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刘志丹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将领，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和他的战友们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入，对刘志丹和西北根据地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在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思考。
　　一、关于西北苏区的称谓问题
　　长期以来，对西北根据地及其前身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称谓比较多、乱，时间阶段不够明确，容易混淆，也易引发不必要的争论。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道：“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写道，中共中央“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②《红色铁流》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宣布“同志们，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最终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③《农村革命根据地辞典》一书将西北根据地分为陕甘根据地、陕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照金根据地、陇东根据地。④《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一书写道，在1935年6月底粉碎二次“围剿”前，将西北根据地分为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又称为陕甘根据地，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⑤
　　长期以来，对西北苏区的称谓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不仅影响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也使人们对这一苏区的概念弄不清楚，易产生争论。
　　按照1983年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规划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三个专题丛书，并报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批准纳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系列，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以此规划，陕西与甘肃两省党史部门联合编辑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西编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两本书，三本书经中共党史资料委员会审定，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西北苏区究竟称什么才为规范，为什么将西北苏区划分为上述三个根据地？我以为，主要按照国家民政部认定老区的标准。1979年6月24日，国家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免征革命老根据地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的问题的通知》，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认定标准做了规定，这就是“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运动，主要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的”。据此原则，我们对苏区的称谓就要从党组织、政权组织、军事组织的称谓上来确定苏区的名称。实际上，1953年、1985年民政部对苏区的统计也是以此进行的。例如：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因此称为中央苏区；川陕根据地，因为建立有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因而称为川陕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因为建立有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其他根据地的称谓基本如此。那么西北苏区为什么称谓混乱呢？一是西北根据地是由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统一而成，这样受传统影响，两个苏区的创建者、干部群众没有西北根据地的概念，陕甘边的人们一直就称自己为陕甘边根据地(建立有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军事委员会)；陕北根据地的人们一直称自己为陕北根据地(建立有中共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地老同志对自己参与创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感情很深，去掉任何一个称谓，都认为厚此薄彼，不易接受。对于1935年2月后如何称谓，就连中央文件也含混不清，有时称这一段为陕北根据地，注释为大陕北，含陕北、陕甘边；有时称为陕甘根据地，去掉边字，同时加注括号，注明含陕北、陕甘边。这样一是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起始时间没法确定，二是如何看待两个根据地的统一，统一以后称什么？
　　我认为，1935年2月以后称西北根据地比较科学、规范。一是，1935年2月5日召开的周家崄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撤销了陕北特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建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地方游击队)。因要对付国民党当局的第二次军事“围剿”，没有来得及建立统一的政权组织。有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很快粉碎了二次“围剿”，使两块根据地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二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建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些组织先后都冠有西北二字，就是根据地命名的依据。
　　有人提出，西北根据地实际区域只有陕甘宁三省的部分地区，而西北应该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但是，不要忘了，中央苏区也没有统管全国，鄂豫皖也没有统领三省，也都是以党政军组织的名称命名的。同时，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毛泽东就将创建西北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称为“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有“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⑦一句。甚至连国民党都承认为西北苏区，蒋介石专门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因此，西北苏区以1935年2月周家崄会议为界限，前边的两块根据地称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以后称西北根据地，直至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建立。
　　一、正确认识中共陕西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中共陕西省委在发展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很大的贡献。毋庸讳言，它也执行了中央一些“左”右倾错误的东西，给根据地的发展带来挫折、损失。近年来，在研究刘志丹和西北根据地中，大多对陕西省委持否定态度，一提省委就说执行错误路线。究竟怎样，我们需进行全面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1927年召开了“九二六”扩大会议，遵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坚持以创建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任务，做出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在党的总政治口号之下，勇猛的继续反帝国主义、反新军阀的斗争，以期建立工农的民主独裁，促进中国革命”，强调“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武装农民”。⑧同时派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明善、刘志丹、吴浩然、高克林等大批党员深入国民党部队，组织武装起义。1927年10月组织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发动了渭华起义，为配合渭华起义组织了旬邑起义、淳化起义、三原起义、麟游起义、澄城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因各种原因归于失败，但是起义的领导人和部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培养的军事斗争骨干为以后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大批党员到陕甘晋等地从事军事运动，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黄子文、吴岱峰、拓克宽、杨重远、李艮、刘林圃、习仲勋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革命骨干就是在陕西省委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精神指引下，深入陕甘宁晋一带创建革命武装，几经奋斗，先后组建了红军晋西游击队、红军南梁游击队、红军陕甘游击队、红军陕北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等，最后形成5000人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4000人的游击队，建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抗日的出发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与省委坚持武装斗争，创建苏区的主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要客观、公正的进行评价，充分肯定成绩，指出失误，避免以偏概全。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克服艰难困苦，百折不挠，坚持实行土地革命功不可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英勇斗争，先后遭受国民党3次大破坏，4次小破坏。同时受党内“左”右倾错误影响，改组、重建17次，更迭了14任书记，组织始终没有中断，斗争没有停止。中共陕西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求解放的核心，中国革命前进的灯塔。在这一时期，省委不论斗争多么残酷，但是始终坚持领导基层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1930年10月，陕西省委遭受第二次大破坏，党团省委30多人被捕，未捕成员立即进行恢复组织的工作，成立临时省委。从1931年到1933年第三次大破坏前，省委主要做了三件工作，“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中组织兵变；领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城市抗日救亡活动”⑨。省委相继派出大批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中组织起义，1932年4月，刘林圃、习仲勋等人在甘肃两当发动杨虎城部一营官兵起义，建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4月，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开展军事运动。5月，发动第一营和教导队起义，建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7月，共产党员高鹏飞发动驻甘肃西华池国民党军特务营起义，建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同月，省委又派员赴耀县，组织了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建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成为红二十六军的骨干力量。在此前后，省委还组织了麟游赵伯经起义、甘肃凤翔路口起义、蒲城永丰起义、甘肃蒿店起义等。尽管这些起义大多没有成功，但对激励人们继续坚持斗争，武装推翻反动统治，培养、锻炼军事干部，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实行土地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省委始终重视革命武装建设。在省委不断遭受破坏，干部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依然派出骨干创建革命武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黄子文、吴岱峰、拓克宽、杨重远、李艮、高岗、荣志卿、刘林圃、习仲勋、黄子祥、赵伯平、汪锋、惠子俊等到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加强军事力量。时任省委书记的杜衡(后叛变)、常委李艮、李杰夫等都多次到游击队视察。红二团成立时，省委又派常委杜衡担任政委。省委的这些举措，扩大了红军力量，加强了部队领导，巩固和发展了红军和根据地，尽管这些人到游击队后，不了解情况，没有军事工作经验，执行中央“左”的东西，使红军的发展受到了挫折。在发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同时，省委也领导中共陕南特委建立了红二十九军，配合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支持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
　　3.正确认识省委与省委个别干部的关系。省委在开展游击战中，努力贯彻中央的精神，派出大批干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陕西和周边地区，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陕南等根据地，支持、配合中共鄂豫陕省委、川陕省委创建了鄂豫陕、川陕根据地。大批干部中除杜衡、李杰夫被捕叛变外，其他都为西北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了生命。由于受当时中央“左”的错误影响，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也执行了这个错误，如省委常委李艮在担任游击队政委时一些“左”的做法等。就是杜衡，除个人品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外，有些错误也是受中央影响的。如决定红二团南下，当时中央精神就是占领大城市，“饮马长江”，所以杜衡提出“饮马渭河”。因此，我们要全面研究省委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将个别人的失误同省委区别开来，将个别意志不坚定甚至叛变的人同省委区别开来。
　　4.正确认识省委的决策与贯彻中央精神的关系。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一度曾经接受北方局与河北省委领导。在这期间，省委坚持土地革命的方针，仅1932年1月到1934年7月，以省委或者省委领导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汇报或者向陕甘边红军发出指示50多件，随时请示工作，并对红军做出指示。在1932年3月8日发出《关于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扩大红军与苏维埃的影响，建立苏维埃政权，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执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中农和贫农。”⑩目标明确，立场坚定。这一时期，中央多次出现“左”右倾的错误，尤以“左”的为多，危害很大。中共陕西省委在贯彻中央精神中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接到文件的迟早不同，贯彻的程度不同，因而出现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是省委领导和根据地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左”的倾向也进行抵制或者修正，如耿炳光、刘志丹、张文华、习仲勋、张秀山等。尤其是1933年7月后，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第三次破坏，之后组建的临时省委几乎和中央失去联系，这样反而减少了“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则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巩固、发展了根据地。因此，我们要全面分析陕西省委在这一时期的过错，主要是上级的错误精神，省委教条的执行，但是省委总的开展土地革命的路线没有变，只是方法上的失误。所以，要将省委执行中央的精神与省委的错误区别开来，不能一概否定省委这一时期的工作。
　　三、对陕甘边根据地几次重要会议的再认识
　　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西北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有几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直接影响着根据地发展、壮大，也有些会议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在研究中要实事求是，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重在总结经验教训。
　　一是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在红石峡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确定了用红、灰、白三种方法创建红军的决策，既是一种正确的建军方法，也是一种实行统一战线行之有效的策略，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二是陈家坡会议。1933年8月中旬，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中共陕西省委遭受大破坏，国民党当局不断“围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处在无主力依托的危急情况下，王泰吉带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黄子祥率领的刚刚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以及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来到了照金，与李妙斋、习仲勋指挥的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会合。四支部队如何统一指挥、发挥作用，根据地向何处发展，成为陕甘边根据地领导急需要解决的问题。14日，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边区军委书记、革委会副主席习仲勋等召集特委和几支部队的负责人在陈家坡开会，研究上述问题。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尽管有些同志意见不是十分正确，如一部分支持王泰吉统一领导四支部队，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坚持游击队分散活动，一部分坚持统一行动在陕甘边界一带。经过充分讨论，秦武山、习仲勋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采纳了正确的意见，决定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四支部队，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军事上，坚持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发展陕甘边根据地。这次会议是一次重大的转折，改变了杜衡执行的“左”的错误做法，统一了发展思路，统一了人心，决定了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方向，同时，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说服的方法统一认识，没有胡乱指责，进行组织处理，使大家心悦诚服，保障了会议决策的实施。
　　三是包家寨会议。1933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划分三个战略区，以南梁为中心居中策应；恢复二十六军，鼓舞了士气，同时便于与游击队配合开展外线与内线作战；三个战略区的划分及建立，使红军回旋余地更加扩大，更加有利于恢复照金苏区，开辟南梁新苏区，同时可以与陕北根据地南北呼应。因此包家寨会议是根据地发展中一次重要会议。
　　四是阎家洼子会议。1934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带领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来到南梁，与中共陕甘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如何支持陕北根据地配合反“围剿”斗争的问题。决定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四十二师派第三团随谢子长到陕北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同时，在这次会议上陕北根据地负责同志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错误地指责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的错误。陕甘边根据地负责人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进行了总结，因为要研究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问题，对错误的批评没有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使两个根据地加深了了解，为以后统一打下了基础。但是，当时由于要解决反“围剿”问题，没有对两封错误信件进行反驳，使郭洪涛依据此信内容写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在《西北斗争》上发表，埋下了以后错误“肃反”的祸根。
　　五是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撤销中共陕北特委，所辖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西北工委的领导下继续领导陕甘边苏区的党政军组织。这次会议实现了对原隶属中共陕西省委的陕甘边根据地和原隶属中共北方局、河北省委的陕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为粉碎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三次“围剿”，提供了扎实组织保障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会后，刘志丹指挥部队连克6座县城，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或者革命委员会。
　　六是1935年9月1 7日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1935年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先期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会合。在此，6月到西北苏区的朱理治、聂洪钧和刚刚到达的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程子华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17日，西北代表团在永坪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与三支红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委员14人。改组了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秘书长范志文，参谋长戴季英，供给部长白如冰。这次会议有其积极的一面，即统一了三支红军，建立了红十五军团，使南北红军团结起来，壮大了西北红军的力量，保障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但是，会议将原陕甘边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大部分排斥在省委和军委之外，只暂时保留刘志丹一人为省委委员，在“左”倾错误影响下，不利于红军的团结，最后直接导致了错误“肃反”的发生。
　　四、刘志丹向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送信了吗？
　　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有人在《光明日报》著文，分析说当时红十五军团曾经派人到甘肃、青海一带寻找中央；《红色铁流》一书中也写道：“10月10日，陕甘支队主力抵达镇原县三岔……正当部队宿营时，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也到达三岔。毛泽东看了刘志丹的亲笔信后……宣布：我们的陕北红军派人来接我们了。”(11)这些演义、猜想不知有何根据？
　　毛泽东是否见到刘志丹或者红十五军团派来的人，在中央红军干部、战士的回忆里没有见到踪迹，在《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里也找不到根据。在《毛泽东年谱》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在9月20日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讲道，“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2)。10月10日，毛泽东是到了镇原三岔，但是没有记载见到西北红军任何人。16日在木瓜城一带，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休息一两天……一面派人去苏区联络。”(13)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见到刘志丹或者十五军团任何人，若见到了，就不必“一面派人去苏区联络”。10月18日，毛泽东在保安县铁边城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发言：“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14)可见这时仍然与西北红军没有联系上。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期间，毛泽东“会见了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15)，这是《毛泽东年谱》最早见到西北红军的记录。《毛泽东传》也是如是记述，这也是比较权威的记述。同时我们也知道，刘志丹“在10月9日或10日，在瓦窑堡被捕”(16)。在此前，刘志丹身为副军团长不可能不经过其他领导就派人去同中央联络，同时西北红军也不知道中央在哪里，要到什么地方去。之后，刘志丹就被关押，也就没有可能了。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提到，“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我们从缴获的敌人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17)。这只提到中央到了甘肃，并没有提派人之事。同时《郭洪涛回忆录》里也写道：“高岗说朱理治同志和我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同意程子华同志的建议，红十五军团继续向南出击，调敌北移，以保卫陕北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8)身为西北代表团团长、陕甘晋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和副书记郭洪涛所说的迎接是战略的配合、策应，实际没有派人前往。以上的实证、旁证、佐证都说明，红十五军团也好，刘志丹也好，并没有派人与中央红军联系。
　　五、深入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陕甘组织的武装起义
　　为配合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红军陕甘游击队，20世纪30年代中共陕西省委多次发文件进行部署，并派干部到国民党部队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先后组织了两当起义、凤翔路口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永丰起义、蒿店起义，耀县起义等等。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些起义？
　　第一，为这些起义正名。过去一般将这些起义称为兵变、兵暴。多年来陕甘两省对这些起义称谓不一，有称兵变，也有称暴动，也有称起义，莫衷一是。在2012年纪念两当起义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看法仍然不一，我以为应该称为起义，这样较规范和准确。理由如下：
　　一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兵变”是指军队的哗变；“暴动”是阶级集团为了破坏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武装行动；“起义”是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的武装革命，有时也指反动集团的武装力量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革命阵营。很明显，“兵变”是指部队因各种原因而发生的哗变，没有目的，没有政治内容；“暴动”有目的，就是破坏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有政治内容，但它是中性词，工人阶级可以暴动，资产阶级也可以暴动；“起义”则不一样，目的很明确，就是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的武装革命，是褒义的。两当等几次起义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带有明确目的，是为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的武装革命，建立红军游击队，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称其为“起义”。中国共产党研究自己的历史，就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二是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要拘泥于历史上的称谓。这些起义后，一些起义的参加者甚至领导者写的回忆材料中也使用了“兵暴”“兵变”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称共产党组织的起义为“兵暴”“兵变”，因而一些历史文献、老同志的回忆也采用了“兵暴”“兵变”一词，我们不能苛求。同时，历史上我们也将一些起义称之为“暴动”，如过去我们党史书中提到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渭华暴动，等等。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研究，在中央和各级党委审定的党史基本著作中(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已经将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这些军事行动称其为“起义”，不再称“兵变”和“暴动”。
　　因此，我们应统一认识、统一提法，统一宣传口径。但是，历史文献、老同志的回忆可以保持历史原貌，个人研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第二，充分肯定20世纪30年代的几次起义。这些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部署的一系列起义。从1930年到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连续多次发出文件、指示，要求开展兵运工作，发动起义，扩大红军，创建陕甘新苏区。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大批的共产党员深入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员，进行起义准备。经过准备，主要发动的起义有：1930年的乾县起义，1931年的赵伯经起义，1932年的两当起义、凤翔路口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永丰起义、蒿店起义，1933年的耀县起义，等等。其中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耀县起义规模比较大，相继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第三、第四支队，第三大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除高鹏飞领导的起义人员和耀县王泰吉起义的部队与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外，其余有因准备不足，或者指挥失当，相互配合不够，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与农民运动结合，没有与当地中共组织相联系，所以都失败了。但是，这些起义对于鼓舞人民坚持斗争，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培养和锻炼军政干部，配合、策应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击敌人，开创陕甘边根据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纪念刘志丹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要加强对刘志丹生平思想的研究，对一些薄弱环节如西北军委主席的任职问题、错误“肃反”问题、中华民族精神与共产主义思想在刘志丹身上的结合问题等，进行专题研究、深入探讨，弄清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宣传、弘扬革命传统服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智力的支持。以上提法不一定正确，借此就教于各位专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科研管理部：《红色铁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2、713页。
　　④房成祥等主编：《农村革命根据地辞典》，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⑥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科研管理部：《红色铁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2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页。
　　(14)《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15)《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
　　(16)梁星亮等编：《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页。
　　(17)梁星亮等编：《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页。
　　(18)《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