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图书

[上一记录][下一记录]

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纪念杜斌丞先生

马文瑞


  (1980年10月8日)
  桥陵间气挺人豪,
  秋水襟怀松柏操。
  子美家风天此醉,
  文山遭遇节尤高。
  誓将热血培民主,
  唤醒睡狮吼怒涛。
  告慰先生应瞑目,
  千章红叶满晴皋。
  1947年10月7日,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杜斌丞先生,在蒋胡匪帮的屠刀之下壮烈牺牲了。曾经与杜先生密切交往、共同战斗过的林伯渠①同志与1948年10月7日写了上面这首悼诗。
  在为实现中国民主革命长期共同的斗争中,杜斌丞先生与我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秋水般纯净的革命品德和松柏般不屈的献身精神,时时引起我们的深切怀念。
  “革命的教育家”
  杜斌丞,陕西米脂县人,生于1888年。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在京学习时期,他痛感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怀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主张深表赞同。
  1917年秋,杜斌丞回到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陕北家乡,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次年担任校长。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仅有的一所中等学校,由于创建伊始,沿袭旧制,读经尊孔,死气沉沉。杜斌丞苦心擘画,锐意革新,联系各方,筹措经费,扩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为了开创新的学风,提高教学质量,他从北京聘请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人士魏野畴②、李子洲③(魏和李是陕西我党组织创建人)、呼延震东④、王森然⑤、朱横秋,和地方上有声望的学者杜斗垣、李鼎铭、高竹轩等来校执教,分别讲授新文化运动、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课程。为了撙节学校开支,他自俸俭薄,每月只拿50元薪金;而聘请教师,有的月薪高达130元。由于学校倡导学生自由思想,自由辩论,学术组织相继成立,学术空气日益活跃,全校生气勃勃,面目一新,成为陕北最早推行进步的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学府。杜斌丞积极提倡并大力资助学生外出深造,投身革命。刘志丹⑥、谢子长⑦、霍世杰⑧等一大批人都是从榆中肄业或毕业,出外投考军事政治学校的。他先后赞助筹办了绥德、延安、米脂等地的师范学校、中等学校和榆林职业学校,推荐了很多榆中学生赴陕北各县,促进男、女完小的创建和地方教育的发展。
  十年树人,成绩斐然。周恩来同志说杜斌丞是“革命的教育家”,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站在长线上”——走共产党的道路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杜斌丞越来越不满榆林镇守使井岳秀⑨的军阀统治,几次出外考察。1927年2月,他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前赴西安,参加西安解围庆祝活动。在那里,他参加了西安各界追悼李大钊⑩大会,出席了冯玉祥(11)的军事扩大会议,积极支持冯玉祥出兵潼关,会师郑州,策应北伐。他经常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以及共产党员黄平万(12)、杨明轩(13)、刘志丹、史可轩(14)、刘含初(15)等在一起晤谈。还多次会见冯玉祥部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16)和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人。这使他眼界大为开阔,政治思想起了深刻变化。他对学生和青年们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他自己首先“站在长线上”,而且坚持不懈,至死不移。
  这年杜斌丞还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他看到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也目睹了蒋介石“4·12”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血腥镇压,更促进了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在上海,他曾想经海参崴去苏联,由于蒋介石“清党”,受阻未成。后来的两三年间,他寓居北平(17),除协助勘查陕西水利事业,赈济陕北灾民等活动外,精心读书,研究国是。他曾对友人说:“中国没有因为民国而进步,国民却因民国而遭难。”又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这期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愈加黑暗,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1929年,河北省主席徐永昌(18)曾邀杜斌丞出任职务,他对友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婉词谢绝。
  倡议“西北大同盟”
  1930年秋,杨虎城(19)率部入关主陕,电邀杜斌丞由北平返陕。从此,杜成为杨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
  杜、杨早年结识,并有深交。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杨虎城部退到榆林,因慕名拜访了杜斌丞。后由杜介绍杨与魏野畴相识。魏对杜、杨的思想起了很大影响,也为魏、杨之间和杜、杨之间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杜斌丞初到陕西,对杨虎城部入关后一些官员酒食征逐、安逸享乐的倾向,大为不满。本想离去,经李寿亭挽留,终于向杨虎城推心置腹地说明,这次回陕,“要治陕,不是为了做官”的宗旨,从而言归于好,协力共事。杜斌丞在公开讲话中常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古训为戒,历述辛亥革命以来陈树藩(20)、刘镇华(21)、宋哲元(22)等军阀的恶行,希望17路军一定要励精图治,在陕西有所作为;并且提出首先要抵御蒋介石瓦解吞并异己的独裁统治。他说:“一个杨虎城,一支17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由此产生了杜斌丞、杨虎城和邓宝珊(23)三人谋取甘肃、宁夏、新疆,联络青海的意图,即后来广为传说的所谓“大西北主义”。杜斌丞当时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二十四字。他还形象地说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
  为此,1931年7月,杜斌丞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份,赴甘肃各地考察。联络和争取甘肃地方各股武装力量,同杨虎城建立了关系。同年11月,吴佩孚(24)由四川窜入兰州,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发出拥吴出山、主持大计的通电。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借杨虎城部入甘平乱。杨乘机派所部17师师长孙蔚如(25)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进军甘肃,杜斌丞以高级参议身份随军人甘。由于地方武装势力的响应和配合,不一月而攻克兰州,赶走吴、雷。孙蔚如出任甘肃宣慰使,杜任秘书长,襄理省政。
  1932年4月,蒋介石任命邵力子(26)为甘肃省主席,9月,收买了驻天水的杨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反杨,迫使孙蔚如部撤出兰州,移驻天水。蒋得手甘肃之后,对杜斌丞许愿封官,尽力拉拢。杜斌丞嗤之以鼻,拂袖而去。
  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蒋介石控制甘肃后,以追击红军为名,命令在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陕南蒋的嫡系胡宗南(27)部互换防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这时,杜斌丞明确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
  1933年春,杜斌丞推荐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代表杨虎城部,与在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通江地区会晤,取得联系,订立协议。同年10月,杜斌丞又亲赴汉中,在陕南地下党的负责人张德生(28)的协助下,与红四方面军继续保持联系。因而,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双方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从而使红四方面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之敌,并由陕南得到一些急需物资和药品的补充。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17路军与红军互相拼杀、两败俱伤的阴谋。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12月初,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同志派汪锋(29)同志为代表,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行前,周恩来同志嘱咐汪锋到西安先找杜斌丞先生。汪到西安后曾多次同杜会晤、恳谈,杜对党的信任和主张,深表感动和赞成。我党在西安成立秘密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开展西北群众救亡运动。杨虎城委托杜斌丞负责和特别支部的徐彬如(30)、谢华(31)等同志联系。杜积极掩护和支持他们的活动,还介绍了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我地下党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杜斌丞和东北的革命人士、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认为西北军与东北军“联合则生,分裂则亡”。他注意随时揭穿蒋介石挑拨和制造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闹摩擦的阴谋事件,他坚决主张“西北人民要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对张、杨之间和西北军与东北军之间团结互助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第二天,杜斌丞就接任了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承担着繁重的政务,联系各方人士,积极推行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促使全省政令统一,秩序井然。他是“政治设计委员会”的委员。他还代表杨虎城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由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方面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他多次与周恩来同志单独晤谈,交换意见,聆听指示,他很快接受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认定“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响亮口号,在许多地方人士中起了积极作用。正如南汉宸(32)同志所讲的,在党外人士中“首先接受党的主张的总是斌丞!”彭德怀(33)同志也说:“有识之士,就是那个杜胡子(斌丞)!”
  西安事变后,尤其是杨虎城被迫出国后,杜斌丞对17路军的团结和前途至为关怀。他常亲自和孙蔚如、赵寿山(34)、李兴中(35)、孔从洲(36)等人共商部队的抗日和教育问题,他要求部队一定要和八路军加强团结,坚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他多次对孔从洲语重心长地说:蒋介石打内战,绝不能参加,万不得已时,要当机立断。为这支部队以后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衷心拥护新民主主义
  1937年至1938年,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任秘书长。他和当时我党代表林伯渠同志建立了良师益友般的深厚情谊,并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历任负责人以及中共陕西省委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国共两党商谈陕甘宁边区划界和八路军在陕北驻防地区时,他从中做了对党有利的工作,他积极争取陕北内战第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高桂滋(37)、高双成(38)部。
  他对许多地下工作同志如张苏(39)、徐彬如、谢华等,在工作上、生活上尽力给予支持帮助。他从危难中解救侯外庐(40)等同志,使之免遭国民党特务毒手。在这之前,他曾对被敌人逮捕的刘志丹(41)、刘澜涛(42)、张德生等同志和处于困境的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给以积极的营救、掩护和资助。他对平津失守后流亡来陕的大批学生和知识界知名人士十分关切,用省政府名义收容接待,给予充足路费,分别送他们回家或去延安,或赴敌后。
  杜斌丞在省政府举办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响亮地喊出:抗战到底,一定胜利。他针对国民党说:“党派(指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坚强的抗战阵营,作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这个阵营,这个战略决策是不允许破坏的,也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他还引用宋之亡,亡于奸臣弄权;明之亡,亡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要大家警惕汉奸卖国贼误国。杜斌丞的讲话振奋了人心,打击了投降分子的阴谋活动。
  1938年秋,杜斌丞卸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虚应省政府委员名义。蒋介石对他极力拉拢,要胡宗南登门拜访,表示殷勤,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按时酬赠高薪,遭到断然拒绝。省党部两次送上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被他两次撕毁。我党同志曾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共产党员,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可以是假的;如果我加入了,假的也被他们利用为真的了。”
  杜斌丞勤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常常能提出自己的见解。1938年中文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林老(43)就亲自送他一本,两次约谈心得体会。1940年,张文彬(44)同志由延安赴南方,路经西安,特意送他一份还是党内文件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稿。他闭门谢客,精心细读,异常兴奋,到处宣讲:“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
  为抗日民主运动坚贞奋斗
  1940年7月16日深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斌丞家中,以搜捕共产党为名,抓走家里的佣人和客人。他愤而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从此以后,他专心致志于抗日民主运动,南北奔走,为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的结合,发展大后方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1941年,他先到桂林,与李济深(45)、朱蕴山(46)、李任仁(47)等人商议南北团结,坚持抗战,推动民主运动的方案;后到重庆,加入了当时秘密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48)和民主政团同盟(49)。1943年。他由重庆到昆明,当时民盟组织在昆明已经公开。他与华岗(50)、周新民(51)同志密切联系,与张奚若(52)深交,并参加了当地的民主活动,广泛接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一些著名人士,结识了李公朴(53)、闻一多(54)、吴晗(55)、曾昭伦(56)、楚图南(57)、罗隆基(58)、潘光旦(59)、潘大逵(60)、冯素陶(61)、杨春洲(62)、张天放(63)等人士。他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翔实地告诉大家;同时愤慨地揭露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北的黑暗统治,闻之者耳目为之一新,无不感奋。他在昆明期间的活动卓有成效。这年冬天,他到成都与民盟主席张澜(64)会晤,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状况,向张澜明确地表示:青年党(65)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它们靠不住,对它们不可信任;要很好地团结沈钧儒(66)和他领导的救国会(67),推动民盟向正确的方向走。
  1944年10月,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68)、郭则沉(69)等人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正式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提出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吸收盟员标准。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陕西的20多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建立了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建议,杜斌丞、杨明轩促使《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出联合版,使两报联合版成为很有影响的西北民盟机关报。在这一切活动中,他十分注意依靠党的领导。他在民盟内部讲:“西北民盟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有力的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1945年,蒋介石采取“调虎离山”的阴谋手段,妄图把杜斌丞调到重庆羁縻起来,委以军事委员会参议,卑躬伪善,一再接见。杜斌丞刚正不阿,仗义执言。他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为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这就是董老(70)词中说的“共推国士谋能断,屡作罪言安复危”。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杜斌丞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次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杜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他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竭诚拥护我党主张。许多进步人士称赞他是真左派,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许多人希望他留下来,共同从事民主运动,也担心他回西北会出危险。但杜斌丞表示他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西北需要人,再危险也要回去。他还特别对我党领导同志表示:“国家到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
  坚持斗争终以身殉
  1946年2月间,杜斌丞从西南回陕,立即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决心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揭露国民党当局对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是不甘心的,指出今日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
  杜斌丞的公开谈话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戳痛了蒋、胡匪帮反革命的心窝。他的寓所周围布满了特务,跟踪、盯梢,寸步不放。我党领导和许多朋友要他去陕北或赴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去。但他认定他的去留应取决于工作。他说:“蒋介石在关中屯集重兵,关中人民所受扰害达于极点。为了个人安全把已进行的解放工作半途而废,对不起关中父老,也对不起共患难的同志。”他镇定地告诉亲友说:“革命不能让恐怖吓倒,斗争就难免有牺牲!”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岿然不动,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
  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就采取极其卑鄙的栽赃诬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在敌人牢狱中和法庭上,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痛斥特务的鬼蜮伎俩,指斥内战之爆发,应由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负责。
  杜斌丞十分关怀同时被捕的难友。通过看守监牢的士兵,转递了他写的《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律一首:
  国家正多难,南冠到此城。
  望门思张俭,慷慨感侯生。
  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
  衷怀诚怛怛,自足慰吾情。
  杜斌丞身陷囹圄,不忘革命。通过被他感化过来的看守人员,与民盟组织取得联系,继续指导民盟工作。他写信鼓励革命的同志,不要被敌人的反动气焰吓倒,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当他得知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后,喜赋诗词,可惜保留很少,残缺不全。其中一首七绝仅存的后三句是: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
  一首五律今存的后四句是:
  人恨秦暴虐,
  群望汉旌旗。
  我有擎天手,
  与子以为期。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蒋介石图穷匕见,10月7日,杜斌丞先生在西安的玉祥门外慷慨就义,终年60岁。噩耗传出,在全国广大进步人士中激起很大悲愤。中共发言人严正揭露了蒋介石匪帮的反动屠杀政策。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案情诉诸全国和全世界。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董必武、彭德怀、贺龙(71)、吴玉章(72)、谢觉哉(73)、习仲勋(74)、沈钧儒、柳亚子(75)、高崇民(76)等许多党内外领导同志和著名人士写了诔诗、悼词、挽联等悼念文字,赞扬他力争民主的丰功伟绩和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远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也写悼诗,倾诉了人民的愤懑:“桃李春风愿未违,赤心报国几艰危。临安三字沉冤狱,构桧无端杀岳飞。”词人同时预告了历史的宣判:“一炬咸阳期不远,尽歼丑虏报仇来。”
  在就义前两天,杜斌丞在寄出的狱中书中写道:
  “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1948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在延安举行了隆重追悼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当时正在指挥向蒋胡匪帮胜利进军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写的挽词是:
  秦岭巍峨,悼先烈舍身成仁,光耀西北,永垂不朽;黄河怒吼,看三军气冲云霄;直捣长安,胡贼难逃!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1952年12月21日,杜斌丞遗体安葬在西安南郊烈士陵园(现为西安南郊陵园)。
  杜斌丞先生的一生,是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到献身革命的一生,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英勇奋斗的一生。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周恩来同志也评价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一些老同志则颂扬他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杜斌丞先生的确当之无愧。
  注释
  *本文系马文瑞同志和刘澜涛、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同志合写,原载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①(43)林老即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见《战士终究是战士——悼念马明方同志》注⑨。
  ②魏野畴(1898~1928),陕西兴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应杜斌丞邀请,到榆林中学任教。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中共陕甘区委委员。1927年7月后去安徽,是中共皖北特委负责人,曾领导著名的阜阳暴动。
  ③李子洲(1892~1929),陕西绥德(今属子洲)人。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翌年春应杜斌丞邀请到榆林中学任教。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陕甘区委委员,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陕西清涧、渭华等地武装起义。
  ④呼延震东(1895~1977),陕西消涧人。192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回陕北,应杜斌丞邀请到榆林中学任教。1925年后任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校长、中共肤施(今延安)特支书记。后到西安,任中山学院教务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被捕,经杨虎城、杜斌丞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水利建设和文史工作。
  ⑤王森然(1894~1984),直隶(今河北)定县人。20年代前期应邀到榆林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⑥⑦见本册《战士终究是战士——悼念马明方同志》注④⑤。
  ⑧霍世杰(1902~1934),陕西绥德人。1921年入榆林中学,1925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受派赴广州参加全国第六届农讲所学习,回陕后在华县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关中、陕北坚持革命斗争,后任中共中央交通、中共绥西工委书记。
  ⑨井岳秀(1879~1936),陕西蒲城人。1916年到榆林,任团长兼陕北镇守使,后升旅长、暂编18师师长、陕北国民军总司令、陕西军务帮办。l932年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86师师长,积极反共、残害人民,是镇压清涧起义,瓦解红24军,制造榆林东山、米脂十里铺惨案,杀害共产党员刘含初、白明善、毕维舟等的刽子手,统治榆林长达20年的“土皇帝”。
  ⑩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是中共二、三、四届中央委员,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l924年当选国民党一届中执委员,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与范鸿劼等19人被处以绞刑。5月20日,西安各界群众连续三天举行追悼“四二八”死难烈士大会。这里所指的,就是这次追悼大会。
  (11)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曾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6年赴苏联考察,同年9月回国,在中共帮助下于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出师陕、甘,11月攻占西安。1927年4—5月间,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准备东出潼关,策应北伐。这里所指的军事扩大会议,就是部署这一军事行动的会议。
  (12)黄平万(1893~ ),四川西充人。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受中共豫陕区委派遣来西安,领导建立中共西安地委,任书记。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13)杨明轩(1891~1967),陕西户县人。1925年任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执委兼陕北23县党务特派员,次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教育厅厅长。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武汉、上海,1936年又回西安,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西救)交际部部长,和杜斌丞一起,与东北民众救亡会(东救)紧密配合,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增强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之间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抗战开始后,与杜斌丞一起从事抗日活动,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时,任组织委员。1946年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民盟西北工委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
  (14)史可轩(1890~1927),陕西兴平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陕西靖国军和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6年赴苏联考察,9月与冯玉祥一起回国,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1926年经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成立后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中山军事学校校长。
  (15)刘含初(1895~1927),陕西黄陵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北京、江苏、广东、河南、上海、西安任教,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执委,西安中山学院院长。大革命失败后被井岳秀派人杀害。
  (16)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2年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建立旅比少年中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旅欧总支部、旅莫(斯科)支部书记。1926年奉派随冯玉祥回国,任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副部长。冯玉祥附蒋反共后离开冯部再次赴苏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参与策划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7)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15日决定定都南京,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8年6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为北平。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北京。
  (18)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县人。陆军大学毕业,曾随孙岳参加北京政变,任国民军第三军混成旅旅长,第一路总指挥、第一师师长兼陕北警备司令。1926年反对冯玉祥五原誓师,改投阎锡山,任第12军军长,绥远省、河北省、山西省政府主席。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部长等职。
  (19)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反袁斗争。1917年参加陕西靖国军任左翼第五游击支队司令,率部与陈树藩、阎相文等军阀部队作战,因部队伤亡过大,遂拉往陕北。驻榆林时,经杜斌丞介绍与魏野畴相识,开始与中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杨将遭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安插在自己的部队。后接受蒋介石改编,助蒋打败冯玉样的刘汝明部,被任命为讨逆17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任高级参议。1935年被免除省主席职务,仍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7路军总指挥。1936年12月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赴欧、美考察归来途经香港,即遭特务扣押,1949年9月6日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杀害。参见本书《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
  (20)陈树藩(1885~1949),祖籍湖南宁乡,生于陕西安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投袁世凯所遣陕西将军陆建章,镇压白朗起义,升任陕南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陆建章被逐出陕西后,任陕西都督。袁世凯死后又被段祺瑞委为督理陕西军务兼民政长,成为皖系走卒。镇压陕西护法反段斗争。直皖战争皖系失败,被新任督军阎相文逐出汉中。
  (21)刘镇华(1883~1955),河南巩县人。辛亥革命后先投袁世凯,再投段祺瑞,称霸豫西22县。1918年,遭靖国军讨伐的陈树藩以省长职求刘入陕解围,刘遂接任陕西省长。皖系失败后,直系派阎相文督陕,刘镇华助阎逐陈,保住省长位子。1921年冯玉祥任陕督,刘投其所好,得冯信任,1922年直奉战起冯东出潼关参战,将陕西督军交给刘镇华。从此,刘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被称为“刘兼座”。1925年刘往洛阳督战,兵败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1926年初,刘重回豫西纠集10万人马西入潼关,围困西安8个月,守城军民冻饿而死5万余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直到11月冯玉祥部援陕军至,才将其赶出潼关。
  (22)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青年时期即入冯玉祥部,历任团长、混成旅长、师长之职。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在冯率部东出潼关时,奉命督剿陕西渭北匪患,11月被委任为陕西省主席,积极参加“清党”反共,镇压渭华起义。1930年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宋部被改编为第29军,宋任军长,率部离陕赴华北。
  (23)见本册《高尚的品德,革命的一生——纪念张德生同志逝世14周年》
  (24)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民国成立后任团长、旅长、师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两湖巡阅使。1922年直奉战争后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成为控制北洋政府的下直系军阀首领。次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造成“二·七”惨案。1924年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击败。1926年联合奉系进攻国民军。不久在湖北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溃,逃到四川,依附地方军阀图谋东山再起。被赶出甘肃后,寓居北平。
  (25)孙蔚如(1896~1979),陕西长安人。从1922年起,一直跟随杨虎城转战陕西、河南、安徽、山东,历任营长、团副、军参谋长、代理师长、第17路军17师师长。孙任甘肃宣慰使不久,便被蒋介石调往陕南,与西征进入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西安事变时任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军团长,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第38军军长、第31军团军团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8年脱离国民党军队。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副省长、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第一、四届副主席。
  (26)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曾创办上海大学,任副校长、代校长,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任甘肃省主席后又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主张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27)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安吉)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曾率部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后退守川、康,大西南解放后,逃往台湾。
  (28)张德生(1909~1965),陕西榆林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后被捕,经杜斌丞营救出狱。1933年任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后随军参加长征。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第一(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参见本册《高尚的品德,革命的一生——纪念张德生同志逝世14周年》。
  (29)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红26军2团代政委。1933年秋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5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持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通过杜斌丞与杨虎城等谈判,达成协议。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军特派员,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部长、关中地委书记。1946年组织李先念、郑位三等中原突围领导同志由陕南回延安,后任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豫鄂陕军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西北野战军第19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宁夏区委、甘肃省委、新疆区委第一书记、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30)徐彬如(1903~1990),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州地委书记、上海沪中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6年春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宣传干事。抗战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交际处处长、东北人民政府公路总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名誉馆长,农工民主党第八、九届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31)谢华(1895~1987),湖南衡南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7月和1936年2月两次到西安在杨虎城部从事军运工作。1936年春,根据周恩来指示,和徐彬如等成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兼组织干事。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八路军留守兵团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湖南省一至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32)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曾在冯玉祥属下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县长等职。1930年随杨虎城入陕,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多次营救、掩护过中共一些领导干部。1932年遭南京政府通缉逃亡日本。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33)见本册《应该重新考虑1959年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注①。
  (34)赵寿山(1894~1965),陕西户县人。1924年入杨虎城部任排长、团长、旅长。西安事变时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事变后调任渭北警备司令。“七七”事变后率部在河北、山西抗日,升任第38军军长。1942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后任第一(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35)李兴中(1890~1962),直隶宁河(今属天津)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先在段祺端部,后入冯玉祥部。北京政变时任京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五原誓师后任国民军联军参谋处处长、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参谋长、洛阳军校校长。1935年受杨虎城之邀出任西安绥靖公署兼17路军参谋长。西安事变时与赵寿山负责军事指挥,后任38军177师师长、96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中卸去军职,从事民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36)孔从洲(1906~1991),陕西西安人。1924年参加国民军。1936年任17路军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西安事变中率部解除了蒋系军警宪特武装,维护西安秩序。“七七”事变后率部抗日。1946年任38军副军长,在河南巩县率部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西北民主联军38军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副司令员。是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37)高桂滋(1890~1959),陕西定边人。参加过讨袁护法、北京政变、北伐战争和长城抗战,1934年任84师师长时被蒋介石调往陕北“剿共”,和中共密订互不侵犯协定。后率部在华北抗战,1943年底调驻甘肃。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削去兵权。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政协陕西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38)高双成(1888~1945),陕西渭南人。辛亥革命后任井岳秀部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6年井死后接任86师师长。1937年4月,蒋介石令其指挥所部及高桂滋的84师“剿共”,经中共争取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协议。抗战时任22军军长、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扼守伊盟与神(木)府(谷)河防,与日军和蒙奸作战,一直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
  (39)张苏(1901~1988),直隶(今河北)蔚县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并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在陕西榆林和张家口等地教育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40)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1928年在法国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失去组织关系。1951年重新人党。曾任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作有《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等。
  (41)1931年春,刘志丹在甘肃军阀苏雨生部从事兵运工作,驻陕西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被苏雨生逮捕囚禁在彬县。杜斌丞与南汉宸商议以省政府名义发公函要求释放刘志丹,并与同年7月在途经彬县时驻留,亲自督促,刘志丹得以出狱。
  (42)刘澜涛(1910~1997年12月31日),陕西米脂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9月在陕西绥德被捕,经杜斌丞营救于1931年2月17日与张德生一起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
  (44)张文彬(1911~1945),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平江暴动,后加入红五军,任营党代表、纵队政委、军政委、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1936年8月被派往西安杨虎城部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斗争,后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1937年秋南下广东,先后任中共南方工委、广东省委书记。1938年回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南返时途经西安。后任中共粤北省委书记、南方工委(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45)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坚持国共合作,支持抗日民族运动。
  (46)朱蕴山(1887~1981),安徽六安人。“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期间在西南几省奔波,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抗日民主活动。曾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同盟中央常委。1947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第五届中央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副主席。
  (47)李任仁(1887~1968),广西临桂人。曾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委、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48)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1年夏成立于重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革命团体,成员有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内高级幕僚中的民主派,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部分成员,也有中共党员。“小民革”的活动不公开,主要通过其成员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内,以个人影响进行工作,对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过积极作用。1949年9月,鉴于中国民主革命已基本胜利,同盟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遂发表声明,宜告结束。
  (49)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救国会等组成,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正式成立。1943年5月决定发展地方组织,在滇、川、粤、桂、陕等省建立支部。其政纲主要是贯彻抗日、实现民主、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944年9月19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50)华岗(1903~1972),浙江龙游(今衢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曾任共青团浙江、江苏、顺直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抗战初期受命创办《新华日报》,为第一任总编辑。1943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同年以南方局代表身份赴昆明,在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和文化教育界民主人士中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上海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51)周新民(1896~1979),安徽庐江人。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长。大革命失败后以大学教授身份开展反蒋民主和抗日救亡活动。皖南事变后在重庆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后任民盟云南支部组织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沈阳市副市长,是历届民盟中央常委。
  (52)张奚若(1889~1973),陕西朝邑(今大荔)人。留美学习6年归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局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开始后南迁昆明,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大后方青年学生景仰的八大名教授之一。抗战胜利后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53)李公朴(1902~1946),江苏武进人。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执行委员,同年11月与邹韬奋等7人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始获释。1941年秋到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54)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1925年留美回国后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为民盟中央执委、云南支部委员、《民主周刊》社社长。积极支持爱国学生的争民主、反内战运动。
  (55)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七七”事变后赴昆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民主周刊》主编,积极从事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一至四届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56)曾昭伦(1899~1967),湖南湘乡人。1926年留美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积极从事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57)楚图南(1899~1994),云南文山人。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中学任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当选民盟中央执委,任民盟云南支部主任委员,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扫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民盟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民盟五届中央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58)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1928年留美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教授。1931年参与组织再生社,次年改组为国家社会党,任中央常委。兼任《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南开大学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民盟昆明支部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二届中央副主席,政协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59)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1926年留美回国后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科预科主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秘书长、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后任民盟中央常委、昆明支部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和第三届中央委员。
  (60)潘大逵(1902~1991),四川开县人。1930年留美回国后任上海法学院、朝阳大学教授,1936年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开始后任云南大学、重庆大学教授。1943年加人民主政团同盟,后任《民主周刊》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政协四川省一、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61)冯素陶(1906~ ),云南广通(今禄丰)人。1930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任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秘书长,上海浦东中学、云南大学教员、云南文化抗敌协会主席,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民盟第四、五届中央常委。山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山西省第二至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山西省第五至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62)杨春洲(1903~ ),云南石坪(今石屏)人。曾任云南大学附中校长、云南大学理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中教司副司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民革中央委员、云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云南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63)张天放(1893~1984),云南腾越(今腾冲)人。1930年留日回国后曾任昆明农民银行襄理,1948年加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副省长,政协云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云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常委和云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64)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早年参加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曾任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宪政运动。1941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次年被推选为民盟中央主席,终生连任。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为民主、团结、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65)青年党是中国现代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政党。1923年12月由少年中国学会右翼成员曾琦、李璜等发起,在法国巴黎举行结党仪式,推曾琦为委员长。1925年冬总部由巴黎移驻上海,1929年8月发表《公开党名宣言》,一直奉行反苏、反共政策。1946年1月由民盟分裂出来,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伪国大。1949年大陆解放,骨干分子逃亡台湾。
  (66)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1907年留日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斗争,任护法军政府检察厅检察长、北京参政院秘书长。1932年参加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8年代表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
  (67)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成立于上海,是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和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左翼政治团体。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为宗旨。1945年冬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救国会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参加了新中国的创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该会因其政治主张已全部实现,遂于1949年12月18日在北京宣告结束。
  (68)王菊人(1905~1975),陕西蒲城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后投杨虎城部,任第十七路军机要科科长、杨的机要秘书,多次代表杨与中共代表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西安事变时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政治处副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西北地区爱国民主运动,1944年与杜斌丞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民革中央委员、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陕西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69)郭则沉(1906~1973),陕西临潼人。两次留学日本,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4年自德国高等警校毕业回国在杨虎城部任政治教官、师政训处处长,参与发动西安事变。1941年赴重庆任陆军用具制造厂厂长,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后任民盟中执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持张澜信到西安与杜斌丞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一、二届中央常委和三届中央委员,农工民主党六届中央执行局委员、七届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
  (70)董老,即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六届六中全会补选,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6年1月,任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71)见本卷《战士终究是战士——悼念马明方同志》注⑩。
  (72)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赴苏联学习,后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1935年赴欧洲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回国后被增补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公会主任。是中共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一至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73)见本册《高尚的品德,革命的一生——纪念张德生同志逝世14周年》注(21)。
  (74)习仲员(1913~2002)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5)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南社创建人,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上海《天铎》、《民声》、《太平洋))等报主笔。1932年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七七”事变后曾在香港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参加发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任民革中央常委兼中央监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常委。
  (76)高崇民(1891~1971),奉天(今辽宁)开源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东救)。1936年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是东北救亡总会领导成员,主办《反攻》杂志。1941年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1946年到东北解放区,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民盟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副主席,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四届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上)/马文瑞著;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