为副主席。
　　⑧赵伯平(1902～1993)，陕西蓝田人。1927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至1932年秋历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书记。1933年8月至1936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出席1937年5月苏区代表大会。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青委主任、组织部部长、陕西省工委书记，西北局副秘书长、西安市委书记、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省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中共八届候补委员。
　　⑨“隐蔽精干”政策，毛泽东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的原文是，在敌区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方针，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同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中，要求陕西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敝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而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⑩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陈少敏(1902～1977)，山东寿光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为目标，集中了30万兵力，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郑位三等率中原局机关和中原军区主力1.5万人从北路突围进入陕西商洛地区，开展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O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在陕西地方党组织的护送下，分途通过国民党统治区，于12月先后抵达延安。马文端同志这里所说的“安全出入敌占区，顺利到达目的地”，就是指这次安全护送行动。
　　(11)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赴苏联，作为王明的副手，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工作。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回国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内战时期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打击、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罪恶活动。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了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12)“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五种坏作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五种歪风”。
　　(13)“四清”，见《战士终究是战士——悼念马明方同志》注(14)。
　　(14)“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69年1月以后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5)1950年5月，甘肃平凉、临夏和西北其他省的土匪、特务及少数国民党投诚部队串通一起进行反革命暴乱。在西北军区统一指挥下，首先向平凉地区的暴动匪徒展开进剿，很快平息了暴乱，安定了社会秩序。
　　(16)土改，指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斗争，通称土地改革运动。这一斗争从1950年冬季开始，在各省有领导、有汁划地分期分批进行，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在全国农村胜利完成。
　　(17)镇反，指1950年至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经清匪反霸、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斗争，各地仍残存着大量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毁铁路、炸桥梁、烧工厂、抢物资、暗杀干部，甚至组织反革命地下军，严重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全国开展了镇反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8)柯仲平(1902～1964)，云南广南人。著名诗人。193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次年重新入党，创作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等，深受边区军民爱戴。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19)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期间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部驻防陕西榆林，与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睦邻关系，曾多次到延安会晤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平津战役时，任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同人民解放军达成协议，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甘肃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是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0)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1930年1O月应杨虎城电邀由北平回陕，任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陕西清乡总局副局长。得知刘澜涛、张德生在绥德被捕，即委托绥德新任县长高望之设法释放。刘、张经杜营救，于1931年2月17日获释出狱。杜的生平事迹，见本册《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纪念杜斌丞先生》一文。
　　(21)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5月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