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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回忆革命事业的实干家惠中权

马文瑞


  (1979年6月16日)
  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惠中权同志,于1968年4月1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现在,他的沉冤终于昭雪。
  惠中权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42年,毛主席为了表彰惠中权同志,曾经亲笔书赠他8个字:“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8个字,高度概括了惠中权同志的革命品质和工作作风,也是指导他以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座右铭。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中,回忆惠中权同志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中权同志是陕西省清涧县人,出身贫农家庭。青年时代,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4年入党。1935年,陕北团省委派中权同志到斗争比较艰苦的吴堡县任团委书记。吴堡县扼守黄河西岸,是通往陕北的咽喉,曾经是陕甘根据地一个孤立的小苏区。国民党为了消灭它,从1934年到1936年,先后调动大量军队,进行“围剿”。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县委领导成员之一,19岁的惠中权同志,经受了考验,显示了才华。当时斗争十分残酷,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武装力量损失很大。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了整顿组织、审查干部、积极发展武装力量的建议,县委采纳后,收到很好的效果,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他和县委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带领群众,反击“围剿”、袭扰敌人。缺乏武器弹药,就用破犁铧铸造土枪土炮,自制火药。粮食吃光了,就吃洋芋,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上饭,就摘些青枣充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畏难叫苦,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关心同志,不怕危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领导青年团,教育和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支援前线,并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为对敌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团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1937年,中权同志到甘泉县任县委书记。当时的甘泉县,城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城外是解放区。中权同志在统战工作中,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同假合作、真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团结群众,壮大了抗日力量。为了反对国民党县政府对城内商业的控制,县委发动群众,把城外的市场办活,吸引商人,并派人深入城里向各店铺宣传,使许多商店纷纷迁到城外。同时,动员群众在城外修公路,过往车马可以不经过城里,形成“城外繁荣,城内萧条”的局面。后来,国民党县政府为了对抗我们,笼络城里的青壮年,准备成立保警队。中权同志知道后,立即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决定把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我们的自卫队。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终于抢在国民党的前面,召开了青年自卫队成立大会,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由于甘泉县委领导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县政府终于在1940年被赶出了甘泉县。
  1941年至1943年,中权同志在靖边县任县委书记,靖边县地处风沙线上,土地干旱瘠薄,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中权同志为了打破日寇、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他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第一,发动群众,兴修水地7000亩,亩产提高几倍。第二,大力推广“水漫地”,亩产增长1~2倍。第三,推广种苜蓿、修草园、割秋草、栽柳树等办法,帮助农民解决牧草问题。他还向群众宣传“栽活一棵树,养活一只羊”、“少烧一斤粪,多打一斤粮”的道理,全县群众户户种柳,绿树成荫,羊只成群,牛马也有了发展。第四、用“一驮盐,一匹布”(一驮盐,净利2500元,换回一匹二蓝布)、“一斗盐,二斗麦”的口号,向群众宣传,发展驮盐,换回大量的粮、布和日用品。中权同志还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积极组织群众自筹资金,举办供销合作社,并培养出先进典型——田宝林合作社,扩大了产品交换,受到群众的欢迎。因此,在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中权同志受到表扬。毛主席在会议报告中强调指出:“特别是靖边同志这种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县效法”。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主要并不是客观条件特殊有利,而是因为他们能认清经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寻出当时当地和自身的具体特点,一切经过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并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来组织工作的进行。他们的这种精神就是我党整风运动中所提倡的正确精神,就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精神。他们的成绩正是我们经建工作者和一切工作者的辉煌范例”。1944年,中权同志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做秘书工作。他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不断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定期向毛主席汇报边区军民的生产运动,为毛主席研究、考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情况和资料,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47年春,蒋介石军队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的惠中权同志,参加了延安疏散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他带头宣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深入细致地进行人员、财物、机器、粮草的疏散和坚壁清野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沉着。胡宗南匪军已到延安城南二十里铺,他还在城里指挥往外抢运牲畜草料,一直忙到后半夜才离开延安。这一年陕甘宁边区经过蒋、胡匪军的蹂躏,加上旱、涝、雹、霜等灾害,粮食急剧减产,造成40万人没饭吃的大饥馑。为了战胜灾荒,中央命令山西太岳解放区接济边区10万石粮食,由中权同志负责运粮。中权同志接受这一重任后,深入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去,反复研究运粮方法。他和大家一起计算一个人能背多少斤?一头牲口驮多少斤?要用多少口袋?用多少布?一天能走多少里?还研究解决了如何通过敌占区?怎样减免运粮人员和牲畜在途中消耗粮食等一系列问题。寒风大雪,跋涉千里,他有胃病,吃不好,睡不好,却毫不在乎。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他采取沿途设站、分段运送的办法,经过几十天的努力,把93400多石粮食运到了陕甘宁边区。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的表扬。
  全国解放后,他先是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后任华南垦殖局党委副书记,协助叶剑英同志开辟我国的橡胶事业。1954年调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继续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林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善于总结群众中的新鲜经验,推动林业发展。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他听到河北省大面积连片造林,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造林的小农经济状况,立即赶到现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大力提倡,使我国林业很快进入了大规模造林的新阶段。1958年,湖北省一些地方创办社办林场,他马上派人去调查总结,并请黄梅县县长到全国林业厅长会议上介绍经验,使社队林场在全国普遍发展,成为人民公社发展林业的好形式,1960年,在他的主持下,林业部总结各地经验,提高了造林要实现基地化、林场化、丰产化的战斗口号,推动了新的林业基地建设。他还提出建立以国营林场为骨干的大片用材林基地,并亲自一个省、一省地摸底,一个片、一个片地落实,组织绘制了建设规划蓝图。全国有总图,各省有分图,省下有片图,每张图都有设计施工说明。周总理听了建立大片国营林业基地的汇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样搞很好。现在,那些建设早的地方,已经形成大片新的林业基地。
  他不怕艰苦,喜欢亲临现场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我国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极低,水土流失严重,风沙水旱灾害频繁,极大地影响农牧业的发展。中权同志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西北地区造林作为工作的重点,几次到黄河中游,深入山区、沙区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亲自调查。他到甘肃武山县时,正下大雪,道路阻塞,但为了弄清次生林的生长情况和生态环境,他坚持骑马深入偏远的国营林场。他到民勤县,在一个黄沙飞扬的口子,步行10多里,到现场观察不同树种的生长、根系的发育及其固沙作用。他根据实地调查和西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向中央建议成立了西北林业建设兵团(中权同志兼任司令员),有力地推动了西北防护林的营造和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地区的治理工作。
  他保持着和群众同甘共苦、到第一线指挥生产的工作作风。每年护林防火关键季节,他总是亲自到林业部护林防火办公室值班,遇紧急火情,立即亲赴火场。1965年6月,天山北坡发生森林火灾,他上午接到火情报告,下午即乘飞机前往乌鲁木齐,然后换机探视火场。他吃住在现场,同地方和部队负责同志一起指挥扑火,并亲自上山打火。参加打火的林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感动地说:“看见部长和我们一起扑火,我们真有使不完的劲。”
  他对工作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1962年,他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山东省调查怎样恢复农村生产力。当时,山东由于“共产风”、“瞎指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不少地方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他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亲自深入重灾区,访贫问苦,开调查会,广泛征求老农、基层干部的意见。他感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非常迫切,也非常艰巨。他向中央、国务院报告了山东农村的真实情况,对如何恢复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副业生产,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意见。
  他反对空头政治,坚持政治思想工作对生产建设的保证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夕,正当林彪大肆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对立起来,并且迷惑了一部分人的时候,中权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地阐述这些关系,提出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生产建设中去。他一再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反对形式主义和夸夸其谈。他说:政治工作要表现在生产上,如果没有林子,那么林业部、政治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一贯重视业务学习,鼓励干部刻苦钻研,精通业务,又红又专。他曾亲自主办干部学习班,培养干部,学习业务技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自己也刻苦学习,出差就向老农民、老工人、劳动模范和基层干部学习,向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请教。在机关则积极向工程技术干部学习业务知识。他对秘书说:你是学林的大学生,在技术上我向你学习。他业务知识面宽,钻研问题也很深,并亲自动手总结经验,写出《充分发挥森林的功能》等文章。多年的工作实践,使他已经成为毛主席提倡的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
  中权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长期受到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病和尿频症的折磨。可是,只要身体能够支持,他总是拼命工作。他经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商谈工作,研究问题,阅批文件,查看材料。每当出差,他总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他路过九江,不游庐山;两进南昌,不上大街。有一次到一个垦殖场去,他不顾长途坐车的疲劳,下车就立即安排谈工作,竟忘记吃饭。有一回他病情加重,党组织再三催他到医院治疗,怎么说他也不肯去。党组织打算安排他出国考察,顺便在国外疗养治病,他一再推辞,坚持要“懂业务”的同志去。中权同志一心为公的忘我革命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友好人士阳早、寒春夫妇,1946年和1948年先后来到中国,曾和中权同志一起工作过,是中权同志的老朋友。他们得知中权同志不幸逝世,连声惋惜地说:多好的同志啊,太可惜了!他们回忆延安时期和中权同志在一起的情景说:惠中权同志那时是边区建设厅副厅长,他剃个光头,穿着粗布衣服,和老百姓一个样。他待人热情,经常和群众交谈,作调查研究。他从不把我们当作外国人,而是看成自己的同志。我们原来打算在中国住两年就回国,后来决心长期留在中国,这和延安的老干部包括惠中权同志对我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两位友好人士深有感触地说:惠中权同志的作风,就是延安作风。他是我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应该学习的榜样。
  *这是马文瑞同志和罗玉川、刘景范、雍文涛等同志共同合写的纪念革命的实干家惠中权同志的文章,原载197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上)/马文瑞著;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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