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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党员 普通一兵*——怀念潘自力同志

马文瑞


  (1982年8月19日)
  潘自力同志逝世已经10周年了。我们深切怀念这位深受干部、群众尊敬的老干部、老党员。
  潘自力同志是陕西华县人。他生于1904年,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转为共产党员。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中共陕东特派员兼渭南县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参与领导过著名的渭华起义。1931年他赴法国留学。1935年1月到1936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参加了长征。1937年1月,自力同志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并于此后担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从1938年1月到1949年,他在华北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主任,19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及省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及省政府副主席,我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潘自力同志生前,多次被群众评为模范党员、模范干部,堪称大家的楷模。这主要在于,他始终保持普通党员、普通战士、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论资历,他是在建党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论学历,他是留苏、留法学生;论职位,他早在1927年就担任过省委书记。可是,他从不骄傲自满,自命特殊,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衷心地服从党的安排,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党内外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革命作风。
  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1935年1月,党中央派自力同志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对他极不信任,不给他接组织关系。后来张国焘把他安排在军分会①交通队和政治部宣传部,名为“帮助工作”,实则软禁监视。自力同志以坦荡的胸怀接受部队组织的审查,竭力做好应该做的工作,并且毫不动摇地两次爬雪山、过草地,表现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抗日战争初期,自力同志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当时的保卫部部长对他有怀疑,甚至在一次反“扫荡”中检查了他的警卫员的挎包,但他不发火,也不泄气,照常努力工作。为了办好晋察冀军区的机关报(先为《抗敌三日刊》,后为《子弟兵》),自力同志从组稿,编辑,写评论,看插图,以至上版,石印,都认真检查,连一个标点符号的差错都不肯放过。为了办好抗敌剧社,他动员和组织报社的同志“入伍”、“下乡”,深入地了解战士,了解农民。他还指导作者写剧本,指导排练和演出,并在演出后组织座谈,征求观众的意见。有一次,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的“扫荡”,自力同志当时并未担负指挥战斗的责任,但却带着一个通讯员到前线去,同井陉支队的同志共同战斗了3个月。
  为了党的工作,自力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位同志是自力同志的下级,解放战争期间作了他的上级。自力同志很诚恳、很自觉地尊重和支持这位同志的工作。宁夏解放以后,党要自力同志从部队转到地方,留在比较艰苦的宁夏工作,他二话不说,立即接受。后来,党让自力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时便出使朝鲜,在苏联领导人开始反华时出使苏联,他都毫不犹豫地欣然受命。“文化大革命”中,年逾65岁且患有心脏病的自力同志,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从不缺勤,有时还下水田劳动。
  1944年,中央组织部在给自力同志所作的历史结论中指出:“潘自力同志1928年被捕与1930年出狱,整个过程中并无任何失节之行为”,“接受杨虎城帮助到外国留学事,并无不利于党的情节”,“过去对潘自力同志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回国以后在党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仍始终如一地为党工作,没有怨言,这表现他对党是忠诚的”;“因此,决定恢复潘自力同志的党籍,在政治上应该完全信任他。”1979年外交部在关于潘自力同志的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再一次肯定了上述结论。这个结论是完全符合自力同志的历史情况的,是党中央对自力同志在政治上的正确评价。
  模范执行党的政策
  抗日战争后期,晋察冀进行三查三整②时,自力同志说:有历史问题要审查,有缺点要批评,但必须按政策办事,不能简单从事。他协助聂荣臻等领导同志,把这个运劲搞得比较稳妥、健康。1945年,晋察冀军区开民主大会,抗敌剧社有的同志对军区领导提了很错误的意见。当时,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反对领导”,要从剧社里找“王实味”③式的人物。自力同志没有那样做,而是开展了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促使有错误的同志自觉地认识和改正了错误。自力同志从不无根据地怀疑一个同志。对于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他千方百计地寻找证明人,只要把问题查清了,他就给以信任、重用。他在晋察冀十余年,没有错误处理过一个干部,也没有重用过一个不好的人。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对他都有深厚的感情。至今,有些同志一提起他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1949年10月至1951年10月,自力同志主持宁夏领导工作。在宁夏,他充分考虑到回族和蒙古族聚居这个基本特点,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自力同志率领工作组在宁朔县④一个乡搞了试点,运用试点经验,解决了宁夏土改中一系列具体政策问题:对于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分子,凡是在解放前对我们党和劳动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和在解放战争时期起义、投诚的,不斗、不捕,尽量说服他们主动交出应予没收的土地和“浮财”;对于该斗、该捕的地主分子,在斗争和法办时,也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于个别罪大恶极,不杀、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也是在经过群众和上层民主人士充分讨论之后,依法处决和捕办。例如:马鸿逵⑤的“河东民兵司令”马得贵,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霸。处理这个人时,宁夏省委和自力同志先召集各族民主人士讨论,大家都主张杀。然后召集各族群众大会,发动控诉、公审,处以死刑。这样做,广大群众和上层人士都表示满意。他们说:“共产党既讲原则,又有情义。”
  1952年9月至1954年11月,自力同志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当时正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发展的时期,自力同志指导这个运动,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既要充分估计和大力支持农民入组、转社的积极性,又要注意进行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工作。例如:反复宣传入组、入社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宣传努力增产、劳动致富是光荣的;宣布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允许农民在国家市场上出售余粮。二是全面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既要坚定地依靠贫农,又要巩固地联合中农。三是正确地对待个体农民,不把暂时不愿入社的农民看成是“资本主义”势力而加以歧视,而是在政治上进行耐心的教育,在经济上给以必要的扶持,在技术上给以必要的援助。由于当时的陕西省委和潘自力同志正确地执行了政策,陕西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比较健康,经济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54年同194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二倍,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1%,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2.40%,棉花总产量增长了一倍多,大家畜增长了74.1%,社会购买力增长了1.79倍,其中居民的消费购买力增长了1.83倍,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增长了近7倍。
  1954年9月以后,自力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他认真学习中央的对外政策,逐字逐句地领会中央对外交事务的指示;他带头了解和钻研驻在国的语言、历史、政策、法律和现实情况,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条约、条例记得很熟,并把一些需要随时查阅的资料记在本本上。对于重大问题,他总是事先请示中央,事后向中央报告,从不擅作主张。在每次外交谈判之前,他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并同使馆人员反复商量,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种妥善的对策。当使馆内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他既提出自己的看法,又把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也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决策。他能够因国制宜、因人制宜地执行党的外交政策。在朝鲜,他随时随地教育使馆人员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坚决防止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凡是朝鲜党和政府邀请使馆参加的重要活动,他都亲自出席,并且提前到场。对于朝鲜到我国访问过的代表团,他都要请到使馆,热情接待,亲切交谈,征求意见。对于朝鲜同时提出的大大小小的要求,他都认真去办。在苏联,他一面在群众中坚持进行友好活动,注意维护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面同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节的斗争,表现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善于团结党内外的同志
  自力同志能够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时时处处同群众打成一片。战争年代,他常常同干事或战士睡在一个炕上,不吃中灶吃大灶,并且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和劳动,上早操,打篮球。出国以后,他仍然保持着这种优良作风。他当了十几年大使,没有住过大使官邸,没有开过小灶,而是住在使馆,在使馆食堂吃饭。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参加党小组和学习小组的活动。有事不能参加,一定向小组长请假。小组分题发言,他也分一个题目,并进行认真的准备。他所在的党小组,一般都是他的秘书和警卫员担任组长,但他常向小组长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并且接受组内同志的批评。在使馆,他常常第一个上早操,并且叫醒其他同志也来上操。有时大雪纷飞,不能上操,他就带领大家扫雪。星期日,他常常带领使馆人员参加义务劳动。每遇周末,他总是同使馆人员一起参加娱乐活动。
  自力同志对同志诚恳、坦率,表里如一,富有自我批评精神,能够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在宁夏省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议上,他就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全部历史,包括几次受审查的情况。有一次,省委宣传部部长梁大均同志对他说:“你们19兵团打了胜仗,一些领导人有骄气。”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过了几天,他又对梁大均同志说:“我想通了,确实有骄气,我自己就有,有时控制不住自己,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请同志们随时提出。”自力同志主持宁夏工作时,省委、省政府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有时甚至吵起来。但是,散会时,大家一笑完事,谁也不计较谁的态度不好。正因为这样,大家心情舒畅,机构运转灵活,工作效率很高。宁夏的民主人士马腾霭⑥、黄执中⑦、徐宗孺⑧等同志曾经说:“我们宁夏人有福气,得到这么个好领导!”自力同志离开宁夏以后,宁夏党内外的同志常常怀念他。
  自力同志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战争年代,他常常把组织上给他配备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晚上开夜车,怕影响其他同志休息,就用一块木板挡住灯光。有时熬一个通宵,第二天擦一把脸,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出操或工作去了。他常常用有限的津贴给有困难的同志买吃的、穿的和学习用品。解放战争期间,一个同志冒着严寒几次渡河,把腿冻坏了。自力同志听到以后,就把自己的毛裤送给他,这位同志至今还不时把这件珍贵的纪念品穿在身上。自力同志同他身边的警卫员和司机亲如家人,竭力为他们创造学习政治和文化的条件,在这些同志的学习时间,一般不给他们布置工作。这些同志家里有了困难,他常常用自己的钱给以接济。在国外,使馆一般工作人员往返祖国,他尽量抽时间亲自迎送。在苏联,使馆有一个翻译想回家探亲,路费不能报销,他用自己的钱代那位翻译同志付路费。对于驻在国的警卫、服务人员,每逢节日,举行座谈会、茶话会,热情慰问,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正因为自力同志有这样一些崇高品德,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觉得他可敬可亲,像一个“老妈妈”,像一个诲人不倦的师长。大家都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努力把工作做好。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1949年,他的家乡解放以后,亲友们要求解决个人问题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他没有越过组织解决过一件个人的问题;相反的,还教育亲友,遵守政府法令,积极劳动,自食其力,不要要求特殊照顾,不要给当地政府增加麻烦。
  1953年评定工资级别时,陕西省委的同志要按省委书记的标准,给他定6级。他说:我还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主席的标准是7级,就低不就高,给我定7级吧(后来,西北局批为6级)。在国内或国外,他从不违反规定用公费请客送礼,有些需要招待的客人,他自己出钱招待。他从不利用职权占公家的便宜,不让家属用公车办私事,如果用了就主动交赞。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在国外,他从不去收费昂贵的外国医院治病,不买空调汽车,他给自己买的贵重药品常常不报销。他在出国当大使的时候,还用着战争年代的军用被子。
  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他的大儿子患肠胃病,警卫员从行政处领了一个热水袋,给孩子暖肚子。他知道以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要他立即把公家的热水袋退回去。这个孩子后来在兰州结婚,他从国外只寄了20元人民币。相反,一个生活比较困难的老战友的孩子结婚,他却寄了100元。他把小儿子从国外送回北京学习,孩子在育英小学读了半年,就向家里要这样、要那样。后来,他让这个孩子转到街道小学,同工人、市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子女在一起学习。这个孩子看到同学们的生活都很朴素,就不再问家里要东西了。在他的严格要求下,这个孩子后来表现很好,在部队被评为“五好战士”,出国留学后,仍然半工半读。
  在“文化大革命”中,潘自力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⑨的残酷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他本来患有心脏病,但在1969年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又被强迫送到山西霍县“退休”。对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行径,自力同志立场坚定,坚持斗争。他始终对党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在他病重期间,他的家属要给周恩来总理拍电报,请求回京治病,并将起草的电报稿给他看。他考虑到总理的处境也有困难,不愿给总理找麻烦,硬是不让给总理发电报。他的病情日益恶化,在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与世长辞了。
  潘自力同志的一生是英勇战斗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半个世纪以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在万里长征中,在转战华北、西北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中,他忠心耿耿,历尽艰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
  潘自力同志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做好党的工作的坚强党性;学习他忠诚坦白、表里如一,时时处处同群众打成一片,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发扬民主,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优良品德;学习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革命作风,特别是要学习他始终保持普通党员、普通战士、普通劳动者本色的高尚风格。
  注释
  *本文系马文瑞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合写,原载1982年8月l9日《人民日报》。本书收录前作了某些订正。
  ①这里讲的军分会,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西北分会,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②三查三整,三查在地方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军队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③王实味(1900~1947),河南开封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批判。后查明,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
  ④宁朔县,1960年与金积县同时撤销,成立青铜峡市。
  ⑤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933年出任宁夏省主席,实行封建军阀统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一直监视、封锁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反革命内战,宁夏解放前夕飞往台湾。
  ⑥马腾霭(1921~ ),宁夏吴忠人,回族。原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板桥门宦世袭教主,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宁夏省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宁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⑦黄执中(1901~1985),陕西靖边人。长期在宁夏任教,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任宁夏省卫生厅厅长,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委员、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⑧徐宗孺(1885~1957),宁夏银川人。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宁夏省参议会副议长、县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宁夏省文教厅厅长、民盟宁夏省支部副主任委员、政协甘肃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⑨见本册《战士终究是战士——悼念马明方同志》注释①。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上)/马文瑞著;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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