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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志丹将军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忠全


  李忠全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013年10月,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陕甘宁边区的奠基者之一刘志丹将军诞辰110周年,也是刘志丹将军灵柩从瓦窑堡迁移到志丹70周年。为了追念刘志丹将军的革命实践活动,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弘扬他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由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刘志丹研究委员会、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中共志丹县委、县人民政府,西北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共同联合发起,于2013年10月19日在西北大学举办主题为“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的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西安地区各大专院校、党史研究部门、社会科学院、党校等方面研究人员,以及北京、上海、甘肃和陕西延安、志丹、渭南等市(县)的代表80余人。会议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姚文琦研究员主持,曾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的女儿宋勤专程赶来西安出席会议并讲话。刘志丹研究委员会主任张光回顾了自该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对今后如何深入研究提出了希望。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刘力贞出席并讲了话。她非常感谢多年来,在研究委员会领导组织下诸多学者能潜心研究父亲的革命功绩,颂扬他的革命精神。她表示永远都要学习父亲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人格魅力。
  这次学术研讨会共征集到研究论文近30篇。会议采取在会上会下、会内会外进行充分广泛的交流探讨,兰州军区李敏杰、徐文学、刘志学、张勤龙、王军武、郎战等先后发了言。现结合研讨会上代表的发言和研究论文,对几个重大问题和最新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刘志丹将军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问题
  多年来,学术界公认刘志丹将军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民族英雄。而这次会议上有学者提出:刘志丹将军还是陕甘宁边区的奠基者。其理由和根据是:第一,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志丹同志陵“五一”落成,边府特派专员移灵》一文称:“志丹同志和高岗同志一样的是过去陕北苏区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也是今天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第二,1943年5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延安公祭刘志丹》一文说:“志丹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模范。”第三,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撰写的《永恒的回忆》一文,指出:刘志丹“所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虽则他还来不及看到今天结满的果实便离开了自己的战友,但可以告慰于他的是所不能忘怀的边区,已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都向往的土壤”。对此,有同志补充说,这样论述的原始根据是,1939年7月1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区长联席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的:“我所讲的是边区的问题,边区名为陕甘宁边区,能来看边区的很喜欢,但他们不知过去创造的历史,现在顽固分子要破坏边区反对边区。边区是经多少同志多少人民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讲到过去历史外来的不明白,只有你们明白。”毛泽东还指出:“创造边区的共产党干部、政府人员、群众团体,第一是陕甘宁边区本地同志的功劳,外来同志也有‘帮助’功劳。”①毛泽东的论述,使我们明白了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西北根据地,党中央到达后把它提升为全国苏维埃性质,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再将其改为陕甘宁边区。那么,刘志丹将军等创造了西北根据地,又是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这是合乎情理的。大家认为,这样的定位是一大突破,能创造边区就是说他是奠基者也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模型,那么刘志丹将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就不言而喻了。
  二、关于刘志丹将军创造西北根据地的独创经验问题
  这个问题尽管已有诸多论述都在总结,但全方位的比较客观地总结这块根据地独创的经验,至今尚属少见。这次研讨会上有了新的说法。(一)“狡兔三窟”的战略框架,是根据地得以发展的根本。三路游击区的发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指出: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二)在流动游击中不断壮大,陕甘边根据地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罕见的流动性。从甘肃到陕西,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阶段,流动时间长、流动幅度大。(三)为落实战略在根据地发展方式与发展方向上创新。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即以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周发展;并指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这样的发展方式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提出的根据地发展方式惊人的一致,说明在经历了创建照金苏区的实践之后,领导者总结了过去急于向敌人统治中心发展的教训,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找到了正确的方式。(四)统一战线和建立红军中的“三色”论,团结了大批革命力量,扩大了红军队伍。(五)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了符合根据地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正是基于这些独创经验,才得以使这块根据地没有失败。
  三、关于党中央纠正陕北错误“肃反”问题
  陕北错误“肃反”问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但与会同志没有回避,而是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比较科学的总结。传统的说法都是党中央到达吴起后,张明科、龚逢春将陕北“肃反”的情况告知毛泽东后,党中央指示:停止肃反,刀下留人。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赴下寺湾了解情况,而实际做出决策来解决陕北错误“肃反”是在甘泉下寺湾。上海张闻天纪念馆张勤龙在研究张闻天与刘志丹时发现,党中央到达下寺湾后,首先听到汇报“肃反”问题的是执行“左”倾错误的同志。党中央为了稳住局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吸收他们进西北军委,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委员有王稼祥、林彪、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其次是成立由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专门解决错误“肃反”。1935年11月7日,张闻天等到达瓦窑堡后,经审查就释放了刘志丹等人,并为他们平反。认为他们不是敌人,但仍留下刘志丹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决定,直到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才彻底平反。1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并任命他为西北革命罕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刘志丹的任命书还是张闻天亲自送到刘志丹家中。刘志丹冤案得到平反,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做了重大贡献,党中央当时还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刘志丹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没有摘掉,一直到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才彻底纠正。
  会上在谈到1936年4月刘志丹将军阵亡时,宋任穷的女儿宋勤做了精彩发言。她讲述了父亲颂扬刘志丹将军的高尚情操和坚强的党性及人格魅力,也非常敬重刘力贞,并把宋任穷诞辰百周年的电视片和文集亲手赠送给刘力贞,两位革命前辈之女紧紧相拥在一起时,将研讨会气氛推向了高潮。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2007年9月20日,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联络搭桥促成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来西安与刘力贞见面,借《朱理治传》的出版,畅谈了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通过这样的民间活动,达到了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的目的。用这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学术活动,也是近年来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一大特色。
  四、关于刘志丹将军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的问题
  1935年2月,在周家崄联席会议上,成立西北军委,但关于西北军委主席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出现争论。最后中共中央有关文件采取了两说并存的办法,即一说为刘志丹,一说为谢子长。对此,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刘志学做了深入研究。他采用对比的方式,分别将刘志丹的碑文和谢子长的碑文做了比较,发现1943年5月1日林伯渠代表中央撰写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中说:“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先后粉碎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大军‘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并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广泛的开展了陕甘的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这样明确有文字记载的说法刊登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是一个有力的根据。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刘志丹、谢子长可能都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委主席。那么,为什么谢子长的碑文中却没有这个职务的记载,因而这种说法应该是可靠的。
  ①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编号2-2-47。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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